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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9月,74岁的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在纽约病逝。
消息传到台湾,蒋介石为之题写了“痛失导师”的挽词,国民党中央党部还特设灵堂,党内几乎所有元老均参加了公祭。
身后备极哀荣,生前却是门庭冷落。寓居美国的岁月中,张静江疾病缠身,终日靠吃斋念佛,苦度残生。
这一切,皆源于张静江当年的一笔投资。
命运在他见到孙中山的那一刻,似已注定。
奇遇
革命党人冯自由的《革命逸史》中,记载了孙中山的一段奇遇。
“君非实行革命之孙某乎?闻名久矣。”1906年春,一艘赴法国的游轮上,中国同盟会领导人孙中山遇见了一个名叫张静江的怪人。尽管他的正式身份是清廷驻法公使随员,可一开口,竟是意图襄助革命——“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近数年在法国经商,获资数万,甚欲为君之助,君如有需,请随时电知。余当悉力以应。”
一语直击孙中山软肋。
自1894年投身革命以来,财政问题一直是最令孙中山头疼的要务。武装反清,不论组织工作,革命宣传,起义所需的粮饷、枪械、弹药等等,皆是用钱大宗。当时,孙中山筹集资金的主要方式,是向海外华侨募捐,困难时一次只能募集到二三百港元,相对于一次起义动辄十余万元的花销,难免杯水车薪。1909年,孙中山赴欧美筹款前的一封信中还曾写道:“弟以刻下人心,机局皆有利可图,而吾人不能乘时而起者,只以财政难题无从解决,故每每坐失良机,殊堪可惜!”
其时,社会上立宪思潮轰轰烈烈,革命党人被其边缘化的身份困扰,苦不堪言。
如今,一个投资者竟然从天而降,孙中山一时有些不敢相信。不管怎样,他与张静江约定,将来如果需要用钱,可以给张拍电报,如拍“A”字即是一万元,拍“B”字即是两万元,依此类推。
1907年,东京同盟会本部经费拮据,孙中山忽然想起了去年的约定。他按照张静江留下的地址,试着拍了一个“C”字的电报过去,不久,竟然真有三万法郎汇到。东京本部一时“顿呈活气”。
次年3月,孙中山为筹集云南、广东革命起义所需款项,先后以“A”和“E”致电张静江,张均将钱如数汇到。事后,孙中山命胡汉民写信致谢,并详述起义经过。谁想张静江复书曰:“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
其实,张静江胸中自有格局。
投国
1864年,浙江吴兴南浔镇一个名叫张颂贤的商人,迎来了人生中最为春风得意的一刻。
这一年,随着太平天国运动被清军镇压,浙江开始重整被战火打乱的盐业秩序。期间,巡抚大人不仅点名由张颂贤整顿盐务,还号召其他盐商把手中的经营凭证“盐票”让给他。由此,张颂贤一口气成为了浙江最大的盐业垄断者。
1877年,张颂贤的孙子出生,取名张静江,字人杰。
这是一个从小充满了豪侠气息的公子哥。其广为流传的一个故事是,一次青年张静江从上海乘船去吴兴,中途突遇狂风,船被吹翻,张本人被船老大救起后,对船员们高呼:“我是南浔的张家二少爷。你们如救活一人,可由船老大到南浔向我领赏10元。”于是当场被救者又有30余人。后来家中失火,张静江亲自上屋扑救,不慎跌落,落下了腿疾,不久又罹患眼病,只得放弃了举业。
为让儿子成就功名,张静江的父亲在儿子20岁那年花了10万两银子,为其捐了个候补道衔。1902年,张静江被荐为一级商务参赞,随钦差大臣孙宝琦出使法国。
在这个以浪漫著称的国度,张静江愈发不拘形迹。当他用瘸腿骑着自行车,从巴黎闹市呼啸而过时,“自由”也开始在其心中蓬勃生长,他迷恋上了无政府主义。一次,他陪同孙宝琦到比利时参观列日城博览会,逢人就大谈“革命道理”,结果竟被当地留学生中的革命党人误以为是奸细,差点遭到殴打。
心性的释放,也成就了一个百无禁忌的投机者。1903年,张静江在法国巴黎成立了“通运公司”,趁当时中国还没有文物保护条令,贩卖中国古董。据说,数十年间,被其运往国外的我国古代文物及工艺产品,“数量之多,获利之巨,无法估计”。
“张一生不善理财,但对投机则颇感兴趣。”其账房先生李力经曾这样形容,“平时(张静江)对处理人事及计划等,向不调查研究、深入了解,往往先入为主,以耳代目。”
对待革命亦复如是。自轮船上相见后,只要孙中山有电报筹款,张静江从不回绝,如1911年3月广州黄花岗起义,1912年彭家珍刺杀“宗社党”领袖良弼等,张静江均在背后予以财力支持,堪称名副其实的幕后推手。而他的通运公司,却因为屡屡捐助革命,遭致同事不满而拆伙。孙中山对张静江极为感激,曾说:“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后来干脆称其为“革命圣人”。
尽管,这个“圣人”对革命的感情,未必如孙中山想象的那样深厚。
1907年6月,张静江履行同盟会入会手续时,看到誓约中有“当天发誓”字样,便说:“余为无政府党,不信有天,如许余不用‘当天’二字,当可如命。”介绍人冯自由和胡汉民也未深究,遂让张静江按自己的意愿发誓入会。
另据李力经回忆,民国建立后,张静江曾在闲谈中说过这样几句话:“什么同盟会、国民党我都从未参加过,就因中山先生的关系,说我是什么就算是什么吧。”接着,他话锋一转,夸耀起了自己的人脉资源:“好在李石曾、戴季陶、吴稚晖、张继、谢持、于右任等,都是早年一同参加革命的老朋友,他们亦离不开我的。”
事实上,人们送给张静江的另一个外号,也许更加精准——“现代吕不韦”。归根结底,他仍是一个商人。
1910年10月,张静江的投资,迎来了收获的一刻。
让位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营地的一声枪响,迅速演变成波及全国的革命高潮。各方势力的明争暗斗,进入了收官阶段。
革命党一方,远在巴黎的张静江得知这个消息兴奋异常,随即启程返回上海。此前,他在写给吴稚晖的信中提到,“中山资格最老,人格文明,若南京一下,我党必联名请其速来欧洲。”无疑,他已经看到,列强的选择是决定未来中国谁主沉浮的重要因素。
身在美国的孙中山同样雄心勃勃。他认为在革命中被公推为领袖的黎元洪“突然的成功可能带来野心。但是他缺乏领导才能,不能支持多久。各地组织……全都期待着我来领导,如可得到财力支持,我可完全控制大局。”
豪气过后,现实袭来。
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孙中山竭力争取列强承认中华民国,却遭到冷遇。例如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即称“一般认为袁世凯是今日中国最有能力的人物”。至于孙中山,“无论从其品质和能力看,此间人士都不认为他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所以孙中山能控制局势“是很可疑的”。至于孙中山之前得到列强的一些贷款承诺,也全然没有了下文。南京政权立即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困难。
如何经理一个新生国家?“不善理财”的张静江和其他革命党人都给不出完美答案。
孙中山原本打算“以武力扫除北京势力”,但四处碰壁的窘境,令他只得接受南北和议。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取而代之,跳脱于大清棋局的这个强人,成为了最大的胜利者。在此之前,张静江已经返回巴黎专心打理生意,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国党力竭,只有小为休息,然后研究根本之解决”。字里行间,透出一丝落寞。
然而,事情还没完。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两天后身亡。世人一致认定袁世凯为主谋,全国局势骤然紧张。很快,孙中山祭起了“二次革命”的大旗。张静江闻讯从巴黎马不停蹄地赶回上海。血本无归的风险,在他面前影影绰绰。
这位巨商的唯一选择,就是孤注一掷。
转身
1913年7月18日,陈其美奉孙中山之命在上海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攻打江南制造局。张静江不仅捐资助饷,还一反常态地从幕后走到幕前,他不顾腿疾亲临前线,视察战事进展。
张静江甚至亲自策划了一起暗杀。1913年5月,张静江打听到袁世凯手下有一位名为徐宝山的军长喜欢收集古董,便委托革命党人制成一枚炸弹放入古董箱内,送往徐宝山处。待徐宝山打开箱子的刹那,炸弹爆炸,徐宝山当场毙命。
为尽快筹饷,心中焦灼的张静江竭尽所能。据其二女婿周君梅回忆,当时张氏家族中数张静江之兄张石铭有钱,于是张静江便来向其索要捐款,张石铭当场拒绝,两个人大吵起来。最后,张静江拔出手枪,命令张石铭立即答应,张石铭只得同意。
无奈力量差距悬殊,仅仅几个月时间,全国各地的革命党人先后被北洋军击溃,孙中山、黄兴等人重新流亡海外。张静江也在通缉之列,他在南浔的住宅被查封,在上海的资产受到监视。最为致命的打击是,张氏族人生怕受到其连累,为了保全财产,联名向政府呈文,要求驱逐张静江出族,请求备案。这对于一个豪门望族而言,是件了不得的大事。
张静江败得体无完肤。
痛定思痛,孙中山认为此次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他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大幅强化自己的权威。
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筹建中华革命党,该党要求党员向孙中山个人绝对效忠,要按手模宣誓,“凡人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务文一人,毫不犹豫而后可。”对此,原同盟会中的重要成员黄兴、汪精卫等人持有异议,认为有辱人格。可张静江不仅拥护,还欣然接受了财政部长一职,这与他当年“无政府主义”的信仰,相距甚远。
同时,张静江开始着手培植新的强人,一位名叫蒋介石的幸运儿进入他的视野。
蒋介石原本是陈其美的手下,被张静江视作可造之材。1916年5月,陈其美惨遭袁世凯暗杀后不久,张静江与蒋介石结为兄弟,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提携随即开始。
1918年春,张静江向孙中山推荐蒋介石担任上校作战科主任;1922年夏天,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时,张静江让蒋介石到广州中山舰上侍奉孙中山40余日,之后蒋介石撰写《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大大提高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声望。1924年5月国民党黄埔军校成立,张静江再次向孙中山力荐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一度受到党内派系围攻,又是张静江帮助他稳固了地位。种种襄助,尽心尽力,蒋介石将自己与张静江的相逢视为“枯木逢春”。
1925年7月,蒋介石被张静江提名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领导北伐事宜。
翻盘的时机终于来临了。
梦碎
1926年7月,蒋介石于广州誓师,举兵北伐。张静江以国民党代主席的身份坐镇广州,为蒋介石看家护院。仅一年时间,北伐军基本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队,重创了张作霖的军队,革命党人一雪前耻。
这个消息,张静江无疑等候了很多年。
1927年,张静江就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据李力经回忆,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吴兴县政府调阅“南浔镇张氏弟兄驱逐张人杰出族”的全部档案,阅后吩咐秘书“此件要传之子孙,存入银行保管箱!”
此言一出,张氏族人立即慌作一团,赶紧设宴欢迎他衣锦还乡。席间,张静江志得意满,告诉大家:“革命是破坏工作,现在破坏成功,我要开始建设了,请诸位多多帮忙!”
1928年2月,张静江就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他仅靠10万元的启动资金,先后办起了南京发电厂、国际无线电台、长兴煤矿、江南汽车公司,以及江南铁路和淮南铁路等,1929年还在杭州成功举办了举世闻名的西湖博览会。
但是,辉煌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
北伐之后,蒋介石意犹未尽,将主要精力投入在武装“ 剿共”和对西南、西北等地方军阀的战斗中,一切政策均以战争需要为准。张静江对此十分不满,不仅频频指责,还对蒋介石的指示阳奉阴违。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时蒋介石出于“剿共”的需要,主张先建杭州到南昌的铁路,一次建成重轨;而张则从经济发展考虑,先修浙江境内及周边地区的铁路,建造成本低、客货运输量大的轻轨,于是他置蒋介石的主张不顾而开工。倚老卖老,不听指挥,这让今非昔比的蒋介石恼火不已。
蒋介石开始有意打击张静江在国民政府中的威望,他借一起治安案件,对张静江为省长的浙江治安大加批评,并将“训令”转载于各报。张静江气愤之极:“要我辞职,何必玩这种手段!”乃主动辞去浙江省长,但能令他成就功业的建委会委员长,张静江不让。
蒋介石自有办法。1931年6月,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决议“建设委员会应将属于各部主管事业分别移交各部主管”。不久又成立了由宋子文领导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将建委会彻底架空。曾经帮助张静江实现梦想的强人,最终将他的梦想击得粉碎。
张静江心灰意冷。从那以后,他逐渐远离了国民党权力核心。
1936年8月,印光法师抵上海,张静江专程登门拜访,聆听法师讲道。离别时,印光对张静江耳语数句,张静江突然大哭,自觉大彻大悟。1938年,建委会被撤销,张静江得到一笔“照顾费”后,从香港启程赴国外治病。临行,他伤感地说道:“此去恐尸骨亦难回本土了。”当被问及是否电告蒋介石,张静江怒道:“我去哪里是我的自由,用不着通知他!”
此前,李力经接办张静江账户,发现账面的应收款项内,绝大部分是长期不还的私人借款,蒋介石、戴季陶、于右任、周佩箴、孙科、宋子文等名字赫然在列。张静江得知后说:“看来都是些烂账,不必再记,把它全部勾销了吧!”
1950年,吃斋念佛、少问政事的张静江病逝于纽约。
据说,淡出政坛后,每当看到年轻的僚属和亲戚,张静江总要劝道:“不要做官,没有做头!”他还对人说:“我一生被人利用,今后将不再给人利用了。”兜兜转转,终于恢复了一丝无政府主义者的本色。
有时对儿子讲起家世,张静江也会提及祖父当年的荣光:“因为张家人对朝廷立了功,作为回报,官家给了盐票,从此经营盐业,就更加发财。”
如同一个古老的传说。
消息传到台湾,蒋介石为之题写了“痛失导师”的挽词,国民党中央党部还特设灵堂,党内几乎所有元老均参加了公祭。
身后备极哀荣,生前却是门庭冷落。寓居美国的岁月中,张静江疾病缠身,终日靠吃斋念佛,苦度残生。
这一切,皆源于张静江当年的一笔投资。
命运在他见到孙中山的那一刻,似已注定。
奇遇
革命党人冯自由的《革命逸史》中,记载了孙中山的一段奇遇。
“君非实行革命之孙某乎?闻名久矣。”1906年春,一艘赴法国的游轮上,中国同盟会领导人孙中山遇见了一个名叫张静江的怪人。尽管他的正式身份是清廷驻法公使随员,可一开口,竟是意图襄助革命——“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近数年在法国经商,获资数万,甚欲为君之助,君如有需,请随时电知。余当悉力以应。”
一语直击孙中山软肋。
自1894年投身革命以来,财政问题一直是最令孙中山头疼的要务。武装反清,不论组织工作,革命宣传,起义所需的粮饷、枪械、弹药等等,皆是用钱大宗。当时,孙中山筹集资金的主要方式,是向海外华侨募捐,困难时一次只能募集到二三百港元,相对于一次起义动辄十余万元的花销,难免杯水车薪。1909年,孙中山赴欧美筹款前的一封信中还曾写道:“弟以刻下人心,机局皆有利可图,而吾人不能乘时而起者,只以财政难题无从解决,故每每坐失良机,殊堪可惜!”
其时,社会上立宪思潮轰轰烈烈,革命党人被其边缘化的身份困扰,苦不堪言。
如今,一个投资者竟然从天而降,孙中山一时有些不敢相信。不管怎样,他与张静江约定,将来如果需要用钱,可以给张拍电报,如拍“A”字即是一万元,拍“B”字即是两万元,依此类推。
1907年,东京同盟会本部经费拮据,孙中山忽然想起了去年的约定。他按照张静江留下的地址,试着拍了一个“C”字的电报过去,不久,竟然真有三万法郎汇到。东京本部一时“顿呈活气”。
次年3月,孙中山为筹集云南、广东革命起义所需款项,先后以“A”和“E”致电张静江,张均将钱如数汇到。事后,孙中山命胡汉民写信致谢,并详述起义经过。谁想张静江复书曰:“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
其实,张静江胸中自有格局。
投国
1864年,浙江吴兴南浔镇一个名叫张颂贤的商人,迎来了人生中最为春风得意的一刻。
这一年,随着太平天国运动被清军镇压,浙江开始重整被战火打乱的盐业秩序。期间,巡抚大人不仅点名由张颂贤整顿盐务,还号召其他盐商把手中的经营凭证“盐票”让给他。由此,张颂贤一口气成为了浙江最大的盐业垄断者。
1877年,张颂贤的孙子出生,取名张静江,字人杰。
这是一个从小充满了豪侠气息的公子哥。其广为流传的一个故事是,一次青年张静江从上海乘船去吴兴,中途突遇狂风,船被吹翻,张本人被船老大救起后,对船员们高呼:“我是南浔的张家二少爷。你们如救活一人,可由船老大到南浔向我领赏10元。”于是当场被救者又有30余人。后来家中失火,张静江亲自上屋扑救,不慎跌落,落下了腿疾,不久又罹患眼病,只得放弃了举业。
为让儿子成就功名,张静江的父亲在儿子20岁那年花了10万两银子,为其捐了个候补道衔。1902年,张静江被荐为一级商务参赞,随钦差大臣孙宝琦出使法国。
在这个以浪漫著称的国度,张静江愈发不拘形迹。当他用瘸腿骑着自行车,从巴黎闹市呼啸而过时,“自由”也开始在其心中蓬勃生长,他迷恋上了无政府主义。一次,他陪同孙宝琦到比利时参观列日城博览会,逢人就大谈“革命道理”,结果竟被当地留学生中的革命党人误以为是奸细,差点遭到殴打。
心性的释放,也成就了一个百无禁忌的投机者。1903年,张静江在法国巴黎成立了“通运公司”,趁当时中国还没有文物保护条令,贩卖中国古董。据说,数十年间,被其运往国外的我国古代文物及工艺产品,“数量之多,获利之巨,无法估计”。
“张一生不善理财,但对投机则颇感兴趣。”其账房先生李力经曾这样形容,“平时(张静江)对处理人事及计划等,向不调查研究、深入了解,往往先入为主,以耳代目。”
对待革命亦复如是。自轮船上相见后,只要孙中山有电报筹款,张静江从不回绝,如1911年3月广州黄花岗起义,1912年彭家珍刺杀“宗社党”领袖良弼等,张静江均在背后予以财力支持,堪称名副其实的幕后推手。而他的通运公司,却因为屡屡捐助革命,遭致同事不满而拆伙。孙中山对张静江极为感激,曾说:“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后来干脆称其为“革命圣人”。
尽管,这个“圣人”对革命的感情,未必如孙中山想象的那样深厚。
1907年6月,张静江履行同盟会入会手续时,看到誓约中有“当天发誓”字样,便说:“余为无政府党,不信有天,如许余不用‘当天’二字,当可如命。”介绍人冯自由和胡汉民也未深究,遂让张静江按自己的意愿发誓入会。
另据李力经回忆,民国建立后,张静江曾在闲谈中说过这样几句话:“什么同盟会、国民党我都从未参加过,就因中山先生的关系,说我是什么就算是什么吧。”接着,他话锋一转,夸耀起了自己的人脉资源:“好在李石曾、戴季陶、吴稚晖、张继、谢持、于右任等,都是早年一同参加革命的老朋友,他们亦离不开我的。”
事实上,人们送给张静江的另一个外号,也许更加精准——“现代吕不韦”。归根结底,他仍是一个商人。
1910年10月,张静江的投资,迎来了收获的一刻。
让位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营地的一声枪响,迅速演变成波及全国的革命高潮。各方势力的明争暗斗,进入了收官阶段。
革命党一方,远在巴黎的张静江得知这个消息兴奋异常,随即启程返回上海。此前,他在写给吴稚晖的信中提到,“中山资格最老,人格文明,若南京一下,我党必联名请其速来欧洲。”无疑,他已经看到,列强的选择是决定未来中国谁主沉浮的重要因素。
身在美国的孙中山同样雄心勃勃。他认为在革命中被公推为领袖的黎元洪“突然的成功可能带来野心。但是他缺乏领导才能,不能支持多久。各地组织……全都期待着我来领导,如可得到财力支持,我可完全控制大局。”
豪气过后,现实袭来。
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孙中山竭力争取列强承认中华民国,却遭到冷遇。例如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即称“一般认为袁世凯是今日中国最有能力的人物”。至于孙中山,“无论从其品质和能力看,此间人士都不认为他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所以孙中山能控制局势“是很可疑的”。至于孙中山之前得到列强的一些贷款承诺,也全然没有了下文。南京政权立即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困难。
如何经理一个新生国家?“不善理财”的张静江和其他革命党人都给不出完美答案。
孙中山原本打算“以武力扫除北京势力”,但四处碰壁的窘境,令他只得接受南北和议。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取而代之,跳脱于大清棋局的这个强人,成为了最大的胜利者。在此之前,张静江已经返回巴黎专心打理生意,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国党力竭,只有小为休息,然后研究根本之解决”。字里行间,透出一丝落寞。
然而,事情还没完。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两天后身亡。世人一致认定袁世凯为主谋,全国局势骤然紧张。很快,孙中山祭起了“二次革命”的大旗。张静江闻讯从巴黎马不停蹄地赶回上海。血本无归的风险,在他面前影影绰绰。
这位巨商的唯一选择,就是孤注一掷。
转身
1913年7月18日,陈其美奉孙中山之命在上海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攻打江南制造局。张静江不仅捐资助饷,还一反常态地从幕后走到幕前,他不顾腿疾亲临前线,视察战事进展。
张静江甚至亲自策划了一起暗杀。1913年5月,张静江打听到袁世凯手下有一位名为徐宝山的军长喜欢收集古董,便委托革命党人制成一枚炸弹放入古董箱内,送往徐宝山处。待徐宝山打开箱子的刹那,炸弹爆炸,徐宝山当场毙命。
为尽快筹饷,心中焦灼的张静江竭尽所能。据其二女婿周君梅回忆,当时张氏家族中数张静江之兄张石铭有钱,于是张静江便来向其索要捐款,张石铭当场拒绝,两个人大吵起来。最后,张静江拔出手枪,命令张石铭立即答应,张石铭只得同意。
无奈力量差距悬殊,仅仅几个月时间,全国各地的革命党人先后被北洋军击溃,孙中山、黄兴等人重新流亡海外。张静江也在通缉之列,他在南浔的住宅被查封,在上海的资产受到监视。最为致命的打击是,张氏族人生怕受到其连累,为了保全财产,联名向政府呈文,要求驱逐张静江出族,请求备案。这对于一个豪门望族而言,是件了不得的大事。
张静江败得体无完肤。
痛定思痛,孙中山认为此次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他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大幅强化自己的权威。
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筹建中华革命党,该党要求党员向孙中山个人绝对效忠,要按手模宣誓,“凡人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务文一人,毫不犹豫而后可。”对此,原同盟会中的重要成员黄兴、汪精卫等人持有异议,认为有辱人格。可张静江不仅拥护,还欣然接受了财政部长一职,这与他当年“无政府主义”的信仰,相距甚远。
同时,张静江开始着手培植新的强人,一位名叫蒋介石的幸运儿进入他的视野。
蒋介石原本是陈其美的手下,被张静江视作可造之材。1916年5月,陈其美惨遭袁世凯暗杀后不久,张静江与蒋介石结为兄弟,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提携随即开始。
1918年春,张静江向孙中山推荐蒋介石担任上校作战科主任;1922年夏天,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时,张静江让蒋介石到广州中山舰上侍奉孙中山40余日,之后蒋介石撰写《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大大提高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声望。1924年5月国民党黄埔军校成立,张静江再次向孙中山力荐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一度受到党内派系围攻,又是张静江帮助他稳固了地位。种种襄助,尽心尽力,蒋介石将自己与张静江的相逢视为“枯木逢春”。
1925年7月,蒋介石被张静江提名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领导北伐事宜。
翻盘的时机终于来临了。
梦碎
1926年7月,蒋介石于广州誓师,举兵北伐。张静江以国民党代主席的身份坐镇广州,为蒋介石看家护院。仅一年时间,北伐军基本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队,重创了张作霖的军队,革命党人一雪前耻。
这个消息,张静江无疑等候了很多年。
1927年,张静江就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据李力经回忆,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吴兴县政府调阅“南浔镇张氏弟兄驱逐张人杰出族”的全部档案,阅后吩咐秘书“此件要传之子孙,存入银行保管箱!”
此言一出,张氏族人立即慌作一团,赶紧设宴欢迎他衣锦还乡。席间,张静江志得意满,告诉大家:“革命是破坏工作,现在破坏成功,我要开始建设了,请诸位多多帮忙!”
1928年2月,张静江就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他仅靠10万元的启动资金,先后办起了南京发电厂、国际无线电台、长兴煤矿、江南汽车公司,以及江南铁路和淮南铁路等,1929年还在杭州成功举办了举世闻名的西湖博览会。
但是,辉煌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
北伐之后,蒋介石意犹未尽,将主要精力投入在武装“ 剿共”和对西南、西北等地方军阀的战斗中,一切政策均以战争需要为准。张静江对此十分不满,不仅频频指责,还对蒋介石的指示阳奉阴违。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时蒋介石出于“剿共”的需要,主张先建杭州到南昌的铁路,一次建成重轨;而张则从经济发展考虑,先修浙江境内及周边地区的铁路,建造成本低、客货运输量大的轻轨,于是他置蒋介石的主张不顾而开工。倚老卖老,不听指挥,这让今非昔比的蒋介石恼火不已。
蒋介石开始有意打击张静江在国民政府中的威望,他借一起治安案件,对张静江为省长的浙江治安大加批评,并将“训令”转载于各报。张静江气愤之极:“要我辞职,何必玩这种手段!”乃主动辞去浙江省长,但能令他成就功业的建委会委员长,张静江不让。
蒋介石自有办法。1931年6月,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决议“建设委员会应将属于各部主管事业分别移交各部主管”。不久又成立了由宋子文领导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将建委会彻底架空。曾经帮助张静江实现梦想的强人,最终将他的梦想击得粉碎。
张静江心灰意冷。从那以后,他逐渐远离了国民党权力核心。
1936年8月,印光法师抵上海,张静江专程登门拜访,聆听法师讲道。离别时,印光对张静江耳语数句,张静江突然大哭,自觉大彻大悟。1938年,建委会被撤销,张静江得到一笔“照顾费”后,从香港启程赴国外治病。临行,他伤感地说道:“此去恐尸骨亦难回本土了。”当被问及是否电告蒋介石,张静江怒道:“我去哪里是我的自由,用不着通知他!”
此前,李力经接办张静江账户,发现账面的应收款项内,绝大部分是长期不还的私人借款,蒋介石、戴季陶、于右任、周佩箴、孙科、宋子文等名字赫然在列。张静江得知后说:“看来都是些烂账,不必再记,把它全部勾销了吧!”
1950年,吃斋念佛、少问政事的张静江病逝于纽约。
据说,淡出政坛后,每当看到年轻的僚属和亲戚,张静江总要劝道:“不要做官,没有做头!”他还对人说:“我一生被人利用,今后将不再给人利用了。”兜兜转转,终于恢复了一丝无政府主义者的本色。
有时对儿子讲起家世,张静江也会提及祖父当年的荣光:“因为张家人对朝廷立了功,作为回报,官家给了盐票,从此经营盐业,就更加发财。”
如同一个古老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