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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紫色》所反映的边缘群体话语权问题中可以看出，美国黑人和整个非洲黑人社会作为边缘群体的权利，不能向茜莉的自由一样得到彻底的获得，但黑人的民族意识和女性个体意识已经被唤醒了，黑人民族传统开始得到弘扬。男女主人公的关系由对立走向和解实现了沃克的妇女主义的真正内涵：话语权不一定以冲突表现，交流倾听对不同文化形式的尊重，才是真正的和解。
[关键词] 《紫色》 话语权 边缘群体 和谐关系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02.042
一、概述
美国黑人女作家爱丽丝沃克的《紫色》从1983年发表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和争议。小说采用书信体的方式讲述了女主人公茜莉从十四岁到老年，从种族和男权双重压迫下摆脱出来，追求精神觉醒自我解放。评论界对于《紫色》的分析多是从主人公茜莉这位南方妇女从一无所有到拥有独立的经济力量，精神力量，和人格力量的角度，基本上按照“苦难、彷徨、觉醒、反抗和独立”的模式达成共识，从语言的层面解释权力在历史文化的深层运作的机制，并着力探索表达女性的历史经验情感欲望特征的文学语言，寻求女性声音的公开诉求[1]。这种观点不无道理，然而笔者认为《紫色》蕴含了多种主题，不应被狭义地理解为妇女解放文学。它从妇女文学演变成了人类文学：对人类的改良和生存。沙克霍夫西娃（Shakhovsseva）强调了爱对于个人情感的疗伤能力和追求社会改良的可能。她认为，小说后现代主义叙事方式揭示了充斥在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下的破坏性关系：男人对女人，白人对黑人，西方殖民者对非洲原居民。这种破坏性关系导致了主流群体与非主流群体的权利冲突。对于女性和其他被压制的弱势群体而言，解放意味着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赋予那些在生活中，在文学作品种被迫沉默和禁锢的女性以声音和表现”[2] 。强势群体总是设法剥夺弱势群体的话语权，用自己的族群标准制定行为规范，对非己类进行压制，剥夺他们的话语表达。然而弱势群体并不选择沉默，他们竭力获得自己的话语表达权，虽然微弱，有时也得不到主流群体认可，但他们对话语权的争取一直没有停息。因为话语权就是一种现实权力，体现了言说者之间的社会关系。
二、边缘群体
边缘人群是一个相对于主流社会之外而言的一个群体概念。边缘人群具有相对稳定和动态变化特征。造成一个人群被边缘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是经济，政治原因。此外还有宗教文化，风俗习惯等多方面因素。可以说，边缘人群是一个相对于主流社会之外的一个相对稳定而又与主流社会的人群在经济结构，收入或是政治观念，宗教信仰，文化基础方面有较大差异而难以被主流社会接受的人群[3]。显然《紫色》中除了主人公茜莉之外还有其他的黑人女性，美国社会中的黑人男性，非洲的奥林卡等都是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群体，都难以被主流社会所接纳。60年代的美国种族歧视和妇女压迫非常严重，在白人为主体的社会中整个黑人群体处在沉默，弱势的地位。《紫色》中茜莉十几岁就遭到继父强暴，后又被迫嫁给一个有四个孩子的黑人X先生，X先生只把她当做是照料孩子、满足性欲的工具，稍有不从非打即骂，“不许回嘴”。而她也一直逆来顺受，内心却痛苦不堪[4]。对于茜莉而言，父亲和丈夫，在社会上是同样被歧视的黑人，在家庭内部却转变成施虐者，同时也是话语权的剥夺者。黑人妇女被家庭和社会双重边缘化，得不到平等的待遇和权力。
就整个美国社会而言，话语权被剥夺处于失音的不仅是黑人妇女。以黑人X先生（阿尔伯特）为例，他初看起来是一切男性恶的化身，然而阿尔伯特更多表现为软弱和无助。他无法对婚姻自主。茜莉的父亲也总是一味讨好白人，“你应该向他们送礼。比如你的钱财，你的土地，你的女人或是你的屁股。所以，我做的正对路，给了他们钱” [4]。因此，整个黑人之于白人又是边缘群体。
聂蒂的非洲之行更是将叙事角度扩大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层面，从文化角度严肃思考民族与性别话语权问题，使边缘群体的话语权力分析具有更大的普遍性。非洲成为边缘群体很大程度上是经济政治原因所致，英国进入非洲后不仅带去大量的传教士，传播西方基督信仰，还竭力压制当地人传统的信仰和风俗习惯：“在你们之前来的白人传教士，不许我们举行这个（欢迎仪式）仪式，但奥林卡人很喜欢这个仪式。我们懂得：一棵屋顶大叶子树并不是耶稣基督，可它本身谦逊的样子，岂不像上帝吗？”[4]
三、《紫色》中边缘群体的话语权
《紫色》中的人物矛盾冲突始终是围绕着话语权的争夺而展开的，话语权从字面意思看，即是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也是其他社会主体一种说话、言论的权利。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较早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涉及话语及话语权的问题，他认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 。前一形式表现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后一种形式则体现为文化领导权或曰话语权。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指出，话语是一种实践，在实践中人们逐步形成话语技能，它并非单纯的“能说”，更意味着有权利说，即有权利通过语言来运用自己的权力[5]。福柯认为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依此确定其社会地位并为其它团体所认识的过程[6]。妇女生活在社会压力之下，不仅要服从纪律而且要遵从规范。王小波在引述福柯的话语观时强调：“所谓弱势群体，就是那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很多人觉得他们不存在或者很遥远[7] 。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其自我认知是由周围的社会关系作为参照的。学者辛斌尤其强调语言能力的重要性：“语言帮助建构维持或瓦解权力关系”，社会中从属群体的成员往往根据亲身经验来认知其处境，其语言属于限制性语码，权力的丧失往往伴随着心理上的丧失” [8]。话语就是权力，所有的权力都制造反抗，所以，边缘群体的反抗道路同时也必然经历一个从失音，获得微弱的声音，获得更多话语权、拥有自主声音，到获得完全自由、对等的话语权的过程。
（一）失音的状态
《紫色》通过书信揭示了由不同社会关系组成的群体，虽然他们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不同角色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为相对强势、弱势，他们身上或多或少表现为话语权的被剥夺，以及为获得自主话语而努力。
《紫色》中反映的黑人话语权被剥夺首先是男性，黑人男性在白人主导的社会中政治和经济上发展受到限制，心理也被严重扭曲，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对黑人女性的的压迫，渴望从这种发泄中找回他们在白人那里失去的男性自尊[8]。而正是这种精神上的失音使得黑人女性的境遇更为悲惨，除了社会之外还要承受家庭的压迫折磨，才会导致黑人女性遭受双重压迫。男主人公阿尔伯特作为美国黑人更多表现为懦弱偏执。他深爱莎格，莎格受到恶意诽谤却无力为她辩解，无法为她提供婚姻保障。他爱聂蒂，却为了一头牛娶了茜莉。他想反对儿子的婚姻，却无法应对索非亚的强悍。茜莉离开家庭后，父子二人过着猪一样的生活。
茜莉的自我认知是由父亲、丈夫、继子三个男性共同决定的。故事一开始，茜莉找不到做为一个生命个体的存在价值：父亲和丈夫是个施虐者，同时也是话语权的剥夺者。父亲用性暴力和语言暴力不断强化茜莉的无价值感：“你要做你妈不能做的事”，“你闭嘴除了上帝外谁也不准告诉”，“你的笑是世界上最丑的”，“你太笨”。而她带着父亲的诅咒和X先生结婚，仅仅是一种控制权的转移。X先生并不把茜莉看作一个人，而是一个看护孩子料理家务的仆人，晚上的性对象。茜莉的失语表现为：低眉、耸肩、双手掩嘴、假装自己不存在。男性对茜莉而言就是一个个符号：“他”“某某先生”“老某某先生”[4],P11-18。
奥林卡作为沃克笔下非洲的缩影，阿克委妇女被剥夺教育权，事实上就是被剥夺了独立的思想，妇女的最大梦想是成为酋长的妻子，她们也认为女孩子没必要上学，这在某种程度上回应茜莉的故事。奥林卡女人也在传统的腐朽观念下承受着不平等的待遇，“女人讲话时，他们连看也不看她们一眼”，“丈夫对妻子握有生死大权。如果他告发他的任何一个妻子不贞或耍弄巫术，她便会给活活杀死的” [4],P157。而聂蒂在信中所描述的白人传教士不准黑人进行传统欢迎仪式，他们是想把自己的耶稣上帝强加给黑人。同时白人还把聂蒂和桑莫尔建的学校毁坏，在奥林卡霸占田地，砍光树木，拆毁房屋。朵丽思作为白人干脆彻底否定了黑人的话语权，“英国雏菊和非洲雏菊都是花，但两者属于不同的种类”，“我有钱，我拥有这个村子” [4],P128。
可见，一个群体是否拥有话语权总是和他们享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相呼应的。
（二）微弱的声音和反抗
然而处于弱势边缘群体的并不满足与自己的命运，他们的奋斗虽然不易但从未停止。他们在有力或无力的反抗中不断正视自己的存在，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理解，获得自己的话语权，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沃克所主张的妇女主义和个人解放那不是要对边缘性的转换，力量平衡的打破，而是要在一种平衡中实现和谐。茜莉的反抗是个人意识逐步觉醒的过程，同时在此过程中阿尔伯特也逐渐认识到自己的过错，两人最终和好，表达了妇女主义思想：献身于实现所有人民的，包括男人和女人的，生存和完美的主义。[9]
影响茜莉成长的两个女人是莎格和索菲娅。莎格的出现使茜莉震惊，使茜莉开始正视自己的存在。莎格并有自己独特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沃克的宗教观：上帝是一种概念，非男非女，是你路过的开紫花的田野，是花，是风，水，岩石[4],P179。
茜莉觉醒的第一反应就是“名字”与“个性”之间的关联，于是她告诫“吱吱叫（Squeak）”要让哈波叫她的本名：“叫哈波叫你的真名，那他烦难你时，他或许会知道你的厉害” [4],P89。第二个阶段是对女性躯体价值的认识，在父权与夫权双重压迫下，茜莉也在不自觉地强化自己的受害者角色。在莎格的帮助下，茜莉认识自己的躯体，获得初步的自我意识，另外，从莎格和阿尔伯特的关系中，茜莉开始把男人也当成人，而不是一种符号：“他”“某某先生”。于是，她第一次尝试“抱紧他的身体”，喊他“阿尔伯特”。
不同于茜莉，索菲娅对男权的反抗是激烈的外向的，更多表现为暴力的方式，她反抗父兄、丈夫和白人市长。她也有着明确的自主意识，她对付压迫的哲学就是斗争。虽然身处逆境却敢做敢为，与一切压迫作斗争，不愿给白人当仆人而打了市长，结果也遭遇了牢狱之灾，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掌握着政权的强大的白人阶级面前，她的反抗犹如以卵击石，不得不被迫去市长家做女佣。她的不幸也是源于美国白人对黑人的残暴和自私。[10]
聂蒂非洲之旅，反映了奥林卡人的民族意识觉醒。虽然由于白人的入侵他们不得不结束非洲的传教工作，他们的使命早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已经完成了。奥林卡人已经觉醒，他们纷纷起来反抗，无论男人或女人都去投奔“姆贝尔”——一个受命去破坏白人种植园的黑人组织，泰希的母亲允许她去上学，泰希还开始反对奥林卡为纪念女孩成人而在她们脸上刻刀疤的传统。
（三）话语权利的部分获得
话语就是权利，因此争取话语权力就意味着权利的获得和平等的实现。茜莉离开阿尔伯特，开一家裤子店，十分耐人寻味，裤子早已成为一种权威符号，因为在此之前阿尔伯特声称绝不允许他的女人穿裤子。莎格为茜莉提供住所和经济援助，使她开设一家裤子店，以经获得济独立，进而获得人格独立。这里，一切都获得一种隐喻力量：孟斐斯，布鲁斯，裤子，布料，款式，色泽，以及作为社会标准的语言： “阳光下的每一种颜色：莎格的裤子是深蓝闪着亮红，吱吱的叫落日色，索菲亚的一条裤腿紫色另一条裤腿红色。“达伦试图说服茜莉说白人标准英语，茜莉开始也有此想法，莎格却说她爱怎样就怎样，快乐就行，后来茜莉拒绝了：“依我看，傻瓜才会叫从说人说心里感到别扭的话。” 茜莉说南方里人方言并颇感自得，本身预示着个性解放与个人独立话语的选择权[4],P223。他们给阿尔伯特和哈波的裤子上缝上花，意味着妇女解放并不是一味以打到男权为目的，而是找到一个新的男女共存方式。
然而，北方(孟菲斯)不是自物解放的最终目标，茜莉只有回到南方，才能获得完整的肉体和精神的存在价值。因为她的压迫从那里开始。重新认识“他”只不过是继父，困扰自己多年的乱伦耻辱感最终于释然，莎格鼓励她收回了她对亲生父母的房屋店面继承权，使茜莉终于成长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她和阿尔伯穿着得体优雅，全家人坐在一起抽带大麻的烟卷，说说笑笑。
当茜莉终于可以和阿尔伯特平起平坐时，二人对婚姻的探讨颇有讽刺意味：
阿：“你知道，咱俩还是老夫老妻吧？”
茜：“不，从来就没有是过。”
阿：“你知道，自打你去了孟菲斯，你看起来的确不错” [4],P261。
社会语言学家认为，引导语大多数出现在女性话语中，而阿尔伯特却两次用了软性的“你知道……(you know)”，主动向茜莉的移就说明他终于承认茜莉的个体地位。而茜莉也终于可以对阿尔伯特说“不”。
在故事的结尾，茜莉终于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妹妹回来了，孩子们回来了，茜莉和阿尔伯特达成了某种和解。茜莉的话语归于平和、自信，她终于获得了自己的话语权。塞米尔了解了耐蒂和茜莉的过去，忏悔没有帮助她们。种族冲突和性别冲突没有以冲突为结果，彼此了谅解使每一个人获得解放。
四、结语
通过本论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美国黑人和整个非洲黑人社会作为边缘群体的权利，不能向茜莉的自由一样得到彻底的获得，但黑人的民族意识和女性个体意识已经被唤醒了，黑人民族传统开始得到弘扬。男女主人公的关系由对立走向和解实现了沃克的妇女主义的真正内涵：话语权不一定以冲突表现，交流倾听对不同文化形式的尊重，才是真正的和解。婚姻、血缘、友谊，依靠爱心和意志力得到巩固，在这个过程中完成自我的救赎和和解 。也如我国学者李银河所倡导的，后现代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反对对性别种族阶级作宏观的分析，这种分类过于概括了。它提出另一种思维模式，其中包括为女性赋予价值的模式。反对二元模式，提倡多元模式，差异政治模式，其中包括种族民族阶级性别和性倾向的差异，以及重视他人的模式[11] 。这种差异意识的提倡，有助于相对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非洲）,相对于美国白人的黑人群体，相对于男性的女性群体获得公平的话语权，以及由话语权折射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但是，这些权力的获得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一个缓慢、曲折的过程。
参考文献
[1]李洁平.论艾利斯.沃克笔下女性形象的嬗变[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4（7）：67-69
[2] Shakhovtseva，Elena. The Heart of Darkness？In A Multicolored World：The Color Purple by Alice Walker as a Womanist Text [EB/OL]. http://www.novelguide.com/the color purple,2005-05-11,2011-10-20登陆
[3] 谢景芝.《紫颜色》对女性主体的重建[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122-124
[4] [美]艾利斯.沃克 紫色[M] . 杨敬仁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5] 顾曰国.《如何以言行事》导读[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与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2
[6] [[法]米歇尔
[关键词] 《紫色》 话语权 边缘群体 和谐关系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02.042
一、概述
美国黑人女作家爱丽丝沃克的《紫色》从1983年发表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和争议。小说采用书信体的方式讲述了女主人公茜莉从十四岁到老年，从种族和男权双重压迫下摆脱出来，追求精神觉醒自我解放。评论界对于《紫色》的分析多是从主人公茜莉这位南方妇女从一无所有到拥有独立的经济力量，精神力量，和人格力量的角度，基本上按照“苦难、彷徨、觉醒、反抗和独立”的模式达成共识，从语言的层面解释权力在历史文化的深层运作的机制，并着力探索表达女性的历史经验情感欲望特征的文学语言，寻求女性声音的公开诉求[1]。这种观点不无道理，然而笔者认为《紫色》蕴含了多种主题，不应被狭义地理解为妇女解放文学。它从妇女文学演变成了人类文学：对人类的改良和生存。沙克霍夫西娃（Shakhovsseva）强调了爱对于个人情感的疗伤能力和追求社会改良的可能。她认为，小说后现代主义叙事方式揭示了充斥在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下的破坏性关系：男人对女人，白人对黑人，西方殖民者对非洲原居民。这种破坏性关系导致了主流群体与非主流群体的权利冲突。对于女性和其他被压制的弱势群体而言，解放意味着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赋予那些在生活中，在文学作品种被迫沉默和禁锢的女性以声音和表现”[2] 。强势群体总是设法剥夺弱势群体的话语权，用自己的族群标准制定行为规范，对非己类进行压制，剥夺他们的话语表达。然而弱势群体并不选择沉默，他们竭力获得自己的话语表达权，虽然微弱，有时也得不到主流群体认可，但他们对话语权的争取一直没有停息。因为话语权就是一种现实权力，体现了言说者之间的社会关系。
二、边缘群体
边缘人群是一个相对于主流社会之外而言的一个群体概念。边缘人群具有相对稳定和动态变化特征。造成一个人群被边缘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是经济，政治原因。此外还有宗教文化，风俗习惯等多方面因素。可以说，边缘人群是一个相对于主流社会之外的一个相对稳定而又与主流社会的人群在经济结构，收入或是政治观念，宗教信仰，文化基础方面有较大差异而难以被主流社会接受的人群[3]。显然《紫色》中除了主人公茜莉之外还有其他的黑人女性，美国社会中的黑人男性，非洲的奥林卡等都是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群体，都难以被主流社会所接纳。60年代的美国种族歧视和妇女压迫非常严重，在白人为主体的社会中整个黑人群体处在沉默，弱势的地位。《紫色》中茜莉十几岁就遭到继父强暴，后又被迫嫁给一个有四个孩子的黑人X先生，X先生只把她当做是照料孩子、满足性欲的工具，稍有不从非打即骂，“不许回嘴”。而她也一直逆来顺受，内心却痛苦不堪[4]。对于茜莉而言，父亲和丈夫，在社会上是同样被歧视的黑人，在家庭内部却转变成施虐者，同时也是话语权的剥夺者。黑人妇女被家庭和社会双重边缘化，得不到平等的待遇和权力。
就整个美国社会而言，话语权被剥夺处于失音的不仅是黑人妇女。以黑人X先生（阿尔伯特）为例，他初看起来是一切男性恶的化身，然而阿尔伯特更多表现为软弱和无助。他无法对婚姻自主。茜莉的父亲也总是一味讨好白人，“你应该向他们送礼。比如你的钱财，你的土地，你的女人或是你的屁股。所以，我做的正对路，给了他们钱” [4]。因此，整个黑人之于白人又是边缘群体。
聂蒂的非洲之行更是将叙事角度扩大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层面，从文化角度严肃思考民族与性别话语权问题，使边缘群体的话语权力分析具有更大的普遍性。非洲成为边缘群体很大程度上是经济政治原因所致，英国进入非洲后不仅带去大量的传教士，传播西方基督信仰，还竭力压制当地人传统的信仰和风俗习惯：“在你们之前来的白人传教士，不许我们举行这个（欢迎仪式）仪式，但奥林卡人很喜欢这个仪式。我们懂得：一棵屋顶大叶子树并不是耶稣基督，可它本身谦逊的样子，岂不像上帝吗？”[4]
三、《紫色》中边缘群体的话语权
《紫色》中的人物矛盾冲突始终是围绕着话语权的争夺而展开的，话语权从字面意思看，即是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也是其他社会主体一种说话、言论的权利。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较早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涉及话语及话语权的问题，他认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 。前一形式表现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后一种形式则体现为文化领导权或曰话语权。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指出，话语是一种实践，在实践中人们逐步形成话语技能，它并非单纯的“能说”，更意味着有权利说，即有权利通过语言来运用自己的权力[5]。福柯认为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依此确定其社会地位并为其它团体所认识的过程[6]。妇女生活在社会压力之下，不仅要服从纪律而且要遵从规范。王小波在引述福柯的话语观时强调：“所谓弱势群体，就是那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很多人觉得他们不存在或者很遥远[7] 。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其自我认知是由周围的社会关系作为参照的。学者辛斌尤其强调语言能力的重要性：“语言帮助建构维持或瓦解权力关系”，社会中从属群体的成员往往根据亲身经验来认知其处境，其语言属于限制性语码，权力的丧失往往伴随着心理上的丧失” [8]。话语就是权力，所有的权力都制造反抗，所以，边缘群体的反抗道路同时也必然经历一个从失音，获得微弱的声音，获得更多话语权、拥有自主声音，到获得完全自由、对等的话语权的过程。
（一）失音的状态
《紫色》通过书信揭示了由不同社会关系组成的群体，虽然他们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不同角色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为相对强势、弱势，他们身上或多或少表现为话语权的被剥夺，以及为获得自主话语而努力。
《紫色》中反映的黑人话语权被剥夺首先是男性，黑人男性在白人主导的社会中政治和经济上发展受到限制，心理也被严重扭曲，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对黑人女性的的压迫，渴望从这种发泄中找回他们在白人那里失去的男性自尊[8]。而正是这种精神上的失音使得黑人女性的境遇更为悲惨，除了社会之外还要承受家庭的压迫折磨，才会导致黑人女性遭受双重压迫。男主人公阿尔伯特作为美国黑人更多表现为懦弱偏执。他深爱莎格，莎格受到恶意诽谤却无力为她辩解，无法为她提供婚姻保障。他爱聂蒂，却为了一头牛娶了茜莉。他想反对儿子的婚姻，却无法应对索非亚的强悍。茜莉离开家庭后，父子二人过着猪一样的生活。
茜莉的自我认知是由父亲、丈夫、继子三个男性共同决定的。故事一开始，茜莉找不到做为一个生命个体的存在价值：父亲和丈夫是个施虐者，同时也是话语权的剥夺者。父亲用性暴力和语言暴力不断强化茜莉的无价值感：“你要做你妈不能做的事”，“你闭嘴除了上帝外谁也不准告诉”，“你的笑是世界上最丑的”，“你太笨”。而她带着父亲的诅咒和X先生结婚，仅仅是一种控制权的转移。X先生并不把茜莉看作一个人，而是一个看护孩子料理家务的仆人，晚上的性对象。茜莉的失语表现为：低眉、耸肩、双手掩嘴、假装自己不存在。男性对茜莉而言就是一个个符号：“他”“某某先生”“老某某先生”[4],P11-18。
奥林卡作为沃克笔下非洲的缩影，阿克委妇女被剥夺教育权，事实上就是被剥夺了独立的思想，妇女的最大梦想是成为酋长的妻子，她们也认为女孩子没必要上学，这在某种程度上回应茜莉的故事。奥林卡女人也在传统的腐朽观念下承受着不平等的待遇，“女人讲话时，他们连看也不看她们一眼”，“丈夫对妻子握有生死大权。如果他告发他的任何一个妻子不贞或耍弄巫术，她便会给活活杀死的” [4],P157。而聂蒂在信中所描述的白人传教士不准黑人进行传统欢迎仪式，他们是想把自己的耶稣上帝强加给黑人。同时白人还把聂蒂和桑莫尔建的学校毁坏，在奥林卡霸占田地，砍光树木，拆毁房屋。朵丽思作为白人干脆彻底否定了黑人的话语权，“英国雏菊和非洲雏菊都是花，但两者属于不同的种类”，“我有钱，我拥有这个村子” [4],P128。
可见，一个群体是否拥有话语权总是和他们享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相呼应的。
（二）微弱的声音和反抗
然而处于弱势边缘群体的并不满足与自己的命运，他们的奋斗虽然不易但从未停止。他们在有力或无力的反抗中不断正视自己的存在，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理解，获得自己的话语权，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沃克所主张的妇女主义和个人解放那不是要对边缘性的转换，力量平衡的打破，而是要在一种平衡中实现和谐。茜莉的反抗是个人意识逐步觉醒的过程，同时在此过程中阿尔伯特也逐渐认识到自己的过错，两人最终和好，表达了妇女主义思想：献身于实现所有人民的，包括男人和女人的，生存和完美的主义。[9]
影响茜莉成长的两个女人是莎格和索菲娅。莎格的出现使茜莉震惊，使茜莉开始正视自己的存在。莎格并有自己独特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沃克的宗教观：上帝是一种概念，非男非女，是你路过的开紫花的田野，是花，是风，水，岩石[4],P179。
茜莉觉醒的第一反应就是“名字”与“个性”之间的关联，于是她告诫“吱吱叫（Squeak）”要让哈波叫她的本名：“叫哈波叫你的真名，那他烦难你时，他或许会知道你的厉害” [4],P89。第二个阶段是对女性躯体价值的认识，在父权与夫权双重压迫下，茜莉也在不自觉地强化自己的受害者角色。在莎格的帮助下，茜莉认识自己的躯体，获得初步的自我意识，另外，从莎格和阿尔伯特的关系中，茜莉开始把男人也当成人，而不是一种符号：“他”“某某先生”。于是，她第一次尝试“抱紧他的身体”，喊他“阿尔伯特”。
不同于茜莉，索菲娅对男权的反抗是激烈的外向的，更多表现为暴力的方式，她反抗父兄、丈夫和白人市长。她也有着明确的自主意识，她对付压迫的哲学就是斗争。虽然身处逆境却敢做敢为，与一切压迫作斗争，不愿给白人当仆人而打了市长，结果也遭遇了牢狱之灾，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掌握着政权的强大的白人阶级面前，她的反抗犹如以卵击石，不得不被迫去市长家做女佣。她的不幸也是源于美国白人对黑人的残暴和自私。[10]
聂蒂非洲之旅，反映了奥林卡人的民族意识觉醒。虽然由于白人的入侵他们不得不结束非洲的传教工作，他们的使命早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已经完成了。奥林卡人已经觉醒，他们纷纷起来反抗，无论男人或女人都去投奔“姆贝尔”——一个受命去破坏白人种植园的黑人组织，泰希的母亲允许她去上学，泰希还开始反对奥林卡为纪念女孩成人而在她们脸上刻刀疤的传统。
（三）话语权利的部分获得
话语就是权利，因此争取话语权力就意味着权利的获得和平等的实现。茜莉离开阿尔伯特，开一家裤子店，十分耐人寻味，裤子早已成为一种权威符号，因为在此之前阿尔伯特声称绝不允许他的女人穿裤子。莎格为茜莉提供住所和经济援助，使她开设一家裤子店，以经获得济独立，进而获得人格独立。这里，一切都获得一种隐喻力量：孟斐斯，布鲁斯，裤子，布料，款式，色泽，以及作为社会标准的语言： “阳光下的每一种颜色：莎格的裤子是深蓝闪着亮红，吱吱的叫落日色，索菲亚的一条裤腿紫色另一条裤腿红色。“达伦试图说服茜莉说白人标准英语，茜莉开始也有此想法，莎格却说她爱怎样就怎样，快乐就行，后来茜莉拒绝了：“依我看，傻瓜才会叫从说人说心里感到别扭的话。” 茜莉说南方里人方言并颇感自得，本身预示着个性解放与个人独立话语的选择权[4],P223。他们给阿尔伯特和哈波的裤子上缝上花，意味着妇女解放并不是一味以打到男权为目的，而是找到一个新的男女共存方式。
然而，北方(孟菲斯)不是自物解放的最终目标，茜莉只有回到南方，才能获得完整的肉体和精神的存在价值。因为她的压迫从那里开始。重新认识“他”只不过是继父，困扰自己多年的乱伦耻辱感最终于释然，莎格鼓励她收回了她对亲生父母的房屋店面继承权，使茜莉终于成长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她和阿尔伯穿着得体优雅，全家人坐在一起抽带大麻的烟卷，说说笑笑。
当茜莉终于可以和阿尔伯特平起平坐时，二人对婚姻的探讨颇有讽刺意味：
阿：“你知道，咱俩还是老夫老妻吧？”
茜：“不，从来就没有是过。”
阿：“你知道，自打你去了孟菲斯，你看起来的确不错” [4],P261。
社会语言学家认为，引导语大多数出现在女性话语中，而阿尔伯特却两次用了软性的“你知道……(you know)”，主动向茜莉的移就说明他终于承认茜莉的个体地位。而茜莉也终于可以对阿尔伯特说“不”。
在故事的结尾，茜莉终于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妹妹回来了，孩子们回来了，茜莉和阿尔伯特达成了某种和解。茜莉的话语归于平和、自信，她终于获得了自己的话语权。塞米尔了解了耐蒂和茜莉的过去，忏悔没有帮助她们。种族冲突和性别冲突没有以冲突为结果，彼此了谅解使每一个人获得解放。
四、结语
通过本论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美国黑人和整个非洲黑人社会作为边缘群体的权利，不能向茜莉的自由一样得到彻底的获得，但黑人的民族意识和女性个体意识已经被唤醒了，黑人民族传统开始得到弘扬。男女主人公的关系由对立走向和解实现了沃克的妇女主义的真正内涵：话语权不一定以冲突表现，交流倾听对不同文化形式的尊重，才是真正的和解。婚姻、血缘、友谊，依靠爱心和意志力得到巩固，在这个过程中完成自我的救赎和和解 。也如我国学者李银河所倡导的，后现代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反对对性别种族阶级作宏观的分析，这种分类过于概括了。它提出另一种思维模式，其中包括为女性赋予价值的模式。反对二元模式，提倡多元模式，差异政治模式，其中包括种族民族阶级性别和性倾向的差异，以及重视他人的模式[11] 。这种差异意识的提倡，有助于相对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非洲）,相对于美国白人的黑人群体，相对于男性的女性群体获得公平的话语权，以及由话语权折射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但是，这些权力的获得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一个缓慢、曲折的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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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顾曰国.《如何以言行事》导读[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与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2
[6] [[法]米歇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