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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空间布局 地方竞争 区域协调 空间管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科学
7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这一点在空间经济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从国家经济视角看，2018年我国GDP已经超过90万亿元，而1949年与1978年GDP仅分别为358亿元和3645亿元;从地方经济看，2018年GDP超过1万亿元的城市已经有16个，而1978年GDP最高的上海市，其GDP仅为273亿元。可见，70年来中国经济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此巨大变化的空间格局背后有着深刻的空间规律在发挥作用，本文将从空间视角出发，对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动力与空间战略进行分析，并根据这一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提出未来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空间发展战略。
从空间视角对中国经济展开分析是一种常见思路，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具备数千年的行政区划历史，其中部分层级的行政区域比如县的行政区划是相对比较稳定的，这种长期的行政区划沿革导致空间主体观念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整体上处于一种“财权上收、事權下放”的态度，这使得地方政府拥有较大的经济发展自主权。在这种情况下，单个行政区域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体。从现有文献研究内容分析，当前采取空间视角研究中国经济的文献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文献通过空间视角解释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公共经济学领域的“用脚投票模型（vote withtheir feet）”是地方竞争模型的理论基石。该理论表明不同地区公共产品水平的差距会影响要素在不同地区的流动从而影响地区经济的发展，虽然这一理论也受到部分学者的质疑，但是更多的文献却检验并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国内研究方面，在周业安对地方竞争导致经济发展的行为展开研究后，涌现了一大批从地方竞争角度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文献，虽然也有学者对这一理论提出质疑，但是地方间竞争在特定发展阶段与制度背景下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这一结论已经被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第二类文献选择从空间视角对中国发展过程中不同领域问题进行分析。除了解释经济发展外，当前还存在很多从空间视角对其他不同领域展开研究的文献，充分表明中国过去70年经济发展历程所具备的显著空间特征。比如从空间分割角度对出口贸易行为与贸易质量展开的研究，从空间关系与集聚角度对产能过剩问题展开的研究，从地方政府行为的空间联系与空间结构转变角度对环境污染问题展开的研究，从市场一体化视角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展开的研究，从空间角度对产业转移的具体模式展开的研究等。由此可见，单个空间的型态变化与发展格局以及多个区域问相互关系等空间因素对中国过去70年的发展模式具有全面影响。
第三类是根据理论基准不同而划分出的文献。包含空间因素的理论体系（简称空间系理论）是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世纪20年代就开始出现的区位理论，到20世纪中叶开始兴起的区域科学理论，再到20世纪90年代旨在复兴空间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以及最近二十年开始出现的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都属于空间系理论。关于这些空间系理论的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比如从NEG视角对我国经济与产业发展进行的研究，基于区位理论对我国产业布局与产业政策展开的研究等。而空间计量作为一种方法，在最近十余年的中国更是获得了广泛应用，根据CNKI数据库，仅2018年采取空间计量方法展开研究的文献就超过了1000篇。
由上可知，空间因素显著并全面地影响了中国发展模式，不同视角下形成了大量极具参考价值的文献。但是现有研究存在如下不足：一方面，几乎所有文献的关注点与出发点都是基于解释过去的发展经验或者阐述当前发展遇到的问题，对新时代下区域发展战略与过去区域发展战略进行关联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另一方面，当前很多文献采取的空间视角各不相同，这与中国过去70年空间战略经常性地出现变化是密切相关的，尚无研究提出一个系统性的框架能够将这70年空间战略的变化予以体现。文献梳理的如上两方面发现构成了本文研究的方向和着力点。
本文主要结构如下：第二部分至第四部分分别对1949-1978年的生产力空间布局、1978-2012年的地方竞争、2012年后的区域协调等三大各不相同的区域发展战略进行回顾，第五部分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科学的发展方向，最后为结语。
1949年后，为了加快完成国家工业化的目标，我国采取了按照行政命令进行生产力空间布局的区域发展战略，它不仅对我国1949-1978年的区域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某些领域的深远影响也延续至今。
1.生产力空间布局的内涵
生产力布局是生产力要素的空间组合，是一种通过要素在空间上的不同配置结构实现经济发展的思路。改革开放前，我国生产力布局的形式与方法大多来源于具有计划经济特色的前苏联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做法包括：（1）通过计划经济手段实现生产力在空间上的均匀布局从而实现全国不同区域问的均衡发展目标;（2）高度重视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并加大对此类地区的投资建设力度，使不同区域问的发展水平迅速缩小;（3）在生产力均匀布局过程中，在保证产业布局与地区禀赋优势相契合的基础上强调不同地区问的合理分工关系，实现专业化和协作化的统一;（4）在产业布局过程中，将成本要素放在首要位置，比如工业的布局应该接近原料、燃料产地和成品消费区，最终的布局结构应该是能够程度降低包括各种成本在内的综合成本的最佳位置;（5）不仅需要考虑国内的生产力布局，也需要考虑国家之间的生产力布局关系;（6）国防安全是影响生产力布局的重要甚至是首要因素。
从上述内涵可以发现生产力的空间布局思路具有如下特点：国防安全是比经济效率地位更高的约束目标，政府主导生产力和产业的空间布局，个体区域的发展效率并非首要衡量指标。从苏联几十年的实践看，这种生产力空间布局并不只是追求经济发展效率，国防安全可能是绝大多数时期的第一目标。同时，在整个生产力布局过程中，追求不同地区内部产业分工体系的完整性甚至是单个地区产业体系的完整性，是比构建合理的区域间分工体系更为重要的目标。因此，生产力空间布局往往没有以经济发展效率最大化为首要目标，也很难完全按照区域比较优势原则进行产业布局，而是经常以国防安全为主要目标，对整个生产力空间布局进行重构。 2.我国生产力空间布局战略的实践
虽然生产力空间布局模式也追求多种目标，但是国防安全是首要目标，往往会为了国防安全而忽略其他指标，政府在整个生产力空间布局中的主导地位无可动摇，这一点在我国前30年的生产力空间布局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从1953年的“一五”规划开始，中国政府便着手对沿海和内陆两大区域的生产力布局进行调整。有学者指出：“我国从‘一五’开始，便以均衡布局为中心，采取措施着手调整工业布局，将国家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中西部地区，国家的政策和投资同时向内地倾斜。”以苏联援建的旨在帮助我国尽快建立完整工业体系的156项援助项目为例，出于国防安全考虑，绝大部分项目都没有在工业和交通更为发达的沿海地区开工，而是落在了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整个“一五”期间，东部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所占有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要明显低于中西部地区。这种做法也证明生产力空间布局战略更加强调区域整体层面的均衡而非个体区域的发展效率。
上述通过政府力量来调整生产力空间布局的行为在“三线”建设时期更为明显，由于当时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极大，党和国家领导人出于保护工业基础力量的目的，决定实施地区产业转移以及在各地区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战略，并进一步要求这一时期在沿海地区不再开工建设新项目，重要的国防尖端项目，要按照“分散”“靠山”“隐蔽”“进洞”的原则向“三线地区”转移，这一原则成为其后一段时期的主导经济建设原则。在“三五”（1966-1970年）和“四五”（1970-1974年）时期，东部沿海地区的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比重在30%左右，而对中西部地区的基本建设投资占比则经常超过70%。
可见，在1949-1978年间，在各种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下，生产力空间布局战略成为了我国区域发展的指导思想并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地理和产业发展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生产力空间布局战略的弊端
计划经济时代下存在这样一种流行观点：生产力的空间布局只是生产力存在的一种空间形式，因而与生产力的运转完全一致，并无自身的规律。所以人们往往认为，只要生产力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调配得当，它们的地理分布就自然而然是合理的;或者认为，人们可以按照某种政治或社会理想制作某种生产力分布原则而不致妨碍它的运转。然而，多年的生产力空间布局实践表明：按照某种政治或社会理想制作某种生产力分布原则如果不符合经济规律，最终还是会影响经济发展的效率。这是因为在前30年甚至是在现在的技术条件都无法支撑中央政府恰当地处理海量经济数据信息，更无法在处理区域问经济关系、产业关系、要素关系上保证绝对的科学和公平，从而无法激勵所有地区和经济主体的积极性，最终影响经济发展的效率。
因此，虽然生产力空间布局战略在加速后发地区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保障国家经济产业安全等目标上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归根结底，区域发展是一种必须追求发展效率的经济活动，它的健康运行固然需要政府力量的引导和辅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至少在当前的管理和信息处理技术条件下，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可能比政府完全主导生产力空间布局这一思路更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随着计划经济的弊端逐渐显现，改革开放后，地方竞争模式取代了中央政府主导下的生产力空间布局战略，中央政府将经济发展部分自主权赋予给了地方政府，通过地方政府问的激烈竞争，整个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迅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两种类型的地方竞争
在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地方竞争——国家层面的竞争和地区之间的竞争——共同发挥了作用。国家竞争的含义是后发国家问为获得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产业转移而展开的竞争。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分析，除了产生工业革命的英国之外，任何一个后发国家的崛起都离不开当时先发国家的资金与技术支持，如英国之于德国和美国、美国之于苏联、美国之于西欧与东亚等。因此，如何在数目众多的后发国家中脱颖而出从而吸引发达国家的技术与资金是国家层面竞争的主要含义。第二种类型的地方竞争指的是国内地区问的竞争，其含义是不同级别行政区域的主政官员在获得政治晋升或者政治声望的激励下而在经济发展领域展开的竞争行为。
国家竞争与地方竞争两者并不是互相替代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首先，从区域的本质分析，国家和地方都是不同类型的“区域”，两者的空间本质是一样的。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之间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国家竞争与国家内部的地方竞争并无显著不同，都强调区域内部政府的行政主体性和发展能力，都重视区域内部制度和基础设施的质量，都面临其他区域的激烈竞争。两种竞争都可以被视为“地方”竞争，前者是全世界经济视角下，以国家为单位的“地方竞争”，而后者则是国内各个行政区之间展开的“地方竞争”。其次，国际层面的“地方竞争”能够加速国内的“地方竞争”。这是因为：赢得国家层面的竞争意味着能够吸引大量先发国家的技术与资金要素流入，这些要素是国内不同地区加速发展的前提条件，国家层面能够吸引的各种要素越多，国内地方经济的发展速度就越快。最后，国内层面的“地方竞争”也会促进国际层面的“地方竞争”。归根结底，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力是由其内部一个个行政区域所贡献的，国内激烈而充分的地方竞争能够形成最有效率的发展模式、最具吸引力的制度、最富竞争力的城市，这些都是保证国家在世界经济层面竞争获胜的前提。
2.两种地方竞争发挥作用的历程及其内在机理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大幅度的进步，与两种地方竞争长期发挥作用是密不可分的。
在国家竞争方面，一方面，在与发达国家建立的经济结构联系中，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产业结构的互补性在绝大多数时期内都非常明显。以中美与中日产业结构为例，美日两国长期是中国外资来源规模最大的两个国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与这两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呈现高度的互补性。参照王宾容等关于出口结构相似度的测算方法，我们测算了中美日出口结构相似度，结果发现：中日之间出口结构相似度始终保持较低水平且长期稳定，2015年中日出口结构相似度为51.4%且2002年以来中日出口结构相似度仅仅提高6.9个百分点，而中美之间的出口结构的相似度虽然水平较高，但是提升速度也较慢;2016年中美出口结构相似度为74.4%，但是2002-2016年间中美出口结构相似度仅仅提高2.4个百分点，换言之，与中国加入WTO后第一年时中国与美国出口结构的相似度相比，15年后两国的出口结构相似度几乎没有发生太多变化。实际上，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出口与农产品出口国，在某些初级产业与中国中低端产业的结构的确有相似之处，但是在核心的高级制造业与服务业，中美之间产业结构的差距仍然非常明显。因此，即使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产业结构水平不断提高，与发达国家在全球产业体系中的竞争也逐渐加剧，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互补性至少在绝大部分时期内仍然非常明显。另一方面，在与欠发达国家进行竞争的过程中，中国保持了较长的比较优势期，以劳动力成本这一指标为例，根据UNIDO公布的《国际工业统计年鉴》数据，中国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在1995年显著低于印度、斯里兰卡、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主要竞争国，此后中国劳动力成本开始上升，先后于2004年超过印度，2005年超过斯里兰卡，2009年超过马来西亚，2010年超过菲律宾，2013年超过越南。虽然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已经高于主要竞争国，但是由于此前劳动力比较优势持续时期较长且所吸引的产业集聚已经形成较大的路径依赖，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过程中，中国仍然占据了较大优势，但是目前也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地区竞争方面，由于中国行政区划较为稳定且层级与数量较多，成千上万个行政区域在经济领域自发地展开激烈竞争，这种竞争主要通过如下三种渠道促进了经济发展。首先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决定产业与企业布局的因素中，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由于能够影响产品的生产成本和提高企业对人才的吸引力从而成为各级政府关注的首要任务，大规模且不断升级的基础设施带来了巨大的投资从而直接拉动了GDP水平的提高，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大钢铁、水泥、能源消耗国，与各地区在这一领域展开的激烈竞争具有紧密关系。其次是大规模的产业引进，基础设施建设能提高GDP，但是并不能直接提高经济与产业的发展层次与质量，在中国的地方竞争中，由于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原因，通过吸引产业来解决就业、提供税收与发展经济成为了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能，招商引资与招商部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各级政府的核心任务与部门，中国沿海很多县市在上世纪80年代展开了疯狂的招商引资竞争。而大规模的招商引资结果就是中国的实际利用外资额从1983年的22.6亿美元快速上涨至1997年的64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过25%。最后是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产业发展意图的集体响应机制，由于地方政府竞争的重要目标是地方主政官员顺利获得政治晋升，故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发展意图尤其是产业发展意图的响应程度相当高，每当中央出台某项产业规划后，地方政府就会集中发展此项产业，从上世纪80年代的彩电产业到90年代轻纺产业再到21世纪前10年的光伏产业莫不如此。在这种集体响应机制下，中国的产业发展往往呈现大规模空间组团发展特征，虽然发展效率不一定高，但是往往会在产业集聚与技术门槛的突破上取得较好效果。
3.新时代下两种地方竞争面临的困境
国家层面的地方竞争为中国的发展吸引了外部动力，而内部的地方竞争则放大了这一动力，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原因。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尤其是进入新时代后，国家发展的内外背景以及发展目标都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两种地方竞争都面临巨大的可持续压力。
国家竞争层面，一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层面的互补性逐渐转向竞争性，虽然中国整体发展水平远远没有赶上世界主要發达国家尤其是制造业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毋庸置疑，中国的部分产业或企业已经与这些国家的相同产业或企业在同一价值链位置上展开了竞争，TPP谈判以及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已经表明中国的产业结构对西方发达国家产生了威胁。实际上，美国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已经从2010年的30.2亿美元的峰值下降到2016年的23.9亿美元;日本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也已经由2012年的73.5亿美元的峰值下降到2016年的31.0亿美元。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产业结构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不断提高，中国在当前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贸易体系下与这些国家的竞争会逐渐加剧。另一方面，中国与欠发达国家的竞争性也在加剧，中国综合制造成本已经超过大多数欠发达国家，部分中低端制造业已经开始由中国向东南亚等国转移，以纺织产业为例，2008年以来，中国大量纺织企业逐渐向东南亚迁移。雪球数据库《深挖中国制造》系列报告显示，2016年东南亚棉纱净进口74.1万吨，是2008年的16.5倍;服装净出口145.7亿美元，是2008年的3.3倍。中低端制造业的过快流失对当前尚未完成工业化的中国是非常危险的，2016年中国受过专科以上教育的居民总数占全部人口比重仅为5.6%，在仍然有数亿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劳动力的情况下，中低端产业的过早流失对整个社会的稳定是一个巨大考验。因此，国家层面的竞争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急需新的区域协调机制发挥作用。
地区竞争层面，地区间的竞争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较多的负面效应。一方面，地方竞争发展模式导致了周期性的产能过剩。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中国已经发生了四轮产能过剩，每隔10年就会产生一次产能过剩周期，每轮产能过剩周期都遵循“重复建设一原料大战一产能过剩一市场封锁”这一过程，这种周期性的产能过剩导致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已经不符合我国要素资源比较紧张的基本国情，也不符合新时代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经济生产领域展开的激烈竞争导致居民关注的包括环境质量、公共产品质量等诸多问题被长期忽略，影响了居民生活福利水平提高，对新时代下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会有较大的阻碍作用。
随着国内外发展阶段与环境的变化，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区层面的地方竞争都已经无法再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转变除了因为面临的外部条件发生变化外，还有其内在的深刻机理。
1.国家竞争层面上，区域协调替代地方竞争的机理：大国竞争的本质与资本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
国家层面的竞争之所以会被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所取代，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产业结构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提高而导致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出现的竞争。实际上，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的贸易体系下，后发国家尤其是大国想要顺利崛起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这是由大国竞争的本质以及资本主义唯利主义的天性所决定的。
在构建世界贸易体系的过程中，促使世界市场一体化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首要任务。在开放的世界市场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凭借其雄厚的技术与产业实力、强大的技术研发能力以及发达的金融产业等优势获得绝对的垄断地位从而获取绝对的利益，其他的国家想要通过该贸易体系获得发展则必须服从发达国家的意愿，否则就会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集体排斥。应该承认，这种安排是极为符合西方发达国家利益的，在二战后的五六十年时间内，从国际贸易体系中获益的国家或地区几乎都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有意识地援助下发展起来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以色列莫不如此，可以发现这些国家与地区的共同特征就是“小”，其中体量最大、发展速度一度远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已经在上世纪80年代受到了压制。因此，在当前这种由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贸易体系下，只有少数的后发小国与地区能够在这些主导国允许的前提下实现发展，这是因为这些小国与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与产业链上的攀升所带来的利益格局调整的冲击度是很小的，也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了更大的市场与更符合自身利益的分工体系而愿意付出的。由此可见，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这种贸易体系天然地排斥经济产业体系能够自我升级的大国。 而中国显然就是这种国家之一，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坚定不移地按照独立自主的方针，不断地补全自身的产业体系，即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联合制定《瓦纳森协定》（The Wassenaar Arrangement0n Export Controls for Conventional Arms and Dual-Use Good and Technologies）来限制中国从发达国家获取先进技术，这一发展方向也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在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不断从全球价值链与产业链的低端位置向中高端位置迁移，这种坚持要走经济产业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大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贸易体系不能接受的，所以才出现了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外的TPP谈判。
因此，依靠与发达国家的互补性获得发达国家给予的发展动力这一模式先天性地存在门槛，当中国这种类型的大国发展水平越过了某一阶段，就会对当前资本主义主导型的贸易体系产生强大的冲击，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愿意也无法在公平合理的规则下与中国竞争并获胜，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重新参与或者主导符合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利益的区域协调组织，于是定位于互利共赢的命运共同体的“一带一路”倡议应运而生，这是中国走出构建新型国家层面区域协调机制的重要一步，也标志着中国逐渐从跨国空间关系协调组织的参与者转变为主导者，这一过程在当前贸易体系的先天缺陷、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以及万众一心的民族复兴等多重背景下是水到渠成的。
2.地区竞争层面上，区域协调替代地方竞争的机理：产业升级的难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
地方竞争被区域协调战略所取代的第一个原因是地方竞争这种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推动我国产业体系的持续升级。根据要素禀赋不同以及产业类型的发展难度，任何一个国家产业体系升级都遵循从低端到高端、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个产业到产业链再到产业体系的规律。在突破产业体系的低端阶段时，由于技术门槛较低，掌握这种技术的国家数量较多，广泛而激烈的地方竞争能够迅速地形成多样化的动力来源从而实现技术突破。然而當产业结构发展到较高水平，先进产业的技术门槛已经提高到世界顶尖水平，单位产品的利润已经随着难度级数的提升而大大提高，掌握这些技术的少数国家没有动力去转让此类技术，这就决定了突破这种产业的技术瓶颈不可能依靠激烈的地区竞争，在同一产业的技术门槛前的无序地方竞争只会导致资源的大量浪费。因此，地方层面的地方竞争在实现产业高端环节突破的历史阶段已经无法再发挥作用。
实际上，实现产业体系高端核心环节的技术突破必须依靠自身的研发投入，而这种研发投入规模是巨大的。以目前科技水平最高的美国为例，世界银行数据库的数据显示，1996-2015年这20年间美国研发投入总额约为6.89万亿美元，而同期中国的研发投入总额为1.48万亿美元。在研发投入存量远低于美国且每年增量仍然低于美国的情况下，中国想要实现产业体系核心环节的突破，不可能指望在研发投入上迅速赶上美国，而只能尽可能地提高单位研发投入的使用效率。在这种背景下，实现有限研发投入的产出最大化从而顺利实现在没有外部助力条件下的产业升级，只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相比于资本主义唯利主义的生产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避免内部经济主体问的无效重复竞争从而最大程度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而国内地方政府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协调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实现这一制度优势的关键所在，这也是区域协调战略取代地方竞争战略的根本原因。
3.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目标与内容
作为实现新时代发展目标的重要空间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至少具备三重任务。
首先是健康地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这是中国区域协调战略关注的重点，缩小区域差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任务，也是应有之义，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陆续实施的包括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与中部崛起等战略，其意图都是缩小区域差距。值得强调的是：缩小区域差距不能以损害先发地区的发展效率为代价，缩小区域差距的前提是实现有发展能力区域的发展效率与发展水平最大化，这就要求经济规律应该在土地供给、产业集聚等领域中充分发挥作用，不能人为地压缩有发展能力区域的发展空间，只有在这个前提下的缩小区域差距政策才能够真正实现区域均衡发展。
其次是解决区域问题，优化区域经济格局。在现实经济活动中，除了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外，还有很多重要的区域问题，比如大城市病问题、发达区域的萧条问题、区域发展的转型问题等，这些问题对整个经济活动的健康运行都会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2012年以来，党中央先后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战略实际上已经标志着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开始关注这一层面的问题，比如前两大战略针对的是区域发展失衡问题，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则试图解决发展模式的转型问题。有针对性地解决区域问题并优化经济空间格局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任务之一。
最后是提高内部主体空间的良性互动程度，从而提高整体经济的发展效率。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思维对中国地方政府主体各自都产生了约三十年的影响，前者能够保证经济发展的稳定而后者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新时代下必须充分发挥两种思维的各自优点，这就需要提高地方政府的决策与执行能力，保证地方政府问能够选择合适的发展战略而不会出现大规模重复而低效的竞争，而这也是区域协调战略能够顺利实施的重要前提。
从改革开放前的空间布局到改革开放的地方竞争再到新时代的区域协调，可以很明显地发现单个空间的发展、多个区域之间的关系、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等不同空间因素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基于这70年的发展经验以及结合新时代的发展环境与目标，也是为了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目标，本文认为应该尽快建成以空间为基础管理对象的发展战略体制，这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科学的方向。 1.空间管理的对象、内涵及其目标
空间管理的对象主要包括三重不同范畴下的空间，这三重空间分别是作为行政区域的空间、作为生产要素的空间、作为经济活动载体的空间。
作为行政区域的空间实际上就是地方经济，这一层次上的空间管理目标就是实现地方经济关系的协调，避免地方区域之间的无序竞争和资源浪费，从而实现经济发展效率的最大化，这一目标已经在新时代下的区域协调战略中有所体现;作为生产要素的空间指的是空间能够同资本、劳动力等要素一样对经济活动的效率产生巨大的影响，比如区位理论所强调的区位因素对产业发展效率的影响，这一层次的空间管理要求经济与产业活动的空间布局需要符合一定的空间规律，在这方面的空间管理仍然存在较多不足，比如城市规模体系的异常发展与管控、公共产品水平巨大的区域差距、产业发展的过度重复等问题;作为经济活动载体的空间指的是具备交易价值的土地，这一层次的空间管理的目标是尽可能地降低空间成本，避免空间沦为资本逐利的工具从而最终损害实体经济的发展。
2.空间异化：中国空间管理的最大挑战
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中，原本主要发挥居住功能与经济活动载体功能的真实空间，在不同因素的影响下，异化问题已经变得非常严重，这也是空间管理面临的最大挑战。
在作为行政区域的空间层面，真实空间受政治因素影响而演变为政治空间，政府的意图或者主政官员的意图能够对空间的属性产生巨大影响，如果政府的意图是科学的，整个空间的变化则是合理的，然而，在当前中国城市治理体系下，政府对辖区空间的影响如城市发展规划的制定往往是根据领导人的变更而变动的。这种行为不仅导致大量的资源浪费，同时对整个城市空间的科学发展也是一种伤害。
在作为生产要素的空间层面，真实空间在经济利益因素的影响下演变为割裂的个体空间，作为生产要素的空间要求经济与产业的空间布局符合一定的经济规律，然而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行政区域往往会采取各种措施抵制经济规律的作用，比如保护落后的环境污染型产业、保护质量不过关的本地企业、过度扶持本地的落后企业等。这些行为对正常的空间规律、产业规律发挥作用产生了较大阻碍，并由此抑制了整个经济体系效率的提高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在作为经济活动载体的空间层面，真实空间在资本逐利的影响下逐渐演变为商品空间，空间的价格快速提高。作为资本积累的一种特殊手段，在人多地少的中国，商品空间异化问题有其合理性。但是时至今日，中国的空间异化问题比世界上许多国家甚至是发达国家都严重，空间成本的急速上涨已经对整个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带来了巨大压力。
3.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科学构建健康的空间管理体制
三种不同空间范畴都面临着严重的空间异化问题，将空间作为直接管理对象的体制，中国的空间管理体制想要实现单个区域的科学发展、多个区域的和谐发展以及整个区域的效率发展，就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科学为基石，如下四方面的内容是这一基石的主要要求。
第一，以建设生活幸福、生产效率、生态环境的“三生”空间为导向。任何一种理论都应该有其目标，没有目标导向的理论只能称其为方法而非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科学的目标导向就是建设“三生”空间即生活幸福、生产效率、生态环境的空间，除此之外的任何发展目标都应该围绕这种导向。在这种导向下能够很清晰地发现，前30年生产力空间布局战略的生产效率较低，而过去40年政府为了推动经济快速发展更是对“三生”空间的建设带来全面的压力，比如：人为地制造稀缺性导致城市土地与住房价格急速上涨，降低了人们生活福利;放任污染型企业与产业的过度发展，对环境造成了恶劣影响;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而纵容地方之间的无序竞争，最终导致整个经济体系效率低下。因此，坚持“三生”空间的目标导向是未来中国空间管理体制建设的根本方向。
第二，以研究与掌握经济活动与产业的空间规律为基础。经济活动与产业的空间规律是显著存在的，遵循这些规律有助于经济与产业发展的事半功倍，由于我国曾经长期坚持计划经济，很多人将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命令式的产业空间布局看作是空间规律并以此否定经济与产业的空间规律，实际上建国后前30年的经济与产业布局受到国防安全因素而非经济规律因素的影响更大，在这种背景下并没有也不可能遵循经济与产业自身的空间规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济与产业的空间规律不重要，研究不同产业对区位布局因素的要求、研究不同空间结构对产业效率的要求对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活力与效率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以针对影响空间异化因素的改革为动力。作为空间管理的直接对象，空间的异化已经衍生了大量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复杂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应该从空间这一对象出发，分析导致空间异化的因素并推动改革。从三种不同范畴下的空间异化问题的成因分析，政府发展经济与产业的方式、央地财权事权的划分、政府职能范围的确定、政府能力的提升、对资本的遏制能力等领域都是明显需要加强或者改革的对象。因此，坚持空间基准式的改革是完善我国空间体制，解决空间异化问题的根本动力。
第四，以法治化为空间管理体制运行的保障。在整个空间管理体制的建立过程中，法制化是最根本的保障。应该针对空间对象，尽快制定包括如下三个层面的法律来保障空间管理体制的约束力。
（1）第一层次的法律包括《区域关系法》或《区域管理法》，其对象就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方区域关系，该法须明确执法主体、执法依据、执法对象以及对违反规定地区的具体惩罚措施。
（2）第二层次的法律包括《区域规划法》与《区域政策法》，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是中央用来推动及规范地方政府发展的重要手段，但一方面，这些区域规划没有遵循统一的规范，另一方面，区域规划与区域政策实施过程中均缺乏严格的事前、事中与事后的评价机制。这些缺失直接导致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难以实现其预期效果，并最终导致区域规划与政策的叠罗汉现象，解决这些问题，须制定《区域规划法》与《区域政策法》，其中，前者应明确区域规划的规范、制定主体、执行主体、违规处罚与评估机制等;后者则应学习和借鉴欧盟的区域政策经验，尽快制定中国问题区域框架、政策制定主体、政策工具选择与评价机制等。
（3）第三层次法律是专门的区域重大战略立法。区域战略是旨在对整个或部分区域的空间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的任务集合，其实施过程必须由法律做保障。比如针对老工业基地振兴，须制定专门的区域发展法，如《落后地区开发法》与《老工业基地振兴法》等。
70年以来，生产力空间布局、地方竞争战略与区域协调战略的相继发挥作用表明空间因素在整个国民经济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构建以三重范畴下的空间为直接管理对象的管理体制不仅有助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同时也有益于从长远与整体角度推动国民经济的可持续与稳定发展。而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表明了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向共产主义。正如200年前空想社会主义先行者欧文、圣西门、傅里叶等人为了探索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而在一块单独空间内做出的伟大实践一样，作为当前世界社会主义水平最高的中国，也需要对中国这一特殊“空间”进行有意识地管理与改造，使之不断地向真正的高水平社会主义目标稳步前进，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已经被实践证明在资本主义道路下是无法实现发展的国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而这也需要构建出一套独具特色的空间管理体制。有鉴于此，本文初步提出了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科学的空间管理框架以供参考，未来仍然需要对该框架的具体结构与规律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作者单位：蔡之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學院）经济学教研部;张可云，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牛泽东
7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这一点在空间经济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从国家经济视角看，2018年我国GDP已经超过90万亿元，而1949年与1978年GDP仅分别为358亿元和3645亿元;从地方经济看，2018年GDP超过1万亿元的城市已经有16个，而1978年GDP最高的上海市，其GDP仅为273亿元。可见，70年来中国经济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此巨大变化的空间格局背后有着深刻的空间规律在发挥作用，本文将从空间视角出发，对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动力与空间战略进行分析，并根据这一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提出未来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空间发展战略。
一、文献回顾
从空间视角对中国经济展开分析是一种常见思路，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具备数千年的行政区划历史，其中部分层级的行政区域比如县的行政区划是相对比较稳定的，这种长期的行政区划沿革导致空间主体观念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整体上处于一种“财权上收、事權下放”的态度，这使得地方政府拥有较大的经济发展自主权。在这种情况下，单个行政区域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体。从现有文献研究内容分析，当前采取空间视角研究中国经济的文献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文献通过空间视角解释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公共经济学领域的“用脚投票模型（vote withtheir feet）”是地方竞争模型的理论基石。该理论表明不同地区公共产品水平的差距会影响要素在不同地区的流动从而影响地区经济的发展，虽然这一理论也受到部分学者的质疑，但是更多的文献却检验并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国内研究方面，在周业安对地方竞争导致经济发展的行为展开研究后，涌现了一大批从地方竞争角度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文献，虽然也有学者对这一理论提出质疑，但是地方间竞争在特定发展阶段与制度背景下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这一结论已经被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第二类文献选择从空间视角对中国发展过程中不同领域问题进行分析。除了解释经济发展外，当前还存在很多从空间视角对其他不同领域展开研究的文献，充分表明中国过去70年经济发展历程所具备的显著空间特征。比如从空间分割角度对出口贸易行为与贸易质量展开的研究，从空间关系与集聚角度对产能过剩问题展开的研究，从地方政府行为的空间联系与空间结构转变角度对环境污染问题展开的研究，从市场一体化视角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展开的研究，从空间角度对产业转移的具体模式展开的研究等。由此可见，单个空间的型态变化与发展格局以及多个区域问相互关系等空间因素对中国过去70年的发展模式具有全面影响。
第三类是根据理论基准不同而划分出的文献。包含空间因素的理论体系（简称空间系理论）是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世纪20年代就开始出现的区位理论，到20世纪中叶开始兴起的区域科学理论，再到20世纪90年代旨在复兴空间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以及最近二十年开始出现的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都属于空间系理论。关于这些空间系理论的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比如从NEG视角对我国经济与产业发展进行的研究，基于区位理论对我国产业布局与产业政策展开的研究等。而空间计量作为一种方法，在最近十余年的中国更是获得了广泛应用，根据CNKI数据库，仅2018年采取空间计量方法展开研究的文献就超过了1000篇。
由上可知，空间因素显著并全面地影响了中国发展模式，不同视角下形成了大量极具参考价值的文献。但是现有研究存在如下不足：一方面，几乎所有文献的关注点与出发点都是基于解释过去的发展经验或者阐述当前发展遇到的问题，对新时代下区域发展战略与过去区域发展战略进行关联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另一方面，当前很多文献采取的空间视角各不相同，这与中国过去70年空间战略经常性地出现变化是密切相关的，尚无研究提出一个系统性的框架能够将这70年空间战略的变化予以体现。文献梳理的如上两方面发现构成了本文研究的方向和着力点。
本文主要结构如下：第二部分至第四部分分别对1949-1978年的生产力空间布局、1978-2012年的地方竞争、2012年后的区域协调等三大各不相同的区域发展战略进行回顾，第五部分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科学的发展方向，最后为结语。
二、空间布局：计划经济时代下的区域发展战略
1949年后，为了加快完成国家工业化的目标，我国采取了按照行政命令进行生产力空间布局的区域发展战略，它不仅对我国1949-1978年的区域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某些领域的深远影响也延续至今。
1.生产力空间布局的内涵
生产力布局是生产力要素的空间组合，是一种通过要素在空间上的不同配置结构实现经济发展的思路。改革开放前，我国生产力布局的形式与方法大多来源于具有计划经济特色的前苏联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做法包括：（1）通过计划经济手段实现生产力在空间上的均匀布局从而实现全国不同区域问的均衡发展目标;（2）高度重视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并加大对此类地区的投资建设力度，使不同区域问的发展水平迅速缩小;（3）在生产力均匀布局过程中，在保证产业布局与地区禀赋优势相契合的基础上强调不同地区问的合理分工关系，实现专业化和协作化的统一;（4）在产业布局过程中，将成本要素放在首要位置，比如工业的布局应该接近原料、燃料产地和成品消费区，最终的布局结构应该是能够程度降低包括各种成本在内的综合成本的最佳位置;（5）不仅需要考虑国内的生产力布局，也需要考虑国家之间的生产力布局关系;（6）国防安全是影响生产力布局的重要甚至是首要因素。
从上述内涵可以发现生产力的空间布局思路具有如下特点：国防安全是比经济效率地位更高的约束目标，政府主导生产力和产业的空间布局，个体区域的发展效率并非首要衡量指标。从苏联几十年的实践看，这种生产力空间布局并不只是追求经济发展效率，国防安全可能是绝大多数时期的第一目标。同时，在整个生产力布局过程中，追求不同地区内部产业分工体系的完整性甚至是单个地区产业体系的完整性，是比构建合理的区域间分工体系更为重要的目标。因此，生产力空间布局往往没有以经济发展效率最大化为首要目标，也很难完全按照区域比较优势原则进行产业布局，而是经常以国防安全为主要目标，对整个生产力空间布局进行重构。 2.我国生产力空间布局战略的实践
虽然生产力空间布局模式也追求多种目标，但是国防安全是首要目标，往往会为了国防安全而忽略其他指标，政府在整个生产力空间布局中的主导地位无可动摇，这一点在我国前30年的生产力空间布局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从1953年的“一五”规划开始，中国政府便着手对沿海和内陆两大区域的生产力布局进行调整。有学者指出：“我国从‘一五’开始，便以均衡布局为中心，采取措施着手调整工业布局，将国家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中西部地区，国家的政策和投资同时向内地倾斜。”以苏联援建的旨在帮助我国尽快建立完整工业体系的156项援助项目为例，出于国防安全考虑，绝大部分项目都没有在工业和交通更为发达的沿海地区开工，而是落在了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整个“一五”期间，东部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所占有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要明显低于中西部地区。这种做法也证明生产力空间布局战略更加强调区域整体层面的均衡而非个体区域的发展效率。
上述通过政府力量来调整生产力空间布局的行为在“三线”建设时期更为明显，由于当时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极大，党和国家领导人出于保护工业基础力量的目的，决定实施地区产业转移以及在各地区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战略，并进一步要求这一时期在沿海地区不再开工建设新项目，重要的国防尖端项目，要按照“分散”“靠山”“隐蔽”“进洞”的原则向“三线地区”转移，这一原则成为其后一段时期的主导经济建设原则。在“三五”（1966-1970年）和“四五”（1970-1974年）时期，东部沿海地区的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比重在30%左右，而对中西部地区的基本建设投资占比则经常超过70%。
可见，在1949-1978年间，在各种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下，生产力空间布局战略成为了我国区域发展的指导思想并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地理和产业发展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生产力空间布局战略的弊端
计划经济时代下存在这样一种流行观点：生产力的空间布局只是生产力存在的一种空间形式，因而与生产力的运转完全一致，并无自身的规律。所以人们往往认为，只要生产力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调配得当，它们的地理分布就自然而然是合理的;或者认为，人们可以按照某种政治或社会理想制作某种生产力分布原则而不致妨碍它的运转。然而，多年的生产力空间布局实践表明：按照某种政治或社会理想制作某种生产力分布原则如果不符合经济规律，最终还是会影响经济发展的效率。这是因为在前30年甚至是在现在的技术条件都无法支撑中央政府恰当地处理海量经济数据信息，更无法在处理区域问经济关系、产业关系、要素关系上保证绝对的科学和公平，从而无法激勵所有地区和经济主体的积极性，最终影响经济发展的效率。
因此，虽然生产力空间布局战略在加速后发地区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保障国家经济产业安全等目标上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归根结底，区域发展是一种必须追求发展效率的经济活动，它的健康运行固然需要政府力量的引导和辅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至少在当前的管理和信息处理技术条件下，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可能比政府完全主导生产力空间布局这一思路更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三、地方竞争：塑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格局的根本力量
随着计划经济的弊端逐渐显现，改革开放后，地方竞争模式取代了中央政府主导下的生产力空间布局战略，中央政府将经济发展部分自主权赋予给了地方政府，通过地方政府问的激烈竞争，整个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迅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两种类型的地方竞争
在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地方竞争——国家层面的竞争和地区之间的竞争——共同发挥了作用。国家竞争的含义是后发国家问为获得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产业转移而展开的竞争。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分析，除了产生工业革命的英国之外，任何一个后发国家的崛起都离不开当时先发国家的资金与技术支持，如英国之于德国和美国、美国之于苏联、美国之于西欧与东亚等。因此，如何在数目众多的后发国家中脱颖而出从而吸引发达国家的技术与资金是国家层面竞争的主要含义。第二种类型的地方竞争指的是国内地区问的竞争，其含义是不同级别行政区域的主政官员在获得政治晋升或者政治声望的激励下而在经济发展领域展开的竞争行为。
国家竞争与地方竞争两者并不是互相替代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首先，从区域的本质分析，国家和地方都是不同类型的“区域”，两者的空间本质是一样的。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之间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国家竞争与国家内部的地方竞争并无显著不同，都强调区域内部政府的行政主体性和发展能力，都重视区域内部制度和基础设施的质量，都面临其他区域的激烈竞争。两种竞争都可以被视为“地方”竞争，前者是全世界经济视角下，以国家为单位的“地方竞争”，而后者则是国内各个行政区之间展开的“地方竞争”。其次，国际层面的“地方竞争”能够加速国内的“地方竞争”。这是因为：赢得国家层面的竞争意味着能够吸引大量先发国家的技术与资金要素流入，这些要素是国内不同地区加速发展的前提条件，国家层面能够吸引的各种要素越多，国内地方经济的发展速度就越快。最后，国内层面的“地方竞争”也会促进国际层面的“地方竞争”。归根结底，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力是由其内部一个个行政区域所贡献的，国内激烈而充分的地方竞争能够形成最有效率的发展模式、最具吸引力的制度、最富竞争力的城市，这些都是保证国家在世界经济层面竞争获胜的前提。
2.两种地方竞争发挥作用的历程及其内在机理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大幅度的进步，与两种地方竞争长期发挥作用是密不可分的。
在国家竞争方面，一方面，在与发达国家建立的经济结构联系中，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产业结构的互补性在绝大多数时期内都非常明显。以中美与中日产业结构为例，美日两国长期是中国外资来源规模最大的两个国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与这两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呈现高度的互补性。参照王宾容等关于出口结构相似度的测算方法，我们测算了中美日出口结构相似度，结果发现：中日之间出口结构相似度始终保持较低水平且长期稳定，2015年中日出口结构相似度为51.4%且2002年以来中日出口结构相似度仅仅提高6.9个百分点，而中美之间的出口结构的相似度虽然水平较高，但是提升速度也较慢;2016年中美出口结构相似度为74.4%，但是2002-2016年间中美出口结构相似度仅仅提高2.4个百分点，换言之，与中国加入WTO后第一年时中国与美国出口结构的相似度相比，15年后两国的出口结构相似度几乎没有发生太多变化。实际上，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出口与农产品出口国，在某些初级产业与中国中低端产业的结构的确有相似之处，但是在核心的高级制造业与服务业，中美之间产业结构的差距仍然非常明显。因此，即使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产业结构水平不断提高，与发达国家在全球产业体系中的竞争也逐渐加剧，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互补性至少在绝大部分时期内仍然非常明显。另一方面，在与欠发达国家进行竞争的过程中，中国保持了较长的比较优势期，以劳动力成本这一指标为例，根据UNIDO公布的《国际工业统计年鉴》数据，中国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在1995年显著低于印度、斯里兰卡、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主要竞争国，此后中国劳动力成本开始上升，先后于2004年超过印度，2005年超过斯里兰卡，2009年超过马来西亚，2010年超过菲律宾，2013年超过越南。虽然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已经高于主要竞争国，但是由于此前劳动力比较优势持续时期较长且所吸引的产业集聚已经形成较大的路径依赖，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过程中，中国仍然占据了较大优势，但是目前也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地区竞争方面，由于中国行政区划较为稳定且层级与数量较多，成千上万个行政区域在经济领域自发地展开激烈竞争，这种竞争主要通过如下三种渠道促进了经济发展。首先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决定产业与企业布局的因素中，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由于能够影响产品的生产成本和提高企业对人才的吸引力从而成为各级政府关注的首要任务，大规模且不断升级的基础设施带来了巨大的投资从而直接拉动了GDP水平的提高，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大钢铁、水泥、能源消耗国，与各地区在这一领域展开的激烈竞争具有紧密关系。其次是大规模的产业引进，基础设施建设能提高GDP，但是并不能直接提高经济与产业的发展层次与质量，在中国的地方竞争中，由于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原因，通过吸引产业来解决就业、提供税收与发展经济成为了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能，招商引资与招商部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各级政府的核心任务与部门，中国沿海很多县市在上世纪80年代展开了疯狂的招商引资竞争。而大规模的招商引资结果就是中国的实际利用外资额从1983年的22.6亿美元快速上涨至1997年的64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过25%。最后是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产业发展意图的集体响应机制，由于地方政府竞争的重要目标是地方主政官员顺利获得政治晋升，故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发展意图尤其是产业发展意图的响应程度相当高，每当中央出台某项产业规划后，地方政府就会集中发展此项产业，从上世纪80年代的彩电产业到90年代轻纺产业再到21世纪前10年的光伏产业莫不如此。在这种集体响应机制下，中国的产业发展往往呈现大规模空间组团发展特征，虽然发展效率不一定高，但是往往会在产业集聚与技术门槛的突破上取得较好效果。
3.新时代下两种地方竞争面临的困境
国家层面的地方竞争为中国的发展吸引了外部动力，而内部的地方竞争则放大了这一动力，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原因。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尤其是进入新时代后，国家发展的内外背景以及发展目标都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两种地方竞争都面临巨大的可持续压力。
国家竞争层面，一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层面的互补性逐渐转向竞争性，虽然中国整体发展水平远远没有赶上世界主要發达国家尤其是制造业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毋庸置疑，中国的部分产业或企业已经与这些国家的相同产业或企业在同一价值链位置上展开了竞争，TPP谈判以及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已经表明中国的产业结构对西方发达国家产生了威胁。实际上，美国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已经从2010年的30.2亿美元的峰值下降到2016年的23.9亿美元;日本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也已经由2012年的73.5亿美元的峰值下降到2016年的31.0亿美元。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产业结构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不断提高，中国在当前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贸易体系下与这些国家的竞争会逐渐加剧。另一方面，中国与欠发达国家的竞争性也在加剧，中国综合制造成本已经超过大多数欠发达国家，部分中低端制造业已经开始由中国向东南亚等国转移，以纺织产业为例，2008年以来，中国大量纺织企业逐渐向东南亚迁移。雪球数据库《深挖中国制造》系列报告显示，2016年东南亚棉纱净进口74.1万吨，是2008年的16.5倍;服装净出口145.7亿美元，是2008年的3.3倍。中低端制造业的过快流失对当前尚未完成工业化的中国是非常危险的，2016年中国受过专科以上教育的居民总数占全部人口比重仅为5.6%，在仍然有数亿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劳动力的情况下，中低端产业的过早流失对整个社会的稳定是一个巨大考验。因此，国家层面的竞争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急需新的区域协调机制发挥作用。
地区竞争层面，地区间的竞争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较多的负面效应。一方面，地方竞争发展模式导致了周期性的产能过剩。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中国已经发生了四轮产能过剩，每隔10年就会产生一次产能过剩周期，每轮产能过剩周期都遵循“重复建设一原料大战一产能过剩一市场封锁”这一过程，这种周期性的产能过剩导致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已经不符合我国要素资源比较紧张的基本国情，也不符合新时代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经济生产领域展开的激烈竞争导致居民关注的包括环境质量、公共产品质量等诸多问题被长期忽略，影响了居民生活福利水平提高，对新时代下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会有较大的阻碍作用。
四、区域协调：应对新时代发展环境与目标变化的发展战略
随着国内外发展阶段与环境的变化，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区层面的地方竞争都已经无法再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转变除了因为面临的外部条件发生变化外，还有其内在的深刻机理。
1.国家竞争层面上，区域协调替代地方竞争的机理：大国竞争的本质与资本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
国家层面的竞争之所以会被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所取代，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产业结构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提高而导致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出现的竞争。实际上，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的贸易体系下，后发国家尤其是大国想要顺利崛起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这是由大国竞争的本质以及资本主义唯利主义的天性所决定的。
在构建世界贸易体系的过程中，促使世界市场一体化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首要任务。在开放的世界市场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凭借其雄厚的技术与产业实力、强大的技术研发能力以及发达的金融产业等优势获得绝对的垄断地位从而获取绝对的利益，其他的国家想要通过该贸易体系获得发展则必须服从发达国家的意愿，否则就会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集体排斥。应该承认，这种安排是极为符合西方发达国家利益的，在二战后的五六十年时间内，从国际贸易体系中获益的国家或地区几乎都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有意识地援助下发展起来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以色列莫不如此，可以发现这些国家与地区的共同特征就是“小”，其中体量最大、发展速度一度远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已经在上世纪80年代受到了压制。因此，在当前这种由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贸易体系下，只有少数的后发小国与地区能够在这些主导国允许的前提下实现发展，这是因为这些小国与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与产业链上的攀升所带来的利益格局调整的冲击度是很小的，也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了更大的市场与更符合自身利益的分工体系而愿意付出的。由此可见，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这种贸易体系天然地排斥经济产业体系能够自我升级的大国。 而中国显然就是这种国家之一，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坚定不移地按照独立自主的方针，不断地补全自身的产业体系，即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联合制定《瓦纳森协定》（The Wassenaar Arrangement0n Export Controls for Conventional Arms and Dual-Use Good and Technologies）来限制中国从发达国家获取先进技术，这一发展方向也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在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不断从全球价值链与产业链的低端位置向中高端位置迁移，这种坚持要走经济产业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大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贸易体系不能接受的，所以才出现了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外的TPP谈判。
因此，依靠与发达国家的互补性获得发达国家给予的发展动力这一模式先天性地存在门槛，当中国这种类型的大国发展水平越过了某一阶段，就会对当前资本主义主导型的贸易体系产生强大的冲击，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愿意也无法在公平合理的规则下与中国竞争并获胜，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重新参与或者主导符合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利益的区域协调组织，于是定位于互利共赢的命运共同体的“一带一路”倡议应运而生，这是中国走出构建新型国家层面区域协调机制的重要一步，也标志着中国逐渐从跨国空间关系协调组织的参与者转变为主导者，这一过程在当前贸易体系的先天缺陷、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以及万众一心的民族复兴等多重背景下是水到渠成的。
2.地区竞争层面上，区域协调替代地方竞争的机理：产业升级的难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
地方竞争被区域协调战略所取代的第一个原因是地方竞争这种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推动我国产业体系的持续升级。根据要素禀赋不同以及产业类型的发展难度，任何一个国家产业体系升级都遵循从低端到高端、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个产业到产业链再到产业体系的规律。在突破产业体系的低端阶段时，由于技术门槛较低，掌握这种技术的国家数量较多，广泛而激烈的地方竞争能够迅速地形成多样化的动力来源从而实现技术突破。然而當产业结构发展到较高水平，先进产业的技术门槛已经提高到世界顶尖水平，单位产品的利润已经随着难度级数的提升而大大提高，掌握这些技术的少数国家没有动力去转让此类技术，这就决定了突破这种产业的技术瓶颈不可能依靠激烈的地区竞争，在同一产业的技术门槛前的无序地方竞争只会导致资源的大量浪费。因此，地方层面的地方竞争在实现产业高端环节突破的历史阶段已经无法再发挥作用。
实际上，实现产业体系高端核心环节的技术突破必须依靠自身的研发投入，而这种研发投入规模是巨大的。以目前科技水平最高的美国为例，世界银行数据库的数据显示，1996-2015年这20年间美国研发投入总额约为6.89万亿美元，而同期中国的研发投入总额为1.48万亿美元。在研发投入存量远低于美国且每年增量仍然低于美国的情况下，中国想要实现产业体系核心环节的突破，不可能指望在研发投入上迅速赶上美国，而只能尽可能地提高单位研发投入的使用效率。在这种背景下，实现有限研发投入的产出最大化从而顺利实现在没有外部助力条件下的产业升级，只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相比于资本主义唯利主义的生产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避免内部经济主体问的无效重复竞争从而最大程度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而国内地方政府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协调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实现这一制度优势的关键所在，这也是区域协调战略取代地方竞争战略的根本原因。
3.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目标与内容
作为实现新时代发展目标的重要空间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至少具备三重任务。
首先是健康地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这是中国区域协调战略关注的重点，缩小区域差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任务，也是应有之义，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陆续实施的包括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与中部崛起等战略，其意图都是缩小区域差距。值得强调的是：缩小区域差距不能以损害先发地区的发展效率为代价，缩小区域差距的前提是实现有发展能力区域的发展效率与发展水平最大化，这就要求经济规律应该在土地供给、产业集聚等领域中充分发挥作用，不能人为地压缩有发展能力区域的发展空间，只有在这个前提下的缩小区域差距政策才能够真正实现区域均衡发展。
其次是解决区域问题，优化区域经济格局。在现实经济活动中，除了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外，还有很多重要的区域问题，比如大城市病问题、发达区域的萧条问题、区域发展的转型问题等，这些问题对整个经济活动的健康运行都会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2012年以来，党中央先后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战略实际上已经标志着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开始关注这一层面的问题，比如前两大战略针对的是区域发展失衡问题，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则试图解决发展模式的转型问题。有针对性地解决区域问题并优化经济空间格局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任务之一。
最后是提高内部主体空间的良性互动程度，从而提高整体经济的发展效率。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思维对中国地方政府主体各自都产生了约三十年的影响，前者能够保证经济发展的稳定而后者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新时代下必须充分发挥两种思维的各自优点，这就需要提高地方政府的决策与执行能力，保证地方政府问能够选择合适的发展战略而不会出现大规模重复而低效的竞争，而这也是区域协调战略能够顺利实施的重要前提。
五、空间管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科学的方向
从改革开放前的空间布局到改革开放的地方竞争再到新时代的区域协调，可以很明显地发现单个空间的发展、多个区域之间的关系、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等不同空间因素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基于这70年的发展经验以及结合新时代的发展环境与目标，也是为了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目标，本文认为应该尽快建成以空间为基础管理对象的发展战略体制，这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科学的方向。 1.空间管理的对象、内涵及其目标
空间管理的对象主要包括三重不同范畴下的空间，这三重空间分别是作为行政区域的空间、作为生产要素的空间、作为经济活动载体的空间。
作为行政区域的空间实际上就是地方经济，这一层次上的空间管理目标就是实现地方经济关系的协调，避免地方区域之间的无序竞争和资源浪费，从而实现经济发展效率的最大化，这一目标已经在新时代下的区域协调战略中有所体现;作为生产要素的空间指的是空间能够同资本、劳动力等要素一样对经济活动的效率产生巨大的影响，比如区位理论所强调的区位因素对产业发展效率的影响，这一层次的空间管理要求经济与产业活动的空间布局需要符合一定的空间规律，在这方面的空间管理仍然存在较多不足，比如城市规模体系的异常发展与管控、公共产品水平巨大的区域差距、产业发展的过度重复等问题;作为经济活动载体的空间指的是具备交易价值的土地，这一层次的空间管理的目标是尽可能地降低空间成本，避免空间沦为资本逐利的工具从而最终损害实体经济的发展。
2.空间异化：中国空间管理的最大挑战
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中，原本主要发挥居住功能与经济活动载体功能的真实空间，在不同因素的影响下，异化问题已经变得非常严重，这也是空间管理面临的最大挑战。
在作为行政区域的空间层面，真实空间受政治因素影响而演变为政治空间，政府的意图或者主政官员的意图能够对空间的属性产生巨大影响，如果政府的意图是科学的，整个空间的变化则是合理的，然而，在当前中国城市治理体系下，政府对辖区空间的影响如城市发展规划的制定往往是根据领导人的变更而变动的。这种行为不仅导致大量的资源浪费，同时对整个城市空间的科学发展也是一种伤害。
在作为生产要素的空间层面，真实空间在经济利益因素的影响下演变为割裂的个体空间，作为生产要素的空间要求经济与产业的空间布局符合一定的经济规律，然而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行政区域往往会采取各种措施抵制经济规律的作用，比如保护落后的环境污染型产业、保护质量不过关的本地企业、过度扶持本地的落后企业等。这些行为对正常的空间规律、产业规律发挥作用产生了较大阻碍，并由此抑制了整个经济体系效率的提高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在作为经济活动载体的空间层面，真实空间在资本逐利的影响下逐渐演变为商品空间，空间的价格快速提高。作为资本积累的一种特殊手段，在人多地少的中国，商品空间异化问题有其合理性。但是时至今日，中国的空间异化问题比世界上许多国家甚至是发达国家都严重，空间成本的急速上涨已经对整个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带来了巨大压力。
3.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科学构建健康的空间管理体制
三种不同空间范畴都面临着严重的空间异化问题，将空间作为直接管理对象的体制，中国的空间管理体制想要实现单个区域的科学发展、多个区域的和谐发展以及整个区域的效率发展，就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科学为基石，如下四方面的内容是这一基石的主要要求。
第一，以建设生活幸福、生产效率、生态环境的“三生”空间为导向。任何一种理论都应该有其目标，没有目标导向的理论只能称其为方法而非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科学的目标导向就是建设“三生”空间即生活幸福、生产效率、生态环境的空间，除此之外的任何发展目标都应该围绕这种导向。在这种导向下能够很清晰地发现，前30年生产力空间布局战略的生产效率较低，而过去40年政府为了推动经济快速发展更是对“三生”空间的建设带来全面的压力，比如：人为地制造稀缺性导致城市土地与住房价格急速上涨，降低了人们生活福利;放任污染型企业与产业的过度发展，对环境造成了恶劣影响;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而纵容地方之间的无序竞争，最终导致整个经济体系效率低下。因此，坚持“三生”空间的目标导向是未来中国空间管理体制建设的根本方向。
第二，以研究与掌握经济活动与产业的空间规律为基础。经济活动与产业的空间规律是显著存在的，遵循这些规律有助于经济与产业发展的事半功倍，由于我国曾经长期坚持计划经济，很多人将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命令式的产业空间布局看作是空间规律并以此否定经济与产业的空间规律，实际上建国后前30年的经济与产业布局受到国防安全因素而非经济规律因素的影响更大，在这种背景下并没有也不可能遵循经济与产业自身的空间规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济与产业的空间规律不重要，研究不同产业对区位布局因素的要求、研究不同空间结构对产业效率的要求对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活力与效率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以针对影响空间异化因素的改革为动力。作为空间管理的直接对象，空间的异化已经衍生了大量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复杂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应该从空间这一对象出发，分析导致空间异化的因素并推动改革。从三种不同范畴下的空间异化问题的成因分析，政府发展经济与产业的方式、央地财权事权的划分、政府职能范围的确定、政府能力的提升、对资本的遏制能力等领域都是明显需要加强或者改革的对象。因此，坚持空间基准式的改革是完善我国空间体制，解决空间异化问题的根本动力。
第四，以法治化为空间管理体制运行的保障。在整个空间管理体制的建立过程中，法制化是最根本的保障。应该针对空间对象，尽快制定包括如下三个层面的法律来保障空间管理体制的约束力。
（1）第一层次的法律包括《区域关系法》或《区域管理法》，其对象就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方区域关系，该法须明确执法主体、执法依据、执法对象以及对违反规定地区的具体惩罚措施。
（2）第二层次的法律包括《区域规划法》与《区域政策法》，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是中央用来推动及规范地方政府发展的重要手段，但一方面，这些区域规划没有遵循统一的规范，另一方面，区域规划与区域政策实施过程中均缺乏严格的事前、事中与事后的评价机制。这些缺失直接导致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难以实现其预期效果，并最终导致区域规划与政策的叠罗汉现象，解决这些问题，须制定《区域规划法》与《区域政策法》，其中，前者应明确区域规划的规范、制定主体、执行主体、违规处罚与评估机制等;后者则应学习和借鉴欧盟的区域政策经验，尽快制定中国问题区域框架、政策制定主体、政策工具选择与评价机制等。
（3）第三层次法律是专门的区域重大战略立法。区域战略是旨在对整个或部分区域的空间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的任务集合，其实施过程必须由法律做保障。比如针对老工业基地振兴，须制定专门的区域发展法，如《落后地区开发法》与《老工业基地振兴法》等。
六、结语
70年以来，生产力空间布局、地方竞争战略与区域协调战略的相继发挥作用表明空间因素在整个国民经济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构建以三重范畴下的空间为直接管理对象的管理体制不仅有助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同时也有益于从长远与整体角度推动国民经济的可持续与稳定发展。而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表明了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向共产主义。正如200年前空想社会主义先行者欧文、圣西门、傅里叶等人为了探索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而在一块单独空间内做出的伟大实践一样，作为当前世界社会主义水平最高的中国，也需要对中国这一特殊“空间”进行有意识地管理与改造，使之不断地向真正的高水平社会主义目标稳步前进，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已经被实践证明在资本主义道路下是无法实现发展的国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而这也需要构建出一套独具特色的空间管理体制。有鉴于此，本文初步提出了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科学的空间管理框架以供参考，未来仍然需要对该框架的具体结构与规律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作者单位：蔡之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學院）经济学教研部;张可云，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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