1960年一个大暑天，我背着简单的行囊，走出大学校门，步入《热风》月刊社，从此开始长达三十六载的文学编辑生涯。
　　《热风》是《福建文学》的前身，隶属福建省文联，与省作协、美协、画报社等单位合署办公，总共不过三十余人，挤在福州屏山南麓的一幢二层青砖小楼里。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福州市民每个月供应二十四斤粮食，半斤肉，四两油。我们天天饥肠辘辘，无精打采。编辑部的领导和作协的知名作家，如张鸿、马宁、郭风、蔡其矫、何为诸位先生，年长者也就四五十岁吧，已颇负盛名，我在学生时代就读过他们的大作，很是景仰。但是，叫我大惑不解且稍有失望的，是老前辈们大都不苟言笑，沉默寡语。有的一支烟、一杯茶，埋在书报稿件之中，就像休憩于水草葳蕤中的鱼，久久地无声无息。有的开会从不发言，非得开口，嗫嗫嚅嚅，不知所云。我暗自纳闷：一个文人云集、精英荟萃的文化单位，怎会如此压抑、沉闷、死气沉沉？
　　时日久了，个中缘由便有些明白：前两三年，文艺界经历一次“震动”，这个小小的文艺团体，有多人被戴上右派帽子，发配农村劳动，幸免于难而留任者，能不心有余悸，噤若寒蝉？
　　刊物与编辑，总是血脉相通，心律共振的。编辑如此，《热风》也乏善可陈。因经费拮据，稿源枯竭，不得不由月刊改为双月刊，小十六开，六十四码，是那种劣质的发黄的新闻纸，还常常无米下炊。于是，经常派出自己的编辑去采写一些所谓的“特写”，凑足版面。我也干过此类差事，如今偶尔回眸自己炮制的那些粗俗文字，不禁汗颜不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五十周年，福建省编选出版各类文学作品集，我曾参与其事，那个时段可以入选的诗文，实在寥寥无几。文学原应该是海阔天空无涯无际的，《热风》却钻进一条狭窄的小胡同。无论小说、散文、詩歌，大都公式化、概念化，千篇一律，千人一面，怎么能出好作品？
　　峰回路转，历史常有柳暗花明时节。
　　三年困难时期基本度过之后，曾在广州召开一次知识分子座谈会，文艺界迎来短暂的“小阳春”。《热风》的青砖小楼里的空气开始活跃，自发来稿渐渐增多。“忽如一夜春风起，千树万树梨花开。”作为一名小编辑，我亲身感受到扑面而来的阵阵春风。人们脸上有了笑容，谈文论艺成为日常课题。为了加强文联专业基础建设，文联曾开办夜间读书班，利用工余的夜间时间，学习古典文论，历时两月有余。文联副主席兼《热风》主编张鸿先生亲自给编辑、作家们授课，讲解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大体浏览，《神思》《情采》《风骨》等重点篇章则逐句讲解，遇到不易疏通的文字障碍，则能者为师，自由议论。毫无疑问，这次学习对同人们进一步认识文学创作的特性、规律，以及作家学养的重要性与创作心理的奥秘，大有裨益。
　　惠风和畅，言路广开，各种座谈会渐渐多了起来。影响较大的有两次：一次以欧阳山1960年9月发表于《人民文学》的短篇小说《乡下奇人》为中心，另一次以王汶石1961年3月发表于《人民日报》的短篇小说《沙滩上》为主题。两篇小说都着力塑造苦干实干的农村基层干部的艺术形象，主编张鸿试图借助他们的经验来破除文学的“假大空”。座谈会面向社会，不仅有文联的作家、编辑出席，而且邀请许多高校和中学教师以及戏剧界的作者参加。偌大的会议室座无虚席。会上发言热烈，各抒己见，往往争得面红耳赤。那个年代，文联连工作餐也无力招待，与会者上街扒碗素面，啃个馒头，又连忙回到会场。连续数日，兴犹未尽。
　　此时的《热风》也蓓蕾初开，有所改观。本省几位老作家都有新作问世。如郭风的《你是普通的花》中的许多鲜花都是这两三年间绽放于《热风》园地。青年作家张贤华的短篇小说《茶花》，何泽沛的电影剧本《地下航线》，姚鼎生的长篇小说《土地诗篇》，曾毓秋、王尚政的短篇小说以及范方、周美文的自由体新诗，崭露头角，引人瞩目。莆仙戏《春草闯堂》、高甲戏《连升三级》，从省城演到首都，誉满京华。几位戴了帽子的作家此时摘去帽子，而且开始以真名实姓在《热风》刊发新作。恰似天国的福音，温婉袅袅，慰藉人心。
　　在福建，文艺界“小阳春”的标志性盛事，
　　当属全省贯彻“文艺八条”的文艺座谈会。会上畅所欲言，欢呼雀跃。著名诗人蔡其矫即兴写下短诗《三伏的风》：“给焦灼的心送来海的清新/给干旱的土地送来带雨的云/及时的风啊/以又可见又不可见的脚迹/遍及山岭、原野、森林/让树梢从昏睡中苏醒/在池沼和湖泊，在浩浩的江河上面/激起绿波滚珠如鳞……”
　　这是当时全国文艺界的写照，也是福建文艺界的心声。当然，《热风》也开始沐浴于“三伏的风”，从装帧到内文，都大有改观，有如诗人所描绘，阵阵“热风”“激起绿波滚珠如鳞”……
　　然而，世事发展往往还有另一法则——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全国文艺界春风初度的日子不过两年多吧，大约于1965年春夏之交，《热风》忽然受到上面批评。我多次看见副主编郭风、苗风浦先生（主编张鸿其时已调北京工作）径直被顶头上司叫了去，回来传达时总是诚惶诚恐，十分沉痛地说，《热风》犯了方向错误，我们的屁股要赶快坐到工农兵方面来。于是，“文革”前夕，《热风》曾战战兢兢地做过改版的努力。首先是开本改小了，由十六开改为三十二开，所设栏目也面目全非，小说、诗歌、散文、评论一概不见，只发福州评话、闽西山歌、民间故事和相声、伬唱等民间曲艺，封面封底的名家名画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木刻、剪纸、农民年画之类的通俗美术。总之，是想改成农村俱乐部那样的通俗读物。结果是弄巧成拙，不伦不类。
　　事实证明，此路不通！通俗版《热风》只出三期，一命呜呼，被迫停刊。
　　十年浩劫，各文学期刊经历的风风雨雨大体相似，不忍赘述。但我要用欢欣的文字记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终结，改革开放的展开，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以及与我们阔别已久的世界文学新作品新思潮的涌入——全国迎来了生机勃勃的文艺的春天。
　　那真是欣欣向荣的文艺复苏的岁月。我仿佛听到雪域高原冰融雪化的滴答声，我仿佛看到江南稻田绿油油的秧苗拔节上窜的长势，我听到鸟鸣，我闻到花香，我听到大江大河的春潮涌动，我看到一行行紫燕飞落檐头殷勤报春，我还望见一轮被朝霞烘托得特别鲜艳被海水洗刷得特别清新的旭日从闽江口外的海面冉冉升起……我们这一代文学编辑真是历史的幸运儿，千真万确迎来了文艺的春天！
　　这个春天，《福建文学》从大学生和知识青年中广纳英才，编辑部人丁兴旺，规模空前。甫一复刊，我即倡议实行半天坐班制，既要求当好编辑，又鼓励读书写作。只要处理得好，二者是相辅相成、异曲同工的。我的伙伴们当年不愧为“甘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好手，若干年后，大都成长为知名的诗人、作家、评论家、编辑家与画家。
　　这个春天，文学成为千万年轻人追求的美梦，自发来稿有如雪片，纷纷飞来，落在每个编辑案头，堆积如山。小说、散文、诗歌、评论“四大块”的老模式不能适应新形势了，多年以来，开辟了“闽海小说界”“中青年诗人评介”“关于新诗创作问题的讨论”“台湾文学之窗”等专栏以及每年一期的散文专号。长江后浪推前浪。雏凤清于老凤声。从这块园地出发而走向全国的文学新人，可以排成长长的队列，是一个连？还是一个营？数不胜数！
　　这个春天，《福建文学》从偏居东南一隅而渐渐跨越省界，饮誉华夏。承蒙诸多名家的青睐与呵护，有文学巨匠巴金、世纪老人冰心与著名作家、诗人孙犁、郑敏、蔡其矫、汪曾祺、柯灵、宗璞、何为等惠赐佳作而大增光彩。
　　这个春天，《福建文学》所蕴藏的创造活力常有喷泉似的喷涌。比如1984年初夏，我的伙伴们突发奇想，建议创办一份《台港文学选刊》。从全体编辑开会议定、层层上报审批获准，到省委书记项南同志亲自撰就代发刊词《窗口和纽带》，仅三天时间。一路绿灯，效率神速，叹为观止！
　　这个春天，是个全民求知若渴的年代，是个年轻人热爱文学的年代。感谢读者厚爱，《福建文学》最高发行量逼近十万大关，《台港文学选刊》最高发行量闯过四十万大关。
　　每忆及此，我和我的同人们都难以自抑地有点小小的成就感。
　　古人云：“以铜为鉴，可以整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不揣简陋画蛇添足，曰：“以文为鉴，可以观风景。”文学，特别是作为诗文的载体的文学刊物，总是映照着时代的风景。三十多年，长途漫漫，我一路走来，或狂风骤雨，险山恶水，或风和日丽，花团锦簇，一幕幕风景尽在眼前闪过。耄耋之年，回首往事，无怨无悔，我的编辑生涯是幸运、充实、快乐的。
　　责任编辑 杨静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