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读《水浒传》，特别羡慕里面英雄好汉的江湖名号。“豹子头”、“小旋风”、“玉麒麟”，这些名字听起来就来劲。再看看自己班上的同学，不是“建军”就是“爱国”。亏大人们能干得出来，把活泼泼的自家孩子愣是和“军”“国”绑在一起，连我们这些小孩子都觉得乏味。
　　同学之间也会起外号，“毛驴”、“地主”这一类名字按在同学身上，最多也就有点喜剧色彩，根本谈不上英雄气概。那时候不懂，无产阶级专政以后江湖早就被灭了，也就没有了江湖名号。
　　“老王”、“小李”这么称呼着大家也自得其乐，反正我们都是党的人，面目模糊也就认了。不像春秋战国时代，贩夫走卒里面多的是胸怀天下之士，他们砍着柴分析着各国形势，种着田琢磨着百家哲学，他们随时准备着改变世界。我们的古人好像不太会自我贬低，无论士农工商，只要是大丈夫就不是小人物。
　　最近去昆明，却突然发现“老王”“小李”的时代好像已经悄悄要过去了。
　　久仰云南，却只去过昆明。第一次去是2000年前后，昆明有人弄现代艺术展，我们音乐、美术、电影一大群艺术青年从北京出发，刚落地昆明，就有眼尖的人发现马路隔离带里长着大麻。高原的光线浓重，街上的每个人都被太阳塑造成了“金身”，这个城市的人最起码在视觉上显得自由而有尊严，在海鸥满天的翠湖边走走，不由得对这个城市有了好感。
　　去年为发行《海上传奇》又去昆明，影院派了一个戴眼镜的工作人员接我，握手过后年轻人自报家门，说：我叫水鬼！我被他的名字惊了一下，倒也没有过心。邀请我来的电影院田经理约了两位云南影评人一起吃饭，手握在一起，其中一位淡淡说道：我是内陆飞鱼！这次我总算反应过来，无论“水鬼”还是“内陆飞鱼”都是他们的网名。网络时代好像恢复了《水浒传》里的血脉，和有赫赫网名的人在一起，天南地北地聊网上的好文章，好像在谈论江湖英雄的好功夫。那天，满桌宾客确实是武林高手，江湖又以网络的方式重回人间，散布天下的好汉又有了叫得响的江湖名号。野菌上席，大家都没有动筷子，因为在等易先生。
　　一说“易先生”，你首先想到的是在“百家讲坛”讲《三国演义》的易先生，还是《色戒》里的易先生？都不是，这位易先生名思成，年龄比我还要小一些。易思成在云南社科院工作，他和一帮朋友在昆明办了一个“云之南纪录影像展”，每两年一届介绍中国独立纪录片。就像金庸小说里的武林大会，“云之南”是国内仅有的少数几个纪录片推广平台。了解中国纪录片生存现状的人应该知道，做这样一个影展有多难，就像同时我们知道做这样一个影展有多重要一样。来自全国各地，每年数以百计的独立纪录片新作代表着深入民间的表达渴望，但奇缺的展映，播放平台让这些表达变得寂寞。
　　“云之南”不会播出《大国崛起》，赵亮的《上访》会告诉我们现实中的矛盾如何错综复杂。“云之南”不会播出《公司的力量》，于广益的《小李子》会告诉我们山坳深处的贫穷。“云之南”不会播出《故宫》，因为丛峰会带我们去甘肃《马大夫的诊所》。“云之南”不会播出《复活的军团》，因为《克拉玛依》被烧死的孩子不会复活。易先生说：“云之南”的意义就是，当这些片子在拍的时候，导演们知道最起码还有个“云之南”会放他们的电影。
　　易先生说：“新纪录片运动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文化成就！”他来晚了，罚酒一杯后接着说：“‘云之南’缺钱，但还是要办下去。”这让我想起2007年我去日本山形纪录片电影节当评委，碰到了易先生的同事和渊，他从云南带了些工艺品来卖，一边参加电影节一边为艰难运行的“云之南”募集款项。今天，满中国到处是一掷千金的展会，可最有价值的影展人们反而不知道它的价值。今年三月，两年一次的“云之南”又要开幕了，不知道今年易先生的日子会不会好过一些。
　　“云之南”的办公室设在云南大学附近，在翠湖边上的一个居民小区里。易先生说四年大学习惯了，办公室就设在了大学附近。这条胡同叫“先生坡”，“先生”二字让我想起云南历史上诸如“松坡先生”之类的刚烈之士。
　　我和易先生走在先生坡上，突然找到了一股民国初期年轻人身上的豪情。他说今年收到了好几部来自我老家山西的纪录片，里面都有一个太原的公园，其中一部干脆就叫《公园人民》，我脱口而出那一定是迎泽公园。如果在异乡的银幕上遭遇故乡的风物人情，那感觉是幸福还是悲伤？
　　对了，他们的影展叫“云之南”，不是“云南印象”。这里演出的纪录片，绝没有“印象”二字的乖巧和轻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