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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院经济学家Dan Rosen预计，中国企业到2020年全球投资可达1-2万亿美元。对很多国家来说，这无疑是历史性机遇，而来自政治、市场的风险亦是企业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根据商务部4月18日公布的数据，今年一季度，中国境内投资者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238亿美元，同比增长44%，远高于去年中国海外投资14%的增速。其中，对中国香港、东盟、欧盟、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日本七个主要经济体的投资达197亿美元，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的83%。从数据的统计情况看，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增长迅猛，企业“走出去”到海外淘金的热情空前高涨。
但这种高涨的热情却容易将潜在的巨大风险掩盖。中海油收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Unocal）折戟、中铝增持澳大利亚力拓公司失利、华为在美投资受阻等成为国内学者和媒体常常引用的几起投资失败的案例。不过，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王碧珺博士发现，即便是那些成功完成的交易，其背后也不乏曲折的经历。
新时期中国大规模海外投资的总额将超过过去十年的总和，这将意味着一旦投资受阻或失利，中国企业将面临着数倍于过去的风险。王碧珺在2004年至2012年间35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受阻案例的曲折经历中，发现存在系统性原因。
政治监管
王碧珺认为，国外的政治阻力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最容易遭受的障碍，而“国家安全”则成为惯用的理由。2005年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遭遇了强烈的政治反弹，美国国会声称优尼科的海底地形测绘技术可能会对中国潜艇有帮助。
2010年华为收购美国私有宽带互联网软件提供商2Wire受阻正值美国的中期选举，同时还有一系列指责中国政府附属机构及民间的黑客对他国政府和企业的网络进行攻击和窃取信息，其中包括针对谷歌的攻击、国际能源企业数据被窃等，国际上对网络安全的担忧日趋强烈。华为首席营销官余承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坦言，在过去受政治因素影响相对较小时，华为在北美市场没有抓住宝贵的时间点。2011年华为收购美国3Leaf公司时，五位美国众议员联名致信奥巴马政府，宣称华为收购3Leaf案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华为被通知要求撤回该项收购。
事实上，企业已经意识到政治游说在商业收购案中的重要性。2005年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时也曾聘请Akin Gump游说美国政府试图消除政治敌意。而2008年华为联合贝恩收购美国通讯设备商3Com公司时也曾聘请华盛顿K街的专业机构为其展开涉及法律、政策等一系列游说。2010年华为收购美国摩托罗拉的无线网络设备业务时也聘请了苏利文·克伦威尔、世达等几家在电信并购和争取联邦政府批准等敏感国际并购交易上“长袖善舞”的美国知名律师事务所。但这些努力并没有使得这些投资得以顺利进行，中海油的“大央企”形象和“能源安全”，华为的“军方背景”和“网络安全”等并不容易消除。
在受阻的政治背景分析中，半数以上都是央企或者国企。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周密认为，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央企的身份问题会让很多国家认为拥有政治动机，在他们眼里，中国的央企代表的是中国政府。根据王碧珺的统计，这在受阻案例中占据半数的比例，但这只是原因之一。
市场制掣
长期接触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并购案例的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林政纬表示，中国公司有很大的欲望，并且开展了合适的尽职调查，但是经常有一些客户在初期筹备时却忽略了潜在可能妨碍他们投资的问题。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唐承慧则称：“中国公司在进行并购时往往按照中国的思维模式和游戏规则进行尽职调查和谈判，有时候会让卖方和被并购公司的高层产生不信任感。”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企业在海外收购时都会开出有竞争力的出价，用来弥补自己其他方面的劣势。“很多时候中国公司出价最高，但最后卖方选择的却是另外的投标方。我们认为并购的成功首先基于并购后两家企业可能产生的经济上的互补效应，即1+1〉2 ，这也是促成两家公司进行并购的根本原因，但是两家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是否能够在谈判时就建立起良好的互信基础并在并购后将这种互信基础拓展到并购后的工作当中去是进行并购的中国企业常常忽略的问题。” 唐承慧说。
这种意识的缺乏，也导致了很多受阻案例的发生。2006年，澳大利亚矿企Mount Gibson同意以5250万澳元出售其持有的亚洲钢铁的全部股份（73%）给首钢集团。但随后另一澳大利亚企业Sinom投资公司开出与首钢同样的条件收购亚洲钢铁，Mount Gibson就终止了与首钢的协议而将股份卖给了Sinom。
2009年北汽集团打算收购德国欧宝部分股权，但由于与通用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没能达成共识，收购项目宣告失败。北汽希望通过收购不仅获得工厂、设备和产能，还能获得技术，但通用则担心北汽获得欧宝的知识产权后威胁自己在华的利益而不同意转让知识产权，毕竟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虽然北汽在报价、裁员人数以及要求德国政府提供的融资担保上都更具竞争优势，但最终没能获得欧宝。
此外，王碧珺认为，由于市场形势的不利变化而导致的投资受阻。由于资源价格的上涨导致目标资源企业重获流动性，或者经济形势的好转导致目标企业经营业绩改善，从而不再迫切需要中国企业注入资金，这类不利于中国投资者的市场变化，亦是导致中国部分企业海外投资受阻的市场因素之一。
2009年2月12日，中铝公司与力拓集团通过伦敦证券交易所和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发布联合公告，中铝公司与力拓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创中企海外投资纪录。
2009年3月17日，中铝195亿美元注资力拓的交易再生波澜。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16日在澳洲证券交易所发布公告，称将延长对中铝与力拓195亿美元交易的审查时间，在原定的30天审查期基础上，再增加90天。这期间国际铁矿石价格上涨，全球资本流动性重新充沛，同时该交易的公布增加了市场投资者对力拓的信心，顶住了力拓股价下滑的压力，力拓顺利度过了难关。双方的合作最终以力拓向中铝公司支付1.95亿美元分手费而告终。
自身实力
海外直接投资需要强大的资金、技术、管理等多方面实力。事实上，像吉利那样小吃大，蛇吞象的并购案例并不是多数，而更多的是民营企业由于自身实力不够雄厚或行业资质不够，导致海外投资受阻。
同样发生在2009年的企图蛇吞象的民营收购案例——四川腾中重工收购美国悍马品牌。新闻一出，企业界哗然，因为在汽车行业，腾中重工的资历尚浅，作为一家生产搅拌机等筑路机械为主的中型民营企业，这次的收购虽然一时间被媒体宣传得近乎妖魔化，但终究因不具备汽车生产资质，缺乏汽车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以失败告终。
此外，王碧珺建议，在敏感领域和关键国家，投资尤其要注意与当地社会和企业的利益绑在一起，提供互利共赢的价值创造方案。同时找准时机，实施反周期的策略，在行情低谷、东道国政局平稳、双边关系蜜月的时期抓住投资机会。
根据商务部4月18日公布的数据，今年一季度，中国境内投资者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238亿美元，同比增长44%，远高于去年中国海外投资14%的增速。其中，对中国香港、东盟、欧盟、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日本七个主要经济体的投资达197亿美元，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的83%。从数据的统计情况看，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增长迅猛，企业“走出去”到海外淘金的热情空前高涨。
但这种高涨的热情却容易将潜在的巨大风险掩盖。中海油收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Unocal）折戟、中铝增持澳大利亚力拓公司失利、华为在美投资受阻等成为国内学者和媒体常常引用的几起投资失败的案例。不过，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王碧珺博士发现，即便是那些成功完成的交易，其背后也不乏曲折的经历。
新时期中国大规模海外投资的总额将超过过去十年的总和，这将意味着一旦投资受阻或失利，中国企业将面临着数倍于过去的风险。王碧珺在2004年至2012年间35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受阻案例的曲折经历中，发现存在系统性原因。
政治监管
王碧珺认为，国外的政治阻力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最容易遭受的障碍，而“国家安全”则成为惯用的理由。2005年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遭遇了强烈的政治反弹，美国国会声称优尼科的海底地形测绘技术可能会对中国潜艇有帮助。
2010年华为收购美国私有宽带互联网软件提供商2Wire受阻正值美国的中期选举，同时还有一系列指责中国政府附属机构及民间的黑客对他国政府和企业的网络进行攻击和窃取信息，其中包括针对谷歌的攻击、国际能源企业数据被窃等，国际上对网络安全的担忧日趋强烈。华为首席营销官余承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坦言，在过去受政治因素影响相对较小时，华为在北美市场没有抓住宝贵的时间点。2011年华为收购美国3Leaf公司时，五位美国众议员联名致信奥巴马政府，宣称华为收购3Leaf案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华为被通知要求撤回该项收购。
事实上，企业已经意识到政治游说在商业收购案中的重要性。2005年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时也曾聘请Akin Gump游说美国政府试图消除政治敌意。而2008年华为联合贝恩收购美国通讯设备商3Com公司时也曾聘请华盛顿K街的专业机构为其展开涉及法律、政策等一系列游说。2010年华为收购美国摩托罗拉的无线网络设备业务时也聘请了苏利文·克伦威尔、世达等几家在电信并购和争取联邦政府批准等敏感国际并购交易上“长袖善舞”的美国知名律师事务所。但这些努力并没有使得这些投资得以顺利进行，中海油的“大央企”形象和“能源安全”，华为的“军方背景”和“网络安全”等并不容易消除。
在受阻的政治背景分析中，半数以上都是央企或者国企。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周密认为，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央企的身份问题会让很多国家认为拥有政治动机，在他们眼里，中国的央企代表的是中国政府。根据王碧珺的统计，这在受阻案例中占据半数的比例，但这只是原因之一。
市场制掣
长期接触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并购案例的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林政纬表示，中国公司有很大的欲望，并且开展了合适的尽职调查，但是经常有一些客户在初期筹备时却忽略了潜在可能妨碍他们投资的问题。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唐承慧则称：“中国公司在进行并购时往往按照中国的思维模式和游戏规则进行尽职调查和谈判，有时候会让卖方和被并购公司的高层产生不信任感。”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企业在海外收购时都会开出有竞争力的出价，用来弥补自己其他方面的劣势。“很多时候中国公司出价最高，但最后卖方选择的却是另外的投标方。我们认为并购的成功首先基于并购后两家企业可能产生的经济上的互补效应，即1+1〉2 ，这也是促成两家公司进行并购的根本原因，但是两家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是否能够在谈判时就建立起良好的互信基础并在并购后将这种互信基础拓展到并购后的工作当中去是进行并购的中国企业常常忽略的问题。” 唐承慧说。
这种意识的缺乏，也导致了很多受阻案例的发生。2006年，澳大利亚矿企Mount Gibson同意以5250万澳元出售其持有的亚洲钢铁的全部股份（73%）给首钢集团。但随后另一澳大利亚企业Sinom投资公司开出与首钢同样的条件收购亚洲钢铁，Mount Gibson就终止了与首钢的协议而将股份卖给了Sinom。
2009年北汽集团打算收购德国欧宝部分股权，但由于与通用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没能达成共识，收购项目宣告失败。北汽希望通过收购不仅获得工厂、设备和产能，还能获得技术，但通用则担心北汽获得欧宝的知识产权后威胁自己在华的利益而不同意转让知识产权，毕竟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虽然北汽在报价、裁员人数以及要求德国政府提供的融资担保上都更具竞争优势，但最终没能获得欧宝。
此外，王碧珺认为，由于市场形势的不利变化而导致的投资受阻。由于资源价格的上涨导致目标资源企业重获流动性，或者经济形势的好转导致目标企业经营业绩改善，从而不再迫切需要中国企业注入资金，这类不利于中国投资者的市场变化，亦是导致中国部分企业海外投资受阻的市场因素之一。
2009年2月12日，中铝公司与力拓集团通过伦敦证券交易所和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发布联合公告，中铝公司与力拓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创中企海外投资纪录。
2009年3月17日，中铝195亿美元注资力拓的交易再生波澜。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16日在澳洲证券交易所发布公告，称将延长对中铝与力拓195亿美元交易的审查时间，在原定的30天审查期基础上，再增加90天。这期间国际铁矿石价格上涨，全球资本流动性重新充沛，同时该交易的公布增加了市场投资者对力拓的信心，顶住了力拓股价下滑的压力，力拓顺利度过了难关。双方的合作最终以力拓向中铝公司支付1.95亿美元分手费而告终。
自身实力
海外直接投资需要强大的资金、技术、管理等多方面实力。事实上，像吉利那样小吃大，蛇吞象的并购案例并不是多数，而更多的是民营企业由于自身实力不够雄厚或行业资质不够，导致海外投资受阻。
同样发生在2009年的企图蛇吞象的民营收购案例——四川腾中重工收购美国悍马品牌。新闻一出，企业界哗然，因为在汽车行业，腾中重工的资历尚浅，作为一家生产搅拌机等筑路机械为主的中型民营企业，这次的收购虽然一时间被媒体宣传得近乎妖魔化，但终究因不具备汽车生产资质，缺乏汽车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以失败告终。
此外，王碧珺建议，在敏感领域和关键国家，投资尤其要注意与当地社会和企业的利益绑在一起，提供互利共赢的价值创造方案。同时找准时机，实施反周期的策略，在行情低谷、东道国政局平稳、双边关系蜜月的时期抓住投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