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生守望的结发妻子王淑兰
1925年6月初，正在韶山与毛泽东一起发动农民运动的毛泽民，被中共湖南党组织派往长沙工作。临行前，毛泽民做出了一个让全家人都意想不到的沉重决定——与相濡以沫12年的结发妻子王淑兰离婚。
王淑兰是湘乡县一个穷苦农民的女儿。毛家母亲文七妹常年身体多病，这么大的一个家需要有个能干的儿媳操持家务，尽管长子毛泽东还没有成家，毛顺生夫妇还是先为17岁的二儿子毛泽民完婚。
王淑兰是一个典型的湘妹子，性格开朗泼辣，说话快言快语。自打她到来后.家里就充满了生气。每天清晨，她总是第一个起床，房前房后，屋里屋外忙活不停。婆婆常年病卧在床，她照顾得周到细微。她与邻里的关系也非常融洽。
1925年初，毛泽东和毛泽民一起回到韶山冲，发动农民运动，王淑兰也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之中。大嫂杨开慧有文化，参加革命早，懂的革命道理多，王淑兰就虚心向她求教学习；王淑兰在韶山群众基础好，又能说会道，杨开慧格外倚重她。经过两妯娌的共同努力，韶山冲的妇女姐妹们也行动起来。
这样一个贤惠孝顺、通情达理、向往革命的好媳妇，毛泽民为什么要与她离婚呢？
革命是要流血的，是要掉脑壳的！毛泽民心里明白，自己今后的人生只能在极度危险中度过。妻子是个小脚，不可能跟随自己在外面奔波闯荡，留在家里危险更大。经过深思熟虑，毛泽民痛下决心，做出决定。
一天晚上.毛泽民和王淑兰拉了一会儿家常，嘱咐一些家里的事情。直到最后，毛泽民才说：“我考虑了很久，为了你们母女的安全，我俩还是离婚吧……”
“离婚？”这对一个传统农村妇女来说是多么的残酷！王淑兰跟前一片漆黑。
王淑兰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在片刻沉寂之后，她抬起头，深情地凝视着丈夫。王淑兰深知泽民的为人，此时此刻，他做出这样痛苦的决定，一定有他的道理。
王淑兰爽快地对毛泽民说：“我生是毛家的人，死是毛家的鬼。你就放心地出去干革命吧，我会把远志带好的。”
不出毛泽民所料，大革命失败后，在蒋介石“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白色恐怖之中，韶山也遭到劫难。王淑兰被反动派当做“共党头目”的亲属抓走了。韶山的乡亲们写了一份证明毛泽民已和王淑兰离婚的字据，以全村人的名义，将王淑兰保释了出来。王淑兰出狱后，带着5岁的女儿，离开韶山，转移到长沙，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5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过后，王淑兰来到北京看毛主席。不久，组织上安排王淑兰在中联部幼儿园工作。两年过去了，王淑兰年近6旬，组织上考虑安排她休息，颐养天年，她坚决不干。了解到王淑兰的心事，毛泽东交给她一项重要任务。他说：“听说当地政府已经修复好我们韶山的老屋，准备对外开放。每天都有许多客人去，也不晓得有没有人招待。我想请你回去，帮我待待客，你看如何？”王淑兰满心欢喜地同意了。
自1952年回到韶山，王淑兰就再也没有去过北京。
第二任妻子钱希均在新疆分手
1926年夏日的一天，毛泽民正在上海培德里中央出版发行部机关工作，只听房门被轻轻敲了两下。他抬头一看，一个圆圆脸、留着齐耳短发的年轻女同志正站在门口。
此时，已进入而立之年的“杨老板”还是单身一人。一个生意人，形单影只，很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党组织从安全考虑，决定派纱厂女工钱希均配合他的工作。
在谈话中，毛泽民向钱希均简要地介绍了出版发行部的情况，以及她要完成的工作。
出版发行部的任务相当繁重。钱希均来时，部里总共才十几个人，不仅要承担出版发行工作，还要加印和组织调运大量图书，满足广大群众渴望阅读进步书籍的需要。钱希均担任交通工作，经常要到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住地取稿件或送清样，还经常出入基层交通站。革命工作的锻炼和考验，使这位女工出身的共产党员日渐成熟。这年年底，毛泽民和钱希均结为革命伴侣。
那时，他们住机关，除组织上每月发给每人15元生活费外，没有其他任何收入。这些钱包括租房、吃饭、穿衣和一些日用开支。为了掩护身份，仅穿戴一项开销就很大，能用在吃上的钱就更少了。毛泽民每月还要攒下一些钱，寄给在长沙乡下的大嫂杨开慧和三个侄子。
从1926到1931年的6年里，钱希均跟随毛泽民出生入死，创建并扩大党的秘密出版发行工作。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钱希均是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30位女战士之一。长征初期，钱希均在干部休养连任政治干事，后来，任政治保卫局的检查员。虽然她和毛泽民同在中央纵队，却不在一起行军，会面时，相互打个招呼，以示鼓励。在遵义休整期间，毛泽民带领国家银行在12天内完成发行和回收“红军票”的工作。那段时间，钱希均总能见到毛泽民忙碌的身影，却难得有机会和他说上半句话。
1938年2月，毛泽民在赴苏联学习、治病途中，被留在新疆工作，成为盛世才政府的高级官员。钱希均被党组织安排在迪化东门外的“新兵营”任图书馆主任。他们的生活较之过去安定了许多，可夫妻感情却走到了尽头。
钱希均后来在回忆新疆一段的生活时，不止一次说过：“当时，我很想不通，苏联派来许多飞机，运来大量的物资支援中国的抗日，我们不去抗日前线.却在这里与军阀搞统战。”她对中央和毛泽民的许多做法不能理解，多次要求回延安，或者去抗日前线。
1939年冬天，党组织同意钱希均到抗日前线工作，同时，党组织也批准了钱希均的离婚请求。钱希均于1940年初回到延安。
新中国成立后，钱希均在轻工业部工作，是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她曾撰写了多篇怀念毛泽民烈士的文章。钱希均于1989年与世长辞，享年84岁。
欢送会变成与朱旦华的订婚宴
1939年初春的一天，盛世才主持新疆省政务委员会召开工作会议，讨论财政开支预拨款问题。省财政厅代厅长毛泽民（周彬）汇报了全省目前的财政状况，随后，又逐条宣读并解释了由他起草的文件《要在全疆实行财政预算和决算制度及实施办法》，提请委员们讨论。 新的预算和决算办法触犯了各层官吏的直接利益，他们假公济私、贪污腐化的行为将要受到约束和限制。可在座的心里都明白，新疆财政的危局已接近无法支撑的境地，整整一个下午，会议都没有讨论出统一的意见来。
这时，一位年轻的女委员突然站了起来，支持周厅长的发言。在一片议论声中，会议终于有了结论：凡是预算外开支必须得到财经委员会批准，否则财政厅一律不予拨款。
几天后，毛泽民对中央代表邓发介绍了那次会议的情况。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省政务会总共两位女委员，一位是盛世才的夫人邱毓芳，另一位是从延安来的迪化女中的教导主任朱旦华。邓发知道毛泽民与钱希均婚姻已经“触礁”，便开玩笑地说：“她叫朱旦华，是我们的同志。她还没有结婚，怎么，我给你搭个桥？”
邓发是个急性子，没过几天就把朱旦华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谈话。
春天来了，柳枝吐绿，百花争艳，毛泽民约朱旦华到迪化市中心的红山嘴去游玩。毛泽民第一次向朱旦华敞开心扉，谈起自己的身世，谈到自己的两次婚姻。
5月底，毛泽民要启程去苏联治病、学习。邓发让食堂多炒了几个菜为其饯行。他也把朱旦华请来“做客”，席间，邓发突然举起酒杯，高声宣布道：“今天的聚餐，既是为泽民同志饯行，也是为他和我们的女教师朱旦华举行订婚仪式！”
在场的人先是一愣，紧接着就热烈地鼓起掌来。毛泽民和朱旦华也沉浸在幸福中……
1940年2月，毛泽民从苏联回到迪化，他和朱旦华选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举行婚礼。
1941年2月14日，朱旦华在迪化医院生下一个儿子。毛泽民已经45岁了，中年又得子，喜出望外，他给儿子取名“远新”。
毛泽民牺牲后，因为没有找到他的遗骨，朱旦华曾经抱着一线希望，沉浸在漫长的等待之中。
1949年春天，大批干部南下。正在待命的中央卫戍司令部参谋长方志纯，特意来全国妇联看望朱旦华。这一举动引起妇联大姐们的关注。方志纯的夫人娄曼文（方朗）因患食道癌已经去世。
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大姐开导朱旦华：“不要再等了，泽民同志已经等不回来了！”组织部部长帅孟奇、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等人更是坦诚地劝朱旦华与方志纯成家。朱旦华在大姐们面前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后，决定开始新的生括。不久，全国妇联的大姐们为朱旦华和方志纯举行了热闹的婚礼。
新中国成立后，朱旦华一直在江西工作，曾任省妇联主席、省政协副主席。
2010年5月29日朱旦华逝世，享年99岁。
（摘自中国青年出版社《革命与爱：共产国际档案最新解密毛泽东毛泽民兄弟关系》 ）
1925年6月初，正在韶山与毛泽东一起发动农民运动的毛泽民，被中共湖南党组织派往长沙工作。临行前，毛泽民做出了一个让全家人都意想不到的沉重决定——与相濡以沫12年的结发妻子王淑兰离婚。
王淑兰是湘乡县一个穷苦农民的女儿。毛家母亲文七妹常年身体多病，这么大的一个家需要有个能干的儿媳操持家务，尽管长子毛泽东还没有成家，毛顺生夫妇还是先为17岁的二儿子毛泽民完婚。
王淑兰是一个典型的湘妹子，性格开朗泼辣，说话快言快语。自打她到来后.家里就充满了生气。每天清晨，她总是第一个起床，房前房后，屋里屋外忙活不停。婆婆常年病卧在床，她照顾得周到细微。她与邻里的关系也非常融洽。
1925年初，毛泽东和毛泽民一起回到韶山冲，发动农民运动，王淑兰也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之中。大嫂杨开慧有文化，参加革命早，懂的革命道理多，王淑兰就虚心向她求教学习；王淑兰在韶山群众基础好，又能说会道，杨开慧格外倚重她。经过两妯娌的共同努力，韶山冲的妇女姐妹们也行动起来。
这样一个贤惠孝顺、通情达理、向往革命的好媳妇，毛泽民为什么要与她离婚呢？
革命是要流血的，是要掉脑壳的！毛泽民心里明白，自己今后的人生只能在极度危险中度过。妻子是个小脚，不可能跟随自己在外面奔波闯荡，留在家里危险更大。经过深思熟虑，毛泽民痛下决心，做出决定。
一天晚上.毛泽民和王淑兰拉了一会儿家常，嘱咐一些家里的事情。直到最后，毛泽民才说：“我考虑了很久，为了你们母女的安全，我俩还是离婚吧……”
“离婚？”这对一个传统农村妇女来说是多么的残酷！王淑兰跟前一片漆黑。
王淑兰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在片刻沉寂之后，她抬起头，深情地凝视着丈夫。王淑兰深知泽民的为人，此时此刻，他做出这样痛苦的决定，一定有他的道理。
王淑兰爽快地对毛泽民说：“我生是毛家的人，死是毛家的鬼。你就放心地出去干革命吧，我会把远志带好的。”
不出毛泽民所料，大革命失败后，在蒋介石“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白色恐怖之中，韶山也遭到劫难。王淑兰被反动派当做“共党头目”的亲属抓走了。韶山的乡亲们写了一份证明毛泽民已和王淑兰离婚的字据，以全村人的名义，将王淑兰保释了出来。王淑兰出狱后，带着5岁的女儿，离开韶山，转移到长沙，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5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过后，王淑兰来到北京看毛主席。不久，组织上安排王淑兰在中联部幼儿园工作。两年过去了，王淑兰年近6旬，组织上考虑安排她休息，颐养天年，她坚决不干。了解到王淑兰的心事，毛泽东交给她一项重要任务。他说：“听说当地政府已经修复好我们韶山的老屋，准备对外开放。每天都有许多客人去，也不晓得有没有人招待。我想请你回去，帮我待待客，你看如何？”王淑兰满心欢喜地同意了。
自1952年回到韶山，王淑兰就再也没有去过北京。
第二任妻子钱希均在新疆分手
1926年夏日的一天，毛泽民正在上海培德里中央出版发行部机关工作，只听房门被轻轻敲了两下。他抬头一看，一个圆圆脸、留着齐耳短发的年轻女同志正站在门口。
此时，已进入而立之年的“杨老板”还是单身一人。一个生意人，形单影只，很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党组织从安全考虑，决定派纱厂女工钱希均配合他的工作。
在谈话中，毛泽民向钱希均简要地介绍了出版发行部的情况，以及她要完成的工作。
出版发行部的任务相当繁重。钱希均来时，部里总共才十几个人，不仅要承担出版发行工作，还要加印和组织调运大量图书，满足广大群众渴望阅读进步书籍的需要。钱希均担任交通工作，经常要到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住地取稿件或送清样，还经常出入基层交通站。革命工作的锻炼和考验，使这位女工出身的共产党员日渐成熟。这年年底，毛泽民和钱希均结为革命伴侣。
那时，他们住机关，除组织上每月发给每人15元生活费外，没有其他任何收入。这些钱包括租房、吃饭、穿衣和一些日用开支。为了掩护身份，仅穿戴一项开销就很大，能用在吃上的钱就更少了。毛泽民每月还要攒下一些钱，寄给在长沙乡下的大嫂杨开慧和三个侄子。
从1926到1931年的6年里，钱希均跟随毛泽民出生入死，创建并扩大党的秘密出版发行工作。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钱希均是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30位女战士之一。长征初期，钱希均在干部休养连任政治干事，后来，任政治保卫局的检查员。虽然她和毛泽民同在中央纵队，却不在一起行军，会面时，相互打个招呼，以示鼓励。在遵义休整期间，毛泽民带领国家银行在12天内完成发行和回收“红军票”的工作。那段时间，钱希均总能见到毛泽民忙碌的身影，却难得有机会和他说上半句话。
1938年2月，毛泽民在赴苏联学习、治病途中，被留在新疆工作，成为盛世才政府的高级官员。钱希均被党组织安排在迪化东门外的“新兵营”任图书馆主任。他们的生活较之过去安定了许多，可夫妻感情却走到了尽头。
钱希均后来在回忆新疆一段的生活时，不止一次说过：“当时，我很想不通，苏联派来许多飞机，运来大量的物资支援中国的抗日，我们不去抗日前线.却在这里与军阀搞统战。”她对中央和毛泽民的许多做法不能理解，多次要求回延安，或者去抗日前线。
1939年冬天，党组织同意钱希均到抗日前线工作，同时，党组织也批准了钱希均的离婚请求。钱希均于1940年初回到延安。
新中国成立后，钱希均在轻工业部工作，是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她曾撰写了多篇怀念毛泽民烈士的文章。钱希均于1989年与世长辞，享年84岁。
欢送会变成与朱旦华的订婚宴
1939年初春的一天，盛世才主持新疆省政务委员会召开工作会议，讨论财政开支预拨款问题。省财政厅代厅长毛泽民（周彬）汇报了全省目前的财政状况，随后，又逐条宣读并解释了由他起草的文件《要在全疆实行财政预算和决算制度及实施办法》，提请委员们讨论。 新的预算和决算办法触犯了各层官吏的直接利益，他们假公济私、贪污腐化的行为将要受到约束和限制。可在座的心里都明白，新疆财政的危局已接近无法支撑的境地，整整一个下午，会议都没有讨论出统一的意见来。
这时，一位年轻的女委员突然站了起来，支持周厅长的发言。在一片议论声中，会议终于有了结论：凡是预算外开支必须得到财经委员会批准，否则财政厅一律不予拨款。
几天后，毛泽民对中央代表邓发介绍了那次会议的情况。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省政务会总共两位女委员，一位是盛世才的夫人邱毓芳，另一位是从延安来的迪化女中的教导主任朱旦华。邓发知道毛泽民与钱希均婚姻已经“触礁”，便开玩笑地说：“她叫朱旦华，是我们的同志。她还没有结婚，怎么，我给你搭个桥？”
邓发是个急性子，没过几天就把朱旦华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谈话。
春天来了，柳枝吐绿，百花争艳，毛泽民约朱旦华到迪化市中心的红山嘴去游玩。毛泽民第一次向朱旦华敞开心扉，谈起自己的身世，谈到自己的两次婚姻。
5月底，毛泽民要启程去苏联治病、学习。邓发让食堂多炒了几个菜为其饯行。他也把朱旦华请来“做客”，席间，邓发突然举起酒杯，高声宣布道：“今天的聚餐，既是为泽民同志饯行，也是为他和我们的女教师朱旦华举行订婚仪式！”
在场的人先是一愣，紧接着就热烈地鼓起掌来。毛泽民和朱旦华也沉浸在幸福中……
1940年2月，毛泽民从苏联回到迪化，他和朱旦华选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举行婚礼。
1941年2月14日，朱旦华在迪化医院生下一个儿子。毛泽民已经45岁了，中年又得子，喜出望外，他给儿子取名“远新”。
毛泽民牺牲后，因为没有找到他的遗骨，朱旦华曾经抱着一线希望，沉浸在漫长的等待之中。
1949年春天，大批干部南下。正在待命的中央卫戍司令部参谋长方志纯，特意来全国妇联看望朱旦华。这一举动引起妇联大姐们的关注。方志纯的夫人娄曼文（方朗）因患食道癌已经去世。
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大姐开导朱旦华：“不要再等了，泽民同志已经等不回来了！”组织部部长帅孟奇、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等人更是坦诚地劝朱旦华与方志纯成家。朱旦华在大姐们面前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后，决定开始新的生括。不久，全国妇联的大姐们为朱旦华和方志纯举行了热闹的婚礼。
新中国成立后，朱旦华一直在江西工作，曾任省妇联主席、省政协副主席。
2010年5月29日朱旦华逝世，享年99岁。
（摘自中国青年出版社《革命与爱：共产国际档案最新解密毛泽东毛泽民兄弟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