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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元夏庭芝《青楼集志》载“披秉”杂剧，明朱权《太和正音谱》易为“披袍秉笏”，注曰“君臣杂剧”，朱权以文本为据不如夏庭芝内行，“君臣杂剧”说不足信。考“披袍秉笏”装扮源流，唐参军戏、宋金杂戏之“绿衣秉简”为元杂剧“襕衫秉笏”的直接来源，“披袍”则另有所出。脉钞本杂剧穿关中，“秉笏”者多为文官，“披袍”者多为武将。元刊杂剧之“披秉”似笼统强调装扮高官，明代以“秉笏”、“披袍”区分文武的特点更明显。故“披袍秉笏”杂剧与其说是君臣杂剧，不如说是以文臣谋略、武将征战为主的戏。
〔关键词〕披袍秉笏；元杂剧；源流；内涵
〔中图分类号〕J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6）02-0100-09
类型的出现，是元杂剧剧目繁荣的重要标志。最早记载元杂剧类型的文献是元代夏庭芝的《青楼集》，其序言《青楼集志》载“披秉”一类。①
《青楼集》著录元代女演员的特点、传艺、班社等情况，可见夏庭芝熟悉梨园行的情况，他的描述应该反映了当时梨园行的习惯称呼。明朱权《太和正音谱》把元杂剧分为十二科，其中有“披袍秉笏”一类。②朱权把夏氏所云“披秉”易为“披袍秉笏”，注曰“君臣杂剧”。《中国戏曲曲艺词典》“披秉”条依朱权的说法，说“披秉似即披袍秉笏的简称。”③
因“袍笏”确为朝臣面圣的穿戴，所以朱权的说法得到学界认同。赵山林说：“披袍秉笏剧，即君臣杂剧。披袍秉笏（古代朝会时所执的手板），是朝臣装束，在元杂剧剧本中或简作‘披秉’。”④
但“秉笏”易解，“披袍”又作何解释呢？“披袍秉笏”是不是等同于“君臣杂剧”，其得名的依据是什么？应结合戏剧史文献和剧本文献，进行判断。
一、 “披秉”杂剧不等于“君臣杂剧”
夏庭芝《青楼集志》提出“披秉”杂剧，也提过“君臣”杂剧：
“院本”大率不过谑浪调笑，“杂剧”则不然，君臣如：《伊尹扶汤》《比干剖腹》，母子如：《伯瑜泣杖》《剪发待宾》，夫妇如：《杀狗劝夫》《磨刀谏妇》，兄弟如：《田真泣树》《赵礼让肥》，朋友如：《管鲍分金》《范张鸡黍》，皆可以厚人伦，美风化。又非唐之“传奇”、宋之“戏文”、金之“院本”所可同日语矣。⑤
这里，君臣与母子、夫妇、兄弟、朋友同列，可见夏庭芝是以剧中主要人物的伦理关系为依据进行的分类，和同文中“驾头、闺怨、鸨儿、花旦、披秉、破衫儿、绿林、公吏、神仙道化、家长里短”的分类标准不同，“披秉”与“君臣”不在一个层面上，自然也不能等同。
朱权把“披袍秉笏”和“君臣杂剧”等同起来，是否可信呢？这需要首先弄清楚《太和正音谱》的成书背景，以及朱权对元杂剧的熟悉程度。关于《太和正音谱》的成书年代，一般根据卷首朱权自序所云“时岁龙集戌寅序”，定为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1398）。洛地指出序言内容和朱权在靖康之难前后生活经历的诸多矛盾，认为该书应作于永乐年间（1403后）或永乐七年（1409）前后或以后，序言来源之“影钞洪武间原刻本”发现于清代，序言或为代笔伪作。
洛地《〈太和正音谱〉著作年代疑》，《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姚品文进一步考证《太和正音谱》当作于永乐四、五年，
姚品文《〈太和正音谱〉写作年代及“影写洪武刻本”问题》，《文学遗产》1994年第5期。冯燕群赞同此说并附以旁证。
冯燕群《〈太和正音谱〉成书年份及两个相关问题》，《四川戏剧》2006年第2期。诸说在《太和正音谱》的具体成书年份上有别，但均认为作于永乐初年无疑。朱权生于洪武十一年（1378），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赴塞北巨镇大宁，以善谋称，手下劲旅声震北地。建文元年朱棣一起兵，便挟持朱权于军中，直至四年后夺得天下。朱权欲离京师就外藩，先请苏州不允，再请杭州不允，三请得南昌，于永乐元年（1403）二月赴江西，年25岁。此后“日韬晦。构精庐一区，鼓琴、读书其间，……日与文学士相往还。”结合朱权早年的英雄气概，考其闲居生活，实有躲避政坛风波险恶之意。撰写《太和正音谱》时，“朱权对明初社会上曲界情况，实所知不多，但闭门却扫，采撅词章，按名分谱，于杂剧用曲已无分南北，体制已趋散乱之际，斤斤于在元时已不符合实际之‘十二宫调’，‘三百三十五章’之‘声、调、音、律’”，“于北曲已衰之时，‘搜猎群语’，其意义本与明末清初人厘定‘词谱’相仿佛。”
洛地《〈太和正音谱〉著作年代疑》，《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在此背景下，朱权提出的“杂剧十二科”，可以说是以案头阅读经验为依据，对夏庭芝的分类进行了修订。他把“披秉”扩展为“披袍秉笏”没有问题，别注为“君臣杂剧”，不一定符合元代北曲剧坛的实际。
二、 “披袍秉笏”装扮源流
（一） 唐代参军戏中参军“绿衣秉简（笏）”
唐赵璘《因话录》卷一记载，“肃宗宴于宫中。女优有弄假官戏，其绿衣秉简者，谓之参军桩”。
李肇，赵璘《唐国史补·因话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9页。参军桩为众参军之首，“绿衣秉简”显示出其地位较高。唐制，诸州府置参军，官阶六品至九品不等，其服为公服、绿衣、木笏、幞头、乌皮靴，“绿衣秉简”的打扮可能受此影响。
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九“艳阳词”条曰：“刘采春善弄陆参军”，元稹赠采春诗曰：“正面偷轮光滑笏，缓行轻踏皱纹靴。” 范摅《云溪友议》第63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这条资料里，陆参军秉笏，而非秉简。
姚宽《西溪丛语》（下）引《吴史》：“徐知训怙威骄淫，调谑王，无敬畏之心。 孔凡礼点校《西溪丛语》句读为“徐知训怙威，骄淫调谑，王无敬畏之心。”王实受辱，依文意改之。尝登楼狎戏，荷衣木简，自称参军，令王髽髻鹑衣为苍头以从。” 姚宽，陆游著，孔凡礼点校《西溪丛语·家世旧闻》，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95页。徐知训是五代十国时期南吴权臣徐温之子，仪仗父亲的权势凌辱吴王杨隆演，自己扮演参军。他的装扮是“荷衣木简”，屈原《离骚》曰：“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荷衣或为绿衣。从以上三条资料来看，参军戏中“绿衣秉简”为典型的“假官”装束，和君臣故事没必然联系。 《太平广记》卷四九六“赵存”引温庭筠《乾子》曰：
及为冯翊太守，参军等多名族子弟，以象先性仁厚，于是与府僚共约戏赌。一人曰：“我能旋笏于厅前，硬努眼眶，衡揖使君，唱喏而出，可乎？”众皆曰：“诚如是，甘输酒食一席。”其人便为之，象先视之如不见。又一参军曰：“尔所为全易，吾能于使君厅前，墨涂其面，着碧衫子，作神舞一曲。”慢趋而出。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第十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067页。
两位参军一个“旋笏”，一个着“碧衫子”，结合起来看，仍是“绿衣秉简”的风范，但从“墨涂其面”、“作神舞一曲”来看，扮演的是神怪角色。
（二） 宋金杂戏中孤色与神怪“团衫秉笏”
宋元时期的戏曲文物中，有些孤色秉笏。据车文明《20世纪戏曲文物的发现与曲学研究》所提供的线索，宋元时期戏曲雕塑中，执笏文物21件，这些文物分别是北宋时期的禹县白沙墓杂剧雕砖、偃师酒流沟水库墓杂剧雕砖、温县王村墓杂剧雕砖、温县博物馆藏杂剧雕砖之一，宋末金初的洛宁上村墓杂剧社火雕砖，南宋时期的广元四一医院墓杂剧石刻、景德镇大石口査氏幕戏俑、鄱阳殷家村洪氏墓戏俑，金代的垣曲坡底墓杂剧雕砖、稷山马村段氏M3M4M5杂剧雕砖、稷山化峪M2M3杂剧雕砖、稷山苗圃M1杂剧雕砖、侯马晋光M1杂剧雕砖、义马墓杂剧雕砖、焦作西冯封墓杂剧雕砖、修武大位墓杂剧雕砖，元代的永乐宫潘德冲杂剧线刻石棺、稷山店头杂剧砖雕、新绛寨里墓杂剧雕砖。执笏者穿“圆领长袍”或“圆领宽袖长袍”，即官员便服“团领衫”。戏画方面，辽代的涿鹿墓乐舞壁画，元代的洪洞明应王殿壁画、运城西里庄墓戏曲壁画中，孤色也都执笏，穿“圆领宽袖长袍”。可见宋金杂剧孤色与参军装束一脉相承。
在宋金百戏中，神怪穿袍秉简。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记“舞判”曰：
又爆仗一声，有假面长髯展裹绿袍鞾简如钟馗像者，傍一人以小锣相招和舞步，谓之“舞判”。
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87页。
钟馗绿袍秉简，承袭参军装。宋郑文宝《江表志》载“魏王掠地皮”事，宣州帅横征暴敛，百姓苦不堪言，一次伶人侍宴，“戏作绿衣大面胡人，若鬼神状者”，原来是扮作宣州土地，讽宣州帅搜刮地皮之甚。
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5086-5087页。这两条资料说明，“绿衣秉简”装扮渐为鬼神官员所用。
（三） 元明杂剧穿关中“袍笏”使用情况
在现存元杂剧剧本中，同一角色又“披袍”又“秉笏”的现象非常罕见。现以明赵琦美《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穿关为据，将袍、笏、圭的使用情况归纳如下。
1 “袍”的使用情况
（1） 普通战袍穿着详情
春秋战国故事：《渑池会》中的廉颇，《智勇定齐》中的田能、徐弘吉、徐弘义、秦姬辇、孙操、吴起，《疏者下船》中的太宰嚭、秦姬辇，《射柳蕤丸》中的李信，《伍子胥鞭伏柳盗跖》和《十八国临潼斗宝》中的展雄，《伐晋兴齐》中的庆舍，《乐毅图齐》中的田单、乐毅。
秦汉故事：《圯桥进履》中的蒙恬、韩信、灌婴、张耳，《汉公卿衣锦还乡》中的韩信、灌婴等六将，英布、彭越， 《隋何骗英布》中的周勃等三将、英布，《隋何赚风魔蒯彻》中的韩信、王陵，《韩元帅暗渡陈仓》中的桓楚、虞英、季布、周殷、灌婴、卢绾、王陵、周勃、靳强、柴武、韩信，《马援挝打聚兽牌》中的苏献、王寻、王邑、巨无霸、刘文书、邓禹、马武、傅俊、坚浑、马援、臧宫，《云台门聚二十八将》中的苏献、苏成、刘钦、刘縯、刘仲，山神、邓禹、郅郓、马援、吴汉、岑彭、冯异、朱佑、祭尊、景丹、盖延、坚浑、耿纯、臧宫、马武、刘隆、马成、王梁、陈俊、傅俊、王霸、任光、李忠、万修、刘植，《汉姚期大战邳仝》中的刘林、冯异、王霸、邓禹、岑彭、马武、刘刚、郑良，《孝义士赵礼让肥》中的邓禹、马武（得官后），《寇子翼定时捉将》中的任光、马成、王常、邓禹、岑彭，《邓禹定计捉彭宠》中的邓禹、马武、岑彭、吴汉、彭宠、冯异、王良、万修、徐彦党、吴加、彭忠，《降桑椹》中的门神、户尉。
三国故事：《襄阳会》中的赵云、简雍、刘表、刘琦、王孙、梅竺、梅芳，《三战吕布》中的袁绍、刘表、陶谦、吕布，《连环计》中的李儒、吕布，《刘玄德醉走黄鹤楼》中的周瑜、赵云、关平，《阳平关五马破曹》中的张辽、糜竺、糜芳、黄忠、赵云、马超、杨修，《走凤雏庞掠四郡》中的周瑜、甘宁、凌统、简雍、黄忠、赵云、刘峰、首将，《周公瑾得志娶小乔》中的孙权、鲁肃、吕蒙、韩当、程普、周瑜（得志后），《张翼德单战吕布》中的冀王、刘表、吕布、李肃、陈亷、高顺、杨奉、魏悅、何蒙、侯成、陈恭、陶谦、公孙瓒、袁术、韩俞、韩升、孔融、王旷、赵庄、鲍信、张秀、乔梅、吴慎、田客、刘羽，《莽张飞大闹石榴园》中的张辽、关平、简雍、杨修，《关云长单刀劈四寇》中的吕布（同时秉简）、张辽、何蒙、魏悅、程廉、侯成、高顺、杨奉、陈宫、曹仁、曹霸、许褚、曹璋，《寿亭候怒斩关平》中的简雍、马超、赵云、黄忠、关平、马忠、张包、赵冲、黄越，《庆冬至共享太平宴》中的黄忠、赵云、马超、姜维、周瑜、简雍、巩固、糜竺、糜芳、关平、关兴、刘德然、范羌、甘宁。
两晋故事：《破苻坚》中的苻坚、谢安、谢石、谢玄、蒋神。
隋唐五代故事：《飞刀对箭》中的摩力支、高丽将，《长安城四马投唐》中的王世克、李密、王伯当、单雄信、柳周臣、贾闰甫、殷开山、马三保、段志贤、山神、盛彦师，《立功勋庆赏端阳》中的秦叔宝、马三保、段志贤、柴绍，《贤达妇龙门隐秀》中的葛苏文，《魏征改诏风云会》中的李密、程咬金、裴仁基、蔡健得、王伯当、殷开山、秦叔宝（同时秉简）、孟海公（同时秉简），《程咬金斧劈老君堂》中的马三保、段志贤、程咬金、李密、萧铣、秦叔宝（同时秉简），《徐茂公智降秦叔宝》中的楚王、秦叔宝、李均实，《小尉迟将斗将将鞭认父》中的秦叔宝，《飞虎峪存孝打虎》中的周德威。 宋代故事：《赵匡胤打董达》中的郭彦威，《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中的宋公明、卢俊义、杨志、戴宗、诸武、韩涛、彭启、秦明、索超、朱仝、雷横、陈达、杜千、宋万、解珍、解宝、薛永、施恩、郑天寿、王矮虎，《八大王开诏救忠臣》中的潘太师、呼延赞、杨令公、七郎、党彦进，《杨六郎调兵破天阵》中的呼必显、岳胜、李瑜、张盖、杨宗保，《宋大将岳飞精忠》中的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十探子大闹延安府》中的葛监军。
神怪故事：《关云长大破蚩尤》中的蚩尤神、关平、天丁，《观音菩萨鱼篮记》中的韦天，《许真人拔宅飞升》中的天蓬帅、天丁，《二郎神锁齐天大圣》与《灌口二郎斩健蛟》中的天丁、郭牙直、梅山七圣，《二郎神射锁魔镜》中的郭牙直、掌洞魔军、野马大圣、药师大圣、梅山七圣、牛魔王、天神，《宝光殿天真祝万寿》中的山神、护法神，《祝圣寿金母献叛逃》中的游奕使，《庆丰年五鬼闹钟馗》中的五道将军、门神户神，《贺万寿五龙朝圣》中的卷帘大将军、巡海大圣、巨风大圣、搅海大圣、翻江大圣、飞天神王，《贺升平群仙祝寿》中的山神，《庆千秋金母贺延年》中的直符使者，《广成子祝贺齐天寿》中的张雄、李豹、直符，《黄眉翁赐福上延年》中的岳胜。
（2） 高级战袍穿着详情（见下表，以题材年代为序）
（3） “袍”的穿着规律
由前述资料可见，“袍”有级别之分、性格之别、忠奸之辨。
高级武将才穿袍。《周公瑾得志娶小乔》之周瑜、《孝义士赵礼让肥》之马武，都是得志之后才穿袍。穿袍能体现等级秩序，如《关云长单刀劈四寇》，樊稠、张济、李催、郭记、李吉不穿袍，张辽、何蒙、魏悅、程廉、侯成、高顺、杨奉、陈宫、曹仁、曹霸、许褚、曹璋穿袍，吕布穿袍秉简，李肃穿玉色袍，张飞穿皂袍，关羽穿红袍，刘备穿黄袍，等级依次递升。刘备的黄袍和穿上衫袍执圭的形象又不同，前者为正在打天下的准帝王，后者为得天下之后的王侯。前者骁勇，后者威严儒雅。穿袍且秉简者，和一般武将比地位较高。如《关云长单刀劈四寇》中的吕布，《魏征改诏风云会》中的秦叔宝、孟海公，《程咬金斧劈老君堂》中的秦叔宝。
能征战的神灵也穿袍。如《关云长大破蚩尤》中的蚩尤神、天丁，《长安城四马投唐》、《贺升平群仙祝寿》、《宝光殿天真祝万寿》中的山神，《观音菩萨鱼篮记》中的韦天，《许真人拔宅飞升》中的天蓬帅、天丁，穿袍配膝襕曳撒。《边洞玄慕道升仙》《二郎神锁齐天大圣》《灌口二郎斩健蛟》《二郎神射锁魔镜》《贺万寿五龙朝圣》中郭牙直、梅山七圣等诸多能征善战的天神妖怪，都穿袍。
性格特别莽撞的将军一般不穿袍，如《韩元帅暗渡陈仓》中的樊哙、《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中的李逵、《阳平关五马破曹》中的夏侯渊、《长安城四马投唐》中的程咬金、《立功勋庆赏端阳》中的建成、元吉，都不穿袍，而是穿掩心甲、膝襕曳撒。莽撞人作为正面角色着意刻画的时候也可穿袍，如《魏征改诏风云会》《程咬金斧劈老君堂》中的程咬金。
草包将军不穿袍，如《贤达妇龙门隐秀》中的张士贵。
奸诈之人不穿袍。《阳平关五马破曹》等三国戏中曹操均不穿袍，戴兔儿角幞头，穿补子圆领，为文官高官服饰样式，《八大王开诏救忠臣》中的八大王均带简，穿补子圆领，戴兔儿角幞头。
绿林好汉不穿袍。如《梁山五虎大劫牢》《梁山七虎闹铜台》中的宋江等梁山好汉都不穿袍，但一旦归正，成为朝廷命官就不同了。《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写宋江征辽，宋江和参战的卢俊义、杨志等十九位梁山好汉都穿袍。
少数民族武将不穿袍。如《飞虎峪存孝打虎》中的李克用、李嗣源、石敬塘、孟知祥、李思昭、刘知远，《宋大将岳飞精忠》中的金兀术都穿毛袄。《八大王开诏救忠臣》《杨六郎调兵破天阵》中投降匈奴的韩延寿也穿毛袄，萧天左、萧天右等番将穿皮袄毛袄，配战裙。
脉望馆钞校本杂剧穿关中的袍，主要是战袍，与蟒衣曳撒、膝襕曳撒、锦袄搭配。诸葛亮等道教人仙穿的道袍，帝王、上仙穿的上衫袍，《邓禹定计捉彭宠》《云台门聚二十八将》《寿亭候怒斩关平》中夫人穿的补子袍儿，《立功勋庆赏端阳》中夫人穿的膝襴袍儿，与战袍都不是同类。
2 “笏”的使用情况（见下表，以卷数为序）
从上表来看，使用笏的主要有三类人：
一类是高级文官。如《留鞋记》《生金阁》中的包拯，《疏者下船》《伍子胥鞭伏柳盗跖》《十八国临潼斗宝》中的百里奚，《三保下西洋》中的定国公、思恩侯、宁阳侯、蹇尚书、夏尚书、平江伯。还包括状元，如《陈母教子》中的一家四状元，《裴度还带》中的裴度。
一类是神界官吏。如《看钱奴》《刘弘嫁婢》《降桑椹》中的增福神，《朱砂担》中的天曹，《争玉板八仙过海》《贺万寿五龙朝圣》中的龟丞相、鳖大夫等水族神灵，《庆丰年五鬼闹钟馗》中的钟馗、《庆千秋金母贺延年》中的城隍等冥神。秉笏者比一般神灵地位高。如《庆千秋金母贺延年》中城隍红襕、秉笏，判官绿襕，判官听命城隍，《朱砂担》之太尉、天曹与判官也有这种区别。这些神灵主要属于文官类，也有文武双全的，如钟馗。
一类是道士。如《十八国临潼斗宝》《关云长大破蚩尤》中的张天师，《许真人拔宅飞升》《吕纯阳点化度黄龙》中的观主，《祝圣寿金母献蟠桃》中的李少君，《广成子祝贺齐天寿》中的李信甫、广成子，《破苻坚》《三保下西洋》里的庙官。这些道士也都为官方重用，有属臣的性质。
由此来看，“笏”主要为文官（包括神灵文官）、道士所用，秉笏者或穿襕衫，或穿道衣。穿襕衫才是唐宋戏剧“绿衣秉简”的传承。《女姑姑说法升堂记》中有一角色为“官员”，其穿关为一字巾、补子圆领、带、苍白髯。补子圆领应即襕衫。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卷五说：“那张生，闻得道，把旋襴儿披定，起来陪告。”凌景埏校注曰：“旋阑儿，就是褶襴儿，圆领大袖的长衫。”襕衫是常服款式，以颜色区分身份，不为官也能穿。《庆丰年五鬼闹钟馗》中钟馗作为秀士赶考时穿“襕衫”，当了捉鬼大神后换“红襕”。脉望馆钞校本杂剧穿关中文官“襕衫秉笏”的服饰，与前述唐宋戏剧“绿衣秉简”有直接的传承关系。 3 “执圭”的使用情况
笏与圭性质相同，但使用者的身份不同，见下表（以卷数为序）：
上表中，执圭王侯9人次，神灵31人次。与执圭相配的服饰有上衫袍、鹤氅、仙衣三种。仙衣为金母专用，鹤氅是道教神仙所用，王侯、俗神及其他神灵穿上衫袍。上衫袍是襕衫的升级版，圭是笏的升级版。执圭者也主要是文官属性系列。《孙真人南极升仙会》中的龙神比较特殊，执圭、上衫袍外，还配膝襴曳撒。
从脉望馆本来看，“披袍”者主要是武将及同类神怪，“秉笏”、“执圭”者主要是文官及同类神灵和道士。“秉笏”、“执圭”之文官及同类神灵形象，与唐宋戏剧“绿衣秉简”的形象一脉相承。“披袍”之武将与之不是同一系列，在戏剧史上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但“披袍”的武将也有“秉简”者，又受到“假官秉笏”形式的影响。
（四） 元明杂剧剧本“披袍秉笏”相关科介
1 文官类“披秉”
元刊本杂剧《看钱奴买冤家债主》第一折：
（净扮贾弘义上，开）（做睡的科）（圣帝一行上，开了）（问净云了）（净云了）（尊子云了）（净云了）（正末披秉扮增福神上，开）小神乃天曹增福之神。今闻圣帝呼召，不知有甚事，只索走一遭去。
王季思《全元戏曲》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页。
增福神的装扮为“披秉”，但在脉望馆本中，则删掉这一描述，科介改为“正末扮增福神上云”，穿关中增福神红襕、秉笏，“披”字并无着落。元刊本《好酒赵元遇上皇》第四折有“正末披秉共杨戬上”，脉望馆本改作“正末随楚昭辅上”，无穿关。《晋文公火烧介子推》只存元刊本，第一折有“正末扮介子推披秉上”。这几个剧目说明在元代“披秉”说法通行，增福神、谏议大夫介子推均为文官，秉笏没有疑问，赵元受皇帝礼遇但没官职，“秉笏”不知何故。如何“披袍”，是什么样的袍，无根据。
2 武将类“披袍”
脉望馆本《灌口二郎斩健蛟》杂剧第二折，外扮梅山七圣兄弟同上，大圣云：
撒发披袍敢自当，梅山七圣逞高强。
邪魔外道闻吾怕，鬼怪山精无处藏。
参脉望馆本穿关，梅山七圣都穿袍，“披袍”确有着落。
脉望馆本《二郎神锁齐天大圣》杂剧中，第二折眉山上圣上场诗曰：“跣足开怀发满头，堂堂七圣逞搊搜”，“开怀”似披袍风范，穿关中也有袍。披袍为武将所用没有疑问。
在元刊本杂剧中，文官“披秉”不是个案，未见武将“披秉”标识。而在脉望馆本杂剧穿关中，文官襕衫秉笏、武将穿战袍非常典型。这或许反映出元代与明代杂剧演出状况的差异。从元杂剧元明刊本的区别来看，元代的“披秉”与明代的“披袍秉笏”，使用语境不同。元代似笼统强调装扮高官，明代以“秉笏”、“披袍”区分文武的特点更明显。
三、 “披袍秉笏”类名成因
综上，“秉笏”从唐参军戏、宋金优戏百戏“绿衣秉简”的扮假官传统发展而来，“披袍”属另一传承系统。“披袍”主要指“高级武将”装扮，“秉笏”主要指“高级文官”装扮。“披袍秉笏”装扮主要集中于历史剧、神怪剧，二者所占的比重大体相当，另有少量社会剧。虽然“披袍秉笏”装扮涵盖的剧目不完全等同于“披袍秉笏”杂剧的面貌，比如说神怪剧还是放在“神仙道化”、“神头鬼面”类别中更合适，但是通过“披袍秉笏”装扮所关联的历史剧来判断“披袍秉笏”杂剧的基本情况，从方法论上还是可行的。所以本文认为“披袍秉笏”杂剧并不是朱权所说的“君臣”杂剧，更接近于“文武杂剧”，或者说是以文臣谋略、武将征战为主的戏，参演人数众多，场面宏大热闹，是当时的“大戏”。
从脉望馆本杂剧来看，圭、笏、简贵贱等级有别；简很少用，偶为武将所用。圭的使用比例高于笏，为何没有形成“执圭”的类名呢？
首先，圭、笏、简功能本相同，而“笏”在朝拜礼仪中的使用更加普遍。上古自天子以至大夫、士人，朝会时皆穿朝服，执笏，以记录君命或旨意。《礼记·玉藻》曰：
笏，天子以球玉，诸侯以象，大夫以鱼须文竹，士竹本，象可也。见于天子，与射，无说笏。入大庙说笏，非古也。小功不说笏，当事免则说之。既搢必盥，虽有执于朝，弗有盥矣。凡有指画于君前，用笏。造受命于君前，则书于笏。笏，毕用也，因饰焉。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杀六分而去一。
圭、笏是由简发展而来的。周迁《舆服杂事》称，“古者贵贱皆执圭，书君上之政令。有事，则搢之于腰带中。五代以来，唯八座尚书执笏者，白笔缀手板头，以紫囊裹之。其馀王公卿士，但执手板，板主于敬，不执笏，示非记事官也。” 可见，“笏”作为记事官的必备物品更具有代表性。
其次，受“袍笏”作为流行语的影响。唐以后中状元，授要职，皇帝都会赐袍笏，“袍笏”并称始于唐代。唐沉佺期《回波词》曰：“身名已蒙齿録，袍笏未复牙绯。”韩愈《寄崔二十六立》诗曰：“岂论校书郎，袍笏光参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一》：“梁将篡唐，晋王李克用使人聘于契丹……既归而背约，遣使者袍笏梅老聘梁。”宋元时期官员上朝不用笏，但作为礼仪之用仍在。宋刘克庄《鹊桥仙·生日和居厚弟》词：“女孙笄珥，男孙袍笏，少长今朝咸集。”《宋史·选举志一》：“太平兴国二年，御殿覆试，内出赋题，赋韵平侧相间，依次而用……凡五百余人，皆赐袍笏。”高明《元本琵琶记》第四十二出，蔡伯喈与赵五娘称庆时合唱的曲文中有：“【前腔】心荒步紧，想着皇恩，已到寒门。披袍秉笏更垂绅，冠和帔，一番新。”高明著，钱南扬校注《元本琵琶记校注》，中华书局2009，第230页。“披袍秉笏”类名由约定俗成的语汇“袍笏”发展而来，“披秉”又简化之。
第三，戏曲舞台上，笏可替代圭，更通用。或者可以说在一般的勾栏瓦肆、神庙戏台演出的场合，完全可以不计是圭还是笏，而在明代的宫廷中演出，尤其是演群仙庆寿剧的时候，才极为讲究圭、笏、简的等级秩序。
（责任编辑：马胜利）
Abstract： “Dressing”（披秉） in Chronicle of Brothels by Xia Tingzhi inYuan Dynasty became “Robe and Wat”（披袍秉笏） in Taihe Pronunciation Spectrum by Zhu Quan in Ming Dynasty， with the note of “drama of the monarch and his subjects”. “Green Clothes and Slips”（绿衣秉简） in dramas of Tang， Song and Jin Dynasties is the direct source of “Clothes and Wat”（襕衫秉笏） in dramas of Yuan Dynasty， but “Robe”（披袍） has another source. “Dressing” of Yuan dramas is the clothes of officials， but “Robe” and “Wat” in dramas of Ming Dynasty obviously have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civil and military roles. Therefore， the drama of “Robe and Wat” is the civil and military drama rather than the drama of the monarch and his subjects.
Key words： “Robe and Wat”； drama of Yuan Dynasty； source； connotation
〔关键词〕披袍秉笏；元杂剧；源流；内涵
〔中图分类号〕J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6）02-0100-09
类型的出现，是元杂剧剧目繁荣的重要标志。最早记载元杂剧类型的文献是元代夏庭芝的《青楼集》，其序言《青楼集志》载“披秉”一类。①
《青楼集》著录元代女演员的特点、传艺、班社等情况，可见夏庭芝熟悉梨园行的情况，他的描述应该反映了当时梨园行的习惯称呼。明朱权《太和正音谱》把元杂剧分为十二科，其中有“披袍秉笏”一类。②朱权把夏氏所云“披秉”易为“披袍秉笏”，注曰“君臣杂剧”。《中国戏曲曲艺词典》“披秉”条依朱权的说法，说“披秉似即披袍秉笏的简称。”③
因“袍笏”确为朝臣面圣的穿戴，所以朱权的说法得到学界认同。赵山林说：“披袍秉笏剧，即君臣杂剧。披袍秉笏（古代朝会时所执的手板），是朝臣装束，在元杂剧剧本中或简作‘披秉’。”④
但“秉笏”易解，“披袍”又作何解释呢？“披袍秉笏”是不是等同于“君臣杂剧”，其得名的依据是什么？应结合戏剧史文献和剧本文献，进行判断。
一、 “披秉”杂剧不等于“君臣杂剧”
夏庭芝《青楼集志》提出“披秉”杂剧，也提过“君臣”杂剧：
“院本”大率不过谑浪调笑，“杂剧”则不然，君臣如：《伊尹扶汤》《比干剖腹》，母子如：《伯瑜泣杖》《剪发待宾》，夫妇如：《杀狗劝夫》《磨刀谏妇》，兄弟如：《田真泣树》《赵礼让肥》，朋友如：《管鲍分金》《范张鸡黍》，皆可以厚人伦，美风化。又非唐之“传奇”、宋之“戏文”、金之“院本”所可同日语矣。⑤
这里，君臣与母子、夫妇、兄弟、朋友同列，可见夏庭芝是以剧中主要人物的伦理关系为依据进行的分类，和同文中“驾头、闺怨、鸨儿、花旦、披秉、破衫儿、绿林、公吏、神仙道化、家长里短”的分类标准不同，“披秉”与“君臣”不在一个层面上，自然也不能等同。
朱权把“披袍秉笏”和“君臣杂剧”等同起来，是否可信呢？这需要首先弄清楚《太和正音谱》的成书背景，以及朱权对元杂剧的熟悉程度。关于《太和正音谱》的成书年代，一般根据卷首朱权自序所云“时岁龙集戌寅序”，定为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1398）。洛地指出序言内容和朱权在靖康之难前后生活经历的诸多矛盾，认为该书应作于永乐年间（1403后）或永乐七年（1409）前后或以后，序言来源之“影钞洪武间原刻本”发现于清代，序言或为代笔伪作。
洛地《〈太和正音谱〉著作年代疑》，《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姚品文进一步考证《太和正音谱》当作于永乐四、五年，
姚品文《〈太和正音谱〉写作年代及“影写洪武刻本”问题》，《文学遗产》1994年第5期。冯燕群赞同此说并附以旁证。
冯燕群《〈太和正音谱〉成书年份及两个相关问题》，《四川戏剧》2006年第2期。诸说在《太和正音谱》的具体成书年份上有别，但均认为作于永乐初年无疑。朱权生于洪武十一年（1378），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赴塞北巨镇大宁，以善谋称，手下劲旅声震北地。建文元年朱棣一起兵，便挟持朱权于军中，直至四年后夺得天下。朱权欲离京师就外藩，先请苏州不允，再请杭州不允，三请得南昌，于永乐元年（1403）二月赴江西，年25岁。此后“日韬晦。构精庐一区，鼓琴、读书其间，……日与文学士相往还。”结合朱权早年的英雄气概，考其闲居生活，实有躲避政坛风波险恶之意。撰写《太和正音谱》时，“朱权对明初社会上曲界情况，实所知不多，但闭门却扫，采撅词章，按名分谱，于杂剧用曲已无分南北，体制已趋散乱之际，斤斤于在元时已不符合实际之‘十二宫调’，‘三百三十五章’之‘声、调、音、律’”，“于北曲已衰之时，‘搜猎群语’，其意义本与明末清初人厘定‘词谱’相仿佛。”
洛地《〈太和正音谱〉著作年代疑》，《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在此背景下，朱权提出的“杂剧十二科”，可以说是以案头阅读经验为依据，对夏庭芝的分类进行了修订。他把“披秉”扩展为“披袍秉笏”没有问题，别注为“君臣杂剧”，不一定符合元代北曲剧坛的实际。
二、 “披袍秉笏”装扮源流
（一） 唐代参军戏中参军“绿衣秉简（笏）”
唐赵璘《因话录》卷一记载，“肃宗宴于宫中。女优有弄假官戏，其绿衣秉简者，谓之参军桩”。
李肇，赵璘《唐国史补·因话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9页。参军桩为众参军之首，“绿衣秉简”显示出其地位较高。唐制，诸州府置参军，官阶六品至九品不等，其服为公服、绿衣、木笏、幞头、乌皮靴，“绿衣秉简”的打扮可能受此影响。
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九“艳阳词”条曰：“刘采春善弄陆参军”，元稹赠采春诗曰：“正面偷轮光滑笏，缓行轻踏皱纹靴。” 范摅《云溪友议》第63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这条资料里，陆参军秉笏，而非秉简。
姚宽《西溪丛语》（下）引《吴史》：“徐知训怙威骄淫，调谑王，无敬畏之心。 孔凡礼点校《西溪丛语》句读为“徐知训怙威，骄淫调谑，王无敬畏之心。”王实受辱，依文意改之。尝登楼狎戏，荷衣木简，自称参军，令王髽髻鹑衣为苍头以从。” 姚宽，陆游著，孔凡礼点校《西溪丛语·家世旧闻》，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95页。徐知训是五代十国时期南吴权臣徐温之子，仪仗父亲的权势凌辱吴王杨隆演，自己扮演参军。他的装扮是“荷衣木简”，屈原《离骚》曰：“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荷衣或为绿衣。从以上三条资料来看，参军戏中“绿衣秉简”为典型的“假官”装束，和君臣故事没必然联系。 《太平广记》卷四九六“赵存”引温庭筠《乾子》曰：
及为冯翊太守，参军等多名族子弟，以象先性仁厚，于是与府僚共约戏赌。一人曰：“我能旋笏于厅前，硬努眼眶，衡揖使君，唱喏而出，可乎？”众皆曰：“诚如是，甘输酒食一席。”其人便为之，象先视之如不见。又一参军曰：“尔所为全易，吾能于使君厅前，墨涂其面，着碧衫子，作神舞一曲。”慢趋而出。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第十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067页。
两位参军一个“旋笏”，一个着“碧衫子”，结合起来看，仍是“绿衣秉简”的风范，但从“墨涂其面”、“作神舞一曲”来看，扮演的是神怪角色。
（二） 宋金杂戏中孤色与神怪“团衫秉笏”
宋元时期的戏曲文物中，有些孤色秉笏。据车文明《20世纪戏曲文物的发现与曲学研究》所提供的线索，宋元时期戏曲雕塑中，执笏文物21件，这些文物分别是北宋时期的禹县白沙墓杂剧雕砖、偃师酒流沟水库墓杂剧雕砖、温县王村墓杂剧雕砖、温县博物馆藏杂剧雕砖之一，宋末金初的洛宁上村墓杂剧社火雕砖，南宋时期的广元四一医院墓杂剧石刻、景德镇大石口査氏幕戏俑、鄱阳殷家村洪氏墓戏俑，金代的垣曲坡底墓杂剧雕砖、稷山马村段氏M3M4M5杂剧雕砖、稷山化峪M2M3杂剧雕砖、稷山苗圃M1杂剧雕砖、侯马晋光M1杂剧雕砖、义马墓杂剧雕砖、焦作西冯封墓杂剧雕砖、修武大位墓杂剧雕砖，元代的永乐宫潘德冲杂剧线刻石棺、稷山店头杂剧砖雕、新绛寨里墓杂剧雕砖。执笏者穿“圆领长袍”或“圆领宽袖长袍”，即官员便服“团领衫”。戏画方面，辽代的涿鹿墓乐舞壁画，元代的洪洞明应王殿壁画、运城西里庄墓戏曲壁画中，孤色也都执笏，穿“圆领宽袖长袍”。可见宋金杂剧孤色与参军装束一脉相承。
在宋金百戏中，神怪穿袍秉简。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记“舞判”曰：
又爆仗一声，有假面长髯展裹绿袍鞾简如钟馗像者，傍一人以小锣相招和舞步，谓之“舞判”。
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87页。
钟馗绿袍秉简，承袭参军装。宋郑文宝《江表志》载“魏王掠地皮”事，宣州帅横征暴敛，百姓苦不堪言，一次伶人侍宴，“戏作绿衣大面胡人，若鬼神状者”，原来是扮作宣州土地，讽宣州帅搜刮地皮之甚。
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5086-5087页。这两条资料说明，“绿衣秉简”装扮渐为鬼神官员所用。
（三） 元明杂剧穿关中“袍笏”使用情况
在现存元杂剧剧本中，同一角色又“披袍”又“秉笏”的现象非常罕见。现以明赵琦美《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穿关为据，将袍、笏、圭的使用情况归纳如下。
1 “袍”的使用情况
（1） 普通战袍穿着详情
春秋战国故事：《渑池会》中的廉颇，《智勇定齐》中的田能、徐弘吉、徐弘义、秦姬辇、孙操、吴起，《疏者下船》中的太宰嚭、秦姬辇，《射柳蕤丸》中的李信，《伍子胥鞭伏柳盗跖》和《十八国临潼斗宝》中的展雄，《伐晋兴齐》中的庆舍，《乐毅图齐》中的田单、乐毅。
秦汉故事：《圯桥进履》中的蒙恬、韩信、灌婴、张耳，《汉公卿衣锦还乡》中的韩信、灌婴等六将，英布、彭越， 《隋何骗英布》中的周勃等三将、英布，《隋何赚风魔蒯彻》中的韩信、王陵，《韩元帅暗渡陈仓》中的桓楚、虞英、季布、周殷、灌婴、卢绾、王陵、周勃、靳强、柴武、韩信，《马援挝打聚兽牌》中的苏献、王寻、王邑、巨无霸、刘文书、邓禹、马武、傅俊、坚浑、马援、臧宫，《云台门聚二十八将》中的苏献、苏成、刘钦、刘縯、刘仲，山神、邓禹、郅郓、马援、吴汉、岑彭、冯异、朱佑、祭尊、景丹、盖延、坚浑、耿纯、臧宫、马武、刘隆、马成、王梁、陈俊、傅俊、王霸、任光、李忠、万修、刘植，《汉姚期大战邳仝》中的刘林、冯异、王霸、邓禹、岑彭、马武、刘刚、郑良，《孝义士赵礼让肥》中的邓禹、马武（得官后），《寇子翼定时捉将》中的任光、马成、王常、邓禹、岑彭，《邓禹定计捉彭宠》中的邓禹、马武、岑彭、吴汉、彭宠、冯异、王良、万修、徐彦党、吴加、彭忠，《降桑椹》中的门神、户尉。
三国故事：《襄阳会》中的赵云、简雍、刘表、刘琦、王孙、梅竺、梅芳，《三战吕布》中的袁绍、刘表、陶谦、吕布，《连环计》中的李儒、吕布，《刘玄德醉走黄鹤楼》中的周瑜、赵云、关平，《阳平关五马破曹》中的张辽、糜竺、糜芳、黄忠、赵云、马超、杨修，《走凤雏庞掠四郡》中的周瑜、甘宁、凌统、简雍、黄忠、赵云、刘峰、首将，《周公瑾得志娶小乔》中的孙权、鲁肃、吕蒙、韩当、程普、周瑜（得志后），《张翼德单战吕布》中的冀王、刘表、吕布、李肃、陈亷、高顺、杨奉、魏悅、何蒙、侯成、陈恭、陶谦、公孙瓒、袁术、韩俞、韩升、孔融、王旷、赵庄、鲍信、张秀、乔梅、吴慎、田客、刘羽，《莽张飞大闹石榴园》中的张辽、关平、简雍、杨修，《关云长单刀劈四寇》中的吕布（同时秉简）、张辽、何蒙、魏悅、程廉、侯成、高顺、杨奉、陈宫、曹仁、曹霸、许褚、曹璋，《寿亭候怒斩关平》中的简雍、马超、赵云、黄忠、关平、马忠、张包、赵冲、黄越，《庆冬至共享太平宴》中的黄忠、赵云、马超、姜维、周瑜、简雍、巩固、糜竺、糜芳、关平、关兴、刘德然、范羌、甘宁。
两晋故事：《破苻坚》中的苻坚、谢安、谢石、谢玄、蒋神。
隋唐五代故事：《飞刀对箭》中的摩力支、高丽将，《长安城四马投唐》中的王世克、李密、王伯当、单雄信、柳周臣、贾闰甫、殷开山、马三保、段志贤、山神、盛彦师，《立功勋庆赏端阳》中的秦叔宝、马三保、段志贤、柴绍，《贤达妇龙门隐秀》中的葛苏文，《魏征改诏风云会》中的李密、程咬金、裴仁基、蔡健得、王伯当、殷开山、秦叔宝（同时秉简）、孟海公（同时秉简），《程咬金斧劈老君堂》中的马三保、段志贤、程咬金、李密、萧铣、秦叔宝（同时秉简），《徐茂公智降秦叔宝》中的楚王、秦叔宝、李均实，《小尉迟将斗将将鞭认父》中的秦叔宝，《飞虎峪存孝打虎》中的周德威。 宋代故事：《赵匡胤打董达》中的郭彦威，《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中的宋公明、卢俊义、杨志、戴宗、诸武、韩涛、彭启、秦明、索超、朱仝、雷横、陈达、杜千、宋万、解珍、解宝、薛永、施恩、郑天寿、王矮虎，《八大王开诏救忠臣》中的潘太师、呼延赞、杨令公、七郎、党彦进，《杨六郎调兵破天阵》中的呼必显、岳胜、李瑜、张盖、杨宗保，《宋大将岳飞精忠》中的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十探子大闹延安府》中的葛监军。
神怪故事：《关云长大破蚩尤》中的蚩尤神、关平、天丁，《观音菩萨鱼篮记》中的韦天，《许真人拔宅飞升》中的天蓬帅、天丁，《二郎神锁齐天大圣》与《灌口二郎斩健蛟》中的天丁、郭牙直、梅山七圣，《二郎神射锁魔镜》中的郭牙直、掌洞魔军、野马大圣、药师大圣、梅山七圣、牛魔王、天神，《宝光殿天真祝万寿》中的山神、护法神，《祝圣寿金母献叛逃》中的游奕使，《庆丰年五鬼闹钟馗》中的五道将军、门神户神，《贺万寿五龙朝圣》中的卷帘大将军、巡海大圣、巨风大圣、搅海大圣、翻江大圣、飞天神王，《贺升平群仙祝寿》中的山神，《庆千秋金母贺延年》中的直符使者，《广成子祝贺齐天寿》中的张雄、李豹、直符，《黄眉翁赐福上延年》中的岳胜。
（2） 高级战袍穿着详情（见下表，以题材年代为序）
（3） “袍”的穿着规律
由前述资料可见，“袍”有级别之分、性格之别、忠奸之辨。
高级武将才穿袍。《周公瑾得志娶小乔》之周瑜、《孝义士赵礼让肥》之马武，都是得志之后才穿袍。穿袍能体现等级秩序，如《关云长单刀劈四寇》，樊稠、张济、李催、郭记、李吉不穿袍，张辽、何蒙、魏悅、程廉、侯成、高顺、杨奉、陈宫、曹仁、曹霸、许褚、曹璋穿袍，吕布穿袍秉简，李肃穿玉色袍，张飞穿皂袍，关羽穿红袍，刘备穿黄袍，等级依次递升。刘备的黄袍和穿上衫袍执圭的形象又不同，前者为正在打天下的准帝王，后者为得天下之后的王侯。前者骁勇，后者威严儒雅。穿袍且秉简者，和一般武将比地位较高。如《关云长单刀劈四寇》中的吕布，《魏征改诏风云会》中的秦叔宝、孟海公，《程咬金斧劈老君堂》中的秦叔宝。
能征战的神灵也穿袍。如《关云长大破蚩尤》中的蚩尤神、天丁，《长安城四马投唐》、《贺升平群仙祝寿》、《宝光殿天真祝万寿》中的山神，《观音菩萨鱼篮记》中的韦天，《许真人拔宅飞升》中的天蓬帅、天丁，穿袍配膝襕曳撒。《边洞玄慕道升仙》《二郎神锁齐天大圣》《灌口二郎斩健蛟》《二郎神射锁魔镜》《贺万寿五龙朝圣》中郭牙直、梅山七圣等诸多能征善战的天神妖怪，都穿袍。
性格特别莽撞的将军一般不穿袍，如《韩元帅暗渡陈仓》中的樊哙、《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中的李逵、《阳平关五马破曹》中的夏侯渊、《长安城四马投唐》中的程咬金、《立功勋庆赏端阳》中的建成、元吉，都不穿袍，而是穿掩心甲、膝襕曳撒。莽撞人作为正面角色着意刻画的时候也可穿袍，如《魏征改诏风云会》《程咬金斧劈老君堂》中的程咬金。
草包将军不穿袍，如《贤达妇龙门隐秀》中的张士贵。
奸诈之人不穿袍。《阳平关五马破曹》等三国戏中曹操均不穿袍，戴兔儿角幞头，穿补子圆领，为文官高官服饰样式，《八大王开诏救忠臣》中的八大王均带简，穿补子圆领，戴兔儿角幞头。
绿林好汉不穿袍。如《梁山五虎大劫牢》《梁山七虎闹铜台》中的宋江等梁山好汉都不穿袍，但一旦归正，成为朝廷命官就不同了。《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写宋江征辽，宋江和参战的卢俊义、杨志等十九位梁山好汉都穿袍。
少数民族武将不穿袍。如《飞虎峪存孝打虎》中的李克用、李嗣源、石敬塘、孟知祥、李思昭、刘知远，《宋大将岳飞精忠》中的金兀术都穿毛袄。《八大王开诏救忠臣》《杨六郎调兵破天阵》中投降匈奴的韩延寿也穿毛袄，萧天左、萧天右等番将穿皮袄毛袄，配战裙。
脉望馆钞校本杂剧穿关中的袍，主要是战袍，与蟒衣曳撒、膝襕曳撒、锦袄搭配。诸葛亮等道教人仙穿的道袍，帝王、上仙穿的上衫袍，《邓禹定计捉彭宠》《云台门聚二十八将》《寿亭候怒斩关平》中夫人穿的补子袍儿，《立功勋庆赏端阳》中夫人穿的膝襴袍儿，与战袍都不是同类。
2 “笏”的使用情况（见下表，以卷数为序）
从上表来看，使用笏的主要有三类人：
一类是高级文官。如《留鞋记》《生金阁》中的包拯，《疏者下船》《伍子胥鞭伏柳盗跖》《十八国临潼斗宝》中的百里奚，《三保下西洋》中的定国公、思恩侯、宁阳侯、蹇尚书、夏尚书、平江伯。还包括状元，如《陈母教子》中的一家四状元，《裴度还带》中的裴度。
一类是神界官吏。如《看钱奴》《刘弘嫁婢》《降桑椹》中的增福神，《朱砂担》中的天曹，《争玉板八仙过海》《贺万寿五龙朝圣》中的龟丞相、鳖大夫等水族神灵，《庆丰年五鬼闹钟馗》中的钟馗、《庆千秋金母贺延年》中的城隍等冥神。秉笏者比一般神灵地位高。如《庆千秋金母贺延年》中城隍红襕、秉笏，判官绿襕，判官听命城隍，《朱砂担》之太尉、天曹与判官也有这种区别。这些神灵主要属于文官类，也有文武双全的，如钟馗。
一类是道士。如《十八国临潼斗宝》《关云长大破蚩尤》中的张天师，《许真人拔宅飞升》《吕纯阳点化度黄龙》中的观主，《祝圣寿金母献蟠桃》中的李少君，《广成子祝贺齐天寿》中的李信甫、广成子，《破苻坚》《三保下西洋》里的庙官。这些道士也都为官方重用，有属臣的性质。
由此来看，“笏”主要为文官（包括神灵文官）、道士所用，秉笏者或穿襕衫，或穿道衣。穿襕衫才是唐宋戏剧“绿衣秉简”的传承。《女姑姑说法升堂记》中有一角色为“官员”，其穿关为一字巾、补子圆领、带、苍白髯。补子圆领应即襕衫。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卷五说：“那张生，闻得道，把旋襴儿披定，起来陪告。”凌景埏校注曰：“旋阑儿，就是褶襴儿，圆领大袖的长衫。”襕衫是常服款式，以颜色区分身份，不为官也能穿。《庆丰年五鬼闹钟馗》中钟馗作为秀士赶考时穿“襕衫”，当了捉鬼大神后换“红襕”。脉望馆钞校本杂剧穿关中文官“襕衫秉笏”的服饰，与前述唐宋戏剧“绿衣秉简”有直接的传承关系。 3 “执圭”的使用情况
笏与圭性质相同，但使用者的身份不同，见下表（以卷数为序）：
上表中，执圭王侯9人次，神灵31人次。与执圭相配的服饰有上衫袍、鹤氅、仙衣三种。仙衣为金母专用，鹤氅是道教神仙所用，王侯、俗神及其他神灵穿上衫袍。上衫袍是襕衫的升级版，圭是笏的升级版。执圭者也主要是文官属性系列。《孙真人南极升仙会》中的龙神比较特殊，执圭、上衫袍外，还配膝襴曳撒。
从脉望馆本来看，“披袍”者主要是武将及同类神怪，“秉笏”、“执圭”者主要是文官及同类神灵和道士。“秉笏”、“执圭”之文官及同类神灵形象，与唐宋戏剧“绿衣秉简”的形象一脉相承。“披袍”之武将与之不是同一系列，在戏剧史上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但“披袍”的武将也有“秉简”者，又受到“假官秉笏”形式的影响。
（四） 元明杂剧剧本“披袍秉笏”相关科介
1 文官类“披秉”
元刊本杂剧《看钱奴买冤家债主》第一折：
（净扮贾弘义上，开）（做睡的科）（圣帝一行上，开了）（问净云了）（净云了）（尊子云了）（净云了）（正末披秉扮增福神上，开）小神乃天曹增福之神。今闻圣帝呼召，不知有甚事，只索走一遭去。
王季思《全元戏曲》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页。
增福神的装扮为“披秉”，但在脉望馆本中，则删掉这一描述，科介改为“正末扮增福神上云”，穿关中增福神红襕、秉笏，“披”字并无着落。元刊本《好酒赵元遇上皇》第四折有“正末披秉共杨戬上”，脉望馆本改作“正末随楚昭辅上”，无穿关。《晋文公火烧介子推》只存元刊本，第一折有“正末扮介子推披秉上”。这几个剧目说明在元代“披秉”说法通行，增福神、谏议大夫介子推均为文官，秉笏没有疑问，赵元受皇帝礼遇但没官职，“秉笏”不知何故。如何“披袍”，是什么样的袍，无根据。
2 武将类“披袍”
脉望馆本《灌口二郎斩健蛟》杂剧第二折，外扮梅山七圣兄弟同上，大圣云：
撒发披袍敢自当，梅山七圣逞高强。
邪魔外道闻吾怕，鬼怪山精无处藏。
参脉望馆本穿关，梅山七圣都穿袍，“披袍”确有着落。
脉望馆本《二郎神锁齐天大圣》杂剧中，第二折眉山上圣上场诗曰：“跣足开怀发满头，堂堂七圣逞搊搜”，“开怀”似披袍风范，穿关中也有袍。披袍为武将所用没有疑问。
在元刊本杂剧中，文官“披秉”不是个案，未见武将“披秉”标识。而在脉望馆本杂剧穿关中，文官襕衫秉笏、武将穿战袍非常典型。这或许反映出元代与明代杂剧演出状况的差异。从元杂剧元明刊本的区别来看，元代的“披秉”与明代的“披袍秉笏”，使用语境不同。元代似笼统强调装扮高官，明代以“秉笏”、“披袍”区分文武的特点更明显。
三、 “披袍秉笏”类名成因
综上，“秉笏”从唐参军戏、宋金优戏百戏“绿衣秉简”的扮假官传统发展而来，“披袍”属另一传承系统。“披袍”主要指“高级武将”装扮，“秉笏”主要指“高级文官”装扮。“披袍秉笏”装扮主要集中于历史剧、神怪剧，二者所占的比重大体相当，另有少量社会剧。虽然“披袍秉笏”装扮涵盖的剧目不完全等同于“披袍秉笏”杂剧的面貌，比如说神怪剧还是放在“神仙道化”、“神头鬼面”类别中更合适，但是通过“披袍秉笏”装扮所关联的历史剧来判断“披袍秉笏”杂剧的基本情况，从方法论上还是可行的。所以本文认为“披袍秉笏”杂剧并不是朱权所说的“君臣”杂剧，更接近于“文武杂剧”，或者说是以文臣谋略、武将征战为主的戏，参演人数众多，场面宏大热闹，是当时的“大戏”。
从脉望馆本杂剧来看，圭、笏、简贵贱等级有别；简很少用，偶为武将所用。圭的使用比例高于笏，为何没有形成“执圭”的类名呢？
首先，圭、笏、简功能本相同，而“笏”在朝拜礼仪中的使用更加普遍。上古自天子以至大夫、士人，朝会时皆穿朝服，执笏，以记录君命或旨意。《礼记·玉藻》曰：
笏，天子以球玉，诸侯以象，大夫以鱼须文竹，士竹本，象可也。见于天子，与射，无说笏。入大庙说笏，非古也。小功不说笏，当事免则说之。既搢必盥，虽有执于朝，弗有盥矣。凡有指画于君前，用笏。造受命于君前，则书于笏。笏，毕用也，因饰焉。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杀六分而去一。
圭、笏是由简发展而来的。周迁《舆服杂事》称，“古者贵贱皆执圭，书君上之政令。有事，则搢之于腰带中。五代以来，唯八座尚书执笏者，白笔缀手板头，以紫囊裹之。其馀王公卿士，但执手板，板主于敬，不执笏，示非记事官也。” 可见，“笏”作为记事官的必备物品更具有代表性。
其次，受“袍笏”作为流行语的影响。唐以后中状元，授要职，皇帝都会赐袍笏，“袍笏”并称始于唐代。唐沉佺期《回波词》曰：“身名已蒙齿録，袍笏未复牙绯。”韩愈《寄崔二十六立》诗曰：“岂论校书郎，袍笏光参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一》：“梁将篡唐，晋王李克用使人聘于契丹……既归而背约，遣使者袍笏梅老聘梁。”宋元时期官员上朝不用笏，但作为礼仪之用仍在。宋刘克庄《鹊桥仙·生日和居厚弟》词：“女孙笄珥，男孙袍笏，少长今朝咸集。”《宋史·选举志一》：“太平兴国二年，御殿覆试，内出赋题，赋韵平侧相间，依次而用……凡五百余人，皆赐袍笏。”高明《元本琵琶记》第四十二出，蔡伯喈与赵五娘称庆时合唱的曲文中有：“【前腔】心荒步紧，想着皇恩，已到寒门。披袍秉笏更垂绅，冠和帔，一番新。”高明著，钱南扬校注《元本琵琶记校注》，中华书局2009，第230页。“披袍秉笏”类名由约定俗成的语汇“袍笏”发展而来，“披秉”又简化之。
第三，戏曲舞台上，笏可替代圭，更通用。或者可以说在一般的勾栏瓦肆、神庙戏台演出的场合，完全可以不计是圭还是笏，而在明代的宫廷中演出，尤其是演群仙庆寿剧的时候，才极为讲究圭、笏、简的等级秩序。
（责任编辑：马胜利）
Abstract： “Dressing”（披秉） in Chronicle of Brothels by Xia Tingzhi inYuan Dynasty became “Robe and Wat”（披袍秉笏） in Taihe Pronunciation Spectrum by Zhu Quan in Ming Dynasty， with the note of “drama of the monarch and his subjects”. “Green Clothes and Slips”（绿衣秉简） in dramas of Tang， Song and Jin Dynasties is the direct source of “Clothes and Wat”（襕衫秉笏） in dramas of Yuan Dynasty， but “Robe”（披袍） has another source. “Dressing” of Yuan dramas is the clothes of officials， but “Robe” and “Wat” in dramas of Ming Dynasty obviously have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civil and military roles. Therefore， the drama of “Robe and Wat” is the civil and military drama rather than the drama of the monarch and his subjects.
Key words： “Robe and Wat”； drama of Yuan Dynasty； source； conno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