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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分析》的出发点在于不同国家政府、利益集团和市场关系的历史发展比较，核心观点是回答国家和社会应该具有怎样的关系才能使得经济发展壮大，此书最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建构。作者论述和反思的正是建制性国家和强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向关系。
关键词： 建制性国家 强国家 国家 经济发展
在国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中，市场与国家变成了一组相对的概念。在人们的视野中，市场和国家似乎变成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要市场多一点，要么要国家多一点。随之而来，对于政府职能的认识，则在“放任与管制”之中选择。主张放任的经济思想认为，政府应该成为“守夜人”，政府的作用在经济领域应该最小化，最好不要打扰正常的经济运行。主张管制的经济思想认为，政府应该主动干预经济，因为经济主体无法实现最优的经济运行状态。
历史上的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应该如何理解？作为一个国家的发展，经济层面的强盛永远是现实和首要的。这种以国家为主体的强盛，是市场自然导致的结果吗？《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分析》[1]给予我们的答案是，这并不是一个自然的结果。尤其在现代国际社会中，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既不是简单的管制，又不是冷眼旁观，而是具有更丰富的相互关系。本书从当今世界各国的发展模式中，采取历史性的比较，提炼出一种解释框架以理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建制性国家。
此书的出发点在于不同国家政府、利益集团和市场关系的历史发展比较，核心观点是回答国家和社会应该具有怎样的关系才能使得经济发展壮大。经济发展不仅要市场，更要有一个“强”国家。“强”国家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工业改革的关键。这里的“强”，是指国家的建制性权力的“强”。强国家是行使建制性权力，通过与国内社会合作的战略，提高国家和有组织的社会团体办事能力。有活力的经济体，应该是既有强大的国家，又拥有强大的社会。
如何看待历史上帝王式的政权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在这个解释框架中，这类国家被认为是“弱”的。因为缺乏一种向社会渗透的能力，而只拥有一种极弱的汲取能力。这类国家无法跟其他社会组织协商，无法像“强”国家一样，有很强的渗透、汲取、协商能力，更无法透过支持社会团体，将自身嵌入社会，以合作和协调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这个框架怎样解释历史中的国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呢？作者给出的例子就是欧洲。欧洲国家的建立，是一种国家超越地方政治权力的积累，由封建制的经济和政体向具有制度分隔功能的经济和政体的转变。近代战争的需求，使得国家要摆脱封建制的束缚。伴随着专业的军队、税收国家化、有效的社会管理，国家的建制性权力在发展。最有力的证明是英国。在军事——资本主义的刺激中，英国不断建立商业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有效的财政、发达的金融系统及与之相对应的法律，这一系列的措施使得国家与当时资本家建立了互惠的良好关系，在市场发展的同时，国家也变得强大起来。国家建制性能力的增强，得到了国外军事及经济上胜利的强化，更进一步激发国家所有层面的活力。而在法国，因为有农民公社等类似团体的存在，国家的建制性能力只能做到中等渗透。而“军事化封建”的普鲁士与俄罗斯，则有极低的渗透力。奴隶解放并没有冲破专制性的统制，国家没有“自主性”，家长式的和行政的“随意性”，造成当时这两个国家并没有取得进一步强大。从欧洲的例子，可以看出强势的经济发展不是一个自然的结果，也不是必然的。只有建制性强的国家才能实现现代资本主义的崛起和发展。战争会促使国家通过“市场促进战略”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应是一种协商和共享式的建制。
20世纪，战争已经不是刺激国家发展的强烈外部因素。这个时候，国家与经济发展的模式该如何解释？东亚的崛起是和平时期最好的例子。东亚的崛起，同样不是一个自由市场的结果，而是由于国家与占主导的经济群体合作，市场与政府之间构建出一种新型关系。首先国家确定经济增长是最高目标，同时聘用有才能、有内聚力和操守的官僚，集中组建一个指导机构与商业精英合作，把政策网络和利益集团压力要素隔离，保证国家战略性的经济发展不受干扰。并且采取国家层面战略性产业政策，确保资源投资在生产上，对企业的支持目标在于培养企业自身能发展在国际上立足的竞争优势。在资金供给上，立足于中长期投资而非企业的利润最大化。
最关键的是，东亚国家与社会的结合是建制性的。东亚政府在执行这些经济战略中，不是命令式的权利运用，而是来自官僚自主性和政商合作关系建制性结合。政策网络，根据一套制度化的、联系着公共机构和私营经济行业的网络建立起来。如韩国，制造商能对影响它们的政策提供意见和反馈。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治理式互赖”，官僚成功选择目标，与工业部门可靠建议结合，获取信息质量。这种合作，摆脱了政策制定与私人游说压力，对政策的影响开放透明，并且回应公众的期待。这就证明了一种动态政治经济中的国家力量——“建制性-协商”产生的力量，是一种双赢的结果。
在当代经济格局中，相对的英美表现出衰落，作者解释最主要的因素不是渗透和协调能力，而是新兴和发展中的产业得不到应有的关注。英国衰落在于政府与工业的联系。由于工业界不同的利益团体存在多样的诉求，因此遇到问题只有协商，而不是“治理式互赖”，产业发展缺少一种大规模组织能力。而美国在于战后发展了一种“反国家主义”的政策，反对管制、反大企业、反垄断等。国家其实没有统一的组织和行动能力，政府开支的最大影响因素是利益集团。因此造成跨国公司的一枝独秀，但是一国中的单个企业的成功，不能代替国家经济战略的成功。在美国，市场或企业组织的影响，对于国家战略性的调整，过于缓慢且不顺利。
本书最值得注意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建构。作者论述和反思的，正是建制性国家和强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向关系，国家表现出一种自主性和意志导向。基于自身最重要的战略定位，国家有能力规划和追求目标。国家与社会不是截然对立、不是“非此即彼”式的互相替代，而是互相渗透的。国家可以产生出能动性，超越“利益至上”的纯粹经济导向，而带给整个国民经济巨大福利，关键在于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建制性权力渗透及嵌入性协商配合。 这样一种以新国家主义为视角的解释经济发展与国家关系，可以使得我们在看待两者的角度上，打开一种新思路。国家和社会应该有协调、联系，应该有一种为整个国民利益服务的一致性发展目标。但是国家如何清晰地确认自己的利益，以及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互动？为什么有的国家会有建制性的动力而另一些国家只能是一盘散沙？需要一个国家有一种全体一致的共识，明确国家利益所在。书中提到，一些国家之所以取得成就，是因为他们对于外部压力的知觉非常敏感。因此工业战略的专注不是经济效益，而是国家利益。而这种对压力的知觉，受国家领域位置、资源的影响和调节。其次，国家本身究竟能否克服利益集团的利用，在经济发展中如何避免导致腐败的结果，国家自身必须有团体或者阶层代表。这些人如何有动力主动选择维持国家利益，国家不可能直接面对千千万万的行业和企业，必然需要一系列的协调机构，这些协调机构如何在国家的目标和自身利益之间选择？世界上同样存在需要国家发展强大的小国，比如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国家，都有强烈的发展需求，但是没能成功。这些问题对于解释框架同样十分关键，但在书中并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正如作者所言，这些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再次，反看欧洲美国和东亚的例子，这种建制性的国家渗透和社会配合的模式，似乎都没有长久地存在过。在经过强劲的发展后，国家的意志似乎被社会多元化的诉求消解代替。在美国人眼里，建制性似乎与专制是接近的，在英国人眼里，建制性的国家社会上下一心不再被需要。而在东亚，对于民众民主的诉求，国家式的建制性机构让位给各种半官方、民间的组织，企业走上自我开拓和发展的道路。因此在一国经济发展之后，建立建制性的国家和社会动力究竟在何处？这值得深思。
对于中国的发展，近代之前，中国都没有成功建立起这种渗透性强的建制。作为一个有战略意义的国家，中国需要一种良好的国家和社会互动关系。建制性的“强”国家和强大的社会，可以作为中国的发展模式的一种参考。最关键的是应该以一种动态的视角看待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角色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两极的，更不应该是层级或者控制的，而是在一个社会历史发展中发生变化，也可以并且应该被探索被实践的。可以肯定，在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会释放出更多的经济发展潜能，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
参考文献：
[1]（澳大利亚）琳达·约斯（澳大利亚）约翰·M.霍布森.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分析.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5月1日，第1版.
[2]阿弗纳·格雷夫，韩福国，褚立波.自我执行的制度：比较历史制度分析（上）[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2）.
[3]阿弗纳·格雷夫，韩福国，褚立波.自我执行的制度：比较历史制度分析（下）[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3）.
关键词： 建制性国家 强国家 国家 经济发展
在国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中，市场与国家变成了一组相对的概念。在人们的视野中，市场和国家似乎变成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要市场多一点，要么要国家多一点。随之而来，对于政府职能的认识，则在“放任与管制”之中选择。主张放任的经济思想认为，政府应该成为“守夜人”，政府的作用在经济领域应该最小化，最好不要打扰正常的经济运行。主张管制的经济思想认为，政府应该主动干预经济，因为经济主体无法实现最优的经济运行状态。
历史上的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应该如何理解？作为一个国家的发展，经济层面的强盛永远是现实和首要的。这种以国家为主体的强盛，是市场自然导致的结果吗？《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分析》[1]给予我们的答案是，这并不是一个自然的结果。尤其在现代国际社会中，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既不是简单的管制，又不是冷眼旁观，而是具有更丰富的相互关系。本书从当今世界各国的发展模式中，采取历史性的比较，提炼出一种解释框架以理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建制性国家。
此书的出发点在于不同国家政府、利益集团和市场关系的历史发展比较，核心观点是回答国家和社会应该具有怎样的关系才能使得经济发展壮大。经济发展不仅要市场，更要有一个“强”国家。“强”国家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工业改革的关键。这里的“强”，是指国家的建制性权力的“强”。强国家是行使建制性权力，通过与国内社会合作的战略，提高国家和有组织的社会团体办事能力。有活力的经济体，应该是既有强大的国家，又拥有强大的社会。
如何看待历史上帝王式的政权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在这个解释框架中，这类国家被认为是“弱”的。因为缺乏一种向社会渗透的能力，而只拥有一种极弱的汲取能力。这类国家无法跟其他社会组织协商，无法像“强”国家一样，有很强的渗透、汲取、协商能力，更无法透过支持社会团体，将自身嵌入社会，以合作和协调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这个框架怎样解释历史中的国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呢？作者给出的例子就是欧洲。欧洲国家的建立，是一种国家超越地方政治权力的积累，由封建制的经济和政体向具有制度分隔功能的经济和政体的转变。近代战争的需求，使得国家要摆脱封建制的束缚。伴随着专业的军队、税收国家化、有效的社会管理，国家的建制性权力在发展。最有力的证明是英国。在军事——资本主义的刺激中，英国不断建立商业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有效的财政、发达的金融系统及与之相对应的法律，这一系列的措施使得国家与当时资本家建立了互惠的良好关系，在市场发展的同时，国家也变得强大起来。国家建制性能力的增强，得到了国外军事及经济上胜利的强化，更进一步激发国家所有层面的活力。而在法国，因为有农民公社等类似团体的存在，国家的建制性能力只能做到中等渗透。而“军事化封建”的普鲁士与俄罗斯，则有极低的渗透力。奴隶解放并没有冲破专制性的统制，国家没有“自主性”，家长式的和行政的“随意性”，造成当时这两个国家并没有取得进一步强大。从欧洲的例子，可以看出强势的经济发展不是一个自然的结果，也不是必然的。只有建制性强的国家才能实现现代资本主义的崛起和发展。战争会促使国家通过“市场促进战略”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应是一种协商和共享式的建制。
20世纪，战争已经不是刺激国家发展的强烈外部因素。这个时候，国家与经济发展的模式该如何解释？东亚的崛起是和平时期最好的例子。东亚的崛起，同样不是一个自由市场的结果，而是由于国家与占主导的经济群体合作，市场与政府之间构建出一种新型关系。首先国家确定经济增长是最高目标，同时聘用有才能、有内聚力和操守的官僚，集中组建一个指导机构与商业精英合作，把政策网络和利益集团压力要素隔离，保证国家战略性的经济发展不受干扰。并且采取国家层面战略性产业政策，确保资源投资在生产上，对企业的支持目标在于培养企业自身能发展在国际上立足的竞争优势。在资金供给上，立足于中长期投资而非企业的利润最大化。
最关键的是，东亚国家与社会的结合是建制性的。东亚政府在执行这些经济战略中，不是命令式的权利运用，而是来自官僚自主性和政商合作关系建制性结合。政策网络，根据一套制度化的、联系着公共机构和私营经济行业的网络建立起来。如韩国，制造商能对影响它们的政策提供意见和反馈。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治理式互赖”，官僚成功选择目标，与工业部门可靠建议结合，获取信息质量。这种合作，摆脱了政策制定与私人游说压力，对政策的影响开放透明，并且回应公众的期待。这就证明了一种动态政治经济中的国家力量——“建制性-协商”产生的力量，是一种双赢的结果。
在当代经济格局中，相对的英美表现出衰落，作者解释最主要的因素不是渗透和协调能力，而是新兴和发展中的产业得不到应有的关注。英国衰落在于政府与工业的联系。由于工业界不同的利益团体存在多样的诉求，因此遇到问题只有协商，而不是“治理式互赖”，产业发展缺少一种大规模组织能力。而美国在于战后发展了一种“反国家主义”的政策，反对管制、反大企业、反垄断等。国家其实没有统一的组织和行动能力，政府开支的最大影响因素是利益集团。因此造成跨国公司的一枝独秀，但是一国中的单个企业的成功，不能代替国家经济战略的成功。在美国，市场或企业组织的影响，对于国家战略性的调整，过于缓慢且不顺利。
本书最值得注意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建构。作者论述和反思的，正是建制性国家和强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向关系，国家表现出一种自主性和意志导向。基于自身最重要的战略定位，国家有能力规划和追求目标。国家与社会不是截然对立、不是“非此即彼”式的互相替代，而是互相渗透的。国家可以产生出能动性，超越“利益至上”的纯粹经济导向，而带给整个国民经济巨大福利，关键在于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建制性权力渗透及嵌入性协商配合。 这样一种以新国家主义为视角的解释经济发展与国家关系，可以使得我们在看待两者的角度上，打开一种新思路。国家和社会应该有协调、联系，应该有一种为整个国民利益服务的一致性发展目标。但是国家如何清晰地确认自己的利益，以及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互动？为什么有的国家会有建制性的动力而另一些国家只能是一盘散沙？需要一个国家有一种全体一致的共识，明确国家利益所在。书中提到，一些国家之所以取得成就，是因为他们对于外部压力的知觉非常敏感。因此工业战略的专注不是经济效益，而是国家利益。而这种对压力的知觉，受国家领域位置、资源的影响和调节。其次，国家本身究竟能否克服利益集团的利用，在经济发展中如何避免导致腐败的结果，国家自身必须有团体或者阶层代表。这些人如何有动力主动选择维持国家利益，国家不可能直接面对千千万万的行业和企业，必然需要一系列的协调机构，这些协调机构如何在国家的目标和自身利益之间选择？世界上同样存在需要国家发展强大的小国，比如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国家，都有强烈的发展需求，但是没能成功。这些问题对于解释框架同样十分关键，但在书中并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正如作者所言，这些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再次，反看欧洲美国和东亚的例子，这种建制性的国家渗透和社会配合的模式，似乎都没有长久地存在过。在经过强劲的发展后，国家的意志似乎被社会多元化的诉求消解代替。在美国人眼里，建制性似乎与专制是接近的，在英国人眼里，建制性的国家社会上下一心不再被需要。而在东亚，对于民众民主的诉求，国家式的建制性机构让位给各种半官方、民间的组织，企业走上自我开拓和发展的道路。因此在一国经济发展之后，建立建制性的国家和社会动力究竟在何处？这值得深思。
对于中国的发展，近代之前，中国都没有成功建立起这种渗透性强的建制。作为一个有战略意义的国家，中国需要一种良好的国家和社会互动关系。建制性的“强”国家和强大的社会，可以作为中国的发展模式的一种参考。最关键的是应该以一种动态的视角看待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角色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两极的，更不应该是层级或者控制的，而是在一个社会历史发展中发生变化，也可以并且应该被探索被实践的。可以肯定，在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会释放出更多的经济发展潜能，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
参考文献：
[1]（澳大利亚）琳达·约斯（澳大利亚）约翰·M.霍布森.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分析.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5月1日，第1版.
[2]阿弗纳·格雷夫，韩福国，褚立波.自我执行的制度：比较历史制度分析（上）[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2）.
[3]阿弗纳·格雷夫，韩福国，褚立波.自我执行的制度：比较历史制度分析（下）[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