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吴帆，70后，海南海口人，公务员。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会员、海南省作协会员、海口市作协副秘书长。中学开始发表作品，曾获全国大中专院校诗歌大赛二等奖，有作品被选入多种儿童文学选本，己出版儿童诗集《长翅膀的房子》等。
　　小学三年级时，老师开始要求写作文。我爸爸在村里小学当老师，在那个年代的农村，能读到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已经算是有文化的人了。他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抠出一点钱，给我订了一份《小学生》杂志。他认为，要写好作文，阅读必不可少，只有读过大量的课外书，才可能写好作文，否则免谈。
　　那时候，乡村小学普遍缺老师。我爸爸字写得漂亮，也擅长画画，因此他除了要上语文课，同时还兼任写字课和图画课老师，每周要上十几节课，课时比其他老师多一倍。但他没有怨言，每天本本分分地上他的课，好多年都如此。
　　即使一本32开、50多页的《小学生》杂志，在当时也算是一件稀罕物。想想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才短短几年，物质还很匮乏，少儿读物亦是稀缺，一个乡村孩子能接触到的课外书是相当有限的。这样一本《小学生》杂志，当然令我如获至宝，爱不释手。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小学生》杂志的模样，就像多年以前交过的一位老朋友，说不定哪天遇见，会情不自禁地惊呼：
　　“看，就是它，它在那儿！”
　　《小学生》杂志是一本好看的少儿读物，除了科普，每期都发表一些儿童小说、童话、童诗等儿童文学作品，从书上我认识了樊发稼、金波、葛翠琳、柯岩、曹文轩等大作家、大诗人。从那时起，心里悄悄播下“作家”的种子，暗暗下了决心，长大后也要做一个“写故事”的人。
　　就是这样一本《小学生》杂志，陪伴我度过了小学阶段。
　　一晃便上了初中。初中是在镇上读的，八十年代中后期，物质依然短缺，偌大的一个镇却只有一家供销社书店。书店里主要经营文具、作业本之类的学生用品，也卖图书，但少儿读物很少，能买到的只有《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等连环画（即小人书）和《三国演义》《童年》等不多的中外文学名著。
　　那时的书店不像现在，书架完全敞开，读者可以自由选书、看书。供销社书店里有一男一女两名中年售货员，女的微胖，剪齐耳短发，人长得一般，脾气却不好，每次到店里买文具，总见她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
　　每隔一段时间，等攒够了能买一本或两本书的零花钱，我就兴冲冲地跑到供销社书店，明知道女售货员脸色不好，却不得不硬着头皮，喊她把早就看中的图书从书架上取下来。女售货员话不多，面无表情。她转过身拿了书，然后将书甩在柜台上，“啪”的一声，发出清脆的响声。我从裤兜里掏出准备好的零花钱（多数是角币和硬币）递给她，这才满心欢喜地捧着书回家。
　　渐渐地，我对书的感情与日俱增，在它的引领下，我的世界变得多彩、辽阔。从小我的语文成绩一直不错，作文还经常被老师当成范文在班上念，时间一长，“写故事”的念头又在心底蠢蠢欲动起来，好像不干点别的事情心就不安似的。终于，初三时跟外班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办起文学社，这是学校有史以来首个文学社，我们取名为小溪文学社。在以后的整个初三阶段，当同学们都在埋头苦读，为升学拼命的时候，一帮人却窝在操场边上的一间老瓦房里，忙着写稿子、刻蜡板、印社报，还计划跟海南华侨中学的热土文学社搞联谊，“捣鼓”着跟考试、升学无关的事情。这在别人眼里简直是“不务正业”，不仅父母、老师，连自己有时都会觉得自己是个罪人。
　　我爸爸是语文老师，他当然鼓励我读课外书、写作文，但在搞文学社的事情上却毫不含糊。
　　“糟蹋时间，辜负父母，自毁前程！”我爸爸就曾咬牙切齿地丢给我这样一句话。
　　初中毕业，我以全镇报考中等师范学校类最高分被海南岛内一所师范学校录取。这是一所百年老校，在岛内高校出现之前，它曾是全岛的最高学府。上了中师，每天除了到点上课、吃饭、睡觉，没有了升学压力，陡然间多出了许多时间。记得开学后不久，自己对校园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于是在某日黄昏，独自从教学楼一楼开始，一层一层地往上爬，等爬到六楼时，在楼梯的拐角处发现一间小房子，门上钉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春笋文学社”，心里不禁一阵欣喜。后来才发现，不知道什么原因，那时文学社早就处于停办状态了。
　　因为有了中学时“捣鼓”文学社的经历，某天我突發奇想，既然无人接手，何不重操“旧业”，自己来做？于是，独自找到文学社指导老师王世翔的办公室，向王老师毛遂自荐。王老师倒也利落，没过多久，我便从他手里接过文学社社长的担子，接着趁热打铁招兵买马，重新竖起春笋文学社的“大旗”。
　　“捣鼓”文学社的日子既忙碌又快活。每月除了组稿、排版、出报，一个学期下来还组织策划了不少文学活动，像文学沙龙、文学讲座、文学采风等，一帮人来来往往，跑出跑入，忙得不亦乐乎。
　　中师毕业后，我没有像班上同学那样走上社会，等待分配去当小学老师，而是选择留校读了大专中文班。
　　因为经常要给文学社社报写稿，所以逼得自己多看书，我愿打愿挨地给自己定了规矩，每周至少读一本书。教室里，我在课桌上竖起一排书，那是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文学书籍，上课时眼前摊开的是课本，实际上看的却是小说。我的同桌是个女生，有一次上写作课，老师要求每人当堂完成一篇作文。那个女生写不出来，向我求救，我又不能立马弄出两篇作文来，只好拿以前写的一篇“蹩脚”作文给她充数。现在想来，自己反倒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那是最愉快、最轻松的读书生活。因为读的是中文专业，看的书多了，自然免不了手痒，免不了写作和投稿。那时投最多的是师范类报刊，有一次在教学楼下遇到王世翔老师，他告诉我，我的一篇散文发表在某杂志上，于是急急找来看，高兴得不得了。
　　至今仍对母校和文学社心存感激，总觉得中文是天底下最好的专业了。
　　一晃工作已经22年了。22年的时光如白驹过隙，飞快得来不及倾听时光的滴答声，就已经人到中年了。 　　在单位，由于干的是繁重琐碎的文字材料工作，每天从早上醒来的那刻起，就像冲锋一样上班下班，节假日还经常加班干活。因为永远不知道任务何时来临，因此手机每天24小时都处于开机状态。就这样年复一年地奔忙，仿佛干了很多事，又仿佛什么都没有干。
　　这么一想，不禁觉得青春渐去得可怕。我感到窒息，想要挣脱却又无能为力。
　　在快撑不下去的时候，我时常把自己“泡”在书店里，更多的时候会从当当网上淘回一堆书，就像一些人用吃零食、逛街和购物来渲泻心中的某种不愉快一样。家里的五个书柜摆不下了，就随手搁到沙发和床头上。这些书有的囫囵吞枣地看了一遍，有的才翻了一半，有的甚至从买回来到现在都没有翻动过。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它们在那儿我就心安，就像一位多年的老朋友站在眼前，即使不说话，双方只需用眼神交流，便可意会，心有灵犀。
　　后来书越买越多，我干脆在客厅靠墙的一面，请木匠打造了一排书柜，书柜从地板直到天花板，足足有8层高。现在，家里的客厅不仅是藏书之所，更是灵魂的栖息地和精神的避难所，随着家门的关闭，将红尘的喧嚣与繁杂拒之门外。与书相对，敬畏之情萦怀。如果说世间有什么事物可以不朽，我想应该是思想了。而能够准确记录思想的恰恰是文字，是经过时间考验经久不衰却依然闪耀着人性光芒的经典著作。
　　当然，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阅读兴趣点。就像我，少年时爱读诗，青年时偏爱小说，现在喜欢历史、哲学和人物传记。同一本书，因为阅历和心境使然，感受也不尽相同。有人说，少年时读《堂吉诃德》会笑，中年读了会思想，老年读了却要哭。
　　我相信阅读的力量。一个人的精神成长与阅读息息相关，阅读可以使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变得更加寬阔、充实，可以成全一个人的梦想，让人产生无限种可能。“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这是全民阅读形象代言人朱永新教授的观点，对此我一直深信不疑。
　　美国著名阅读研究和推广专家吉姆·崔利斯在《朗读手册》里说，“阅读是消灭无知、贫穷和绝望的终级武器，我们要在它们消灭我们之前歼灭它们”。犹太人嗜书如命，将阅读置于很高的地位。孩子一生下来，犹太人就会在书上涂一层蜂蜜让孩子舔，以此告诉孩子书是甜的，他们还喜欢把书放在枕边。这种对书的迷恋和敬畏之情，让世界上许多国家感到汗颜。
　　现在科技发达，电视、电脑、手机等各种电子产品和游戏选择很多，对一个孩子来说，喜欢这些比喜欢阅读容易，自觉阅读变得很难。因此，要培养孩子良好的阅读习惯，父母陪着亲子阅读，老师带领阅读，社会鼓励阅读，都是必要的，尤其是家长鼓励看书是孩子阅读最重要的动力。
　　少年儿童时期是人生中最纯净、最美好的岁月，优秀的童书是最美丽的种子。美国诗人惠特曼说，一个孩子向前走去，他最初看到的东西，他就变成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变成了他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要选择最有价值、最具真善美的图书给孩子，在孩子幼小的身体和心灵中种下最美好的种子。这些美丽的种子经过无数岁月，终将在他们漫长的人生中开出最美的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