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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长期以来，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几乎从未对它所坚持的下述五种基本观点提出过疑问：马克思哲学是奠基于物质本体论之上的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历史唯物主义可以通过经验的方法加以证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是马克思的根本方法；偶然性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始终都是边缘性的解释要素；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中介是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而与康德的批判哲学并没有实质性的关系。根据我们的阅读，通过实现由近代西方哲学问题域向当代西方哲学问题域的转换，《问题域的转换》对上述五种论点给出了批判和澄清：马克思哲学不应该被笼统地界定为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历史唯物主义不可能用纯粹经验的方法加以确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不是马克思的根本方法；离开偶然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必然要堕落为抽象的认识论；重建康德哲学之思维与存在异质性学说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重要标志
关键词 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问题域的转换》 重新理解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1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4-0005-11
一、世界观与本体论：马克思哲学不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
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谈论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时，把传统物质本体论误置于马克思哲学之中，从而为整个马克思哲学安置了一个“物化”的灵魂。可以说，在阐释马克思哲学的过程中，这个“物化”的灵魂产生了“化神奇为腐朽”的作用：“把马克思哲学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革命理论安放在一个支离破碎、千疮百孔的旧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的基础上”，抹平了马克思哲学与传统西方哲学的根本差别，甚至将之降低到旧唯物主义的水平，掩蔽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划时代意义。
众所周知，在传统物质本体论设定的问题域中，传统哲学教科书把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基本诠释框架规定为：物质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世界统一于物质；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时间和空间是物质的存在方式；物质运动有其规律性。需要追问的是，在这一物质本体论阐释框架中，“物质”概念究竟是在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上被定义的，还是在旧唯物主义或历史唯心主义的意义上被定义的?《转换》通过对物质概念内涵的哲学史考察，并对比了马克思和他的正统的阐释者们(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前苏联、东欧和中国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编撰者)对物质概念理解的根本差异，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阐述马克思物质本体论时所使用的物质概念，是与旧唯物主义相适应的，而当传统哲学教科书从旧唯物主义出发去理解马克思的物质概念时，必定会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抽象的物质观。所谓“抽象物质观”，就是撇开人的社会活动和历史背景空泛地谈论“物质”概念。按照这一观念，物质“作为一切具体(事)物的总和，不过是一个抽象符号、一个哲学范畴、一种“抽象的观念”，按照贝克莱的话来说就是，物质即“空名”和“虚无”。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这种抽象的物质观表现在对自然界的抽象理解上，就是抽象的自然观，马克思曾这样写到：“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由此不难发现。当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把滥觞于亚里士多德、后经笛卡尔和黑格尔等所发展的传统的物质本体论接纳进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并把它作为理解、诠释马克思哲学的根本出发点时，它必定会导致传统物质本体论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复活。
传统物质本体论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复活，必然要掩蔽马克思哲学的本质，致使马克思哲学中的诸多核心问题无法得到合理解释：如何把现实的人接纳进这种物质本体论之中?社会历史如何进入这种物质本体论的理论视界?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概念的实践如何在这种物质本体论中获得恰当的安置?异化劳动概念在整个马克思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如何在这种物质本体论中得以凸现?马克思的本体论维度的自由概念如何在这种物质本体论中得到体现?辩证法的生存论根基何以能够在这种物质本体论中存活?马克思的价值学说如何在这种物质本体论中得到表达?马克思哲学对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在这种物质本体论中如何能够呈现?从这种物质本体论中如何引伸出马克思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而获得的“社会形态时空观”?在这种物质本体论中如何体现马克思哲学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超越，以及蕴含其中的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划时代意义?等等。显而易见，所有这些问题都不可能在传统物质本体论所规定的问题域中得到合理的解答。
传统物质本体论对马克思哲学的掩蔽必然使它陷入窘境，而它所选择的逃离窘境的方法又使它在近代西方哲学的问题域中越陷越深。这突出地表现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为了摆脱传统物质本体论带来的困境，它不是在否弃这种本体论的基础上去探求真正的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而是企图用对马克思哲学的所谓“世界观”的研究代替对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研究，进而把马克思哲学规定为一种关于世界观的学问。然而，正是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这个逃生通道的入口处，《转换》再次当头棒喝，指出了它一错再错的缘由：“世界观”乃是一个在近代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域中被规定了的概念，在这种哲学问题域中，它所获得的内涵已经受到近代西方哲学的“主体性形而上学”的精神污染，因而不加反思地在马克思哲学中植入“世界观”概念，并企图用“世界观”概念来取代对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研究，这本身就已经把马克思哲学“近代西方哲学化”了!显然，在马克思那里，以世界观代替本体论“并不具有哲学上的合法性”。
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物质本体论”和“世界观”问题上所犯的错误，都与它仅仅局限于近代西方哲学的问题域来阐释马克思哲学密切相关。事实上，只要把“物“和“世界观”概念置于当代西方哲学的问题域内重新加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一种不祥的概念”。《转换》对此做了三点分析：其一，传统的“世界观”概念用“存在者”弃绝了对“存在的意义或真理”的关切，实际上是把人(此在)与物(其他存在者)之间的差异给抹平了。在此意义上，“世界观”不过是传统物质本体论的一个变体，因而把“世界观”概念接纳进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实际上就是在马克思哲学中误置了物质本体论。其二，在当代西方哲学的问题域中，“世界观概念的出现，即世界在人的观念中的图像化，也就是人的主体化”。在此意义上，世界观概念的出现和流行，乃是作为近代西方哲学标志的“主体性形而上学”大行其道的一种表现形式，在马克思哲学中植入这种“主体性形而上学”，无异于是把马克思哲学作为近代西方哲学的一个主流支脉来考察了，这就抹平了马克思哲学与近代西方哲学的根本差别。其三，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关于马克思“世界观”的诸多表述，“明显地带有前康德的、独断论哲学的印记”。当正统的阐释者们在马克思哲学中引入“世界观”概念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在康德 那里，“‘世界’作为‘物自体’之一，乃是超验的，不可知的。”这表明，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虽然浸淫于近代西方哲学的问题域和思维方式，但又远远没有达到近代西方哲学的思维水平。于是，在近代西方哲学思维范式的影响下，在近代西方哲学的问题域中被阐释出来的马克思哲学，必定会被降低为近代西方哲学的一个不合格的“劣等品”，甚至是“赝品”。
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关于马克思哲学的物质本体论和世界观的阐述，完全陷入到近代西方哲学的问题域之中，掩蔽了马克思本体论世界的本质，是一种非法的、破坏性的解读。为了纠正这一根本错误，《转换》提出一种“实践一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馐)并在这一本体论诠释框架中，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内涵。
二、现象界与本质界：历史唯物主义不可能用纯粹经验的方法加以确证
长期以来，学术界存在着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性质的争论，其中影响最大、也最为恶劣的一种观点，就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哲学，而是可以运用纯粹经验的方法加以确证的实证科学。对这一观点的反驳，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领域。然而，在缺乏对马克思哲学的深层理解，特别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特征缺乏深刻揭示的情况下，仅仅通过目前流行于学术界的文本诠释活动，我们是很难从根本上消解这种实证主义论点的。
《转换》通过对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建构，揭示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特征，从而为我们彻底消解历史唯物主义是实证科学而不是哲学的顽固论点，提供了深层的理论说明。如前所述，《转换》把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哲学理解为一种“实践一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这种本体论，既不同于在马克思本人的文本的影响下、从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中引申出来的“实践本体论”，又不同于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同时也超越了科莱蒂的“社会生产关系”理论。在我们看来，“实践一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所包含的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就像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现象界”和“物自体”做了严格的划界一样，《转换》也对马克思的本体论世界进行了划界，即“实践本体论”所指向的“现象界”和“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所指向的“本质界”：“从现象或感觉经验的层面看，马克思的本体论乃是一种‘实践本体论’，实践构成马克思探索其他一切哲学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实际上，正是实践这一理论基础的确立，从根本上把马克思哲学与一切传统哲学区分开来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本体论没有停留在感性实践的层面上。他从经济哲学研究的视角出发，深入地探索了作为实践的基本形式的生产劳动，并进而发现了超感觉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始源性地位和作用。这样一来，在更深刻的、超感觉的意义上，马克思的本体论又显现出‘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的维度。如果说，实践、生产劳动属于感性现象的领域，因而是可感觉的，那么，社会生产关系则属于本质领域，因而是超感觉的，只有人的理性思维才能加以把握。”
这种“实践一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完整地再现了马克思本体论的理论形象，由此出发，可以使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获得新的、全面的理解：其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世界具有内在超越性的层面。在“实践一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的诠释框架中，不但作为马克思哲学核心概念的实践获得了“生存论的本体论”意义，而且社会生产关系通过参与对康德“物自体”之谜的解答，也获得了一种本体论层面的内在超越性。
其二，历史唯物主义本体世界的这个内在超越性层面，是解释马克思伦理道德学说的根本依据。在近代西方实证主义哲学的理论视域中，马克思哲学的“伦理学空场”成为一种广泛流行的观点，但是在“实践一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的理论视域中，无论是实践概念的生存论的本体论维度，还是内涵于“社会生产关系”之中类似于康德“物自体”的范导功能，都凸现出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伦理道德关怀。事实上，在“实践一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的架构内，这种本体论层面的伦理道德关怀已经上升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层的、基础的层面，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如果不是奠基在这种伦理道德的关怀之上，它必然要堕落为一种抽象的认识论，一种经济决定论，或者历史宿命论。
其三，历史唯物主义本体世界的这个内在超越性层面，是化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价值转化”难题的根本依据。著名经济哲学家马克·布劳格曾经批判李嘉图的劳动价值学说是一个“两层地板”理论：一层是关于价格和利润的看得见的地板，另一层是关于价值的看不见的地板，而且，“处在第一层的经济行为主体根本不理会地下室的那个深层世界”。②这种“两层地板”批判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表现，就是某些西方学者在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时所炮制出来的“价值转化”难题。迄今为止，求解这一“价值转化”难题仍然是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术界追逐的一个学术热点。然而，如果把这个难题置于“实践一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的理论视域内，重新加以考察，这一难题的性质会获得一种完全不同的马克思哲学的深层诠释。这就是说，当某些学者认为，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价格和价值就像两个互不交涉的“两层地板”，并迷恋于在这两层地板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时，实际上凸现出来的正是他们对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理解的贫乏和无知。他们根本无法认识到，在马克思那里，价格和价值分别指向的是“实践一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的现象界和本质界，如果说隶属于现象界的价格现象可以通过某种经验的方法在某种限度内来加以确证的话，那么隶属于本质界的价值现象则只有靠人的理性思维才能加以把握。在此意义上，“价值转化”只不过是一个“伪命题”，无谓地追逐这样一个伪命题是毫无意义的。
其四，历史唯物主义本体世界的这个内在超越性层面，蕴含着马克思批判理论的道德承认维度。在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批判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如何消解马克思的“生产劳动”范式逐渐上升为一个中心问题，在今天，霍耐特的承认理论自称是在一种内在超越性的“道德承认”层面，彻底抛弃了马克思的生产劳动范式，完成了当代批判理论的“承认转向”。然而，如果我们将这种批判理论的“承认转向”置于“实践一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的理论框架内来思考，不难发现，实际上霍耐特所谓的“承认转向”已经蕴含在马克思本体论的理论建构之中了：无论是实践概念的生存论的本体论意义，还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内在超越性，显然都包含着道德承认的维度。这正如肖恩·塞耶斯在探讨马克思哲学与人性的关系时所指出的：“它是一种政治见解，实践与道德承诺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由此看来，那种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可以通过纯粹经验的方法加以确证的实证主义论点，根本没能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意义，持有此种实证主义主张的学者，根本无法明白在马克思的本体论理论中存在一个超感觉的本体世界，而这样一个超感 觉的“本质界”难道可以用纯粹的经验的方法加以确证吗?在“实践一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的理论建构中，历史唯物主义拒斥一切抽象的纯粹实证主义的观念，那种企图以纯粹经验确证的方法为其存在价值提供的辩护，无异于是在执行一种理论自杀。
三、顺序法与逆溯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不是马克思的根本方法
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把马克思哲学区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与此相对应，在它那里也必然会存在两种不同的马克思的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中的唯物(自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令人不解的是，传统哲学教科对这两种方法论之间的内在关系，从来没有给出过真正令人信服的解释。这里潜藏着两个重大的理论问题需要澄清：其一，唯物(自然)辩证法的适用对象是与人类社会历史相分离的抽象的物质世界和自然界，因而，正如不可能从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出历史唯物主义一样，同样也不可能将唯物(自然)辩证法畅通无阻地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并从中推广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辩证法”。其二，当传统哲学教科书把唯物(自然)辩证法推广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遭遇挫折时，它又犯下了另一桩严重的理论错误，即它从黑格尔那里借贷了“历史与逻辑一致”这个思辨哲学命题，并用以阐释马克思的方法论，从而导致马克思方法论的黑格尔化。
在《转换》看来，长期以来，广泛流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实际上是正统的阐释者们在诠释马克思哲学的过程中，肆意借贷黑格尔思辨哲学结下的理论恶果之一，是传统哲学教科书将马克思黑格尔化的重要一环。
《转换》首先向我们澄清，在黑格尔那里，…历史与逻辑一致’乃是一种简化的、皮相的观点”，其“实质是让历史迁就逻辑，让历史向逻辑投降”。②这就是说，黑格尔的“历史与逻辑一致”是一个思辨唯心主义命题，其中的“历史”是指观念史，尤其是哲学史，“逻辑”是指观念史意义上的逻辑，尤其是哲学史意义上的逻辑，即各种哲学观念(理论、概念、范畴、体系等)被“完全剥掉它们的外在形态和特殊运用”、摆脱“外在性或偶然性”之后，所呈现出来的内在的必然的逻辑次序或者逻辑理念。历史与逻辑一致是指观念史尤其是哲学史与这种逻辑次序或者逻辑理念的一致。平心而论，对于黑格尔的“历史与逻辑一致”蕴含着一种思辨唯心主义这一点，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还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的。正因为如此，它才致力于把黑格尔的“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思辨唯心主义命题，改造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命题，并通过这种改造把它上升为马克思的根本的方法论原则。这一改造主要是通过两个步骤来完成的：其一是重释“历史”概念，也就是把黑格尔意义上的观念史、特别是哲学史，重新解释为马克思意义上的现实的历史，即人类社会发展史。其二是引入“辩证法”概念，也就是赋予“历史与逻辑一致”命题以辩证法属性，并谓之“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然而在《转换》看来，这样的改造是否成功，至少还要取决于它如何回答以下三个关键问题：首先，这里的“辩证法”指的究竟是恩格斯的唯物(自然)辩证法，还是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辩证法?其次，历史与逻辑的差异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的地位是边缘性的，还是基础性的?最后，历史主义方法的有效性及其内在限度如何?
毫无疑问，《转换》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对这三个问题分别给出了迥异的回答。
关于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传统哲学教科书从来没有提出过为马克思所真正坚持的社会历史辩证法，它所谓的辩证法就是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或者自然辩证法，因而当它谈论“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时，实际所指正是“社会历史”与“历史规律”在唯物(自然)辩证法的指导下的辩证统一。如前所述，唯物(自然)辩证法的适用对象是抽象的物质世界或者自然界，它不能被推广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因而，唯物(自然)辩证法是不可能完成“社会历史”与“历史规律”这样的辩证统一的任务的。正是通过对隐含在“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之中的这个根本矛盾的揭示，《转换》提出了马克思的辩证法不是唯物(自然)辩证法，而是社会历史辩证法，而只有完成从唯物(自然)辩证法向社会历史辩证法的转换，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实质。至于能不能或者如何在“社会历史辩证法”的视域下重建黑格尔的“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命题，这是马克思哲学中没有明确提出和充分展开的课题，因而值得展开深入探讨。
关于第二个问题。《转换》认为，马克思坚持的是一种“差异分析法”，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坚持的则是一种“本质认同法”。①这就是说，马克思和他的正统的阐释者们从黑格尔“历史与逻辑一致”命题中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马克思认为，在黑格尔强调历史与逻辑的“一致”的同时，他也充分肯定了历史与逻辑的“差异”，而且在对哲学史展开分析的过程中，“黑格尔更重视历史(哲学史)与逻辑存在差异的地方”。②黑格尔的如下一段话便是证明：“当知性对于同一加以考察时，事实上它已经超出了同一，而它所看见的，只不过是在单纯差异或多样性形式下的差别。”③马克思从黑格尔“历史与逻辑一致”命题中看到的最重要的东西，也就是黑格尔对历史与逻辑差异的强调。诚然，虽然黑格尔也强调同一中蕴含着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在黑格尔整个逻辑学和绝对精神哲学中只能处于边缘性的地位，他所看到的差异最终被消融在“绝对理念”之中，变成毫无声息的东西。与黑格尔不同，在马克思的方法论视域中，差异在考察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已经升为主导性因素，居于基础性地位，而“差异分析法”也已上升为马克思开展历史研究的根本性方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专论“生产”一节中，对这种差异分析法有过一段精彩论述：“……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通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如果说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共同具有一些规律和规定，那么，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见到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
正如俞吾金先生所指出的，在马克思的文本中，诸如此类对差异分析的强调，“几乎无处不在”。然而，当传统哲学教科书从黑格尔那里借贷“历史与逻辑一致”命题来诠释马克思的方法论时，它从这个命题中看到的东西比黑格尔所看到的更少、更肤浅，也就是说，当它贯注于黑格尔对历史与逻辑“一致化”的论述时，完全忘记了黑格尔对历史与逻辑“差异性”的强调。既然传统哲学教科书所看到的更多的仍然是黑格尔所强调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化，并沿着“一致化”的方向去阐释马克思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那么它对马克思的差异学 说和差异分析法几乎无所涉及，也就成为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关于第三个问题。《转换》认为，在黑格尔“历史与逻辑一致”命题中蕴含着一种方法论历史主义，马克思则对这种方法论历史主义提出了尖锐批判。众所周知，马克思曾经提出过“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的著名命题，它所蕴含的方法论原则乃是对黑格尔历史主义方法论原则的否弃。与此相反，传统哲学教科书从黑格尔“历史与逻辑一致”引征出来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根本方法，所坚持的正是一种历史主义方法论原则。如果说传统哲学教科书中“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命题所关注的重心是对历史起点的追溯，那么，马克思的“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命题所关注的重心，则是以当代的批判眼光对过往历史的逆向投射。在这里，马克思的“以今释古”的“逆溯法”与传统哲学教科书中的“以古释今”的“顺序法”判然有别：前者所坚持的是“不理解现在，就不能理解过去”的思维原则，它主张只有通过领悟现在生活的本质从而先行地获取一种正确的历史意识，或者预先确定历史研究的价值坐标，当代人才能在这种历史意识或价值坐标的引导下自觉地认识过往的历史；后者所坚持的则是“不懂过去，就不了解现在”的思维原则，它假设当代人能够回到“纯粹的过去”，在不预设任何历史意识或价值坐标的状态下，客观地把握过往的历史。众所周知，在现代经济学说发展史上，以门格尔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曾经对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论历史主义进行过全面的批判，马克思也曾经通过对德国历史经济学派的先驱李斯特的批判痛斥过方法论历史主义。正统的阐释者们却试图通过黑格尔“历史与逻辑一致”命题，把马克思塑造成一位方法论历史主义者，孰不知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不加反思的、纯粹的历史主义只不过是一口无泉之井。
通过对上述三个问题的不同回答，《转换》否定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方法论的基本定位，即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是马克思的根本方法，从而消除了对马克思的一个根本性的误解。
四、必然性与偶然性：离开偶然-眭的历史唯物主义必然要堕落为抽象的认识论
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偶然性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但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探讨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理论属性时，关注得最多的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和必然性，即便谈到偶然性，偶然性也只是作为必然性的伴生物而出现的。质言之，在传统哲学教科书规定的理论视域中，偶然性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只是一种皮相的、次要的、非本质性的关系。出现如此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正统的阐释者们是在黑格尔思辨哲学的视域内来阐释马克思的偶然性学说的，因而不可避免地把马克思的偶然性学说黑格尔化了。其主要表现是：黑格尔是在概念辩证法的范畴内来讨论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关系的，而正统的阐释者们则跟随黑格尔的思路，顺理成章地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范畴内来讨论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关系，并把这种唯物(自然)辩证法范畴下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关系，推广运用到历史唯物主义当中去，从而把一种受到黑格尔历史唯心主义精神严重污染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学说强行塞进马克思哲学之中。
大致说来，在黑格尔之前，哲学史上关于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考察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排斥偶然性，像休谟那样重视偶然性的哲学家，往往又不能把握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关系，从而走向另一个极端；二是把偶然性和必然性问题置于认识论、知识论哲学的框架内来讨论，从而把偶然性和必然性问题实证主义化了。黑格尔的贡献就体现在对上述两种哲学倾向的突破上。一方面，他第一次完整地阐述了必然性与偶然性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偶然性离不开必然性，在偶然性的背后潜蕴着必然性，必然性又不是纯粹的，它的存在和实现必须以偶然性为条件，“以偶然的东西作它的出发点”；偶然性和必然性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偶然性由肯定形式“转变为它自身的否定面”，即偶然性进入必然性的过程，而由此派生出来的必然性，它的实现还要取决于作为条件的偶然性，并吸取偶然性成为自身的内容。众所周知，黑格尔的所有这些论述，几乎一览无余地全都被吸纳进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之中。
另一方面，黑格尔还将他在概念辩证法的范畴下阐释出来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关系，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运用于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考察，从而得出他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这一种进展是我们必须在它的必然性中加以认识的。”在这里，黑格尔通过偶然性和必然性的概念辩证法，向我们指出了历史的必然性。黑格尔的这种必须在历史的必然性中来认识历史的唯心史观，曾经被恩格斯尊称为“伟大的基本思想”。恩格斯从黑格尔那里继承而来的这个思想遗产，被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完全接受下来，因而，就像黑格尔在他的历史与逻辑一致命题中所主张的那样，传统哲学教科书也坚持应该“撇开偶然性的曲折”而专注于对历史必然性的考察。
为了揭示传统哲学教科书企图撇开偶然性，把某种抽象的历史运动公式(历史必然性)强加给千差万别的历史现实的理论错误，《转换》把偶然性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作为主题来考察，指出传统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偶然性学说的阐释至少存在三个失误：第一，它做了历史逻辑化的预设。传统哲学教科书在谈论“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时，虽然也强调“表面看来是纯粹必然性的东西，实际上总是伴随着偶然性，并在事物的必然发展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当它仍然像黑格尔那样认同“撇开偶然性的曲折”来谈论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时，实际上已经取消了偶然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即在研究历史之前先把历史逻辑化”了。
第二，它从方法论上限制了偶然性发挥作用的可能空间。如前所述，传统哲学教科书经常用“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来阐释马克思的方法论：“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同任何辩证的统一一样，是包含差别的统一，辩证逻辑不仅要求看到两者的统一，而且要求看到两者的差别。”但是它又强调：“逻辑的方法是舍弃历史发展的曲折过程和偶然因素的研究方法。”《转换》对于这种充满形式逻辑矛盾的理论表述提出了尖锐质疑：“如果承认两者之间存在着‘差别’，那就决不应该撇开作为差别的主要表现方式的、历史中的偶然性。反之，如果撇开历史中的偶然性，那么，历史(尤其是观念史)与逻辑的‘差别’又在什么地方呢?”
第三，它认为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偶然性只不过是边缘性的解释要素。传统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偶然性学说在其历史观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缺乏深刻的把握，在它看来，“必然性和偶然性这两个对立面，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是等同的。必然性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占支配地位的、一定要贯彻下去的趋势，它决定着事物的前途和方向。偶然性则相反，它不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居支配地位的趋势，一般来说，它对整个事物的发展只起着加速或延缓 以及使之带有这样或那样特点的影响作用。”⑥在这样的叙述中，偶然性始终是一个低层次的概念，必须处于被必然性所支配的地位。《转换》认为，实际上对于马克思而言，“偶然性之于历史，乃是灵魂之于生命”，如果只是皮相地把握偶然性之于历史的关系，就必然会“把蕴含着丰富偶然性和生命力的历史推入到逻辑范畴必然演绎的硫酸池中去”，⑦把活生生的历史变成逻辑范畴的附庸，或者“概念木乃伊”。
上述三个理论失误所导致的理论后果，集中到一点就是：离开偶然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必然要堕落为一种没有“本体论承诺”的抽象认识论。首先，撇开马克思的偶然性学说，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域中的辩证法将被剥除生存论根基。早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通过对德谟克利特“原子论”与伊壁鸠鲁“原子偏斜说”的比较，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以偶然性为基础的自由意志哲学，在这一哲学中，偶然性之于个体生存、个人自由，乃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马克思对偶然性之于个体生存论意义的揭示，实际上已经指涉出马克思哲学中的一个重大的命题，即撇开偶然性来考察马克思的辩证法，实际上就是撇开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实践来考察马克思的辩证法，没有了偶然性因素的参与，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人化自然辩证法，或者社会历史辩证法必然要降低为自然辩证法，或者唯物辩证法，而后者只不过是传统抽象认识论哲学谱系中的一种表现形式。
其次，撇开马克思的偶然性学说，历史唯物主义必将沦落为一种抽象的历史哲学公式。马克思曾明确反对把《资本论》“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他强调，“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在马克思的历史观视野中，人类社会发展的真实图景既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又是一个创造性的开放过程，在此过程中，偶然性不但为必然性开辟道路，从而使历史的必然性通过偶然性呈现出来，而且更重要的是，缺少了偶然性也就窒息了创造性，闭合了开放性的道路。正如马克思在批评库格曼不懂得偶然性与历史创造的艰难曲折时所指出的：“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末创造世界历史就未免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
再次，撇开马克思的偶然性学说，必将改变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解释的理论重心。在整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有一个理论重心，就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层的、内在的不确定性。如果撇开马克思的偶然性学说，这个理论重心将变得模糊不清，甚至转向它的反面，即把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的重心误置于一种确定性思维范式或者历史必然性之上。譬如，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中，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功能乃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过程的内在的、深度的不确定性，以及批判任何基于“技术决定论”而得出的资本主义和谐论、永恒论，确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突性、暂时性。奇怪的是，像斯拉法和斯蒂曼德之类的学者却认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内含其中的种种偶然性致使价格成为飘忽不定的东西，因而必须作为赘物被铲除。这显然已经改变了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解释的理论重心。
五、同质性与异质性：重建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重要标志
准确把握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是理解唯物史观发生史的关键环节。学术界围绕这个问题争论的重心一直集中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很少有学者洞察到马克思走出德国古典哲学进而通向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实际上是在康德和费尔巴哈的“异质性学说”的启示下，逐步地、艰难地克服以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西方哲学的“思维与存在同质性”这个主流性话题的前提下，才成为可能的。
《转换》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一种是以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建立在“思维与存在同质性”基础上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一种是以康德、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为代表的建立在“思维与存在异质性”基础上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区分本身已经标示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理论背景和实现道路：第一，对“思维与存在同质性”的否弃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重要标志；第二，马克思对“思维与存在同质性”的否弃是借助康德和费尔巴哈的“异质性学说”实现的。由此出发，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马克思异质性学说是如何超越康德和费尔巴哈异质性学说的?在上述问题域中，准确地把握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彼此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是正确解答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关键。
在我们看来，《转换》为我们把握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提供了两条基本线索：一条直接阐明的线索是，康德的“异质性”学说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一条隐含的线索是，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下来的经济哲学批判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切入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条线索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是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的：康德“异质性”学说是马克思否弃黑格尔“同质性”学说的关键思想资源，而黑格尔的“经济哲学批判”则是马克思超越康德“异质性”学说的关键思想资源。
先看康德这条线索：康德的“异质性”学说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转换》首先指出：其一，在康德那里，“‘物自体’乃是思维与存在异质性的根本标志”，康德的“物自体”所蕴含的思维与存在异质性的思想，深刻地影响到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其二，费希特和谢林，尤其是黑格尔均对康德的“物自体”学说提出了激烈的批判，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对象能够避免被思维这只强劲的胃消化的命运，易言之，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不可知的对象”，由此，思维与存在的同质性上升为德国古典哲学的主流性话题；其三，费尔巴哈通过他的直观唯物主义回归康德的“异质性”思维，反过来对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同质性”学说提出了批判，费尔巴哈的批判影响了马克思。
在指出康德和费尔巴哈的异质性学说与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同质性理论的对峙之后，《转换》考证了马克思重建康德和费尔巴哈的异质性学说，发动哲学革命，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三个阶段：在博士论文时期(大致为1840年下半年至1841年3月)，马克思仍然处于黑格尔关于思维与存在同质性观念的影响下，跟随黑格尔的思路批判康德的“异质性”学说，对于费尔巴哈在《未来哲学原理》(1843)中对黑格尔的“同质性”理论提出的批判，也采取了“不以为然的态度”。1842年后，特别是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标志，马克思开始引入经济哲学的视角，重新审视并肯定了康德和费尔巴哈的异质性理论，从而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做出了新的探索。1845年后，马克思通过引入“实践”和“意识形态批判”，揭示出康德“物自体”的异质性之谜乃是可认识的社会生产关系，走出费尔巴哈把存 在理解为与人相分离的抽象的自然并以此为出发点的直观唯物主义，最后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学说。
《转换》对马克思哲学革命路线的重新发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就是，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人手揭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内在逻辑，可以把我们从“合理内核(黑格尔辩证法) 基本内核(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推广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导出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教条式的曲解中解放出来，还原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原初面貌，特别是它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真实关系。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马克思对康德哲学革命的扬弃，发掘康德这个通向马克思的桥梁，重新在康德哲学而不是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划时代意义。
再看黑格尔这条线索：继承黑格尔的经济哲学批判路径是马克思超越康德“异质性”学说的关键。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是唯一研究过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德国古典哲学家，然而，当人们总是带着思辨哲学的有色眼镜来透视黑格尔哲学时，黑格尔的经济哲学被他的阐释者和追随者们掩蔽起来，黑格尔哲学系体中最具生气和活力的经济哲学部分，即他留给我们的最有价值的精神遗产——如人、异化、劳动、实践、需要、自由、市民社会、私有财产、历史意识等，被忽视掉了，转而受到重视的却是黑格尔哲学思想的遗毒，如理性本体论、“革命”辩证法，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思维与存在的同质性，认识论、方法论和逻辑学的一致性，等等。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真实关系就是在这种认知逻辑之下被曲解了：在黑格尔的整个哲学体系中，对马克思思想产生更大影响的是黑格尔的《逻辑学》和《自然哲学》，而不是《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前两部著作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将马克思黑格尔化的思想源头，而事实上，正是在后两部著作中得到集中体现的黑格尔的经济哲学思想，才是建构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关系的基础。
《转换》关于马克思和黑格尔哲学“思想酵素”的分析启发我们，马克思和黑格尔哲学最具“亲合性”的部分就是二者共有的“经济哲学”的视角。我们认为，这也正是我们建构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切入点，卢卡奇等西方学者沿着经济哲学的方向重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关系的努力，充分印证了这一判断。如果说黑格尔通过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哲学批判而不自觉地偏离德国古典哲学的轨道，突破了近代西方哲学问题域的禁锢，马克思则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发动了一场划时代的哲学革命，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此后，马克思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而展开的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批判则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这是黑格尔根本无法企及的。
马克思与黑格尔经济哲学的根本差异，在他们对康德“物自体”之谜的不同解答中充分显露出来了。黑格尔企图直接取消康德哲学规定的“现象”与“物自体”的异质性，从而把康德拉回到他的“思维与存在同质性”的思辨哲学道路上去，这种思辨哲学的习气体现在他的《法哲学》中，就是作为伦理实体的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吞没。马克思则在黑格尔开辟的经济哲学批判的道路上实现了革命性的突破，“揭示出康德对‘物自体’的崇拜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商品拜物教，而商品拜物教正是由资本主义这种特殊的社会生产关系引起的。也就是说，‘物自体’的本质乃是社会生产关系，而社会生产关系是可以认识的。”由此，马克思不但解蔽了康德“物自体”之谜，而且在否定黑格尔同质性理论的基础上，也超越了康德异质性学说的不可知论，以及费尔巴哈异质性学说的直观唯物主义倾向，走向实践唯物主义或者历史唯物主义。
最后有必要指出，既然本文的分析带有某种“截取”的性质和“引申”的成分，我们得出的某些具体的结论与《转换》的本意就难免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无论如何，透过前述五个理论质点，我们毕竟感受到了《转换》透发出来的学术震撼力，及其带给我们的启迪：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工作是何等重要!马克思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道路是何等艰辛!
作者单位：张雪魁，复旦大学哲学院博士后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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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瑞敏。山东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责任编辑：张蓬
关键词 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问题域的转换》 重新理解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1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4-0005-11
一、世界观与本体论：马克思哲学不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
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谈论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时，把传统物质本体论误置于马克思哲学之中，从而为整个马克思哲学安置了一个“物化”的灵魂。可以说，在阐释马克思哲学的过程中，这个“物化”的灵魂产生了“化神奇为腐朽”的作用：“把马克思哲学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革命理论安放在一个支离破碎、千疮百孔的旧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的基础上”，抹平了马克思哲学与传统西方哲学的根本差别，甚至将之降低到旧唯物主义的水平，掩蔽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划时代意义。
众所周知，在传统物质本体论设定的问题域中，传统哲学教科书把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基本诠释框架规定为：物质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世界统一于物质；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时间和空间是物质的存在方式；物质运动有其规律性。需要追问的是，在这一物质本体论阐释框架中，“物质”概念究竟是在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上被定义的，还是在旧唯物主义或历史唯心主义的意义上被定义的?《转换》通过对物质概念内涵的哲学史考察，并对比了马克思和他的正统的阐释者们(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前苏联、东欧和中国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编撰者)对物质概念理解的根本差异，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阐述马克思物质本体论时所使用的物质概念，是与旧唯物主义相适应的，而当传统哲学教科书从旧唯物主义出发去理解马克思的物质概念时，必定会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抽象的物质观。所谓“抽象物质观”，就是撇开人的社会活动和历史背景空泛地谈论“物质”概念。按照这一观念，物质“作为一切具体(事)物的总和，不过是一个抽象符号、一个哲学范畴、一种“抽象的观念”，按照贝克莱的话来说就是，物质即“空名”和“虚无”。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这种抽象的物质观表现在对自然界的抽象理解上，就是抽象的自然观，马克思曾这样写到：“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由此不难发现。当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把滥觞于亚里士多德、后经笛卡尔和黑格尔等所发展的传统的物质本体论接纳进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并把它作为理解、诠释马克思哲学的根本出发点时，它必定会导致传统物质本体论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复活。
传统物质本体论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复活，必然要掩蔽马克思哲学的本质，致使马克思哲学中的诸多核心问题无法得到合理解释：如何把现实的人接纳进这种物质本体论之中?社会历史如何进入这种物质本体论的理论视界?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概念的实践如何在这种物质本体论中获得恰当的安置?异化劳动概念在整个马克思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如何在这种物质本体论中得以凸现?马克思的本体论维度的自由概念如何在这种物质本体论中得到体现?辩证法的生存论根基何以能够在这种物质本体论中存活?马克思的价值学说如何在这种物质本体论中得到表达?马克思哲学对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在这种物质本体论中如何能够呈现?从这种物质本体论中如何引伸出马克思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而获得的“社会形态时空观”?在这种物质本体论中如何体现马克思哲学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超越，以及蕴含其中的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划时代意义?等等。显而易见，所有这些问题都不可能在传统物质本体论所规定的问题域中得到合理的解答。
传统物质本体论对马克思哲学的掩蔽必然使它陷入窘境，而它所选择的逃离窘境的方法又使它在近代西方哲学的问题域中越陷越深。这突出地表现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为了摆脱传统物质本体论带来的困境，它不是在否弃这种本体论的基础上去探求真正的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而是企图用对马克思哲学的所谓“世界观”的研究代替对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研究，进而把马克思哲学规定为一种关于世界观的学问。然而，正是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这个逃生通道的入口处，《转换》再次当头棒喝，指出了它一错再错的缘由：“世界观”乃是一个在近代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域中被规定了的概念，在这种哲学问题域中，它所获得的内涵已经受到近代西方哲学的“主体性形而上学”的精神污染，因而不加反思地在马克思哲学中植入“世界观”概念，并企图用“世界观”概念来取代对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研究，这本身就已经把马克思哲学“近代西方哲学化”了!显然，在马克思那里，以世界观代替本体论“并不具有哲学上的合法性”。
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物质本体论”和“世界观”问题上所犯的错误，都与它仅仅局限于近代西方哲学的问题域来阐释马克思哲学密切相关。事实上，只要把“物“和“世界观”概念置于当代西方哲学的问题域内重新加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一种不祥的概念”。《转换》对此做了三点分析：其一，传统的“世界观”概念用“存在者”弃绝了对“存在的意义或真理”的关切，实际上是把人(此在)与物(其他存在者)之间的差异给抹平了。在此意义上，“世界观”不过是传统物质本体论的一个变体，因而把“世界观”概念接纳进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实际上就是在马克思哲学中误置了物质本体论。其二，在当代西方哲学的问题域中，“世界观概念的出现，即世界在人的观念中的图像化，也就是人的主体化”。在此意义上，世界观概念的出现和流行，乃是作为近代西方哲学标志的“主体性形而上学”大行其道的一种表现形式，在马克思哲学中植入这种“主体性形而上学”，无异于是把马克思哲学作为近代西方哲学的一个主流支脉来考察了，这就抹平了马克思哲学与近代西方哲学的根本差别。其三，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关于马克思“世界观”的诸多表述，“明显地带有前康德的、独断论哲学的印记”。当正统的阐释者们在马克思哲学中引入“世界观”概念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在康德 那里，“‘世界’作为‘物自体’之一，乃是超验的，不可知的。”这表明，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虽然浸淫于近代西方哲学的问题域和思维方式，但又远远没有达到近代西方哲学的思维水平。于是，在近代西方哲学思维范式的影响下，在近代西方哲学的问题域中被阐释出来的马克思哲学，必定会被降低为近代西方哲学的一个不合格的“劣等品”，甚至是“赝品”。
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关于马克思哲学的物质本体论和世界观的阐述，完全陷入到近代西方哲学的问题域之中，掩蔽了马克思本体论世界的本质，是一种非法的、破坏性的解读。为了纠正这一根本错误，《转换》提出一种“实践一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馐)并在这一本体论诠释框架中，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内涵。
二、现象界与本质界：历史唯物主义不可能用纯粹经验的方法加以确证
长期以来，学术界存在着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性质的争论，其中影响最大、也最为恶劣的一种观点，就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哲学，而是可以运用纯粹经验的方法加以确证的实证科学。对这一观点的反驳，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领域。然而，在缺乏对马克思哲学的深层理解，特别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特征缺乏深刻揭示的情况下，仅仅通过目前流行于学术界的文本诠释活动，我们是很难从根本上消解这种实证主义论点的。
《转换》通过对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建构，揭示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特征，从而为我们彻底消解历史唯物主义是实证科学而不是哲学的顽固论点，提供了深层的理论说明。如前所述，《转换》把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哲学理解为一种“实践一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这种本体论，既不同于在马克思本人的文本的影响下、从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中引申出来的“实践本体论”，又不同于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同时也超越了科莱蒂的“社会生产关系”理论。在我们看来，“实践一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所包含的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就像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现象界”和“物自体”做了严格的划界一样，《转换》也对马克思的本体论世界进行了划界，即“实践本体论”所指向的“现象界”和“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所指向的“本质界”：“从现象或感觉经验的层面看，马克思的本体论乃是一种‘实践本体论’，实践构成马克思探索其他一切哲学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实际上，正是实践这一理论基础的确立，从根本上把马克思哲学与一切传统哲学区分开来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本体论没有停留在感性实践的层面上。他从经济哲学研究的视角出发，深入地探索了作为实践的基本形式的生产劳动，并进而发现了超感觉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始源性地位和作用。这样一来，在更深刻的、超感觉的意义上，马克思的本体论又显现出‘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的维度。如果说，实践、生产劳动属于感性现象的领域，因而是可感觉的，那么，社会生产关系则属于本质领域，因而是超感觉的，只有人的理性思维才能加以把握。”
这种“实践一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完整地再现了马克思本体论的理论形象，由此出发，可以使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获得新的、全面的理解：其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世界具有内在超越性的层面。在“实践一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的诠释框架中，不但作为马克思哲学核心概念的实践获得了“生存论的本体论”意义，而且社会生产关系通过参与对康德“物自体”之谜的解答，也获得了一种本体论层面的内在超越性。
其二，历史唯物主义本体世界的这个内在超越性层面，是解释马克思伦理道德学说的根本依据。在近代西方实证主义哲学的理论视域中，马克思哲学的“伦理学空场”成为一种广泛流行的观点，但是在“实践一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的理论视域中，无论是实践概念的生存论的本体论维度，还是内涵于“社会生产关系”之中类似于康德“物自体”的范导功能，都凸现出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伦理道德关怀。事实上，在“实践一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的架构内，这种本体论层面的伦理道德关怀已经上升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层的、基础的层面，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如果不是奠基在这种伦理道德的关怀之上，它必然要堕落为一种抽象的认识论，一种经济决定论，或者历史宿命论。
其三，历史唯物主义本体世界的这个内在超越性层面，是化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价值转化”难题的根本依据。著名经济哲学家马克·布劳格曾经批判李嘉图的劳动价值学说是一个“两层地板”理论：一层是关于价格和利润的看得见的地板，另一层是关于价值的看不见的地板，而且，“处在第一层的经济行为主体根本不理会地下室的那个深层世界”。②这种“两层地板”批判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表现，就是某些西方学者在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时所炮制出来的“价值转化”难题。迄今为止，求解这一“价值转化”难题仍然是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术界追逐的一个学术热点。然而，如果把这个难题置于“实践一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的理论视域内，重新加以考察，这一难题的性质会获得一种完全不同的马克思哲学的深层诠释。这就是说，当某些学者认为，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价格和价值就像两个互不交涉的“两层地板”，并迷恋于在这两层地板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时，实际上凸现出来的正是他们对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理解的贫乏和无知。他们根本无法认识到，在马克思那里，价格和价值分别指向的是“实践一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的现象界和本质界，如果说隶属于现象界的价格现象可以通过某种经验的方法在某种限度内来加以确证的话，那么隶属于本质界的价值现象则只有靠人的理性思维才能加以把握。在此意义上，“价值转化”只不过是一个“伪命题”，无谓地追逐这样一个伪命题是毫无意义的。
其四，历史唯物主义本体世界的这个内在超越性层面，蕴含着马克思批判理论的道德承认维度。在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批判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如何消解马克思的“生产劳动”范式逐渐上升为一个中心问题，在今天，霍耐特的承认理论自称是在一种内在超越性的“道德承认”层面，彻底抛弃了马克思的生产劳动范式，完成了当代批判理论的“承认转向”。然而，如果我们将这种批判理论的“承认转向”置于“实践一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的理论框架内来思考，不难发现，实际上霍耐特所谓的“承认转向”已经蕴含在马克思本体论的理论建构之中了：无论是实践概念的生存论的本体论意义，还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内在超越性，显然都包含着道德承认的维度。这正如肖恩·塞耶斯在探讨马克思哲学与人性的关系时所指出的：“它是一种政治见解，实践与道德承诺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由此看来，那种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可以通过纯粹经验的方法加以确证的实证主义论点，根本没能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意义，持有此种实证主义主张的学者，根本无法明白在马克思的本体论理论中存在一个超感觉的本体世界，而这样一个超感 觉的“本质界”难道可以用纯粹的经验的方法加以确证吗?在“实践一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的理论建构中，历史唯物主义拒斥一切抽象的纯粹实证主义的观念，那种企图以纯粹经验确证的方法为其存在价值提供的辩护，无异于是在执行一种理论自杀。
三、顺序法与逆溯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不是马克思的根本方法
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把马克思哲学区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与此相对应，在它那里也必然会存在两种不同的马克思的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中的唯物(自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令人不解的是，传统哲学教科对这两种方法论之间的内在关系，从来没有给出过真正令人信服的解释。这里潜藏着两个重大的理论问题需要澄清：其一，唯物(自然)辩证法的适用对象是与人类社会历史相分离的抽象的物质世界和自然界，因而，正如不可能从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出历史唯物主义一样，同样也不可能将唯物(自然)辩证法畅通无阻地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并从中推广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辩证法”。其二，当传统哲学教科书把唯物(自然)辩证法推广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遭遇挫折时，它又犯下了另一桩严重的理论错误，即它从黑格尔那里借贷了“历史与逻辑一致”这个思辨哲学命题，并用以阐释马克思的方法论，从而导致马克思方法论的黑格尔化。
在《转换》看来，长期以来，广泛流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实际上是正统的阐释者们在诠释马克思哲学的过程中，肆意借贷黑格尔思辨哲学结下的理论恶果之一，是传统哲学教科书将马克思黑格尔化的重要一环。
《转换》首先向我们澄清，在黑格尔那里，…历史与逻辑一致’乃是一种简化的、皮相的观点”，其“实质是让历史迁就逻辑，让历史向逻辑投降”。②这就是说，黑格尔的“历史与逻辑一致”是一个思辨唯心主义命题，其中的“历史”是指观念史，尤其是哲学史，“逻辑”是指观念史意义上的逻辑，尤其是哲学史意义上的逻辑，即各种哲学观念(理论、概念、范畴、体系等)被“完全剥掉它们的外在形态和特殊运用”、摆脱“外在性或偶然性”之后，所呈现出来的内在的必然的逻辑次序或者逻辑理念。历史与逻辑一致是指观念史尤其是哲学史与这种逻辑次序或者逻辑理念的一致。平心而论，对于黑格尔的“历史与逻辑一致”蕴含着一种思辨唯心主义这一点，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还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的。正因为如此，它才致力于把黑格尔的“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思辨唯心主义命题，改造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命题，并通过这种改造把它上升为马克思的根本的方法论原则。这一改造主要是通过两个步骤来完成的：其一是重释“历史”概念，也就是把黑格尔意义上的观念史、特别是哲学史，重新解释为马克思意义上的现实的历史，即人类社会发展史。其二是引入“辩证法”概念，也就是赋予“历史与逻辑一致”命题以辩证法属性，并谓之“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然而在《转换》看来，这样的改造是否成功，至少还要取决于它如何回答以下三个关键问题：首先，这里的“辩证法”指的究竟是恩格斯的唯物(自然)辩证法，还是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辩证法?其次，历史与逻辑的差异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的地位是边缘性的，还是基础性的?最后，历史主义方法的有效性及其内在限度如何?
毫无疑问，《转换》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对这三个问题分别给出了迥异的回答。
关于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传统哲学教科书从来没有提出过为马克思所真正坚持的社会历史辩证法，它所谓的辩证法就是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或者自然辩证法，因而当它谈论“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时，实际所指正是“社会历史”与“历史规律”在唯物(自然)辩证法的指导下的辩证统一。如前所述，唯物(自然)辩证法的适用对象是抽象的物质世界或者自然界，它不能被推广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因而，唯物(自然)辩证法是不可能完成“社会历史”与“历史规律”这样的辩证统一的任务的。正是通过对隐含在“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之中的这个根本矛盾的揭示，《转换》提出了马克思的辩证法不是唯物(自然)辩证法，而是社会历史辩证法，而只有完成从唯物(自然)辩证法向社会历史辩证法的转换，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实质。至于能不能或者如何在“社会历史辩证法”的视域下重建黑格尔的“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命题，这是马克思哲学中没有明确提出和充分展开的课题，因而值得展开深入探讨。
关于第二个问题。《转换》认为，马克思坚持的是一种“差异分析法”，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坚持的则是一种“本质认同法”。①这就是说，马克思和他的正统的阐释者们从黑格尔“历史与逻辑一致”命题中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马克思认为，在黑格尔强调历史与逻辑的“一致”的同时，他也充分肯定了历史与逻辑的“差异”，而且在对哲学史展开分析的过程中，“黑格尔更重视历史(哲学史)与逻辑存在差异的地方”。②黑格尔的如下一段话便是证明：“当知性对于同一加以考察时，事实上它已经超出了同一，而它所看见的，只不过是在单纯差异或多样性形式下的差别。”③马克思从黑格尔“历史与逻辑一致”命题中看到的最重要的东西，也就是黑格尔对历史与逻辑差异的强调。诚然，虽然黑格尔也强调同一中蕴含着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在黑格尔整个逻辑学和绝对精神哲学中只能处于边缘性的地位，他所看到的差异最终被消融在“绝对理念”之中，变成毫无声息的东西。与黑格尔不同，在马克思的方法论视域中，差异在考察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已经升为主导性因素，居于基础性地位，而“差异分析法”也已上升为马克思开展历史研究的根本性方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专论“生产”一节中，对这种差异分析法有过一段精彩论述：“……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通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如果说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共同具有一些规律和规定，那么，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见到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
正如俞吾金先生所指出的，在马克思的文本中，诸如此类对差异分析的强调，“几乎无处不在”。然而，当传统哲学教科书从黑格尔那里借贷“历史与逻辑一致”命题来诠释马克思的方法论时，它从这个命题中看到的东西比黑格尔所看到的更少、更肤浅，也就是说，当它贯注于黑格尔对历史与逻辑“一致化”的论述时，完全忘记了黑格尔对历史与逻辑“差异性”的强调。既然传统哲学教科书所看到的更多的仍然是黑格尔所强调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化，并沿着“一致化”的方向去阐释马克思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那么它对马克思的差异学 说和差异分析法几乎无所涉及，也就成为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关于第三个问题。《转换》认为，在黑格尔“历史与逻辑一致”命题中蕴含着一种方法论历史主义，马克思则对这种方法论历史主义提出了尖锐批判。众所周知，马克思曾经提出过“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的著名命题，它所蕴含的方法论原则乃是对黑格尔历史主义方法论原则的否弃。与此相反，传统哲学教科书从黑格尔“历史与逻辑一致”引征出来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根本方法，所坚持的正是一种历史主义方法论原则。如果说传统哲学教科书中“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命题所关注的重心是对历史起点的追溯，那么，马克思的“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命题所关注的重心，则是以当代的批判眼光对过往历史的逆向投射。在这里，马克思的“以今释古”的“逆溯法”与传统哲学教科书中的“以古释今”的“顺序法”判然有别：前者所坚持的是“不理解现在，就不能理解过去”的思维原则，它主张只有通过领悟现在生活的本质从而先行地获取一种正确的历史意识，或者预先确定历史研究的价值坐标，当代人才能在这种历史意识或价值坐标的引导下自觉地认识过往的历史；后者所坚持的则是“不懂过去，就不了解现在”的思维原则，它假设当代人能够回到“纯粹的过去”，在不预设任何历史意识或价值坐标的状态下，客观地把握过往的历史。众所周知，在现代经济学说发展史上，以门格尔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曾经对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论历史主义进行过全面的批判，马克思也曾经通过对德国历史经济学派的先驱李斯特的批判痛斥过方法论历史主义。正统的阐释者们却试图通过黑格尔“历史与逻辑一致”命题，把马克思塑造成一位方法论历史主义者，孰不知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不加反思的、纯粹的历史主义只不过是一口无泉之井。
通过对上述三个问题的不同回答，《转换》否定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方法论的基本定位，即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是马克思的根本方法，从而消除了对马克思的一个根本性的误解。
四、必然性与偶然性：离开偶然-眭的历史唯物主义必然要堕落为抽象的认识论
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偶然性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但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探讨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理论属性时，关注得最多的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和必然性，即便谈到偶然性，偶然性也只是作为必然性的伴生物而出现的。质言之，在传统哲学教科书规定的理论视域中，偶然性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只是一种皮相的、次要的、非本质性的关系。出现如此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正统的阐释者们是在黑格尔思辨哲学的视域内来阐释马克思的偶然性学说的，因而不可避免地把马克思的偶然性学说黑格尔化了。其主要表现是：黑格尔是在概念辩证法的范畴内来讨论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关系的，而正统的阐释者们则跟随黑格尔的思路，顺理成章地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范畴内来讨论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关系，并把这种唯物(自然)辩证法范畴下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关系，推广运用到历史唯物主义当中去，从而把一种受到黑格尔历史唯心主义精神严重污染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学说强行塞进马克思哲学之中。
大致说来，在黑格尔之前，哲学史上关于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考察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排斥偶然性，像休谟那样重视偶然性的哲学家，往往又不能把握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关系，从而走向另一个极端；二是把偶然性和必然性问题置于认识论、知识论哲学的框架内来讨论，从而把偶然性和必然性问题实证主义化了。黑格尔的贡献就体现在对上述两种哲学倾向的突破上。一方面，他第一次完整地阐述了必然性与偶然性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偶然性离不开必然性，在偶然性的背后潜蕴着必然性，必然性又不是纯粹的，它的存在和实现必须以偶然性为条件，“以偶然的东西作它的出发点”；偶然性和必然性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偶然性由肯定形式“转变为它自身的否定面”，即偶然性进入必然性的过程，而由此派生出来的必然性，它的实现还要取决于作为条件的偶然性，并吸取偶然性成为自身的内容。众所周知，黑格尔的所有这些论述，几乎一览无余地全都被吸纳进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之中。
另一方面，黑格尔还将他在概念辩证法的范畴下阐释出来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关系，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运用于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考察，从而得出他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这一种进展是我们必须在它的必然性中加以认识的。”在这里，黑格尔通过偶然性和必然性的概念辩证法，向我们指出了历史的必然性。黑格尔的这种必须在历史的必然性中来认识历史的唯心史观，曾经被恩格斯尊称为“伟大的基本思想”。恩格斯从黑格尔那里继承而来的这个思想遗产，被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完全接受下来，因而，就像黑格尔在他的历史与逻辑一致命题中所主张的那样，传统哲学教科书也坚持应该“撇开偶然性的曲折”而专注于对历史必然性的考察。
为了揭示传统哲学教科书企图撇开偶然性，把某种抽象的历史运动公式(历史必然性)强加给千差万别的历史现实的理论错误，《转换》把偶然性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作为主题来考察，指出传统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偶然性学说的阐释至少存在三个失误：第一，它做了历史逻辑化的预设。传统哲学教科书在谈论“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时，虽然也强调“表面看来是纯粹必然性的东西，实际上总是伴随着偶然性，并在事物的必然发展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当它仍然像黑格尔那样认同“撇开偶然性的曲折”来谈论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时，实际上已经取消了偶然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即在研究历史之前先把历史逻辑化”了。
第二，它从方法论上限制了偶然性发挥作用的可能空间。如前所述，传统哲学教科书经常用“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来阐释马克思的方法论：“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同任何辩证的统一一样，是包含差别的统一，辩证逻辑不仅要求看到两者的统一，而且要求看到两者的差别。”但是它又强调：“逻辑的方法是舍弃历史发展的曲折过程和偶然因素的研究方法。”《转换》对于这种充满形式逻辑矛盾的理论表述提出了尖锐质疑：“如果承认两者之间存在着‘差别’，那就决不应该撇开作为差别的主要表现方式的、历史中的偶然性。反之，如果撇开历史中的偶然性，那么，历史(尤其是观念史)与逻辑的‘差别’又在什么地方呢?”
第三，它认为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偶然性只不过是边缘性的解释要素。传统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偶然性学说在其历史观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缺乏深刻的把握，在它看来，“必然性和偶然性这两个对立面，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是等同的。必然性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占支配地位的、一定要贯彻下去的趋势，它决定着事物的前途和方向。偶然性则相反，它不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居支配地位的趋势，一般来说，它对整个事物的发展只起着加速或延缓 以及使之带有这样或那样特点的影响作用。”⑥在这样的叙述中，偶然性始终是一个低层次的概念，必须处于被必然性所支配的地位。《转换》认为，实际上对于马克思而言，“偶然性之于历史，乃是灵魂之于生命”，如果只是皮相地把握偶然性之于历史的关系，就必然会“把蕴含着丰富偶然性和生命力的历史推入到逻辑范畴必然演绎的硫酸池中去”，⑦把活生生的历史变成逻辑范畴的附庸，或者“概念木乃伊”。
上述三个理论失误所导致的理论后果，集中到一点就是：离开偶然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必然要堕落为一种没有“本体论承诺”的抽象认识论。首先，撇开马克思的偶然性学说，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域中的辩证法将被剥除生存论根基。早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通过对德谟克利特“原子论”与伊壁鸠鲁“原子偏斜说”的比较，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以偶然性为基础的自由意志哲学，在这一哲学中，偶然性之于个体生存、个人自由，乃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马克思对偶然性之于个体生存论意义的揭示，实际上已经指涉出马克思哲学中的一个重大的命题，即撇开偶然性来考察马克思的辩证法，实际上就是撇开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实践来考察马克思的辩证法，没有了偶然性因素的参与，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人化自然辩证法，或者社会历史辩证法必然要降低为自然辩证法，或者唯物辩证法，而后者只不过是传统抽象认识论哲学谱系中的一种表现形式。
其次，撇开马克思的偶然性学说，历史唯物主义必将沦落为一种抽象的历史哲学公式。马克思曾明确反对把《资本论》“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他强调，“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在马克思的历史观视野中，人类社会发展的真实图景既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又是一个创造性的开放过程，在此过程中，偶然性不但为必然性开辟道路，从而使历史的必然性通过偶然性呈现出来，而且更重要的是，缺少了偶然性也就窒息了创造性，闭合了开放性的道路。正如马克思在批评库格曼不懂得偶然性与历史创造的艰难曲折时所指出的：“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末创造世界历史就未免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
再次，撇开马克思的偶然性学说，必将改变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解释的理论重心。在整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有一个理论重心，就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层的、内在的不确定性。如果撇开马克思的偶然性学说，这个理论重心将变得模糊不清，甚至转向它的反面，即把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的重心误置于一种确定性思维范式或者历史必然性之上。譬如，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中，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功能乃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过程的内在的、深度的不确定性，以及批判任何基于“技术决定论”而得出的资本主义和谐论、永恒论，确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突性、暂时性。奇怪的是，像斯拉法和斯蒂曼德之类的学者却认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内含其中的种种偶然性致使价格成为飘忽不定的东西，因而必须作为赘物被铲除。这显然已经改变了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解释的理论重心。
五、同质性与异质性：重建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重要标志
准确把握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是理解唯物史观发生史的关键环节。学术界围绕这个问题争论的重心一直集中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很少有学者洞察到马克思走出德国古典哲学进而通向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实际上是在康德和费尔巴哈的“异质性学说”的启示下，逐步地、艰难地克服以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西方哲学的“思维与存在同质性”这个主流性话题的前提下，才成为可能的。
《转换》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一种是以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建立在“思维与存在同质性”基础上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一种是以康德、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为代表的建立在“思维与存在异质性”基础上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区分本身已经标示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理论背景和实现道路：第一，对“思维与存在同质性”的否弃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重要标志；第二，马克思对“思维与存在同质性”的否弃是借助康德和费尔巴哈的“异质性学说”实现的。由此出发，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马克思异质性学说是如何超越康德和费尔巴哈异质性学说的?在上述问题域中，准确地把握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彼此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是正确解答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关键。
在我们看来，《转换》为我们把握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提供了两条基本线索：一条直接阐明的线索是，康德的“异质性”学说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一条隐含的线索是，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下来的经济哲学批判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切入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条线索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是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的：康德“异质性”学说是马克思否弃黑格尔“同质性”学说的关键思想资源，而黑格尔的“经济哲学批判”则是马克思超越康德“异质性”学说的关键思想资源。
先看康德这条线索：康德的“异质性”学说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转换》首先指出：其一，在康德那里，“‘物自体’乃是思维与存在异质性的根本标志”，康德的“物自体”所蕴含的思维与存在异质性的思想，深刻地影响到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其二，费希特和谢林，尤其是黑格尔均对康德的“物自体”学说提出了激烈的批判，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对象能够避免被思维这只强劲的胃消化的命运，易言之，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不可知的对象”，由此，思维与存在的同质性上升为德国古典哲学的主流性话题；其三，费尔巴哈通过他的直观唯物主义回归康德的“异质性”思维，反过来对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同质性”学说提出了批判，费尔巴哈的批判影响了马克思。
在指出康德和费尔巴哈的异质性学说与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同质性理论的对峙之后，《转换》考证了马克思重建康德和费尔巴哈的异质性学说，发动哲学革命，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三个阶段：在博士论文时期(大致为1840年下半年至1841年3月)，马克思仍然处于黑格尔关于思维与存在同质性观念的影响下，跟随黑格尔的思路批判康德的“异质性”学说，对于费尔巴哈在《未来哲学原理》(1843)中对黑格尔的“同质性”理论提出的批判，也采取了“不以为然的态度”。1842年后，特别是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标志，马克思开始引入经济哲学的视角，重新审视并肯定了康德和费尔巴哈的异质性理论，从而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做出了新的探索。1845年后，马克思通过引入“实践”和“意识形态批判”，揭示出康德“物自体”的异质性之谜乃是可认识的社会生产关系，走出费尔巴哈把存 在理解为与人相分离的抽象的自然并以此为出发点的直观唯物主义，最后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学说。
《转换》对马克思哲学革命路线的重新发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就是，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人手揭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内在逻辑，可以把我们从“合理内核(黑格尔辩证法) 基本内核(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推广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导出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教条式的曲解中解放出来，还原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原初面貌，特别是它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真实关系。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马克思对康德哲学革命的扬弃，发掘康德这个通向马克思的桥梁，重新在康德哲学而不是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划时代意义。
再看黑格尔这条线索：继承黑格尔的经济哲学批判路径是马克思超越康德“异质性”学说的关键。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是唯一研究过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德国古典哲学家，然而，当人们总是带着思辨哲学的有色眼镜来透视黑格尔哲学时，黑格尔的经济哲学被他的阐释者和追随者们掩蔽起来，黑格尔哲学系体中最具生气和活力的经济哲学部分，即他留给我们的最有价值的精神遗产——如人、异化、劳动、实践、需要、自由、市民社会、私有财产、历史意识等，被忽视掉了，转而受到重视的却是黑格尔哲学思想的遗毒，如理性本体论、“革命”辩证法，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思维与存在的同质性，认识论、方法论和逻辑学的一致性，等等。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真实关系就是在这种认知逻辑之下被曲解了：在黑格尔的整个哲学体系中，对马克思思想产生更大影响的是黑格尔的《逻辑学》和《自然哲学》，而不是《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前两部著作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将马克思黑格尔化的思想源头，而事实上，正是在后两部著作中得到集中体现的黑格尔的经济哲学思想，才是建构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关系的基础。
《转换》关于马克思和黑格尔哲学“思想酵素”的分析启发我们，马克思和黑格尔哲学最具“亲合性”的部分就是二者共有的“经济哲学”的视角。我们认为，这也正是我们建构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切入点，卢卡奇等西方学者沿着经济哲学的方向重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关系的努力，充分印证了这一判断。如果说黑格尔通过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哲学批判而不自觉地偏离德国古典哲学的轨道，突破了近代西方哲学问题域的禁锢，马克思则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发动了一场划时代的哲学革命，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此后，马克思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而展开的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批判则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这是黑格尔根本无法企及的。
马克思与黑格尔经济哲学的根本差异，在他们对康德“物自体”之谜的不同解答中充分显露出来了。黑格尔企图直接取消康德哲学规定的“现象”与“物自体”的异质性，从而把康德拉回到他的“思维与存在同质性”的思辨哲学道路上去，这种思辨哲学的习气体现在他的《法哲学》中，就是作为伦理实体的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吞没。马克思则在黑格尔开辟的经济哲学批判的道路上实现了革命性的突破，“揭示出康德对‘物自体’的崇拜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商品拜物教，而商品拜物教正是由资本主义这种特殊的社会生产关系引起的。也就是说，‘物自体’的本质乃是社会生产关系，而社会生产关系是可以认识的。”由此，马克思不但解蔽了康德“物自体”之谜，而且在否定黑格尔同质性理论的基础上，也超越了康德异质性学说的不可知论，以及费尔巴哈异质性学说的直观唯物主义倾向，走向实践唯物主义或者历史唯物主义。
最后有必要指出，既然本文的分析带有某种“截取”的性质和“引申”的成分，我们得出的某些具体的结论与《转换》的本意就难免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无论如何，透过前述五个理论质点，我们毕竟感受到了《转换》透发出来的学术震撼力，及其带给我们的启迪：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工作是何等重要!马克思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道路是何等艰辛!
作者单位：张雪魁，复旦大学哲学院博士后流动
站
吴瑞敏。山东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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