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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被过早地宠坏，我在婴儿期的时候，仰面躺在婴儿床里，吮着肉乎乎的手指头，那时候我尚记得前世的事情，我记得我是在一个村庄长大，风声旷远，鸦雀嘈杂，对面是一座长满青苔的岩山，没有树，也没有人，山石太滑，即便是鸟也栖息不住。村庄里住着唠叨的老人和聒噪的孩子，我终日游荡，不稼不穑，踏坏地里的庄稼，偷吃秋天的瓜果，往老人身边扔点燃的爆竹，吓唬一只过于沉默的野狗。我回忆前生这些无聊事情的时候，忍不住“嘿嘿”笑出声来，我的母亲便惊喜地向世界夸奖我：“快看快看，她笑了！”
如果专家们都认为记忆是从四、五岁以上才开始的话，那么也许是我故意将自己的记事时间往前推了一段。我谨慎地保守着这个秘密，我装成懵懂的样子，按照预先设定好的路线长大，因为我料定此生一切早已安排妥当。我心里住着这样一个莫须有的人，一个秘密拥有前世记忆的人。我沿袭了我前生的习性，终日游荡，并开始在我的童年胡作非为。不同的是，我此生失去了我的村庄，我在一个热火朝天的港区长大。
这是长江边一个古老的矶头，据《水经注》载：“江之右岸有城陵山，山有故城。”少年时读到这一句，总是不解，右岸到底是哪一边呢？我不会去问我的父亲，因为他不曾识字。我不会去问我的母亲，因为她过于严厉。直到某一天我在课堂上打断了不断把唾沫溅到我脸上的地理老师后，我才明白，面向河流的去向，左手边是左岸，右手边是右岸。
城陵矶在江右，长江之右。它的十二个码头沿着矶头一公里长的岸线逐一排开。由于连年涨水的缘故，我的家从一码头搬到十二码头。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从一码头和十二码头之间游荡徘徊。一码头地势最低，最底层的穷人住在那里，故而水患最重。涨水时节，总是暑假，我们便搬到港口的子弟学校教室里住，一间教室可以住两户人家。一到退水，学校也要开学了，我们又搬回一码头，水退了，房子里的墙壁上长满桌子那么高的青苔，我们生活在四壁布满翠绿青苔的屋子，那是我和弟妹们美好的画墙。长大以后，我秘密地迷上了房屋设计这个职业，我装修完自己的房子，又让母亲从娘家搬出去给她装修了一遍，我还试图插手弟弟的房子。但我没有遇见一个让我满意的设计师，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我的童年，他们不能理解我到底想要一間什么样的屋子。而事实上，这栋屋子还孤零零地立在城陵矶的第一码头一隅，我时常回去看它，也看望里面住着的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她曾经是我们的街坊，我们搬走后她家搬了进来。她是我童年时代的最后一位见证人，虽然此刻她已完全忘记了我。我指给她看，那间房子的墙壁某处，我的母亲曾经在青苔上用树枝教我写自己的名字。
十二码头是父亲工作的地方，从江边往上走，见到平坦干净得令人心里发空的一块地，那就是十二码头了。这里地势高，不用担心水患。单位腾出一间办公室，作为我们固定的居所，在这里度过了我童年的最后几年。十二码头在港区的最北端，人迹少至，荒烟蔓草。长大以后，每次看见国外电影里，主人公沿着荒凉的马路开车到某个诡异的尘土飞扬的加油点时，我便想到了十二码头。住在我隔壁的勇婆与我同岁，但他孔武有力，功夫超群，抢夺我的食物、玩具，并策反了与我一母同胞的亲弟弟，使后者死心塌地成为他的马仔。他和他的马仔一道，成功狙击了我随意游荡的日子。
我的父亲和勇婆的父亲都是码头上的工人，不同的是，我的父亲是吊车司机，勇婆的父亲专门负责装卸沥青。我们的家就安在值班室的旁边，每当听到父亲说：“油罐车来了！”勇婆的父亲就穿着超过膝盖的套靴、戴着能罩住整条胳膊的橡胶手套去上班了。他上班去了，勇婆肆无忌惮，我就失去了庇护。我躺在值班室里，打开天花板上吱吱呀呀的吊扇，听着外面树上的蝉鸣，听见勇婆带着我的弟弟用竹竿做成的网子捕蝉的尖叫声，他们捕累了，就跑到值班室来推我出去，勇婆用他的拳头告诉我，吊扇只能给他一个人吹。我被赶出来后，就站在巨大的深渊般的沥青池边，看着黑乎乎的沥青向池子缓缓地倾泄而下，刺鼻的沥青气味终年飘散在十二码头，燥热和寂寥淹没了我整个童年。母亲总是嘱咐我不能靠近那个池子，因为它深不可测，且性质粘稠，掉下去绝不可能生还。
我被母亲从沥青池边叫骂回来，只好独自去研究狗尾巴草上毛茸茸的针芒。我常常可以从植物的针芒上看到跳跃的阳光，看到一整个世界的光芒。我看到针芒上的露珠里倒映着我的瞳孔，我的瞳孔里倒映着无数的针芒，我的眼睛被针芒刺痛，它们开始流下漫无目的的泪水。我研究完了狗尾巴草，就用开水去烫死成群结队的蚂蚁，把蚱蜢的腿掰断了喂给螳螂吃，我把小鱼开肠破肚，在当时的我看来，一切弱小的生命都可以被掠夺，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的恶念。
吃饭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见父母说：“河里浮起来一个尸体。”我们姐弟三个会放下碗筷往河边走，去看热闹。围观的大人们总是议论，如果是男的，就是俯身漂起来的，如果是女的，就是仰面漂过来的。我很想知道其中的原因，但他们说这话的时候神情如此诡异和暧昧，使我觉得作为一个孩子是不应该打听的。这个河湾聚集了太多的亡魂，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每年总会有人从上游漂下来，全身泡得肿胀，面目全非。他们漂得太累了，就歇在十二码头的回水湾，等着被码头工人或者船老板发现，像捕鱼一样把他们打捞上来，晾晒在河岸上，等着人们来围观。在那时，我从未觉得那些被泡烂的尸身跟一堆垃圾有什么区别，我看完热闹继续回家吃饭。
有一次，河里同时漂上来两具尸体。人们认出这就是租房住在这附近的一对男女。这里偏僻，正是藏身的好地方。他们从外地搬来，租了一间小房子，做饭的地方就是走廊上搭的临时棚子。没有人问他们的来历。他们平日在公共走廊上摆满了捡来的矿泉水瓶子、纸箱、旧鞋子，他们偶尔收一些旧书回来，他们卖这些旧书和旧鞋。他们把鞋子和书堆放在一起，杂乱无章而又相得益彰。仿佛旧书旧鞋的命运就应如此。仿佛只能如此。他们已经在这个小区住了五年。女的几乎永远处于怀孕状态，她要么大着肚子，东游西荡，要么瘪着肚子，四处呕吐，昏昏欲睡。他们住在这里的期间生过四个孩子。人们还没弄清楚孩子的性别，孩子就神秘地失踪了。我的母亲告诉我，他们把孩子卖了。而且这个女的也是男人买回来的，他们不是正式夫妻。他们躲在这里住，只卖破烂是赚不了几个钱的。他们不断地生孩子卖孩子。 我想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什么。但他们现在双双浸死在了水里。有人说，他们是趁夜去偷从水上运来的木材而失足双双落水的。有人说，女人肚子里还有一个孩子。这也只是揣测。这是我童年没有解开的巨大谜团之一。
我的父亲在十二码头辟了一块地，种满了绿豆，暑假的时候，我的父亲叫我去酷热的绿豆地里跟他摘豆荚，密密匝匝的绿豆植株挡住了风，挡住了外面的世界。我常常在绿豆地里一边流汗一边自言自语。绿豆们听见了，它们开始吵吵嚷嚷，有些绿豆对我说的“要让隔壁的勇婆吃点苦头”这番话表示赞同，更多的绿豆沉默地摇头。我藏身在地里跟绿豆们说了太多的话，我把它们当成我最亲密的玩伴。到了第二天，父亲把摘回来的绿豆散开在篾席上，放在门前的坪里晒太阳。我坐在廊下独自玩着一个破旧的玩具。勇婆看见了，他像往常一样准备冲上来抢我手中的玩具，但是他冲得太快了，他踩着篾席上的绿豆了，绿豆们发出不怀好意的欢快笑声，绿豆们迅速向旁边滑动，勇婆双手向空气中抓了两下，不出意外地什么也没有抓住，他仰面倒地，坐起来捂着后脑勺，愤怒地望着我，尖声叫唤。我愕然地看着他，忘记了这是我跟绿豆们的一个秘密约定。
好多个夏天就这样过去了。
我十二岁那年，我家率先从十二码头搬出来了。我们要搬去楼房住了。那时候，搬房子是按照工龄排队的，我的父亲家境太差，娶不到老婆，导致结婚太晚，所以尽管我和勇婆都是家中老大，但我的父亲比他的父亲大了整整十二岁。我们自然是最早搬出十二码头的。我们不再住码头上的临时窝棚了，我们不用五个人挤在同一间房了，也不再需要马桶。我们要住进家属区的楼房了！我们会拥有单独的洗手间！那是我童年最扬眉吐气的一天。我炫耀地在门前搬着锅碗瓢盆，不时偷瞟勇婆失落的表情。我感觉自己在饱受欺凌的童年这最后一天，因为甩出了楼房这一张王牌，完美地击败了勇婆。
挥手自兹去。那次离别，仿佛是一个标志。我在一瞬间结束了自己的一个时代。我击败的何止是一个勇婆。我击败的是整个的城陵矶十二码头。我被勇婆拳脚培养出来的自卑裹挟着暴戾之气，将我被母亲宠坏的复杂的身体充满。离开了那个沥青气味弥漫的十二码头，我把坚韧的狗尾巴草、绿豆杆也一齐抛在了废弃的童年现场。
很多年后，我回城陵矶，总是要去十二码头看看，那里依旧热火朝天。当年的沥青池子已经填成平地。我们住过的那栋平房已经不在了，父亲的绿豆地早已荒廢，十二码头不再运输沥青，而是改运大豆。我看见那里变成了一个豆油生产基地，从水上运来的大豆，不用经过转运，直接在那里生产成品牌植物油，运送到这个城市千家万户的厨房里。
现在，这里的上空，飘散着植物油的气息。
我总是在那里呆想很久，我心存疑惑：我们真的曾经在这里生活过那么多年吗？那些过往的日子究竟被吹散在何处去了呢？
我们离开勇婆后不久，他就因为打架被退学了。两年后，他们也搬到家属区楼房了，我们经常会在路上遇到，但我们从不招呼，仿佛从来不认识。
三十年后的一个夏天某日，我回城陵矶，弟弟说：你还记得小时候住在我们隔壁的勇婆吗？
记得。
他昨晚死了。
怎么死的？
吸毒吧，倒在一个店子的卷闸门口。今早店老板去开门发现的。
为什么会倒在店子门口呢？
他家里人不理他了，他把家里的门窗铝合金所有能换钱的都卸掉卖钱了，后来用刀逼着他妈妈要钱。他家里赶他出门了，换了锁。
我内心升起“物伤其类”这样的词。生活给了勇婆最后的沉重一击。他死于一个燥热的夏日。在那个人烟罕至的十二码头，他的童年与我的童年同样孤独。他的燥热与我的燥热相互慰藉。他的暴戾与我的暴戾殊途同归。从表面上看，我是被欺负的那一个。但其实，我们都早已被沥青窒息，滞留在那些燥热的夏天，那些树上的鸣蝉、那些地里的绿豆、那些水上的浮尸，都是伪装来试探我们善恶的使者。我早已不记恨这个粗壮孔武的童年玩伴，虽然长大后的我们不再说一句话，连眼神的交汇都会躲避，但我像怀念一个亲人一样怀念他，怀念那个码头上的一切。
多年以后，我嫁给了一个与我童年没有共同经历的男人。这个男人在村庄里长大，像我前世的寨子。婚后某日，我拿了几张婚礼上的照片回来，婆婆对照片上一位客人评头论足：这个人不好看，女的太高了不好看，又不是窑神。
我木木地，问，什么窑神？
她说，烧窑的位置就有窑神。窑神就是洞高的呀。
婆婆是平江人。洞高，平江方言的意思就是很高很高。
我继续木木地说，你怎么知道窑神很高呢？
“我哩农村人都看到过啦。有一回庆雁子从街上回来就病了，好久不得好，邻居去看他，他无意中说起回家时有个个子洞高的人在路上喊哒他：‘到我这里喝杯茶去咯！’他看着不熟，以为就是附近乡邻，但当时急着回来，就没去喝茶。邻居一拍大腿：‘那是窑神喊哒你啦！窑神喊你你不理，得罪他了啦！’庆雁子于是恍然大悟，家人到烧窑的地方去摆了一个祭，窑神原谅了他，庆雁子立马就下地能走了。”
我心里十万个为什么一下就奔涌而出了，那你们那个老家到底有好多窑神咯？是不是农村随便都可以碰见窑神啊？那我要是碰见个子高的人怎么办啊，我怎么知道他是窑神还是普通人呢，庆雁子没去喝茶，也生病了啊。要是窑神叫我喝茶我真跟他去了的话，那会把我带到窑洞里去烧死吗，是不是就回不来了啊！那到底要不要理他啊！？
婆婆说，万事万物都有神，所以要小心，不能冲撞。烧火的地方有灶神，水井边上有井神，河里有河神，塘里有塘神，镜子里有镜神……我哩农村有些人无缘无故地脚痛，不得好了，那是被土地神射了一箭。
为什么土地神要射人一箭呢？
因为冲撞了他老人家啦，所以他就要在那人路过的地方对他射一箭。被土地神射中了的脚是诊不好的。”
原来土地爷会射箭啊。我一瞬间竟感觉自己微微跛足，像是被暗处的土地神射了一箭，我怯怯地退下了。
一想起我那个忠厚丈夫的老家遍布神灵，我便对他生出几分敬畏。我在瞬间收敛了我无所忌惮的童年，那些在童年被我处死的蚂蚁、蚱蜢、青蛙仿佛重又活过来，在我耳畔叽叽喳喳，它们忘记了我曾经犯下的罪过，也许它们已经轮回了很多次了，它们放过了我，并给了我重新做人的机会。
我知道，我从小就知道，码头边的水里是有神灵的，它掌管着溺水者的姿势；沥青池是有神灵的，它掌管着燥热的情绪；绿豆地里也是有神灵的，它掌管着我童年的所有秘密；狗尾巴草是有神灵的，它掌管着一整个宇宙的光芒。
如果专家们都认为记忆是从四、五岁以上才开始的话，那么也许是我故意将自己的记事时间往前推了一段。我谨慎地保守着这个秘密，我装成懵懂的样子，按照预先设定好的路线长大，因为我料定此生一切早已安排妥当。我心里住着这样一个莫须有的人，一个秘密拥有前世记忆的人。我沿袭了我前生的习性，终日游荡，并开始在我的童年胡作非为。不同的是，我此生失去了我的村庄，我在一个热火朝天的港区长大。
这是长江边一个古老的矶头，据《水经注》载：“江之右岸有城陵山，山有故城。”少年时读到这一句，总是不解，右岸到底是哪一边呢？我不会去问我的父亲，因为他不曾识字。我不会去问我的母亲，因为她过于严厉。直到某一天我在课堂上打断了不断把唾沫溅到我脸上的地理老师后，我才明白，面向河流的去向，左手边是左岸，右手边是右岸。
城陵矶在江右，长江之右。它的十二个码头沿着矶头一公里长的岸线逐一排开。由于连年涨水的缘故，我的家从一码头搬到十二码头。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从一码头和十二码头之间游荡徘徊。一码头地势最低，最底层的穷人住在那里，故而水患最重。涨水时节，总是暑假，我们便搬到港口的子弟学校教室里住，一间教室可以住两户人家。一到退水，学校也要开学了，我们又搬回一码头，水退了，房子里的墙壁上长满桌子那么高的青苔，我们生活在四壁布满翠绿青苔的屋子，那是我和弟妹们美好的画墙。长大以后，我秘密地迷上了房屋设计这个职业，我装修完自己的房子，又让母亲从娘家搬出去给她装修了一遍，我还试图插手弟弟的房子。但我没有遇见一个让我满意的设计师，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我的童年，他们不能理解我到底想要一間什么样的屋子。而事实上，这栋屋子还孤零零地立在城陵矶的第一码头一隅，我时常回去看它，也看望里面住着的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她曾经是我们的街坊，我们搬走后她家搬了进来。她是我童年时代的最后一位见证人，虽然此刻她已完全忘记了我。我指给她看，那间房子的墙壁某处，我的母亲曾经在青苔上用树枝教我写自己的名字。
十二码头是父亲工作的地方，从江边往上走，见到平坦干净得令人心里发空的一块地，那就是十二码头了。这里地势高，不用担心水患。单位腾出一间办公室，作为我们固定的居所，在这里度过了我童年的最后几年。十二码头在港区的最北端，人迹少至，荒烟蔓草。长大以后，每次看见国外电影里，主人公沿着荒凉的马路开车到某个诡异的尘土飞扬的加油点时，我便想到了十二码头。住在我隔壁的勇婆与我同岁，但他孔武有力，功夫超群，抢夺我的食物、玩具，并策反了与我一母同胞的亲弟弟，使后者死心塌地成为他的马仔。他和他的马仔一道，成功狙击了我随意游荡的日子。
我的父亲和勇婆的父亲都是码头上的工人，不同的是，我的父亲是吊车司机，勇婆的父亲专门负责装卸沥青。我们的家就安在值班室的旁边，每当听到父亲说：“油罐车来了！”勇婆的父亲就穿着超过膝盖的套靴、戴着能罩住整条胳膊的橡胶手套去上班了。他上班去了，勇婆肆无忌惮，我就失去了庇护。我躺在值班室里，打开天花板上吱吱呀呀的吊扇，听着外面树上的蝉鸣，听见勇婆带着我的弟弟用竹竿做成的网子捕蝉的尖叫声，他们捕累了，就跑到值班室来推我出去，勇婆用他的拳头告诉我，吊扇只能给他一个人吹。我被赶出来后，就站在巨大的深渊般的沥青池边，看着黑乎乎的沥青向池子缓缓地倾泄而下，刺鼻的沥青气味终年飘散在十二码头，燥热和寂寥淹没了我整个童年。母亲总是嘱咐我不能靠近那个池子，因为它深不可测，且性质粘稠，掉下去绝不可能生还。
我被母亲从沥青池边叫骂回来，只好独自去研究狗尾巴草上毛茸茸的针芒。我常常可以从植物的针芒上看到跳跃的阳光，看到一整个世界的光芒。我看到针芒上的露珠里倒映着我的瞳孔，我的瞳孔里倒映着无数的针芒，我的眼睛被针芒刺痛，它们开始流下漫无目的的泪水。我研究完了狗尾巴草，就用开水去烫死成群结队的蚂蚁，把蚱蜢的腿掰断了喂给螳螂吃，我把小鱼开肠破肚，在当时的我看来，一切弱小的生命都可以被掠夺，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的恶念。
吃饭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见父母说：“河里浮起来一个尸体。”我们姐弟三个会放下碗筷往河边走，去看热闹。围观的大人们总是议论，如果是男的，就是俯身漂起来的，如果是女的，就是仰面漂过来的。我很想知道其中的原因，但他们说这话的时候神情如此诡异和暧昧，使我觉得作为一个孩子是不应该打听的。这个河湾聚集了太多的亡魂，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每年总会有人从上游漂下来，全身泡得肿胀，面目全非。他们漂得太累了，就歇在十二码头的回水湾，等着被码头工人或者船老板发现，像捕鱼一样把他们打捞上来，晾晒在河岸上，等着人们来围观。在那时，我从未觉得那些被泡烂的尸身跟一堆垃圾有什么区别，我看完热闹继续回家吃饭。
有一次，河里同时漂上来两具尸体。人们认出这就是租房住在这附近的一对男女。这里偏僻，正是藏身的好地方。他们从外地搬来，租了一间小房子，做饭的地方就是走廊上搭的临时棚子。没有人问他们的来历。他们平日在公共走廊上摆满了捡来的矿泉水瓶子、纸箱、旧鞋子，他们偶尔收一些旧书回来，他们卖这些旧书和旧鞋。他们把鞋子和书堆放在一起，杂乱无章而又相得益彰。仿佛旧书旧鞋的命运就应如此。仿佛只能如此。他们已经在这个小区住了五年。女的几乎永远处于怀孕状态，她要么大着肚子，东游西荡，要么瘪着肚子，四处呕吐，昏昏欲睡。他们住在这里的期间生过四个孩子。人们还没弄清楚孩子的性别，孩子就神秘地失踪了。我的母亲告诉我，他们把孩子卖了。而且这个女的也是男人买回来的，他们不是正式夫妻。他们躲在这里住，只卖破烂是赚不了几个钱的。他们不断地生孩子卖孩子。 我想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什么。但他们现在双双浸死在了水里。有人说，他们是趁夜去偷从水上运来的木材而失足双双落水的。有人说，女人肚子里还有一个孩子。这也只是揣测。这是我童年没有解开的巨大谜团之一。
我的父亲在十二码头辟了一块地，种满了绿豆，暑假的时候，我的父亲叫我去酷热的绿豆地里跟他摘豆荚，密密匝匝的绿豆植株挡住了风，挡住了外面的世界。我常常在绿豆地里一边流汗一边自言自语。绿豆们听见了，它们开始吵吵嚷嚷，有些绿豆对我说的“要让隔壁的勇婆吃点苦头”这番话表示赞同，更多的绿豆沉默地摇头。我藏身在地里跟绿豆们说了太多的话，我把它们当成我最亲密的玩伴。到了第二天，父亲把摘回来的绿豆散开在篾席上，放在门前的坪里晒太阳。我坐在廊下独自玩着一个破旧的玩具。勇婆看见了，他像往常一样准备冲上来抢我手中的玩具，但是他冲得太快了，他踩着篾席上的绿豆了，绿豆们发出不怀好意的欢快笑声，绿豆们迅速向旁边滑动，勇婆双手向空气中抓了两下，不出意外地什么也没有抓住，他仰面倒地，坐起来捂着后脑勺，愤怒地望着我，尖声叫唤。我愕然地看着他，忘记了这是我跟绿豆们的一个秘密约定。
好多个夏天就这样过去了。
我十二岁那年，我家率先从十二码头搬出来了。我们要搬去楼房住了。那时候，搬房子是按照工龄排队的，我的父亲家境太差，娶不到老婆，导致结婚太晚，所以尽管我和勇婆都是家中老大，但我的父亲比他的父亲大了整整十二岁。我们自然是最早搬出十二码头的。我们不再住码头上的临时窝棚了，我们不用五个人挤在同一间房了，也不再需要马桶。我们要住进家属区的楼房了！我们会拥有单独的洗手间！那是我童年最扬眉吐气的一天。我炫耀地在门前搬着锅碗瓢盆，不时偷瞟勇婆失落的表情。我感觉自己在饱受欺凌的童年这最后一天，因为甩出了楼房这一张王牌，完美地击败了勇婆。
挥手自兹去。那次离别，仿佛是一个标志。我在一瞬间结束了自己的一个时代。我击败的何止是一个勇婆。我击败的是整个的城陵矶十二码头。我被勇婆拳脚培养出来的自卑裹挟着暴戾之气，将我被母亲宠坏的复杂的身体充满。离开了那个沥青气味弥漫的十二码头，我把坚韧的狗尾巴草、绿豆杆也一齐抛在了废弃的童年现场。
很多年后，我回城陵矶，总是要去十二码头看看，那里依旧热火朝天。当年的沥青池子已经填成平地。我们住过的那栋平房已经不在了，父亲的绿豆地早已荒廢，十二码头不再运输沥青，而是改运大豆。我看见那里变成了一个豆油生产基地，从水上运来的大豆，不用经过转运，直接在那里生产成品牌植物油，运送到这个城市千家万户的厨房里。
现在，这里的上空，飘散着植物油的气息。
我总是在那里呆想很久，我心存疑惑：我们真的曾经在这里生活过那么多年吗？那些过往的日子究竟被吹散在何处去了呢？
我们离开勇婆后不久，他就因为打架被退学了。两年后，他们也搬到家属区楼房了，我们经常会在路上遇到，但我们从不招呼，仿佛从来不认识。
三十年后的一个夏天某日，我回城陵矶，弟弟说：你还记得小时候住在我们隔壁的勇婆吗？
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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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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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家里人不理他了，他把家里的门窗铝合金所有能换钱的都卸掉卖钱了，后来用刀逼着他妈妈要钱。他家里赶他出门了，换了锁。
我内心升起“物伤其类”这样的词。生活给了勇婆最后的沉重一击。他死于一个燥热的夏日。在那个人烟罕至的十二码头，他的童年与我的童年同样孤独。他的燥热与我的燥热相互慰藉。他的暴戾与我的暴戾殊途同归。从表面上看，我是被欺负的那一个。但其实，我们都早已被沥青窒息，滞留在那些燥热的夏天，那些树上的鸣蝉、那些地里的绿豆、那些水上的浮尸，都是伪装来试探我们善恶的使者。我早已不记恨这个粗壮孔武的童年玩伴，虽然长大后的我们不再说一句话，连眼神的交汇都会躲避，但我像怀念一个亲人一样怀念他，怀念那个码头上的一切。
多年以后，我嫁给了一个与我童年没有共同经历的男人。这个男人在村庄里长大，像我前世的寨子。婚后某日，我拿了几张婚礼上的照片回来，婆婆对照片上一位客人评头论足：这个人不好看，女的太高了不好看，又不是窑神。
我木木地，问，什么窑神？
她说，烧窑的位置就有窑神。窑神就是洞高的呀。
婆婆是平江人。洞高，平江方言的意思就是很高很高。
我继续木木地说，你怎么知道窑神很高呢？
“我哩农村人都看到过啦。有一回庆雁子从街上回来就病了，好久不得好，邻居去看他，他无意中说起回家时有个个子洞高的人在路上喊哒他：‘到我这里喝杯茶去咯！’他看着不熟，以为就是附近乡邻，但当时急着回来，就没去喝茶。邻居一拍大腿：‘那是窑神喊哒你啦！窑神喊你你不理，得罪他了啦！’庆雁子于是恍然大悟，家人到烧窑的地方去摆了一个祭，窑神原谅了他，庆雁子立马就下地能走了。”
我心里十万个为什么一下就奔涌而出了，那你们那个老家到底有好多窑神咯？是不是农村随便都可以碰见窑神啊？那我要是碰见个子高的人怎么办啊，我怎么知道他是窑神还是普通人呢，庆雁子没去喝茶，也生病了啊。要是窑神叫我喝茶我真跟他去了的话，那会把我带到窑洞里去烧死吗，是不是就回不来了啊！那到底要不要理他啊！？
婆婆说，万事万物都有神，所以要小心，不能冲撞。烧火的地方有灶神，水井边上有井神，河里有河神，塘里有塘神，镜子里有镜神……我哩农村有些人无缘无故地脚痛，不得好了，那是被土地神射了一箭。
为什么土地神要射人一箭呢？
因为冲撞了他老人家啦，所以他就要在那人路过的地方对他射一箭。被土地神射中了的脚是诊不好的。”
原来土地爷会射箭啊。我一瞬间竟感觉自己微微跛足，像是被暗处的土地神射了一箭，我怯怯地退下了。
一想起我那个忠厚丈夫的老家遍布神灵，我便对他生出几分敬畏。我在瞬间收敛了我无所忌惮的童年，那些在童年被我处死的蚂蚁、蚱蜢、青蛙仿佛重又活过来，在我耳畔叽叽喳喳，它们忘记了我曾经犯下的罪过，也许它们已经轮回了很多次了，它们放过了我，并给了我重新做人的机会。
我知道，我从小就知道，码头边的水里是有神灵的，它掌管着溺水者的姿势；沥青池是有神灵的，它掌管着燥热的情绪；绿豆地里也是有神灵的，它掌管着我童年的所有秘密；狗尾巴草是有神灵的，它掌管着一整个宇宙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