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隆庆年间晚期出现了“遗才场”这一科举考试制度，是文人士子获取乡试资格的考试之一，其收考流程、录取流程以及录取人数，均由当地的学政根据年度科考情况进行调整，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其制度的灵活性所带来的正面或负面影响，使其成为明清小说之中选拔发现人才的方式、改变文人士子命运的关键，或是相关官员敛财、不学无术者晋升的工具，又或是成为科举的一种预兆。明清小说创作者对“遗才场”不同情节的建构，体现了他们对科举本质的认同，而小说中对“遗才场”相关情节的批判，则是表达了作者对科考中不公平现象的不满，进而表达他们希望科举考试能够实现公平公正的期望。
关键词：明清小说;遗才场;科举观;情节构建
中图分类号：K2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1）09-0044-02
自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确立以来，对科举的不断追求已成为文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科举制度（后简称“科举”）打破了门第阶级带来的界限，为社会文人特别是中下层文人提供了一个出人头地的台阶，对文人而言，科举考试带来了功名。首先，科举能有效帮助文人实现个人价值，实现治国平家齐天下;其次，其为个人以及家族提供了获取权力富贵的途径，可以帮助文人以及其家族实现锦衣玉食、光宗耀祖的欲望。而对朝廷来说，科举带来了陈陈相因、辐射全国的统治力量，这也促使小说创作中作者总会提到科举相关情节，且数量众多。与其他具有严格规定的科举考试制度不同，隆庆晚期出现的“遗才场”制度，在具体操作方面有着一定的灵活性，而其所具有的灵活性，也成为小说作者在创作期间的重要灵感，以及想象的空间，因此小说之中“遗才场”有着不同的样貌。在这创作过程中对“遗才场”相关情节的构建，也直接地展现了作者对“遗才场”以及整个科举制度的看法 [1]。本文对“遗才场”进行概述，整理分析明清小说中“遗才场”的情节构建，以及与小说作者科举观的相关性。
一、遗才场概述
“遗才场”在相关文献中也将其称为“录遗”或是“考遗”等，是指明清时期，学子和文人为获取乡考资格进行的一项考试。若是学员想要获取乡试资格，则首先需要去参加各省所举办的科试。当时会出现“遗才场”这种考试制度，主要是为了照顾部分因受自然灾害或其他因素影响而无法参加考试的学生。这种补考制度在宋代就已经出现。此外，在学术考试中失利的学生可以继续参加此类活动，从而获得再次考取举人的机会。
虽然这是一个补充考试，但“遗才场”也有准入要求。如，岁试有六等黜陟法，四等廪生不许科试，但可以参加是年的遗才考试;五等及以下的考生则科试、录遗皆不可参加。关于录取定额，凡在科试中名列一、二等者或在三等名列前茅者即可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遗才”“大收”的额数则没有定例，基本上由各地学政以当年科试的实际录取情况进行自行把握。在考试内容和形式上，“遗才场”与科试差别不大，但提学使可以掌握入学情况，降低入学门槛，简化入学程序。张居正就曾主张降低“遗才场”的录入要求。虽然“遗才场”考试制度的灵活性赋予了主考学政在学术事务上更大的自主权，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滥选录送、选拔不当、监督难度大等。
“遗才场”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作为补充考试，它的考试内容和形式与科试基本相同，其设立初衷是为了体恤因特殊情况而不能按时参加考试的士子，也是为了给那些在考试中表现不佳的士子一个复试的机会。另一方面，“遗才场”比科试制度更加灵活，由此产生了各种弊端，朝廷也在不断调整这一制度，借此以解决目前科试中存在的弊端。在明清小说中，作者也充分利用了“遗才场”的两面性特征，多结合社会现实和文学想象，展示了初阶科举的正面或负面影响，从而表达自己对整个科举制度的看法 [2]。
二、明清小说中“遗才场”情节
从明清文人自传或笔记中可以看出，士子对“遗才场”的态度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录遗科试存在高低之别，有些文人对参加科试、录科还是录遗考试十分介意，力争参加录科考试。而另一方面，部分学子也将“遗才场”当做自己顺利进入正科的方法，因此为了顺利通过“遗才场”的考核，在考场上努力展示自己的才华，学子还在场外想尽办法。
明清小说的描述之中，与“遗才场”相关的情节，常见的构建内容包括：一是表示遗才试的意义得到了真正的发挥，朝廷在正科考试之外，找到了遗落的明珠，对人才进行了真正的选拔，如在《醒世恒言》一书中，以“张延秀逃生救父”这一章节为例，文中张延秀以及张文秀在帮助父亲申冤的过程中，被他人买凶追杀，后来歹人将二人直接投入江中，幸好贩布人褚卫救了张文秀一命，张文秀为感恩认其为父，并随之回到河南，最后在遗才场的考试之中，发挥了自己的才华，成了庶吉士，如愿为自己的亲生父亲平反 [3];二是学子在多次考试均名落孙山后，在科场困顿徘徊多年，而最后在参加遗才场时，有幸遇到了伯乐，被其发觉长处，最终平步青云、获得成功。事实上这两种较为典型的故事情节，是以朝廷建立“遗才场”的真正初衷作为出发点进行解读，并最终创立情节结构。而与之相反的另一种与遗才场相关的常见情节，则有着完全不同的内容和出发点，其内容主要是遗才场的考试，并未成功选拔出真正的人才，而是选择了不学无术或是贪恋权利财富之人。以《天凑巧》中的情节为例，江阴县有一人为陈都宪，对科举内容一窍不通，但其家境困苦，同时又行谊出众，当地知县竟然主张不以文字内容为考评标准，而要直接点其作为考试的榜首。虽然学院并不同意这一做法，但最后仍迫于无奈将其附在了案卷之中上交，而此人到了最后的科试之上时，因并不会做文章或是八股文，最终在试卷中乱写一气后上交，而主考官也是个偷懒的人，不去看文章，而是直接阅览江阴县知县的评语，并对其言语间的暗讽会错了意，便给了陈都宪一个高分，最终让其在100人的考试中，拥有了第二名的成績 [4]。
三、明清小说中“遗才场”情节构建与作者科举观分析 明清小说的作者之所以选择“遗才场”进行科举相关情节的构建，首要原因就是“遗才场”的录取概率要明显高于正科考试。相关记录描述，乾隆三十年（1765年），御史成德启奏各省学政的“遗才场”录取名数超出了正科名数，“竟有居其十之四五、十之七八”。也正是因为“遗才场”高通过率，导致乡试参加人数增加，但在这些经过“遗才场”录取的遗才士子中，真正能够通过乡试，且获得举人或是更高功名的士子则为极少数，而这种情况也使得小说中“遗才场”考试的情节更富有戏剧性。且“遗才场”考试制度具有的较高弹性，也小说作者提供了逻辑自洽的空间。过于灵活的“遗才场”录取制度，的确导致考试执行期间出现不少的弊端，而这些弊端也成为了小说作者的写作素材，小说作者将种种社会现实与素材进行结合，进而对“遗才场”考试、甚至是整个科举制度进行了批判，如《儒林外史》《天凑巧》等小说。
但另一方面，小说作者在构建士子命运被“遗才场”这种灵活制度所改变时，也在有意或是无意之间，模糊了地方提学的权责。以《棕坪闲录》为例：华亭中有一位在录遗后被黜的学子，在结束考试回家的路上，在燕子矶石壁之上，兴起提了一首词，而这正好被去往南京赴任的监临看到，认可了其才华，追上他之后，将他的试卷重新回收，并选送入闱。但是该学子为什么已经黜落，带出考场的卷子如何重新入闱，还在赴任路上的未来监临，是如何对前一任学臣的录遗结果进行改变的，这些情节在书中均没有说明和解释。科举考试是当时文人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小说作者对记录“遗才场”情节的建构和相关细节描述才会含糊不清。几乎所有小说之中，都会与科举情节相关，主人公最后取得科举功名，也是故事最为关键的地方。“遗才场”的制度灵活性允许作者不仅关注主人公在科考场外的冒险，还可以与实际科举过程、故事情节冲突进行融合，使得主人公可以及时回到正确的科举路途 [5]。
部分明清小说在建构“遗才场”相关情节时，多是对学子在参加考试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曲折进行描写，而一旦在学子成功进入乡试之后，就不再遇到问题和阻碍，而是一路顺利地获取功名。实际上小说中这种情节的出现，多是受到作者自身经历的影响，大部分写小说的作者都是下层文人，并未获得过高位的共鸣，在写文的过程中，由于并没有真正了解过乡试以上的考试，所以缺乏真实感受，描写会试以及殿试的过程中，缺乏真实感，并最终使得小说内容多是止步在乡试结束。如知名作者冯梦龙、蒲松龄等也是科场失意，书坊主陆一龙也只是考取了秀才，而仅仅用几笔来引出主人公的成名之路来展开主人公后续所遇到的故事。另一方面，小说的市场价值对小说情节构建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当时小说主要的读者也多为生活困顿的下层文人，因而小说故事情节对主人公乡试前的生活进行描写，可以引起读者共鸣，而描写人物之后顺利获得名利，则是为了给予读者希望，增加小说的竞争力。
四、结论
综上所述，分析明清小说作者对“遗才场”情节建构的种种动因，从本质上看，这是他们对科举选拔人才制度的一种认同。多数作者在描绘朝廷黑暗的同时，也给了主人公一个功成名就、皆大欢喜的结局。这种故事情节和结局，主要是由于当时人们对科举考试普遍认可，对人才选拔的执行过程十分关注，但对其核心——科举考试的内容，却并不存在质疑。由此也可以看出，明清小说的作者实际上并不对科举选拔人才制度持反对意见，而是对地方官员在主持科举考试中欺骗文人感到不满。明清小说的作者对实际的情节有褒贬之分，对科举制度的描写，准确地反映了他们对朝廷选拔真才实学人才、公正实施科举制度的强烈愿望。
参考文献：
[1] 韩亮. 科举文化与明清小说研究[J]. 科技资讯，2018，16（30）：248-249.
[2] 李丽平，李燕涛. 《儒林外史》士人涉讼情节及其身份特权研究[J]. 明清小说研究，2019，2（01）：184-197.
[3] 陈麒如. 明清小说“遗才场”情节之构建与作者科举观[J]. 理论界，2020，6（08）：93-100.
[4] 于洋. 《红楼梦》与明清主流意识形态教育[J]. 教育与考试，2015，6（05）：43-47.
[5] 王玉超. 明清小说中的文人游戏与八股文[J]. 教育与考试，2016，5（02）：48-53.
（荐稿人：吳世畯，韩瑞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邹宇铭）
关键词：明清小说;遗才场;科举观;情节构建
中图分类号：K2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1）09-0044-02
自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确立以来，对科举的不断追求已成为文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科举制度（后简称“科举”）打破了门第阶级带来的界限，为社会文人特别是中下层文人提供了一个出人头地的台阶，对文人而言，科举考试带来了功名。首先，科举能有效帮助文人实现个人价值，实现治国平家齐天下;其次，其为个人以及家族提供了获取权力富贵的途径，可以帮助文人以及其家族实现锦衣玉食、光宗耀祖的欲望。而对朝廷来说，科举带来了陈陈相因、辐射全国的统治力量，这也促使小说创作中作者总会提到科举相关情节，且数量众多。与其他具有严格规定的科举考试制度不同，隆庆晚期出现的“遗才场”制度，在具体操作方面有着一定的灵活性，而其所具有的灵活性，也成为小说作者在创作期间的重要灵感，以及想象的空间，因此小说之中“遗才场”有着不同的样貌。在这创作过程中对“遗才场”相关情节的构建，也直接地展现了作者对“遗才场”以及整个科举制度的看法 [1]。本文对“遗才场”进行概述，整理分析明清小说中“遗才场”的情节构建，以及与小说作者科举观的相关性。
一、遗才场概述
“遗才场”在相关文献中也将其称为“录遗”或是“考遗”等，是指明清时期，学子和文人为获取乡考资格进行的一项考试。若是学员想要获取乡试资格，则首先需要去参加各省所举办的科试。当时会出现“遗才场”这种考试制度，主要是为了照顾部分因受自然灾害或其他因素影响而无法参加考试的学生。这种补考制度在宋代就已经出现。此外，在学术考试中失利的学生可以继续参加此类活动，从而获得再次考取举人的机会。
虽然这是一个补充考试，但“遗才场”也有准入要求。如，岁试有六等黜陟法，四等廪生不许科试，但可以参加是年的遗才考试;五等及以下的考生则科试、录遗皆不可参加。关于录取定额，凡在科试中名列一、二等者或在三等名列前茅者即可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遗才”“大收”的额数则没有定例，基本上由各地学政以当年科试的实际录取情况进行自行把握。在考试内容和形式上，“遗才场”与科试差别不大，但提学使可以掌握入学情况，降低入学门槛，简化入学程序。张居正就曾主张降低“遗才场”的录入要求。虽然“遗才场”考试制度的灵活性赋予了主考学政在学术事务上更大的自主权，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滥选录送、选拔不当、监督难度大等。
“遗才场”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作为补充考试，它的考试内容和形式与科试基本相同，其设立初衷是为了体恤因特殊情况而不能按时参加考试的士子，也是为了给那些在考试中表现不佳的士子一个复试的机会。另一方面，“遗才场”比科试制度更加灵活，由此产生了各种弊端，朝廷也在不断调整这一制度，借此以解决目前科试中存在的弊端。在明清小说中，作者也充分利用了“遗才场”的两面性特征，多结合社会现实和文学想象，展示了初阶科举的正面或负面影响，从而表达自己对整个科举制度的看法 [2]。
二、明清小说中“遗才场”情节
从明清文人自传或笔记中可以看出，士子对“遗才场”的态度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录遗科试存在高低之别，有些文人对参加科试、录科还是录遗考试十分介意，力争参加录科考试。而另一方面，部分学子也将“遗才场”当做自己顺利进入正科的方法，因此为了顺利通过“遗才场”的考核，在考场上努力展示自己的才华，学子还在场外想尽办法。
明清小说的描述之中，与“遗才场”相关的情节，常见的构建内容包括：一是表示遗才试的意义得到了真正的发挥，朝廷在正科考试之外，找到了遗落的明珠，对人才进行了真正的选拔，如在《醒世恒言》一书中，以“张延秀逃生救父”这一章节为例，文中张延秀以及张文秀在帮助父亲申冤的过程中，被他人买凶追杀，后来歹人将二人直接投入江中，幸好贩布人褚卫救了张文秀一命，张文秀为感恩认其为父，并随之回到河南，最后在遗才场的考试之中，发挥了自己的才华，成了庶吉士，如愿为自己的亲生父亲平反 [3];二是学子在多次考试均名落孙山后，在科场困顿徘徊多年，而最后在参加遗才场时，有幸遇到了伯乐，被其发觉长处，最终平步青云、获得成功。事实上这两种较为典型的故事情节，是以朝廷建立“遗才场”的真正初衷作为出发点进行解读，并最终创立情节结构。而与之相反的另一种与遗才场相关的常见情节，则有着完全不同的内容和出发点，其内容主要是遗才场的考试，并未成功选拔出真正的人才，而是选择了不学无术或是贪恋权利财富之人。以《天凑巧》中的情节为例，江阴县有一人为陈都宪，对科举内容一窍不通，但其家境困苦，同时又行谊出众，当地知县竟然主张不以文字内容为考评标准，而要直接点其作为考试的榜首。虽然学院并不同意这一做法，但最后仍迫于无奈将其附在了案卷之中上交，而此人到了最后的科试之上时，因并不会做文章或是八股文，最终在试卷中乱写一气后上交，而主考官也是个偷懒的人，不去看文章，而是直接阅览江阴县知县的评语，并对其言语间的暗讽会错了意，便给了陈都宪一个高分，最终让其在100人的考试中，拥有了第二名的成績 [4]。
三、明清小说中“遗才场”情节构建与作者科举观分析 明清小说的作者之所以选择“遗才场”进行科举相关情节的构建，首要原因就是“遗才场”的录取概率要明显高于正科考试。相关记录描述，乾隆三十年（1765年），御史成德启奏各省学政的“遗才场”录取名数超出了正科名数，“竟有居其十之四五、十之七八”。也正是因为“遗才场”高通过率，导致乡试参加人数增加，但在这些经过“遗才场”录取的遗才士子中，真正能够通过乡试，且获得举人或是更高功名的士子则为极少数，而这种情况也使得小说中“遗才场”考试的情节更富有戏剧性。且“遗才场”考试制度具有的较高弹性，也小说作者提供了逻辑自洽的空间。过于灵活的“遗才场”录取制度，的确导致考试执行期间出现不少的弊端，而这些弊端也成为了小说作者的写作素材，小说作者将种种社会现实与素材进行结合，进而对“遗才场”考试、甚至是整个科举制度进行了批判，如《儒林外史》《天凑巧》等小说。
但另一方面，小说作者在构建士子命运被“遗才场”这种灵活制度所改变时，也在有意或是无意之间，模糊了地方提学的权责。以《棕坪闲录》为例：华亭中有一位在录遗后被黜的学子，在结束考试回家的路上，在燕子矶石壁之上，兴起提了一首词，而这正好被去往南京赴任的监临看到，认可了其才华，追上他之后，将他的试卷重新回收，并选送入闱。但是该学子为什么已经黜落，带出考场的卷子如何重新入闱，还在赴任路上的未来监临，是如何对前一任学臣的录遗结果进行改变的，这些情节在书中均没有说明和解释。科举考试是当时文人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小说作者对记录“遗才场”情节的建构和相关细节描述才会含糊不清。几乎所有小说之中，都会与科举情节相关，主人公最后取得科举功名，也是故事最为关键的地方。“遗才场”的制度灵活性允许作者不仅关注主人公在科考场外的冒险，还可以与实际科举过程、故事情节冲突进行融合，使得主人公可以及时回到正确的科举路途 [5]。
部分明清小说在建构“遗才场”相关情节时，多是对学子在参加考试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曲折进行描写，而一旦在学子成功进入乡试之后，就不再遇到问题和阻碍，而是一路顺利地获取功名。实际上小说中这种情节的出现，多是受到作者自身经历的影响，大部分写小说的作者都是下层文人，并未获得过高位的共鸣，在写文的过程中，由于并没有真正了解过乡试以上的考试，所以缺乏真实感受，描写会试以及殿试的过程中，缺乏真实感，并最终使得小说内容多是止步在乡试结束。如知名作者冯梦龙、蒲松龄等也是科场失意，书坊主陆一龙也只是考取了秀才，而仅仅用几笔来引出主人公的成名之路来展开主人公后续所遇到的故事。另一方面，小说的市场价值对小说情节构建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当时小说主要的读者也多为生活困顿的下层文人，因而小说故事情节对主人公乡试前的生活进行描写，可以引起读者共鸣，而描写人物之后顺利获得名利，则是为了给予读者希望，增加小说的竞争力。
四、结论
综上所述，分析明清小说作者对“遗才场”情节建构的种种动因，从本质上看，这是他们对科举选拔人才制度的一种认同。多数作者在描绘朝廷黑暗的同时，也给了主人公一个功成名就、皆大欢喜的结局。这种故事情节和结局，主要是由于当时人们对科举考试普遍认可，对人才选拔的执行过程十分关注，但对其核心——科举考试的内容，却并不存在质疑。由此也可以看出，明清小说的作者实际上并不对科举选拔人才制度持反对意见，而是对地方官员在主持科举考试中欺骗文人感到不满。明清小说的作者对实际的情节有褒贬之分，对科举制度的描写，准确地反映了他们对朝廷选拔真才实学人才、公正实施科举制度的强烈愿望。
参考文献：
[1] 韩亮. 科举文化与明清小说研究[J]. 科技资讯，2018，16（30）：248-249.
[2] 李丽平，李燕涛. 《儒林外史》士人涉讼情节及其身份特权研究[J]. 明清小说研究，2019，2（01）：184-197.
[3] 陈麒如. 明清小说“遗才场”情节之构建与作者科举观[J]. 理论界，2020，6（08）：93-100.
[4] 于洋. 《红楼梦》与明清主流意识形态教育[J]. 教育与考试，2015，6（05）：43-47.
[5] 王玉超. 明清小说中的文人游戏与八股文[J]. 教育与考试，2016，5（02）：48-53.
（荐稿人：吳世畯，韩瑞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邹宇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