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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9月，74岁的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在纽约病逝。
消息传到台湾，蒋介石为之题写了“痛失导师”的挽词，国民党中央党部还特设灵堂，党内几乎所有元老均参加了公祭。
身后备极哀荣，生前却是门庭冷落。寓居美国的岁月中，张静江疾病缠身，终日靠吃斋念佛，苦度残生。
这一切，皆源于张静江当年的一笔投资。
命运在他见到孙中山的那一刻，似已注定。
奇遇
革命党人冯自由的《革命逸史》中，记载了孙中山的一段奇遇。
“君非实行革命之孙某乎？闻名久矣。”1906年春，一艘赴法国的游轮上，中国同盟会领导人孙中山遇见了一个名叫张静江的怪人。尽管他的正式身份是清廷驻法公使随员，可一开口，竟是意图襄助革命——“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近数年在法国经商，获资数万，甚欲为君之助，君如有需，请随时电知。余当悉力以应。”
一语直击孙中山软肋。
自1894年投身革命以来，财政问题一直是最令孙中山头疼的要务。武装反清，不论组织工作，革命宣传，起义所需的粮饷、枪械、弹药等等，皆是用钱大宗。当时，孙中山筹集资金的主要方式，是向海外华侨募捐，困难时一次只能募集到二三百港元，相对于一次起义动辄十余万元的花销，难免杯水车薪。1909年，孙中山赴欧美筹款前的一封信中还曾写道：“弟以刻下人心，机局皆有利可图，而吾人不能乘时而起者，只以财政难题无从解决，故每每坐失良机，殊堪可惜！”
其时，社会上立宪思潮轰轰烈烈，革命党人被其边缘化的身份困扰，苦不堪言。
如今，一个投资者竟然从天而降，孙中山一时有些不敢相信。不管怎样，他与张静江约定，将来如果需要用钱，可以给张拍电报，如拍“A”字即是一万元，拍“B”字即是两万元，依此类推。
1907年，东京同盟会本部经费拮据，孙中山忽然想起了去年的约定。他按照张静江留下的地址，试着拍了一个“C”字的电报过去，不久，竟然真有三万法郎汇到。东京本部一时“顿呈活气”。
次年3月，孙中山为筹集云南、广东革命起义所需款项，先后以“A”和“E”致电张静江，张均将钱如数汇到。事后，孙中山命胡汉民写信致谢，并详述起义经过。谁想张静江复书曰：“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
其实，张静江胸中自有格局。
投国
1864年，浙江吴兴南浔镇一个名叫张颂贤的商人，迎来了人生中最为春风得意的一刻。
这一年，随着太平天国运动被清军镇压，浙江开始重整被战火打乱的盐业秩序。期间，巡抚大人不仅点名由张颂贤整顿盐务，还号召其他盐商把手中的经营凭证“盐票”让给他。由此，张颂贤一口气成为了浙江最大的盐业垄断者。
1877年，张颂贤的孙子出生，取名张静江，字人杰。
这是一个从小充满了豪侠气息的公子哥。其广为流传的一个故事是，一次青年张静江从上海乘船去吴兴，中途突遇狂风，船被吹翻，张本人被船老大救起后，对船员们高呼：“我是南浔的张家二少爷。你们如救活一人，可由船老大到南浔向我领赏10元。”于是当场被救者又有30余人。后来家中失火，张静江亲自上屋扑救，不慎跌落，落下了腿疾，不久又罹患眼病，只得放弃了举业。
为让儿子成就功名，张静江的父亲在儿子20岁那年花了10万两银子，为其捐了个候补道衔。1902年，张静江被荐为一级商务参赞，随钦差大臣孙宝琦出使法国。
在这个以浪漫著称的国度，张静江愈发不拘形迹。当他用瘸腿骑着自行车，从巴黎闹市呼啸而过时，“自由”也开始在其心中蓬勃生长，他迷恋上了无政府主义。一次，他陪同孙宝琦到比利时参观列日城博览会，逢人就大谈“革命道理”，结果竟被当地留学生中的革命党人误以为是奸细，差点遭到殴打。
心性的释放，也成就了一个百无禁忌的投机者。1903年，张静江在法国巴黎成立了“通运公司”，趁当时中国还没有文物保护条令，贩卖中国古董。据说，数十年间，被其运往国外的我国古代文物及工艺产品，“数量之多，获利之巨，无法估计”。
“张一生不善理财，但对投机则颇感兴趣。”其账房先生李力经曾这样形容,“平时（张静江）对处理人事及计划等，向不调查研究、深入了解，往往先入为主，以耳代目。”
对待革命亦复如是。自轮船上相见后，只要孙中山有电报筹款，张静江从不回绝，如1911年3月广州黄花岗起义，1912年彭家珍刺杀“宗社党”领袖良弼等，张静江均在背后予以财力支持，堪称名副其实的幕后推手。而他的通运公司，却因为屡屡捐助革命，遭致同事不满而拆伙。孙中山对张静江极为感激，曾说：“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后来干脆称其为“革命圣人”。
尽管，这个“圣人”对革命的感情，未必如孙中山想象的那样深厚。
1907年6月，张静江履行同盟会入会手续时，看到誓约中有“当天发誓”字样，便说：“余为无政府党，不信有天，如许余不用‘当天’二字，当可如命。”介绍人冯自由和胡汉民也未深究，遂让张静江按自己的意愿发誓入会。
另据李力经回忆，民国建立后，张静江曾在闲谈中说过这样几句话：“什么同盟会、国民党我都从未参加过，就因中山先生的关系，说我是什么就算是什么吧。”接着，他话锋一转，夸耀起了自己的人脉资源：“好在李石曾、戴季陶、吴稚晖、张继、谢持、于右任等，都是早年一同参加革命的老朋友，他们亦离不开我的。”
事实上，人们送给张静江的另一个外号，也许更加精准——“现代吕不韦”。归根结底，他仍是一个商人。
1910年10月，张静江的投资，迎来了收获的一刻。
让位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营地的一声枪响，迅速演变成波及全国的革命高潮。各方势力的明争暗斗，进入了收官阶段。
革命党一方，远在巴黎的张静江得知这个消息兴奋异常，随即启程返回上海。此前，他在写给吴稚晖的信中提到，“中山资格最老，人格文明，若南京一下，我党必联名请其速来欧洲。”无疑，他已经看到，列强的选择是决定未来中国谁主沉浮的重要因素。
身在美国的孙中山同样雄心勃勃。他认为在革命中被公推为领袖的黎元洪“突然的成功可能带来野心。但是他缺乏领导才能，不能支持多久。各地组织……全都期待着我来领导，如可得到财力支持，我可完全控制大局。”
豪气过后，现实袭来。
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孙中山竭力争取列强承认中华民国，却遭到冷遇。例如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即称“一般认为袁世凯是今日中国最有能力的人物”。至于孙中山，“无论从其品质和能力看，此间人士都不认为他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所以孙中山能控制局势“是很可疑的”。至于孙中山之前得到列强的一些贷款承诺，也全然没有了下文。南京政权立即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困难。
如何经理一个新生国家？“不善理财”的张静江和其他革命党人都给不出完美答案。
孙中山原本打算“以武力扫除北京势力”，但四处碰壁的窘境，令他只得接受南北和议。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取而代之，跳脱于大清棋局的这个强人，成为了最大的胜利者。在此之前，张静江已经返回巴黎专心打理生意，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国党力竭，只有小为休息，然后研究根本之解决”。字里行间，透出一丝落寞。
然而，事情还没完。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两天后身亡。世人一致认定袁世凯为主谋，全国局势骤然紧张。很快，孙中山祭起了“二次革命”的大旗。张静江闻讯从巴黎马不停蹄地赶回上海。血本无归的风险，在他面前影影绰绰。
这位巨商的唯一选择，就是孤注一掷。
转身
1913年7月18日，陈其美奉孙中山之命在上海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攻打江南制造局。张静江不仅捐资助饷，还一反常态地从幕后走到幕前，他不顾腿疾亲临前线，视察战事进展。
张静江甚至亲自策划了一起暗杀。1913年5月，张静江打听到袁世凯手下有一位名为徐宝山的军长喜欢收集古董，便委托革命党人制成一枚炸弹放入古董箱内，送往徐宝山处。待徐宝山打开箱子的刹那，炸弹爆炸，徐宝山当场毙命。
为尽快筹饷，心中焦灼的张静江竭尽所能。据其二女婿周君梅回忆，当时张氏家族中数张静江之兄张石铭有钱，于是张静江便来向其索要捐款，张石铭当场拒绝，两个人大吵起来。最后，张静江拔出手枪，命令张石铭立即答应，张石铭只得同意。
无奈力量差距悬殊，仅仅几个月时间，全国各地的革命党人先后被北洋军击溃，孙中山、黄兴等人重新流亡海外。张静江也在通缉之列，他在南浔的住宅被查封，在上海的资产受到监视。最为致命的打击是，张氏族人生怕受到其连累，为了保全财产，联名向政府呈文，要求驱逐张静江出族，请求备案。这对于一个豪门望族而言，是件了不得的大事。
张静江败得体无完肤。
痛定思痛，孙中山认为此次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他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大幅强化自己的权威。
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筹建中华革命党，该党要求党员向孙中山个人绝对效忠，要按手模宣誓，“凡人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务文一人，毫不犹豫而后可。”对此，原同盟会中的重要成员黄兴、汪精卫等人持有异议，认为有辱人格。可张静江不仅拥护，还欣然接受了财政部长一职，这与他当年“无政府主义”的信仰，相距甚远。
同时，张静江开始着手培植新的强人，一位名叫蒋介石的幸运儿进入他的视野。
蒋介石原本是陈其美的手下，被张静江视作可造之材。1916年5月，陈其美惨遭袁世凯暗杀后不久，张静江与蒋介石结为兄弟，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提携随即开始。
1918年春，张静江向孙中山推荐蒋介石担任上校作战科主任；1922年夏天，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时，张静江让蒋介石到广州中山舰上侍奉孙中山40余日，之后蒋介石撰写《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大大提高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声望。1924年5月国民党黄埔军校成立，张静江再次向孙中山力荐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一度受到党内派系围攻，又是张静江帮助他稳固了地位。种种襄助，尽心尽力，蒋介石将自己与张静江的相逢视为“枯木逢春”。
1925年7月，蒋介石被张静江提名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领导北伐事宜。
翻盘的时机终于来临了。
梦碎
1926年7月，蒋介石于广州誓师，举兵北伐。张静江以国民党代主席的身份坐镇广州，为蒋介石看家护院。仅一年时间，北伐军基本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队，重创了张作霖的军队，革命党人一雪前耻。
这个消息，张静江无疑等候了很多年。
1927年，张静江就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据李力经回忆，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吴兴县政府调阅“南浔镇张氏弟兄驱逐张人杰出族”的全部档案，阅后吩咐秘书“此件要传之子孙，存入银行保管箱！”
此言一出，张氏族人立即慌作一团，赶紧设宴欢迎他衣锦还乡。席间，张静江志得意满，告诉大家：“革命是破坏工作，现在破坏成功，我要开始建设了，请诸位多多帮忙！”
1928年2月，张静江就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他仅靠10万元的启动资金，先后办起了南京发电厂、国际无线电台、长兴煤矿、江南汽车公司，以及江南铁路和淮南铁路等，1929年还在杭州成功举办了举世闻名的西湖博览会。
但是，辉煌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
北伐之后，蒋介石意犹未尽，将主要精力投入在武装“ 剿共”和对西南、西北等地方军阀的战斗中，一切政策均以战争需要为准。张静江对此十分不满，不仅频频指责，还对蒋介石的指示阳奉阴违。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时蒋介石出于“剿共”的需要，主张先建杭州到南昌的铁路，一次建成重轨；而张则从经济发展考虑，先修浙江境内及周边地区的铁路，建造成本低、客货运输量大的轻轨，于是他置蒋介石的主张不顾而开工。倚老卖老，不听指挥，这让今非昔比的蒋介石恼火不已。
蒋介石开始有意打击张静江在国民政府中的威望，他借一起治安案件，对张静江为省长的浙江治安大加批评，并将“训令”转载于各报。张静江气愤之极：“要我辞职，何必玩这种手段！”乃主动辞去浙江省长，但能令他成就功业的建委会委员长，张静江不让。
蒋介石自有办法。1931年6月，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决议“建设委员会应将属于各部主管事业分别移交各部主管”。不久又成立了由宋子文领导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将建委会彻底架空。曾经帮助张静江实现梦想的强人，最终将他的梦想击得粉碎。
张静江心灰意冷。从那以后，他逐渐远离了国民党权力核心。
1936年8月，印光法师抵上海，张静江专程登门拜访，聆听法师讲道。离别时，印光对张静江耳语数句，张静江突然大哭，自觉大彻大悟。1938年，建委会被撤销，张静江得到一笔“照顾费”后，从香港启程赴国外治病。临行，他伤感地说道：“此去恐尸骨亦难回本土了。”当被问及是否电告蒋介石，张静江怒道：“我去哪里是我的自由，用不着通知他！”
此前，李力经接办张静江账户，发现账面的应收款项内，绝大部分是长期不还的私人借款，蒋介石、戴季陶、于右任、周佩箴、孙科、宋子文等名字赫然在列。张静江得知后说：“看来都是些烂账，不必再记，把它全部勾销了吧！”
1950年，吃斋念佛、少问政事的张静江病逝于纽约。
据说，淡出政坛后，每当看到年轻的僚属和亲戚，张静江总要劝道：“不要做官，没有做头!”他还对人说：“我一生被人利用，今后将不再给人利用了。”兜兜转转，终于恢复了一丝无政府主义者的本色。
有时对儿子讲起家世，张静江也会提及祖父当年的荣光：“因为张家人对朝廷立了功，作为回报，官家给了盐票，从此经营盐业，就更加发财。”
如同一个古老的传说。
消息传到台湾，蒋介石为之题写了“痛失导师”的挽词，国民党中央党部还特设灵堂，党内几乎所有元老均参加了公祭。
身后备极哀荣，生前却是门庭冷落。寓居美国的岁月中，张静江疾病缠身，终日靠吃斋念佛，苦度残生。
这一切，皆源于张静江当年的一笔投资。
命运在他见到孙中山的那一刻，似已注定。
奇遇
革命党人冯自由的《革命逸史》中，记载了孙中山的一段奇遇。
“君非实行革命之孙某乎？闻名久矣。”1906年春，一艘赴法国的游轮上，中国同盟会领导人孙中山遇见了一个名叫张静江的怪人。尽管他的正式身份是清廷驻法公使随员，可一开口，竟是意图襄助革命——“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近数年在法国经商，获资数万，甚欲为君之助，君如有需，请随时电知。余当悉力以应。”
一语直击孙中山软肋。
自1894年投身革命以来，财政问题一直是最令孙中山头疼的要务。武装反清，不论组织工作，革命宣传，起义所需的粮饷、枪械、弹药等等，皆是用钱大宗。当时，孙中山筹集资金的主要方式，是向海外华侨募捐，困难时一次只能募集到二三百港元，相对于一次起义动辄十余万元的花销，难免杯水车薪。1909年，孙中山赴欧美筹款前的一封信中还曾写道：“弟以刻下人心，机局皆有利可图，而吾人不能乘时而起者，只以财政难题无从解决，故每每坐失良机，殊堪可惜！”
其时，社会上立宪思潮轰轰烈烈，革命党人被其边缘化的身份困扰，苦不堪言。
如今，一个投资者竟然从天而降，孙中山一时有些不敢相信。不管怎样，他与张静江约定，将来如果需要用钱，可以给张拍电报，如拍“A”字即是一万元，拍“B”字即是两万元，依此类推。
1907年，东京同盟会本部经费拮据，孙中山忽然想起了去年的约定。他按照张静江留下的地址，试着拍了一个“C”字的电报过去，不久，竟然真有三万法郎汇到。东京本部一时“顿呈活气”。
次年3月，孙中山为筹集云南、广东革命起义所需款项，先后以“A”和“E”致电张静江，张均将钱如数汇到。事后，孙中山命胡汉民写信致谢，并详述起义经过。谁想张静江复书曰：“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
其实，张静江胸中自有格局。
投国
1864年，浙江吴兴南浔镇一个名叫张颂贤的商人，迎来了人生中最为春风得意的一刻。
这一年，随着太平天国运动被清军镇压，浙江开始重整被战火打乱的盐业秩序。期间，巡抚大人不仅点名由张颂贤整顿盐务，还号召其他盐商把手中的经营凭证“盐票”让给他。由此，张颂贤一口气成为了浙江最大的盐业垄断者。
1877年，张颂贤的孙子出生，取名张静江，字人杰。
这是一个从小充满了豪侠气息的公子哥。其广为流传的一个故事是，一次青年张静江从上海乘船去吴兴，中途突遇狂风，船被吹翻，张本人被船老大救起后，对船员们高呼：“我是南浔的张家二少爷。你们如救活一人，可由船老大到南浔向我领赏10元。”于是当场被救者又有30余人。后来家中失火，张静江亲自上屋扑救，不慎跌落，落下了腿疾，不久又罹患眼病，只得放弃了举业。
为让儿子成就功名，张静江的父亲在儿子20岁那年花了10万两银子，为其捐了个候补道衔。1902年，张静江被荐为一级商务参赞，随钦差大臣孙宝琦出使法国。
在这个以浪漫著称的国度，张静江愈发不拘形迹。当他用瘸腿骑着自行车，从巴黎闹市呼啸而过时，“自由”也开始在其心中蓬勃生长，他迷恋上了无政府主义。一次，他陪同孙宝琦到比利时参观列日城博览会，逢人就大谈“革命道理”，结果竟被当地留学生中的革命党人误以为是奸细，差点遭到殴打。
心性的释放，也成就了一个百无禁忌的投机者。1903年，张静江在法国巴黎成立了“通运公司”，趁当时中国还没有文物保护条令，贩卖中国古董。据说，数十年间，被其运往国外的我国古代文物及工艺产品，“数量之多，获利之巨，无法估计”。
“张一生不善理财，但对投机则颇感兴趣。”其账房先生李力经曾这样形容,“平时（张静江）对处理人事及计划等，向不调查研究、深入了解，往往先入为主，以耳代目。”
对待革命亦复如是。自轮船上相见后，只要孙中山有电报筹款，张静江从不回绝，如1911年3月广州黄花岗起义，1912年彭家珍刺杀“宗社党”领袖良弼等，张静江均在背后予以财力支持，堪称名副其实的幕后推手。而他的通运公司，却因为屡屡捐助革命，遭致同事不满而拆伙。孙中山对张静江极为感激，曾说：“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后来干脆称其为“革命圣人”。
尽管，这个“圣人”对革命的感情，未必如孙中山想象的那样深厚。
1907年6月，张静江履行同盟会入会手续时，看到誓约中有“当天发誓”字样，便说：“余为无政府党，不信有天，如许余不用‘当天’二字，当可如命。”介绍人冯自由和胡汉民也未深究，遂让张静江按自己的意愿发誓入会。
另据李力经回忆，民国建立后，张静江曾在闲谈中说过这样几句话：“什么同盟会、国民党我都从未参加过，就因中山先生的关系，说我是什么就算是什么吧。”接着，他话锋一转，夸耀起了自己的人脉资源：“好在李石曾、戴季陶、吴稚晖、张继、谢持、于右任等，都是早年一同参加革命的老朋友，他们亦离不开我的。”
事实上，人们送给张静江的另一个外号，也许更加精准——“现代吕不韦”。归根结底，他仍是一个商人。
1910年10月，张静江的投资，迎来了收获的一刻。
让位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营地的一声枪响，迅速演变成波及全国的革命高潮。各方势力的明争暗斗，进入了收官阶段。
革命党一方，远在巴黎的张静江得知这个消息兴奋异常，随即启程返回上海。此前，他在写给吴稚晖的信中提到，“中山资格最老，人格文明，若南京一下，我党必联名请其速来欧洲。”无疑，他已经看到，列强的选择是决定未来中国谁主沉浮的重要因素。
身在美国的孙中山同样雄心勃勃。他认为在革命中被公推为领袖的黎元洪“突然的成功可能带来野心。但是他缺乏领导才能，不能支持多久。各地组织……全都期待着我来领导，如可得到财力支持，我可完全控制大局。”
豪气过后，现实袭来。
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孙中山竭力争取列强承认中华民国，却遭到冷遇。例如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即称“一般认为袁世凯是今日中国最有能力的人物”。至于孙中山，“无论从其品质和能力看，此间人士都不认为他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所以孙中山能控制局势“是很可疑的”。至于孙中山之前得到列强的一些贷款承诺，也全然没有了下文。南京政权立即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困难。
如何经理一个新生国家？“不善理财”的张静江和其他革命党人都给不出完美答案。
孙中山原本打算“以武力扫除北京势力”，但四处碰壁的窘境，令他只得接受南北和议。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取而代之，跳脱于大清棋局的这个强人，成为了最大的胜利者。在此之前，张静江已经返回巴黎专心打理生意，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国党力竭，只有小为休息，然后研究根本之解决”。字里行间，透出一丝落寞。
然而，事情还没完。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两天后身亡。世人一致认定袁世凯为主谋，全国局势骤然紧张。很快，孙中山祭起了“二次革命”的大旗。张静江闻讯从巴黎马不停蹄地赶回上海。血本无归的风险，在他面前影影绰绰。
这位巨商的唯一选择，就是孤注一掷。
转身
1913年7月18日，陈其美奉孙中山之命在上海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攻打江南制造局。张静江不仅捐资助饷，还一反常态地从幕后走到幕前，他不顾腿疾亲临前线，视察战事进展。
张静江甚至亲自策划了一起暗杀。1913年5月，张静江打听到袁世凯手下有一位名为徐宝山的军长喜欢收集古董，便委托革命党人制成一枚炸弹放入古董箱内，送往徐宝山处。待徐宝山打开箱子的刹那，炸弹爆炸，徐宝山当场毙命。
为尽快筹饷，心中焦灼的张静江竭尽所能。据其二女婿周君梅回忆，当时张氏家族中数张静江之兄张石铭有钱，于是张静江便来向其索要捐款，张石铭当场拒绝，两个人大吵起来。最后，张静江拔出手枪，命令张石铭立即答应，张石铭只得同意。
无奈力量差距悬殊，仅仅几个月时间，全国各地的革命党人先后被北洋军击溃，孙中山、黄兴等人重新流亡海外。张静江也在通缉之列，他在南浔的住宅被查封，在上海的资产受到监视。最为致命的打击是，张氏族人生怕受到其连累，为了保全财产，联名向政府呈文，要求驱逐张静江出族，请求备案。这对于一个豪门望族而言，是件了不得的大事。
张静江败得体无完肤。
痛定思痛，孙中山认为此次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他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大幅强化自己的权威。
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筹建中华革命党，该党要求党员向孙中山个人绝对效忠，要按手模宣誓，“凡人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务文一人，毫不犹豫而后可。”对此，原同盟会中的重要成员黄兴、汪精卫等人持有异议，认为有辱人格。可张静江不仅拥护，还欣然接受了财政部长一职，这与他当年“无政府主义”的信仰，相距甚远。
同时，张静江开始着手培植新的强人，一位名叫蒋介石的幸运儿进入他的视野。
蒋介石原本是陈其美的手下，被张静江视作可造之材。1916年5月，陈其美惨遭袁世凯暗杀后不久，张静江与蒋介石结为兄弟，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提携随即开始。
1918年春，张静江向孙中山推荐蒋介石担任上校作战科主任；1922年夏天，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时，张静江让蒋介石到广州中山舰上侍奉孙中山40余日，之后蒋介石撰写《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大大提高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声望。1924年5月国民党黄埔军校成立，张静江再次向孙中山力荐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一度受到党内派系围攻，又是张静江帮助他稳固了地位。种种襄助，尽心尽力，蒋介石将自己与张静江的相逢视为“枯木逢春”。
1925年7月，蒋介石被张静江提名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领导北伐事宜。
翻盘的时机终于来临了。
梦碎
1926年7月，蒋介石于广州誓师，举兵北伐。张静江以国民党代主席的身份坐镇广州，为蒋介石看家护院。仅一年时间，北伐军基本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队，重创了张作霖的军队，革命党人一雪前耻。
这个消息，张静江无疑等候了很多年。
1927年，张静江就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据李力经回忆，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吴兴县政府调阅“南浔镇张氏弟兄驱逐张人杰出族”的全部档案，阅后吩咐秘书“此件要传之子孙，存入银行保管箱！”
此言一出，张氏族人立即慌作一团，赶紧设宴欢迎他衣锦还乡。席间，张静江志得意满，告诉大家：“革命是破坏工作，现在破坏成功，我要开始建设了，请诸位多多帮忙！”
1928年2月，张静江就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他仅靠10万元的启动资金，先后办起了南京发电厂、国际无线电台、长兴煤矿、江南汽车公司，以及江南铁路和淮南铁路等，1929年还在杭州成功举办了举世闻名的西湖博览会。
但是，辉煌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
北伐之后，蒋介石意犹未尽，将主要精力投入在武装“ 剿共”和对西南、西北等地方军阀的战斗中，一切政策均以战争需要为准。张静江对此十分不满，不仅频频指责，还对蒋介石的指示阳奉阴违。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时蒋介石出于“剿共”的需要，主张先建杭州到南昌的铁路，一次建成重轨；而张则从经济发展考虑，先修浙江境内及周边地区的铁路，建造成本低、客货运输量大的轻轨，于是他置蒋介石的主张不顾而开工。倚老卖老，不听指挥，这让今非昔比的蒋介石恼火不已。
蒋介石开始有意打击张静江在国民政府中的威望，他借一起治安案件，对张静江为省长的浙江治安大加批评，并将“训令”转载于各报。张静江气愤之极：“要我辞职，何必玩这种手段！”乃主动辞去浙江省长，但能令他成就功业的建委会委员长，张静江不让。
蒋介石自有办法。1931年6月，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决议“建设委员会应将属于各部主管事业分别移交各部主管”。不久又成立了由宋子文领导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将建委会彻底架空。曾经帮助张静江实现梦想的强人，最终将他的梦想击得粉碎。
张静江心灰意冷。从那以后，他逐渐远离了国民党权力核心。
1936年8月，印光法师抵上海，张静江专程登门拜访，聆听法师讲道。离别时，印光对张静江耳语数句，张静江突然大哭，自觉大彻大悟。1938年，建委会被撤销，张静江得到一笔“照顾费”后，从香港启程赴国外治病。临行，他伤感地说道：“此去恐尸骨亦难回本土了。”当被问及是否电告蒋介石，张静江怒道：“我去哪里是我的自由，用不着通知他！”
此前，李力经接办张静江账户，发现账面的应收款项内，绝大部分是长期不还的私人借款，蒋介石、戴季陶、于右任、周佩箴、孙科、宋子文等名字赫然在列。张静江得知后说：“看来都是些烂账，不必再记，把它全部勾销了吧！”
1950年，吃斋念佛、少问政事的张静江病逝于纽约。
据说，淡出政坛后，每当看到年轻的僚属和亲戚，张静江总要劝道：“不要做官，没有做头!”他还对人说：“我一生被人利用，今后将不再给人利用了。”兜兜转转，终于恢复了一丝无政府主义者的本色。
有时对儿子讲起家世，张静江也会提及祖父当年的荣光：“因为张家人对朝廷立了功，作为回报，官家给了盐票，从此经营盐业，就更加发财。”
如同一个古老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