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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卷本的《中国民间收藏陶瓷大系》（以下简称《大系》）有别于迄今为止出版的陶瓷资料集，它主要展示民间藏家的藏品——如总序中所述“以全国范围民间收藏的中国古代陶瓷为主体，以地域组合为基本框架，兼顾资料性和鉴赏性”。作为一个陶瓷贸易史研究者，笔者很惊喜地看到《大系》中收录的外销瓷资料之丰富，让我们看到了构筑明清外销瓷研究基础体系的希望。
具体来说，《大系》中主要有5卷涉及外销瓷的收藏，即《江苏·安徽卷》《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卷》《廣东·海南卷》《香港·澳门·台湾卷》《江西·福建卷》《湖南·湖北卷》《山西·河北卷》中也有零星收藏，可惜没有叙述文物入藏来历。将上述各卷的藏品综合起来看，笔者发现，各位藏家居然（估计没有经过商量）形成了一个明清外销瓷的藏品系列，其中《广东·海南卷》《香港·澳门·台湾卷》对藏品的研究还相当深入。这对于中国陶瓷史研究来说，无疑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按照年代顺序来看，《香港·澳门·台湾卷》170页正德青花波斯文三足炉（图1）对器物上的波斯文做出了释义：“谁若受到卖香水商的教化，必然会沾染其味道”。笔者2020年1月第一次踏上中东、北非的土地，深切感受到在那片土地上香料乃至香水的重要性，这一句台词肯定是源于贸易目的地的文化。《香港·澳门·台湾卷》171页正德青花勾连回文长方盖盒的文字则有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两种（图2），盒盖的阿拉伯文意译为“精于书道，乃生存之錀”;盒身较宽的立面以波斯文书写“智慧像珍珠一样” “无知是严重的痛”，两种文字的并用让人体会伊朗这个国家特别的文化氛围。联想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也有不少题写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的器物，笔者看过的展览中少有对其文字进行释义的。香港天民楼所作的工作是开创性的。器物的中文铭文当然很重要，外文铭文也是一个很值得深究的领域。
同样是《香港·澳门·台湾卷》180-181页的青花云鹤纹盘是明嘉靖典型的外销瓷，折沿、敞口、外底中心方框书写“福”字（图3）。事实上，这个器型在日本17世纪掌握制瓷技术、开始出口瓷器之时忠实地模仿，盘底的“福”字甚至收录日本国际文化研究中心编纂的“海外所藏日本图像资料”之中。该卷183页收录的嘉靖青花花鸟纹玉壶春形水注的器底中央所绘白兔款（图4），在出口瓷中常见，也被日本瓷器模仿，且发展出更多的变化。该卷209页的万历青花丹凤朝阳图盘是漳州窑出口瓷中常见的品类，盘底的方框“富贵佳器”款在日本17世纪出口的瓷器中也很常用（图5）。《香港·澳门·台湾卷》253页康熙青花山石花鸟图盘的双圈“大明成化年制”寄托款尽管细瘦得不成样子，但还是在日本江户时代的出口瓷器上频频出现，被精心模仿（图6）。明清之际，因为海禁出现了外销瓷“出口——被模仿——开海禁之后景德镇再模仿市场上流行的日本瓷器”这一奇异的历程，只有藏品、丰富的藏品，才能为我们揭开停止对外贸易给陶瓷业带来的影响和造成的变化。
欧洲仿制中国瓷器始于荷兰的代尔夫特，《香港·澳门·台湾卷》223页的青花“渔樵耕读”图菱口大盘为万历年间典型的克拉克瓷人物构图出口瓷（图7）。笔者见过一件代尔夫特的仿品，白陶质地，纹样有的很像，整体与这件器物的气氛很像——画得很随意，几乎不怎么在意笔法是否流畅，就是有个纹样在盘子上的感觉。这也是外销瓷的画面题材中“中国”形象的一种，不讲究但广为流传，是源于降低成本的需要还是其他，很耐人寻味。
而自工业革命使欧洲聚集财富之后，中国外销瓷的品种就更为丰富了。如《香港·澳门·台湾卷》254页的康熙青花“圣方济各”教会纹章瓶属于罕见器物（图8），基督教传播史中如果加上这些器物，就会更生动地显示出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互动。而该卷246页的康熙青花花卉纹方瓶（图9）与明代出口的方瓶作比较，可见在做工、形制、釉色及青花绘画有很大的改良和进步。这显示外销瓷的技术进步也是需要研究的课题，而前提就是国内的学者可以较容易看到相关的藏品。
外销瓷的纹样也在随着时代变化。《江苏·安徽卷》256页江苏江阴天华博物馆所藏的康熙年间青花西式墨水台（图10），纹样全为中式，器型皆为定制：有鹅毛笔架、鹅毛笔墨盒、鹅毛笔墨水速干粉盒，加上托盘成为洋人文房中的风景。而《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卷》287页的清代粉彩满大人形象外销文具则由“长方形榻、清装人物官吏及两件墨水瓶、一件吸墨器组成（图11），吸墨器的木座上压制英文标志”。画面繁缛，皆为鲜艳的颜色，一看便是广彩作品。墨水瓶有金属，长榻是装饰金彩的木座镶嵌瓷板，长34厘米，显然具有陈设品的性质。纹样是笔者称之为“被营销的中国”的理想状态——主人公官服朝珠顶戴齐全，环绕他的是仙鹤、牡丹、梅花及如茵的草地。
欧洲化学工业的发展使陶瓷的色彩更为丰富，例如《广东·海南卷》270页广东彩华堂藏乾隆广彩苏格兰哈克特家族纹章盘的说明很显功力（图12）。引用如下：
纹章仅以猎鹰顶饰组成。盘心题材取自鲁宾孙古希腊故事“西门发现依菲琴尼亚和她的三个同伴睡在树下”。这类纹章瓷通常被认为来自苏格兰约翰·布鲁斯·霍普的金洛斯庄园（Kinross House），该纹章瓷为拥有猎鹰顶饰的哈克特家族所定制。
传统五彩的黑彩，以钴料（瓷黑）为彩绘原料，施彩后须覆盖一层透明水绿色低温釉，否则烘烧后的黑彩极易磨损脱落。该器所绘墨彩与传统黑彩不同，首见于雍正朝，是从欧洲引入的珐琅彩料。是德国工匠运用得最好的技术之一，被称为“Schwarzlot（铅黑）”，这是17世纪下半叶发展自纽伦堡、应用在玻璃器上的一种装饰技法。江西巡抚谢旻监编《江西通志》记载：雍正年间的墨彩瓷，用浓淡墨色，笔法皴染，绘传统山水，并描写其中人物、花鸟植栽等细节。这种彩料在雍正以后的广彩中也颇为流行，广彩工艺界称其为“乌金”，其省却了罩水绿低温釉的工序，更具表现力，多用于模仿欧洲铜版画中的圣经故事集人物肖像等题材。
从这一段说明可以看出清朝尤其是雍乾年间瓷器彩料的欧洲源头，这一课题需要更多的人做更多的探索。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广东各位藏家对纹章瓷的研究涉及定制者、当时的社会风尚，这是国际贸易史研究人员需要加强的方面，也表明《大系》展示了目前外销瓷的最高研究水平。
外销瓷是中国为世界文化提供的内容丰富的盛宴，也曾给历史上的中国政府和民众带来巨大的财富。从唐代开始的陶瓷外销史在国内刚刚开始被重视，日本的出光美术馆目前是欧洲仿制中国陶瓷器的历史（器型+纹样）研究之实力最雄厚者。其基础是出光美术馆委托东京大学三上次男教授、小山富士夫教授等学者进行的海外调查，这些调查的设计范围广，时间也长，搜集了丰富的藏品，加上学识，才有了“陶瓷之路”“青花之路”等集大成的成果出现。藏家花费心思和财力积累的珍藏，需要更多的本土学者加以重视和开展深入的研究，只有这样，中国陶瓷史才会更完整、更全面。而由于资金和专业人员的精力有限，完全依靠国立博物馆收藏是不可能的，民间收藏展示了它的巨大潜力，用好它是研究人员的职责所在。 （本文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具体来说，《大系》中主要有5卷涉及外销瓷的收藏，即《江苏·安徽卷》《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卷》《廣东·海南卷》《香港·澳门·台湾卷》《江西·福建卷》《湖南·湖北卷》《山西·河北卷》中也有零星收藏，可惜没有叙述文物入藏来历。将上述各卷的藏品综合起来看，笔者发现，各位藏家居然（估计没有经过商量）形成了一个明清外销瓷的藏品系列，其中《广东·海南卷》《香港·澳门·台湾卷》对藏品的研究还相当深入。这对于中国陶瓷史研究来说，无疑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按照年代顺序来看，《香港·澳门·台湾卷》170页正德青花波斯文三足炉（图1）对器物上的波斯文做出了释义：“谁若受到卖香水商的教化，必然会沾染其味道”。笔者2020年1月第一次踏上中东、北非的土地，深切感受到在那片土地上香料乃至香水的重要性，这一句台词肯定是源于贸易目的地的文化。《香港·澳门·台湾卷》171页正德青花勾连回文长方盖盒的文字则有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两种（图2），盒盖的阿拉伯文意译为“精于书道，乃生存之錀”;盒身较宽的立面以波斯文书写“智慧像珍珠一样” “无知是严重的痛”，两种文字的并用让人体会伊朗这个国家特别的文化氛围。联想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也有不少题写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的器物，笔者看过的展览中少有对其文字进行释义的。香港天民楼所作的工作是开创性的。器物的中文铭文当然很重要，外文铭文也是一个很值得深究的领域。
同样是《香港·澳门·台湾卷》180-181页的青花云鹤纹盘是明嘉靖典型的外销瓷，折沿、敞口、外底中心方框书写“福”字（图3）。事实上，这个器型在日本17世纪掌握制瓷技术、开始出口瓷器之时忠实地模仿，盘底的“福”字甚至收录日本国际文化研究中心编纂的“海外所藏日本图像资料”之中。该卷183页收录的嘉靖青花花鸟纹玉壶春形水注的器底中央所绘白兔款（图4），在出口瓷中常见，也被日本瓷器模仿，且发展出更多的变化。该卷209页的万历青花丹凤朝阳图盘是漳州窑出口瓷中常见的品类，盘底的方框“富贵佳器”款在日本17世纪出口的瓷器中也很常用（图5）。《香港·澳门·台湾卷》253页康熙青花山石花鸟图盘的双圈“大明成化年制”寄托款尽管细瘦得不成样子，但还是在日本江户时代的出口瓷器上频频出现，被精心模仿（图6）。明清之际，因为海禁出现了外销瓷“出口——被模仿——开海禁之后景德镇再模仿市场上流行的日本瓷器”这一奇异的历程，只有藏品、丰富的藏品，才能为我们揭开停止对外贸易给陶瓷业带来的影响和造成的变化。
欧洲仿制中国瓷器始于荷兰的代尔夫特，《香港·澳门·台湾卷》223页的青花“渔樵耕读”图菱口大盘为万历年间典型的克拉克瓷人物构图出口瓷（图7）。笔者见过一件代尔夫特的仿品，白陶质地，纹样有的很像，整体与这件器物的气氛很像——画得很随意，几乎不怎么在意笔法是否流畅，就是有个纹样在盘子上的感觉。这也是外销瓷的画面题材中“中国”形象的一种，不讲究但广为流传，是源于降低成本的需要还是其他，很耐人寻味。
而自工业革命使欧洲聚集财富之后，中国外销瓷的品种就更为丰富了。如《香港·澳门·台湾卷》254页的康熙青花“圣方济各”教会纹章瓶属于罕见器物（图8），基督教传播史中如果加上这些器物，就会更生动地显示出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互动。而该卷246页的康熙青花花卉纹方瓶（图9）与明代出口的方瓶作比较，可见在做工、形制、釉色及青花绘画有很大的改良和进步。这显示外销瓷的技术进步也是需要研究的课题，而前提就是国内的学者可以较容易看到相关的藏品。
外销瓷的纹样也在随着时代变化。《江苏·安徽卷》256页江苏江阴天华博物馆所藏的康熙年间青花西式墨水台（图10），纹样全为中式，器型皆为定制：有鹅毛笔架、鹅毛笔墨盒、鹅毛笔墨水速干粉盒，加上托盘成为洋人文房中的风景。而《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卷》287页的清代粉彩满大人形象外销文具则由“长方形榻、清装人物官吏及两件墨水瓶、一件吸墨器组成（图11），吸墨器的木座上压制英文标志”。画面繁缛，皆为鲜艳的颜色，一看便是广彩作品。墨水瓶有金属，长榻是装饰金彩的木座镶嵌瓷板，长34厘米，显然具有陈设品的性质。纹样是笔者称之为“被营销的中国”的理想状态——主人公官服朝珠顶戴齐全，环绕他的是仙鹤、牡丹、梅花及如茵的草地。
欧洲化学工业的发展使陶瓷的色彩更为丰富，例如《广东·海南卷》270页广东彩华堂藏乾隆广彩苏格兰哈克特家族纹章盘的说明很显功力（图12）。引用如下：
纹章仅以猎鹰顶饰组成。盘心题材取自鲁宾孙古希腊故事“西门发现依菲琴尼亚和她的三个同伴睡在树下”。这类纹章瓷通常被认为来自苏格兰约翰·布鲁斯·霍普的金洛斯庄园（Kinross House），该纹章瓷为拥有猎鹰顶饰的哈克特家族所定制。
传统五彩的黑彩，以钴料（瓷黑）为彩绘原料，施彩后须覆盖一层透明水绿色低温釉，否则烘烧后的黑彩极易磨损脱落。该器所绘墨彩与传统黑彩不同，首见于雍正朝，是从欧洲引入的珐琅彩料。是德国工匠运用得最好的技术之一，被称为“Schwarzlot（铅黑）”，这是17世纪下半叶发展自纽伦堡、应用在玻璃器上的一种装饰技法。江西巡抚谢旻监编《江西通志》记载：雍正年间的墨彩瓷，用浓淡墨色，笔法皴染，绘传统山水，并描写其中人物、花鸟植栽等细节。这种彩料在雍正以后的广彩中也颇为流行，广彩工艺界称其为“乌金”，其省却了罩水绿低温釉的工序，更具表现力，多用于模仿欧洲铜版画中的圣经故事集人物肖像等题材。
从这一段说明可以看出清朝尤其是雍乾年间瓷器彩料的欧洲源头，这一课题需要更多的人做更多的探索。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广东各位藏家对纹章瓷的研究涉及定制者、当时的社会风尚，这是国际贸易史研究人员需要加强的方面，也表明《大系》展示了目前外销瓷的最高研究水平。
外销瓷是中国为世界文化提供的内容丰富的盛宴，也曾给历史上的中国政府和民众带来巨大的财富。从唐代开始的陶瓷外销史在国内刚刚开始被重视，日本的出光美术馆目前是欧洲仿制中国陶瓷器的历史（器型+纹样）研究之实力最雄厚者。其基础是出光美术馆委托东京大学三上次男教授、小山富士夫教授等学者进行的海外调查，这些调查的设计范围广，时间也长，搜集了丰富的藏品，加上学识，才有了“陶瓷之路”“青花之路”等集大成的成果出现。藏家花费心思和财力积累的珍藏，需要更多的本土学者加以重视和开展深入的研究，只有这样，中国陶瓷史才会更完整、更全面。而由于资金和专业人员的精力有限，完全依靠国立博物馆收藏是不可能的，民间收藏展示了它的巨大潜力，用好它是研究人员的职责所在。 （本文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