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兰州上大学时，周末偶尔会去姑妈家。姑妈家离我们学校不远，都在城关区，走路不过半个小时。
　　姑妈并不是我的亲姑妈，是我大姑父的妹妹，也就是我大姑的小姑子。我大姑父煤炭中专毕业后分到宁夏汝箕沟煤矿成了一名技术员，一直到离世。大姑父去世早，在我不到三岁就因肝硬化離世了，我大姑二十九岁开始守寡。加上两家又离得远，大姑父去世后，我的大姑和她这个小姑子来往很少。
　　我是上大学时，才听我表哥说起这个姑妈的。
　　那是我读大一的初冬，表哥带着表嫂来兰州，专程来学校看我，要把我带到姑妈家去认认门。
　　在去姑妈家的路上，表哥对我有过一番叮嘱。
　　他是这样说的，一会儿到姑妈家，姑妈问你表嫂是干什么的，你别吭声，听表嫂说就行了。如果以后再到姑妈家，姑妈问起来，你就照今天说的去说。
　　我没听明白。
　　表哥只好明说，我给姑妈说过，你嫂子在矿宣传科，矿广播员。
　　我不知道表哥为什么要这样说。我表嫂在矿充电房工作，三班倒，工作的内容是为矿工们下井所用的矿灯蓄电池充电。矿工们头顶戴的矿工帽上方的头灯，要连接一块充满电的蓄电池，这电池挂在矿工服外的宽皮带上，为井下工作照明。矿工们下井进矿坑前要到井口充电房去领充好电保养好的蓄电池，下完井，再将用过的蓄电池交还充电房，进行充电保养。矿上能为女工提供的工种十分有限，除了后勤服务之外，就是这些围绕着井下煤矿生产的辅助工作，比如，矿灯房，选煤楼，洗煤厂，都是要跟煤跟矿工打交道的活儿，一是要三班倒，二是比矿工也干净不到哪儿去。
　　我问，说在哪儿工作有区别么？我想干嘛要撒这样一个谎呢。
　　表哥说，你不懂，姑妈一家都是知识分子，姑妈的三个儿子都是大学生，大儿子虽是电大毕业，但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也是不多的佼佼者；二儿子是大学的老师；小儿子正在重点大学就学。姑父是省水利厅的工程师，五十年代老中专生。姑妈虽是工厂的退休工人，但她还是很在意这些的。我一直都给姑妈说我在工会，从不敢说我下过井。
　　我没再吭声。我的小心眼一动，接着联想到，如果我不是一个大学生，表哥会把我带到姑妈家么？我是个
　　合 影
　　曹海英
　　大学生，和嫂子是一个矿机关工作人员，都会显得有面子吧。
　　到了姑妈家，他们就这么像演戏一样地，按照路上说好的表演了一番。
　　姑妈一个劲儿地说我长得像我大姑，不过，看上去比大姑文静多了，嗯，到底是受过教育的人。
　　聊了会儿天，姑妈准备晚饭，我帮姑妈淘米。我把里面的小石子捡了，姑妈检查了一遍，说，没捡干净，然后凑过来，把一粒边上有些微黄的米捡出来给我看，说，这样的米不能吃，这是贮存时受潮发了霉的。
　　哦，我从来不知道，我们家捡米光捡里面的小石子，连带稻壳的都不管。我说。
　　这种米吃上人要生病的。你们矿上的人没啥文化，没这方面的常识。
　　这话听上去挺有道理，但是，怎么让人觉着有点高高在上，还有点不易察觉的轻蔑呢。
　　你大姑还那么疯癫么？姑妈停了一下，好像在找一个更适中的词——还那么爱唱爱跳么？
　　我看了看表哥。
　　表哥接了话，我妈现在年纪也大了，很少唱啊跳啊。
　　表嫂挤出一个心照不宣的微笑，那像暗中递来的一个眼神，只有我知晓意味的瞬间消逝的眼神，一种刻意的提醒和沉默中的掩饰。
　　纯属撒谎。这时候的大姑还不到五十岁，还没退休，仍是他们矿上文艺宣传队的骨干。
　　大姑这个人一生没别的爱好，就好唱歌跳舞。当年要不是家庭成分不好，大姑也许早就是歌舞团的专业演员了，两次招专业舞蹈演员都通过了，但是一查档案，爷爷是“破坏社会主义分子”，是正在劳动改造的旧社会小业主（1960年“双反”运动中爷爷被打成破坏社会主义分子，判处二十年劳动改造，被送到宁夏平罗县监狱服刑）。这成了大姑常常感慨叹息的遗憾。对大姑这种一听音乐就坐不住的人来说，如果没有唱唱歌跳跳舞这样的业余爱好，没有那些在业余舞台上蹦蹦跳跳的经历和日子，我想，生活该是多么的乏味和单调。有了舞台上那一束微光，会让她自己觉得不那么庸常，即使日子再普通，心里的感受也会完全不一样了。对于大姑自己来说，这是她艰苦生活之余的乐子，从年轻到现在，乐此不疲。
　　姑妈和表哥说这些话时，大姑不仅还在台上唱啊跳啊，还在给小年轻们指导排练和编排节目。因为常年练功，快五十岁的大姑，现说着话双腿就能一下子就劈下叉去。
　　就是，这么大岁数了在台上疯疯张张不好看，也该收敛了。姑妈慢吞吞的兰州话让我回到了眼前。
　　听得出来，姑妈对我大姑的业余爱好，透着隐约的不满和鄙视。
　　姑妈对我说，你大姑第一次来兰州，刚跟你大姑父结婚不久。那次她一个人来的，好像是来兰州办什么公事，事办完了才来我家里。坐火车从银川到兰州，人还没到呢，我就听别人说你大姑一上车，广播上放新疆歌，火车上谁也不认识谁，谁也没请她跳，她自己站出来，说要给大家跳个新疆舞，所以，别人就都把她认下了。正好车上有个人是我们家的老邻居，听她说是我的嫂子，就把她给记住了，一见我就给我说你大姑在火车上的疯样，说得我脸上都挂不住。
　　姑妈说，她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个情节。
　　这段小故事，我也听母亲说过。不过当时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只觉得大姑这个人可能真是太爱跳舞了，所以，才能把跳舞之外的任何事情都忘了。只是这个时候，姑妈以闲碎的语气，以不可理喻的视角一讲，我才明显地感到，那是在六十年代初，整个社会都还很保守的年代。这个在火车上跳舞的画面突生前所未有的扭曲变形，感觉颇有些异样。
　　聊了一阵子闲话，姑妈提议合影。照相机一摆，家人都坐好了，这时候，姑妈说，等等，让我把眼镜戴上。姑妈全家都戴着眼镜，散发着统一的知识分子气质。姑父和三个儿子都是高度近视，只有姑妈戴的是镜片很小很扁的金丝边老花镜。当然，照片上是看不出近视镜和老花镜的区别的。 　　戴了老花镜的姑妈多了些呆板老气。但看得出来，姑妈似乎很喜欢戴着眼镜的自己。至少，所有的女人无论美丑，总是愿意在照片上留下最美最中意的自己。
　　照完相，姑妈立马把老花镜塞回了眼镜盒，放回了针线筒里。从下午一直到晚上，姑妈再也没有戴过老花镜。
　　照相一定要戴老花镜，是这次初到姑妈家姑妈留给我的深刻印象，也是以后每逢家人亲友聚会时都会被强化的印象。
　　在兰州上学的四年，我大概每学期要去姑妈家一两次。每一次去吃一顿姑妈做的家常饭，说一说家常。通常都是姑妈说得多，即使是姑妈问我，我也很少正面回答，不知道的摇头，知道又不确定只好说不太清楚。我也不知道表哥在许多事情上是跟姑妈怎么说的，万一说岔了呢。所以，我多是听姑妈说她的三个儿子，或者她的两个儿媳。而在我上大学的那个年龄，的确不怎么喜欢听这些家长理短，常常是听着就走神了，或者听完也就忘了。于是，在姑妈家吃的什么说的什么，过后全然不记得了。只记得，我去他们家不是特别勤，姑妈对我的登门造访既不十分热情也不算冷淡。
　　这样一直到了大四，快到毕业时节。母亲觉得应该去一趟姑妈家，一来算是亲戚走动感谢一下，二来，也是最主要的目的，看是不是有可能托靠他们家的关系让我留在兰州。于是母亲坐了一夜火车第一次来到兰州。
　　母亲买了一些礼物，我陪着去了姑妈家。母亲当然是客气的，说了一通谢谢他们一家在我大学四年期间的照顾的话，最后，母亲说，看能不能托姑妈一家把我留在兰州。
　　姑妈一口就回绝了。口气虽然委婉，但是话却是极直白的，说她家都是本本分分的知识分子，不会这些社会上的拉关系请客送礼这一套；她家三个儿子都是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学分到现在的工作单位的，就是她的小儿子也是要凭自己能力考研究生的。
　　母亲还在讪讪地说着，仍然在试图将我的未来托付姑妈。姑妈句句都是实话，却听得我浑身冒汗，有种坐不住待不下去的难堪。我们最终在姑妈挽留下吃罢了晚饭才回去的。晚饭吃的什么却完全没印象，大概当时的我只顾着不好意思了，我和母亲是怎么离开姑妈家的我都忘了，只记得从头到尾，我一直感觉如坐针毡般的不安和难为情。
　　大学毕业前，我去姑妈家匆匆打了声招呼算是告别。那一次我没有在姑妈家吃晚饭，姑妈也没有刻意挽留。
　　之后许多年，我没再回过兰州，也再没去过姑妈家。
　　参加工作许多年后，我结了婚生了子，有一天，接到我大姑的电话，说姑妈来银川了，想见见我。算来，我们至少有七八年没见面了。正是刚入秋的时节，毛栗子刚上市，我买了些桔子香蕉还有毛栗子，去大姑家看姑妈。
　　姑妈没有太大变化，只是皱纹多了些，还是从前那有些细瘦的脸，暗黄的肤色，深深的双眼皮眼角有點往下耷拉，扁扁的嘴唇边上都是些细小皱纹，偏瘦而略有些佝偻的身体仍套在一身深色便装里。大姑却身着大红色毛衫裤腿颇肥的米色灯笼裤，身段挺拔地站在姑妈旁边。她俩站在一块儿显得反差极大，姑妈更显严肃苍老。
　　姑妈夸我，说我在穿着打扮上倒像他们家的人，有点知识分子的朴素内秀。这倒一点不像你，姑妈对大姑说。
　　我知道姑妈在夸我，但是听起来，总觉得话里似乎还有别的意思。
　　大姑看了我一眼，笑着说，才不像呢，哪像你这么老古板。
　　谁都像你呢，都当奶奶了，还穿这么花哨，一天蹦蹦跳跳，还没个正形。
　　我爱唱爱跳才认识你哥的，要不然我们还成不了一家子呢。那时候你哥拉胡琴，我唱秦腔……
　　行了，都好着呢。表哥岔开话题，要给大家合个影。
　　姑妈坐在正中间。两个老太太显出一种前所未有的亲热——大姑挽着姑妈的胳膊，两个人的头偎在一起。在暗色外套的反衬下，红色显得格外鲜艳。
　　表哥刚要按快门，姑妈说，先别照，把我的包拿来。姑妈打开花布手提包，取出眼镜盒，拿出镜片窄小的老花镜戴上，然后说，行了，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