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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阅读郭小川写于1957年的两首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叙事诗《深深的山谷》和《白雪的赞歌》，我们可以看出革命集体主义的价值伦理与诗人个体主义的价值伦理之间的抵牾。本论文将从叙事诗的人物设定、女性心理、叙事声音三个角度，对两首诗歌进行对比阅读，以探讨这一时期郭小川内心的焦灼和反思，以及作为一个诗人的悲剧命运。
关键词：郭小川 个体主义 集体主义 焦虑
《深深的山谷》和《白雪的赞歌》是郭小川写于1957年的两首长篇叙事诗，这两首诗在叙事内容、角色设定、叙事声音等诸多方面具有可比之处。可以说，这两首诗是郭小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内心矛盾和灵魂焦虑的展现，渗透着作为政治官员与作为心灵诗人的两种不同价值伦理的抵牾，同时也浓缩着那个年代追求革命的左翼知识分子的苦涩记忆。
一
两首叙事诗在叙事内容上具有相似性。
首先，他们都设置了一女二男的三角关系。《深深的山谷》中女主角大刘，跟一个有着“一双锐利的大眼睛”的“不平凡”的知识分子有过刻骨铭心的爱恋，但最终大刘的丈夫却是有点粗暴的指导员；《白雪的赞歌》中的女主人公于植深深地爱着自己的丈夫，并在丈夫被俘之后依然矢志不渝地等待他回来。但是，在两年的等待过程中，她和知识分子医生之间产生了暧昧微妙的感情。
其次，这样的三角关系并没有复杂纠结的感情抉择，甚至没有任何比较、衡量。女主人公最终选择的从来不是知识分子，而是一个跟自己志同道合的革命者。在《深深的山谷》中，大刘的确曾经深爱着知识分子，也从来没有否认两人的感情：“我们的爱情也曾经开满了鲜花，/他的持久的炽热的热情，/简直把我的整个身心融化。”但是，当她安慰因感情创伤而痛苦的小云时，她却把自己的爱情称作“沉迷”和“耻辱”：“也许，你以为我过于幸福，/全不懂得你身上的痛苦。/不，我也有过可怕的记忆，/压在我的心上，艰难地走过长途。/就在那战争的严峻的日子里，爱情也曾把我的生活蒙上迷雾。/我战斗过，我有过光荣，/可是我也沉迷过，也有过耻辱。”知识分子以自己决绝的跳崖自杀而结束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因此大刘不用在他们两者之间权衡，最后选择了指导员，虽然他是个很普通的人，而且自己也是“经过长久的考虑才爱上他的”，但是他们“走的是共同的人生的道路”，所以他们的生活很幸福。
《白雪的赞歌》要比《深深的山谷》更为复杂一点，知识分子医生一开始并没有引起于植的青睐和关注，在后者的眼中，“这肩膀很宽的精壮的汉子，/好像缺少一种男性的力量”，并且腼腆沉默的性格也令她疑惑，但是经过医生全力救治自己的孩子一事，她慢慢地发现这个人的优点：“他走了，我望着他那宽大的背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歉疚的感情，/我曾经错误地把他当成冷淡的人，/其实，他是一条烈火般的生命。”在于植的心里，医生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于她是一种坚强的力量，为此她深深感激。也许，在每日的你来我往中，在绝望无助以至于倾心依赖的点滴中，于植对医生的感情早已不再是简简单单的友情，但是医生微微流露心曲的信捅破了两人心照不宣的窗户纸，让于植在惊愕和恐惧中斩断了自己对医生的情思，并自责于这种动摇和迷乱，决心重新等待丈夫回来。这些情感曲折和内心纠缠的确比《深深的山谷》要复杂一些。但是，最后的结局却和后者相似。医生牺牲了自己的情感，自动退出，并且全心全意帮助于植和丈夫重逢，使得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明朗化。
再次，两者对于知识分子的刻画都有“弱质化”的倾向。《白雪的赞歌》中，知识分子一出场就是“困惑而忧伤的眼神”“缺少男性的力量”、文静、腼腆、“温情主义”。相反，于植的丈夫是个出名的县委书记，有着男性的野性和强力，他不惧怕战争的烽火：“我是机关枪，/我永远发射着，为了党也为了你的爱。”“我认为人的职业就是战斗，/以进攻的姿态冲开路途上的关口，/活着的时候是生机勃勃，/就是死了，信念也会永垂不朽。”《白雪的赞歌》中的医生之弱，更多地体现在外在气质上，阴柔、腼腆而又忧伤。《深深的山谷》中的知识分子与之不同。他的“弱质”体现在他矛盾的思想和犹疑的立场上。和有着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的大刘相比，知识分子有些“懦怯和动摇”，他不想离开延安到前线冲锋陷阵，因为他觉得那里并没有知识分子的荣耀，他也恐惧自己被流弹打死；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入党，他不想为了一个集体而牺牲掉自己，用服从和自我牺牲去换取光荣不过是“一场太严肃的胡闹”“无尽的革命和斗争的日子”，对他来说只是“一段没有目的地的旅途”。最終，他因为自己的矛盾而在革命的世界丧失了立足之地，只能跳崖自杀。但是，这一行为在粗野的指导员眼里是逃避、软弱和消极。
最后，两首诗歌中都有一个党员拯救者形象。在《深深的山谷》中是那个略显粗暴的指导员。他以男性的强狠斥责着悲伤哭泣的大刘，并且在得知大刘的爱人自杀后，说：“可惜，这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但也是一个软弱无能的傻瓜。/走吧！叛变，逃跑，消极又能怎样呢？/革命还不一样要生根开花。”正是听了这句话，大刘的“勇气重又上升，/我的意志又完全恢复清醒。/我跟他进入我们的英勇的连队，/我跟着他们跑步下了山岭，/我们冲破了敌军的重重封锁，/我们的主力又来把我们接应。/在平原上一个不熟悉的小村里，/我们迎来了一个美好而晴朗的黎明。”《白雪的赞歌》中对应的人物是政治部主任。他像一个慈父一样给予植以精神的力量，在告诉她丈夫的遭遇后，他坚毅的话又让于植感到宽舒；他要去哈尔滨治病时，于植感到自己“生活的河流又有了波纹”；在听说主任献身革命的无私无畏之后，她“决心抱着主任式的英勇，/投身于农村的革命风浪之中。/于是，我好像一只海上的水鸟，/连每根毛发都挂满战斗的旋风”。主任的人格和党性也影响到医生。医生不仅为他大无畏的奉献精神所折服，而且把他的教导牢记在心，在于植吐露自己对丈夫的担忧时，他说：“要执着地信任自己的希望，/要执着地信任我们的人的力量，/不要轻易相信没有证实的消息，/不要轻易相信一个人的死亡。”主任、于植和她丈夫这些共产党员的人性光辉感动了他，并且“照亮了他的一生”。但是，两首诗中，被拯救者的转变都很生硬、牵强。例如在《白雪的赞歌》中，于植听到丈夫的噩耗之后，本来悲伤难抑，但是很快想到政治部主任曾经夸她勇敢，又听到他坚毅的话，就立即轻松地聊天了，太过刻意。《深深的山谷》中大刘在爱人自杀后的转变也很突然，没有任何心理活动的铺垫，以至于让我们看不出一个如此粗暴无人性的指导员何以能抚慰悲伤的大刘。难怪郭小川把此诗拿给唐祈时，后者提出意见“在男的跳崖以后，写一点女的心情。另外，他主张男的之所以跳崖，把导火线写出来。还有入党的时候，最好写一点女的内心的变化”①。 假如我们把于植、大刘、指导员、县委书记、政治部主任等人对于革命的无私献身和执着追求，对于党的坚定信念和不假思索的服从当成一种革命价值伦理，而把医生和于植那段朦胧温暖的相互依赖、大刘的心上人的动摇矛盾当成一种个体价值伦理，那么，在《白雪的赞歌》和《深深的山谷》中，郭小川一直坚持让革命价值伦理战胜个体价值伦理，并且以光明的结局和人物的彻悟冲淡曾经的心灵纠结和动荡，纯化了故事的价值取向。这种选择，在当时是一种“政治正确”，也必须这样写。同时，这也是郭小川在当时的选择的立场。在他的心里，他还是认为革命和战斗是有意义的。“五十年代郭小川的《致大海》《雪与山谷》《一个和八个》等作品的取材角度和阐发的主题也不例外，他正是从革命战士的生活道路和人生哲学这一侧面来把握和思考他所生活的时代的。与《致青年公民》等不同的是，在这些作品中，郭小川强调了人生道路的复杂，强调高贵品质、优美情操、丰富纯洁感情的获得和发展，要经历磨难和考验，是生活冲突锤击锻打的结果。”② 对于植来说，知识分子医生的出现和感情纠葛只不过是漫长革命旅程中的一次考验和磨炼，最终是为了把她锻造成更为坚定的革命战士，可以配得上丈夫，与之并肩战斗；对于大刘来说，与知识分子的苦恋，也只不过是一次迷雾和耻辱，阳光一来，迷雾自会散去，她会重新恢复信心和意志，她会知道自己的队伍到底在哪里，会迎来美好而晴朗的黎明。
在这个角度上，我们不得不说，郭小川的一重面孔是一个信仰革命的“圣徒般的战士”：“在郭小川的心目中，共产党是‘人类的希望’，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是世界上最为圣洁的事业，因此，他大声宣称：‘党的一根毫发/也不能任人损伤！’”③这也是他为什么在作协担任秘书长一职时，对于右派的斗争也是很激烈的。
二
《深深的山谷》和《白雪的赞歌》两首诗都刻画了爱情中的女性形象，对女性心理的描写也很细腻。异性的心理一直是郭小川时常感到奇妙的事情，如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又到默涵处谈近一小时。谈到男女关系这个问题，这是多么丰富的生活啊！人在这个问题上都是如此敏锐，妻子对丈夫的一举一動都是理解的。而女孩子都喜欢叔叔，男孩子都喜欢阿姨。异性之间的这种奇妙的关系，是作家写不尽的。”就在写下这段日记的当晚，他就“很想写这样一个故事，共产党员如何处理爱情生活”④。因此，他很快写出了《白雪的赞歌》。
《深深的山谷》是以大刘回忆的视角来写她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爱恋。有她蓦然的怦然心动：“在战争中最怕遭受意外的袭击，/男性的突然目光也常使人战栗。/他的这锐利的奇异的一瞥呀，/竟使我的心久久不能平息”；有她初涉爱情的忐忑、甜蜜与忧伤：“我一点也记不得他怎样把我呼唤，/也不知道我怎样跟他走到延河边，/我只能顺从地等待着，承受着，/他那表白爱情的火一般的语言，/他那强有力的拥抱和热烈的吻，/啊，我的心真是又幸福、又狂乱！/当我清醒些时，才投在他的怀中，/哭泣我失去了少女的心的平安”；有她对恋人的努力理解和不忍舍弃，也有她对恋人自杀的愧悔：她在战斗结束后担心恋人的安危，因此当她找到他的时候“又惊又喜”，并想“婉转地向他做一番解释”，当她听见恋人绝望而冷静的别离之音后，她惊奇而恐惧。这些心理变化都很符合人物的内在逻辑。但是，当指导员呵斥了她并且极其冷淡地评价了自杀的知识分子之后，她的恢复信心和平静乐观却令人费解。
《白雪的赞歌》比《深深的山谷》涉及更丰富的生活图景，因而在女性隐秘心理方面表现得更丰富。首先是于植得知丈夫下落不明后的担忧恐惧。她在政治部主任那里听见这个消息时对丈夫遇难情景的想象，她在回到自己家后的担忧和慌乱，她在丈夫的信里寻找各种蛛丝马迹，她用异常狂热而忙碌的工作填补内心的空虚和悲伤，她在噩梦之后的彻底放下防备、歇斯底里、深深绝望都恰切到位地表现出一个柔弱女性对爱人的担惊受怕。她对爱人的充满焦虑的思念也很动人：“谁知道在那一片云彩的底下，/漫走着一个遥望天边的他？/他如果在那里向我招手致意，/我又怎样给他以回答？//喧闹的白天短暂而又充实，/夜晚就显得太长而又无限空虚，/但我一点也不怕那戏剧似的梦，/只是醒来的瞬间才使我畏惧。//当我走在村外的车路上，/我总希望跟他突然相逢，/离远看，很多行人的神态都相似，/走近来，个个都变得这样陌生。//当解放军走过我的面前，/我总要把每一张面孔看遍，/而每一张面孔都跟他很像，/却没有一张是他实在的容颜。//当有些男同志调往前方，/我总想请他们给我带封信；/但我鼓起勇气张开了口，/又说不出哪里有我的收信人。”
《白雪的赞歌》中最重要的情节是于植和医生之间发生的朦胧难言的情感。医生对于植孩子的治疗和照顾，打动了母亲的心，让她看到一个和自己想象的截然不同的男性。他的存在给了她依靠和助力，让她想把自己全部的经历全盘托出。当她发现医生不告而别后，她似乎惊悟自己对他的感情早已不是友情，她因此而恐惧而自责：“想到这，我禁不住告诫我自己：一刹那的摇摆也不能允许！/我自己的人啊，战争都快胜利，/你为什么还一点也没有信息！”尤其是医生离别后的一封信暗示了自己的情感，让这个有些恐怖的隐蔽角落不由揭开，使得于植没有任何躲藏和自我欺骗的余地，促使她斩断所有情思：“朋友，你的错误是你的这封信件，/世界上有许多事本来就不该说穿。/你这个虽说是光明磊落的行为，/却实在妨碍我们坦率地相见。//可是，这封信到底起了良好的作用，它使我们从根上斩断了爱的缰绳。/我跟这个医生可不一样呵，/那个遥远的战士早就占有了我的爱情。”这些很符合女性私密的心理，把一个无助妻子的感情上的犹疑和忐忑用心理细节展现出来。
和《深深的山谷》一样，描写男女感情的时候，郭小川都能悠然而自信地走进女性的内心世界，心理刻画细腻、妥帖而隐秘；然而，只要写到革命或党给女性带来的改变，郭小川就变得有些匆忙，不屑于再去一一揭开女性的心灵图层，而是粗暴地让革命和党性的光明照射下来，于是光明驱走心灵的幽暗，一切沟壑变得一览无余、简单明朗、乐观积极。例如，在《白雪的赞歌》中，在得知丈夫下落不明后的许多天后，于植梦到了丈夫，却从梦中哭醒，于是她强忍的几个月的平静被粉碎了，担忧和惧怕等消极的情绪涌上心头：“但是，胜利的日子好像还很远，/我已经耐不住这悠长的时间。”“这一切当然也还是难以预料，/而我的信念怎样也不该动摇，/可是，为了索取最低限度的安慰，/我实在是从所未有的焦躁。”但就在她沉浸在绝望中不能自拔时，作者瞬间笔端一转，提及报社的党组织和年轻的编辑同志的镇定和沉着。于是于植从中受到了鼓舞，迅速从悲伤中走出：“想到这个神圣的艰巨的战争，/我的神志终于恢复了清醒，/为了亿万人的解放事业，/个人的悲欢又何足轻重！” 三
在《白雪的赞歌》和《深深的山谷》中，女性的柔弱和动摇总是紧接着革命的感化和信念的重拾，对光明的怀疑总是紧随着更为光明的启示。这使得我们在读诗的时候，会发现有两个声部在此起彼伏，相互辩驳，而且不出意外的是，总是政治光明的一面压倒心灵阴暗的一面。
这种叙事声音的复调在《深深的山谷》一诗中表现得很明显，通过大刘和知识分子两个人之间的立场对立流露出来。
大刘和知识分子同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并且迅速收获了爱情。但是，两个人之间很快有了裂痕，因为他们慢慢发现两个人之间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
第一次裂痕关于要不要服从组织分配离开延安上前线。大刘慨然同意，因为她立志要当一个女游击队员。然后，知识分子却用讥讽的神情看她，并且说：“世界决不是如你想象的那样光明。/就在延安，也没有我们多少发展的余地，/但这里自由而平静，至少不会受到嘲弄；/而前方呢，那里没有知识分子的荣耀，/会冲锋陷阵的，才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大刘和爱人讨论的是知识分子的价值。对大刘来说，知识分子更不应该懦怯和动摇，要无条件地服从组织的安排，爱人的这些话是卑鄙的个人主义。这一次，知识分子屈从了，决心改变自己，“消除心中的阴影”“在艰巨的斗争中变成朴素和纯洁”。
然而，当他们一起来到太行山根据地，他们遇到了第二次裂痕。以大刘被批准入党为引爆点，他们探讨了革命的意义。大刘认为他们都会入党，积极入党应该是个政治问题，而非儿戏。但是，在知识分子那里，他一直认为自己“长了一颗永远落后的脑袋”，“我本来是一匹沙漠上的马，/偏偏想到海洋的波浪上驰驱”。这一次，知识分子无意间透露出自己对于身处的世界的隔膜。他觉得入党也好、革命也好，首先应该考虑的是自己的价值和意愿。同样，这一次，知识分子抱着改变自己的态度，再一次屈从，幻想着能够缩短和大刘之间的距离。
然而，他的努力付诸流水，最终他发现他从未了解过大刘：“过去，我一直认为你单纯得如一张白纸，/其实，这都是我的愚蠢和过错。/你是这个时代的真正的主人，/你安于这个时代，跟它完全调和；/我呢，我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人，/在这个世界里无非是行商和过客。”他再一次谈到革命的意义。他选择革命的原因不是所谓的共产主义信仰，而是在黑暗的社会中他也毫无出路，为了争取实现自己生命的意义，他“才向革命索取对于我的酬劳”，然而，在尖锐的斗争面前，他发现，必须要用服从和自我牺牲来换取胡闹，在他看来，这是一场太严肃的胡鬧。因此，他“怕在突围中被乱枪打死，/因为那样不符合他一生的抱负”；他怕“那无尽的革命和斗争的日子”，因为那对于他来说是“一段没有目的地的旅途”。
知识分子和大刘每一次讨论的出发点都是自己：“我爱你，是因为我绝对地忠实于自己，/我绝不戏弄这只有一次的人生”；“第一，那要首先给我立功的条件，/第二，也要看我自己高兴不高兴”；“我当然也可以支付我的一切，/但那仅仅是为了我个人的需要，/只有先给我的欲望以满足，/我才肯去把英雄的业绩创造”；“当然，我也不愿意去当革命的叛徒，/因为，那对于我跟革命一样没有意义”。尊重自己、看重自己的知识分子看到了集体主义的革命伦理和个人主义的伦理之间的抵牾，他看不到战斗的欢欣和生命的意义，也找不到在这个乱世中的立身之地，因此他只能选择死亡。
在《白雪的赞歌》中，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两种不同的价值之间的对立，不是以男女主人公的差别、争吵表现出的，而是集中在于植一人身上，通过她不断变化的心理流露出来。因为，在《白雪的赞歌》中所有的人都主张牺牲个体和私人情感，融入集体主义中去。如前所述，一旦于植沉浸在对于丈夫的担忧和对于革命未来的忧虑之中，她很快就能遇到拯救者，或是坚毅的政治部主任，或是报社的党组织和年轻编辑，或是深深折服于主任的医生，或是自己刚毅顽强的丈夫。总之，他们的行为和言语使得于植始终站在了革命的一方，她的痛苦不像《深深的山谷》中的知识分子，自我认知的生命价值与革命发生尖锐冲突，于植始终把革命看成自己生命的价值，只不过她作为一个女子的性格的柔弱让她经历了很多“考验”。因此，只要她经过了“考验”，她就可以有欢欣的结局和美丽的赞歌。郭小川曾说，《白雪的赞歌》中的女人其实是他自己。这可说是真实的经历。“心情是我的，经历是蕙君的。”⑤ 这也就不难理解，当写到于植对于丈夫的思念和担忧时，诗歌语言就纤弱细腻；然而一旦于植被神圣的革命感化，语言就变得坚硬起来，毕竟这是郭小川的化身。尤其是于植参与到农村土改中的那一章节：“啊，这几百个白天和黑夜，/我真的和这个伟大的集体相凝结，/现在，我才粗粗地懂得了：/生活中确有一种忘我的境界。//这些珍贵的日子，/永远永远刻在我的记忆里，/在未来的革命家的生涯中，/我也将永远永远跟人民在一起。”
有学者将郭小川叙事诗中的不同的声音称作“弱复调”，并且指出，不乏雄风的战士诗人郭小川，之所以选择女性纤细的笔锋，是想借委婉而缠绵的“女性味”来说出自己“在情感上对个体价值的依恋，对人的生活和情感的复杂性的尊重”⑥。诗人之所以在1957年集中创作这样的叙事诗，和他在作协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作为一个作协的秘书长，周扬和刘白羽希望他能够承担起斗争的任务，也希望他能够安心地做党的驯服工具，“叫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鼓足干劲去做，绝不说一句违反团结的话，做一点违反团结的事”⑦。但是，从一个理想主义的诗人和普通人的良知出发，他又死死地抓住内心的一套价值标准，保持独立思考的清醒。在1957年的日记中，他常常吐露对于作协工作的不满和困惑：“艰难和复杂”“不安”“心情非常之坏”“苦闷”“迷乱”“疲惫不堪”“吃力”“厌恶”“紧张”“痛苦”等字眼比比皆是。⑧可见，正是因为诗人心中尚存的对于个体价值的敬重，才让这个时期的叙事诗中有了不一样的声音。正是这一时期的身份焦虑以及对于自身价值的反思促使他在《深深的山谷》中借知识分子之口一吐为快。
然而，归根结底，郭小川依然是追随时代的，“他在体察现实、思考问题的时候，常常守住的一个重要基点是：坚持党与革命领袖的英明正确，总在努力设法跟上时代的脚步”⑨。正是这样紧跟时代，他渐渐放弃了1957年这些叙事诗中的独立思考，丧失了可贵的心灵复调，在20世纪60年代和“文革”时期的诗歌创作很少这样灵魂撕裂的佳作。难怪学者们不禁为此惋惜：“可惜的是，由于个人及历史的局限，郭小川终生未能达到完整而独立的人格境界。”⑩
{1}④⑤ 郭小川：《郭小川全集》，卷九（日记，1957—1958），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1-62页。另外，本文引诗《深深的山谷》和《白雪的赞歌》均来自《郭小川全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7页，第207页。
② 洪子诚：《论郭小川五十年代的诗歌创作》，《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6期，第32页。
③⑨⑩ 杨守森：《论郭小川建国后的心路历程》，《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113页。第115页，第116页。
⑥ 夏中义：《革命伦理与个体伦理的心史复调——论郭小川1957年三首叙事长诗及诗人命运》，《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112页。
⑦ 郭小川：《我的思想检查——在作协十二级以上党员扩大会议上》，《郭小川全集》（卷12），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5-46页。
⑧ 参见郭小川：《郭小川全集》（卷9）（日记，1957—1958）第5-259页；另外参看郭晓惠编著：《郭小川画传：一个人和一个时代》，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104-136页。
作 者：王 静，南开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水 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关键词：郭小川 个体主义 集体主义 焦虑
《深深的山谷》和《白雪的赞歌》是郭小川写于1957年的两首长篇叙事诗，这两首诗在叙事内容、角色设定、叙事声音等诸多方面具有可比之处。可以说，这两首诗是郭小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内心矛盾和灵魂焦虑的展现，渗透着作为政治官员与作为心灵诗人的两种不同价值伦理的抵牾，同时也浓缩着那个年代追求革命的左翼知识分子的苦涩记忆。
一
两首叙事诗在叙事内容上具有相似性。
首先，他们都设置了一女二男的三角关系。《深深的山谷》中女主角大刘，跟一个有着“一双锐利的大眼睛”的“不平凡”的知识分子有过刻骨铭心的爱恋，但最终大刘的丈夫却是有点粗暴的指导员；《白雪的赞歌》中的女主人公于植深深地爱着自己的丈夫，并在丈夫被俘之后依然矢志不渝地等待他回来。但是，在两年的等待过程中，她和知识分子医生之间产生了暧昧微妙的感情。
其次，这样的三角关系并没有复杂纠结的感情抉择，甚至没有任何比较、衡量。女主人公最终选择的从来不是知识分子，而是一个跟自己志同道合的革命者。在《深深的山谷》中，大刘的确曾经深爱着知识分子，也从来没有否认两人的感情：“我们的爱情也曾经开满了鲜花，/他的持久的炽热的热情，/简直把我的整个身心融化。”但是，当她安慰因感情创伤而痛苦的小云时，她却把自己的爱情称作“沉迷”和“耻辱”：“也许，你以为我过于幸福，/全不懂得你身上的痛苦。/不，我也有过可怕的记忆，/压在我的心上，艰难地走过长途。/就在那战争的严峻的日子里，爱情也曾把我的生活蒙上迷雾。/我战斗过，我有过光荣，/可是我也沉迷过，也有过耻辱。”知识分子以自己决绝的跳崖自杀而结束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因此大刘不用在他们两者之间权衡，最后选择了指导员，虽然他是个很普通的人，而且自己也是“经过长久的考虑才爱上他的”，但是他们“走的是共同的人生的道路”，所以他们的生活很幸福。
《白雪的赞歌》要比《深深的山谷》更为复杂一点，知识分子医生一开始并没有引起于植的青睐和关注，在后者的眼中，“这肩膀很宽的精壮的汉子，/好像缺少一种男性的力量”，并且腼腆沉默的性格也令她疑惑，但是经过医生全力救治自己的孩子一事，她慢慢地发现这个人的优点：“他走了，我望着他那宽大的背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歉疚的感情，/我曾经错误地把他当成冷淡的人，/其实，他是一条烈火般的生命。”在于植的心里，医生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于她是一种坚强的力量，为此她深深感激。也许，在每日的你来我往中，在绝望无助以至于倾心依赖的点滴中，于植对医生的感情早已不再是简简单单的友情，但是医生微微流露心曲的信捅破了两人心照不宣的窗户纸，让于植在惊愕和恐惧中斩断了自己对医生的情思，并自责于这种动摇和迷乱，决心重新等待丈夫回来。这些情感曲折和内心纠缠的确比《深深的山谷》要复杂一些。但是，最后的结局却和后者相似。医生牺牲了自己的情感，自动退出，并且全心全意帮助于植和丈夫重逢，使得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明朗化。
再次，两者对于知识分子的刻画都有“弱质化”的倾向。《白雪的赞歌》中，知识分子一出场就是“困惑而忧伤的眼神”“缺少男性的力量”、文静、腼腆、“温情主义”。相反，于植的丈夫是个出名的县委书记，有着男性的野性和强力，他不惧怕战争的烽火：“我是机关枪，/我永远发射着，为了党也为了你的爱。”“我认为人的职业就是战斗，/以进攻的姿态冲开路途上的关口，/活着的时候是生机勃勃，/就是死了，信念也会永垂不朽。”《白雪的赞歌》中的医生之弱，更多地体现在外在气质上，阴柔、腼腆而又忧伤。《深深的山谷》中的知识分子与之不同。他的“弱质”体现在他矛盾的思想和犹疑的立场上。和有着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的大刘相比，知识分子有些“懦怯和动摇”，他不想离开延安到前线冲锋陷阵，因为他觉得那里并没有知识分子的荣耀，他也恐惧自己被流弹打死；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入党，他不想为了一个集体而牺牲掉自己，用服从和自我牺牲去换取光荣不过是“一场太严肃的胡闹”“无尽的革命和斗争的日子”，对他来说只是“一段没有目的地的旅途”。最終，他因为自己的矛盾而在革命的世界丧失了立足之地，只能跳崖自杀。但是，这一行为在粗野的指导员眼里是逃避、软弱和消极。
最后，两首诗歌中都有一个党员拯救者形象。在《深深的山谷》中是那个略显粗暴的指导员。他以男性的强狠斥责着悲伤哭泣的大刘，并且在得知大刘的爱人自杀后，说：“可惜，这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但也是一个软弱无能的傻瓜。/走吧！叛变，逃跑，消极又能怎样呢？/革命还不一样要生根开花。”正是听了这句话，大刘的“勇气重又上升，/我的意志又完全恢复清醒。/我跟他进入我们的英勇的连队，/我跟着他们跑步下了山岭，/我们冲破了敌军的重重封锁，/我们的主力又来把我们接应。/在平原上一个不熟悉的小村里，/我们迎来了一个美好而晴朗的黎明。”《白雪的赞歌》中对应的人物是政治部主任。他像一个慈父一样给予植以精神的力量，在告诉她丈夫的遭遇后，他坚毅的话又让于植感到宽舒；他要去哈尔滨治病时，于植感到自己“生活的河流又有了波纹”；在听说主任献身革命的无私无畏之后，她“决心抱着主任式的英勇，/投身于农村的革命风浪之中。/于是，我好像一只海上的水鸟，/连每根毛发都挂满战斗的旋风”。主任的人格和党性也影响到医生。医生不仅为他大无畏的奉献精神所折服，而且把他的教导牢记在心，在于植吐露自己对丈夫的担忧时，他说：“要执着地信任自己的希望，/要执着地信任我们的人的力量，/不要轻易相信没有证实的消息，/不要轻易相信一个人的死亡。”主任、于植和她丈夫这些共产党员的人性光辉感动了他，并且“照亮了他的一生”。但是，两首诗中，被拯救者的转变都很生硬、牵强。例如在《白雪的赞歌》中，于植听到丈夫的噩耗之后，本来悲伤难抑，但是很快想到政治部主任曾经夸她勇敢，又听到他坚毅的话，就立即轻松地聊天了，太过刻意。《深深的山谷》中大刘在爱人自杀后的转变也很突然，没有任何心理活动的铺垫，以至于让我们看不出一个如此粗暴无人性的指导员何以能抚慰悲伤的大刘。难怪郭小川把此诗拿给唐祈时，后者提出意见“在男的跳崖以后，写一点女的心情。另外，他主张男的之所以跳崖，把导火线写出来。还有入党的时候，最好写一点女的内心的变化”①。 假如我们把于植、大刘、指导员、县委书记、政治部主任等人对于革命的无私献身和执着追求，对于党的坚定信念和不假思索的服从当成一种革命价值伦理，而把医生和于植那段朦胧温暖的相互依赖、大刘的心上人的动摇矛盾当成一种个体价值伦理，那么，在《白雪的赞歌》和《深深的山谷》中，郭小川一直坚持让革命价值伦理战胜个体价值伦理，并且以光明的结局和人物的彻悟冲淡曾经的心灵纠结和动荡，纯化了故事的价值取向。这种选择，在当时是一种“政治正确”，也必须这样写。同时，这也是郭小川在当时的选择的立场。在他的心里，他还是认为革命和战斗是有意义的。“五十年代郭小川的《致大海》《雪与山谷》《一个和八个》等作品的取材角度和阐发的主题也不例外，他正是从革命战士的生活道路和人生哲学这一侧面来把握和思考他所生活的时代的。与《致青年公民》等不同的是，在这些作品中，郭小川强调了人生道路的复杂，强调高贵品质、优美情操、丰富纯洁感情的获得和发展，要经历磨难和考验，是生活冲突锤击锻打的结果。”② 对于植来说，知识分子医生的出现和感情纠葛只不过是漫长革命旅程中的一次考验和磨炼，最终是为了把她锻造成更为坚定的革命战士，可以配得上丈夫，与之并肩战斗；对于大刘来说，与知识分子的苦恋，也只不过是一次迷雾和耻辱，阳光一来，迷雾自会散去，她会重新恢复信心和意志，她会知道自己的队伍到底在哪里，会迎来美好而晴朗的黎明。
在这个角度上，我们不得不说，郭小川的一重面孔是一个信仰革命的“圣徒般的战士”：“在郭小川的心目中，共产党是‘人类的希望’，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是世界上最为圣洁的事业，因此，他大声宣称：‘党的一根毫发/也不能任人损伤！’”③这也是他为什么在作协担任秘书长一职时，对于右派的斗争也是很激烈的。
二
《深深的山谷》和《白雪的赞歌》两首诗都刻画了爱情中的女性形象，对女性心理的描写也很细腻。异性的心理一直是郭小川时常感到奇妙的事情，如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又到默涵处谈近一小时。谈到男女关系这个问题，这是多么丰富的生活啊！人在这个问题上都是如此敏锐，妻子对丈夫的一举一動都是理解的。而女孩子都喜欢叔叔，男孩子都喜欢阿姨。异性之间的这种奇妙的关系，是作家写不尽的。”就在写下这段日记的当晚，他就“很想写这样一个故事，共产党员如何处理爱情生活”④。因此，他很快写出了《白雪的赞歌》。
《深深的山谷》是以大刘回忆的视角来写她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爱恋。有她蓦然的怦然心动：“在战争中最怕遭受意外的袭击，/男性的突然目光也常使人战栗。/他的这锐利的奇异的一瞥呀，/竟使我的心久久不能平息”；有她初涉爱情的忐忑、甜蜜与忧伤：“我一点也记不得他怎样把我呼唤，/也不知道我怎样跟他走到延河边，/我只能顺从地等待着，承受着，/他那表白爱情的火一般的语言，/他那强有力的拥抱和热烈的吻，/啊，我的心真是又幸福、又狂乱！/当我清醒些时，才投在他的怀中，/哭泣我失去了少女的心的平安”；有她对恋人的努力理解和不忍舍弃，也有她对恋人自杀的愧悔：她在战斗结束后担心恋人的安危，因此当她找到他的时候“又惊又喜”，并想“婉转地向他做一番解释”，当她听见恋人绝望而冷静的别离之音后，她惊奇而恐惧。这些心理变化都很符合人物的内在逻辑。但是，当指导员呵斥了她并且极其冷淡地评价了自杀的知识分子之后，她的恢复信心和平静乐观却令人费解。
《白雪的赞歌》比《深深的山谷》涉及更丰富的生活图景，因而在女性隐秘心理方面表现得更丰富。首先是于植得知丈夫下落不明后的担忧恐惧。她在政治部主任那里听见这个消息时对丈夫遇难情景的想象，她在回到自己家后的担忧和慌乱，她在丈夫的信里寻找各种蛛丝马迹，她用异常狂热而忙碌的工作填补内心的空虚和悲伤，她在噩梦之后的彻底放下防备、歇斯底里、深深绝望都恰切到位地表现出一个柔弱女性对爱人的担惊受怕。她对爱人的充满焦虑的思念也很动人：“谁知道在那一片云彩的底下，/漫走着一个遥望天边的他？/他如果在那里向我招手致意，/我又怎样给他以回答？//喧闹的白天短暂而又充实，/夜晚就显得太长而又无限空虚，/但我一点也不怕那戏剧似的梦，/只是醒来的瞬间才使我畏惧。//当我走在村外的车路上，/我总希望跟他突然相逢，/离远看，很多行人的神态都相似，/走近来，个个都变得这样陌生。//当解放军走过我的面前，/我总要把每一张面孔看遍，/而每一张面孔都跟他很像，/却没有一张是他实在的容颜。//当有些男同志调往前方，/我总想请他们给我带封信；/但我鼓起勇气张开了口，/又说不出哪里有我的收信人。”
《白雪的赞歌》中最重要的情节是于植和医生之间发生的朦胧难言的情感。医生对于植孩子的治疗和照顾，打动了母亲的心，让她看到一个和自己想象的截然不同的男性。他的存在给了她依靠和助力，让她想把自己全部的经历全盘托出。当她发现医生不告而别后，她似乎惊悟自己对他的感情早已不是友情，她因此而恐惧而自责：“想到这，我禁不住告诫我自己：一刹那的摇摆也不能允许！/我自己的人啊，战争都快胜利，/你为什么还一点也没有信息！”尤其是医生离别后的一封信暗示了自己的情感，让这个有些恐怖的隐蔽角落不由揭开，使得于植没有任何躲藏和自我欺骗的余地，促使她斩断所有情思：“朋友，你的错误是你的这封信件，/世界上有许多事本来就不该说穿。/你这个虽说是光明磊落的行为，/却实在妨碍我们坦率地相见。//可是，这封信到底起了良好的作用，它使我们从根上斩断了爱的缰绳。/我跟这个医生可不一样呵，/那个遥远的战士早就占有了我的爱情。”这些很符合女性私密的心理，把一个无助妻子的感情上的犹疑和忐忑用心理细节展现出来。
和《深深的山谷》一样，描写男女感情的时候，郭小川都能悠然而自信地走进女性的内心世界，心理刻画细腻、妥帖而隐秘；然而，只要写到革命或党给女性带来的改变，郭小川就变得有些匆忙，不屑于再去一一揭开女性的心灵图层，而是粗暴地让革命和党性的光明照射下来，于是光明驱走心灵的幽暗，一切沟壑变得一览无余、简单明朗、乐观积极。例如，在《白雪的赞歌》中，在得知丈夫下落不明后的许多天后，于植梦到了丈夫，却从梦中哭醒，于是她强忍的几个月的平静被粉碎了，担忧和惧怕等消极的情绪涌上心头：“但是，胜利的日子好像还很远，/我已经耐不住这悠长的时间。”“这一切当然也还是难以预料，/而我的信念怎样也不该动摇，/可是，为了索取最低限度的安慰，/我实在是从所未有的焦躁。”但就在她沉浸在绝望中不能自拔时，作者瞬间笔端一转，提及报社的党组织和年轻的编辑同志的镇定和沉着。于是于植从中受到了鼓舞，迅速从悲伤中走出：“想到这个神圣的艰巨的战争，/我的神志终于恢复了清醒，/为了亿万人的解放事业，/个人的悲欢又何足轻重！” 三
在《白雪的赞歌》和《深深的山谷》中，女性的柔弱和动摇总是紧接着革命的感化和信念的重拾，对光明的怀疑总是紧随着更为光明的启示。这使得我们在读诗的时候，会发现有两个声部在此起彼伏，相互辩驳，而且不出意外的是，总是政治光明的一面压倒心灵阴暗的一面。
这种叙事声音的复调在《深深的山谷》一诗中表现得很明显，通过大刘和知识分子两个人之间的立场对立流露出来。
大刘和知识分子同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并且迅速收获了爱情。但是，两个人之间很快有了裂痕，因为他们慢慢发现两个人之间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
第一次裂痕关于要不要服从组织分配离开延安上前线。大刘慨然同意，因为她立志要当一个女游击队员。然后，知识分子却用讥讽的神情看她，并且说：“世界决不是如你想象的那样光明。/就在延安，也没有我们多少发展的余地，/但这里自由而平静，至少不会受到嘲弄；/而前方呢，那里没有知识分子的荣耀，/会冲锋陷阵的，才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大刘和爱人讨论的是知识分子的价值。对大刘来说，知识分子更不应该懦怯和动摇，要无条件地服从组织的安排，爱人的这些话是卑鄙的个人主义。这一次，知识分子屈从了，决心改变自己，“消除心中的阴影”“在艰巨的斗争中变成朴素和纯洁”。
然而，当他们一起来到太行山根据地，他们遇到了第二次裂痕。以大刘被批准入党为引爆点，他们探讨了革命的意义。大刘认为他们都会入党，积极入党应该是个政治问题，而非儿戏。但是，在知识分子那里，他一直认为自己“长了一颗永远落后的脑袋”，“我本来是一匹沙漠上的马，/偏偏想到海洋的波浪上驰驱”。这一次，知识分子无意间透露出自己对于身处的世界的隔膜。他觉得入党也好、革命也好，首先应该考虑的是自己的价值和意愿。同样，这一次，知识分子抱着改变自己的态度，再一次屈从，幻想着能够缩短和大刘之间的距离。
然而，他的努力付诸流水，最终他发现他从未了解过大刘：“过去，我一直认为你单纯得如一张白纸，/其实，这都是我的愚蠢和过错。/你是这个时代的真正的主人，/你安于这个时代，跟它完全调和；/我呢，我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人，/在这个世界里无非是行商和过客。”他再一次谈到革命的意义。他选择革命的原因不是所谓的共产主义信仰，而是在黑暗的社会中他也毫无出路，为了争取实现自己生命的意义，他“才向革命索取对于我的酬劳”，然而，在尖锐的斗争面前，他发现，必须要用服从和自我牺牲来换取胡闹，在他看来，这是一场太严肃的胡鬧。因此，他“怕在突围中被乱枪打死，/因为那样不符合他一生的抱负”；他怕“那无尽的革命和斗争的日子”，因为那对于他来说是“一段没有目的地的旅途”。
知识分子和大刘每一次讨论的出发点都是自己：“我爱你，是因为我绝对地忠实于自己，/我绝不戏弄这只有一次的人生”；“第一，那要首先给我立功的条件，/第二，也要看我自己高兴不高兴”；“我当然也可以支付我的一切，/但那仅仅是为了我个人的需要，/只有先给我的欲望以满足，/我才肯去把英雄的业绩创造”；“当然，我也不愿意去当革命的叛徒，/因为，那对于我跟革命一样没有意义”。尊重自己、看重自己的知识分子看到了集体主义的革命伦理和个人主义的伦理之间的抵牾，他看不到战斗的欢欣和生命的意义，也找不到在这个乱世中的立身之地，因此他只能选择死亡。
在《白雪的赞歌》中，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两种不同的价值之间的对立，不是以男女主人公的差别、争吵表现出的，而是集中在于植一人身上，通过她不断变化的心理流露出来。因为，在《白雪的赞歌》中所有的人都主张牺牲个体和私人情感，融入集体主义中去。如前所述，一旦于植沉浸在对于丈夫的担忧和对于革命未来的忧虑之中，她很快就能遇到拯救者，或是坚毅的政治部主任，或是报社的党组织和年轻编辑，或是深深折服于主任的医生，或是自己刚毅顽强的丈夫。总之，他们的行为和言语使得于植始终站在了革命的一方，她的痛苦不像《深深的山谷》中的知识分子，自我认知的生命价值与革命发生尖锐冲突，于植始终把革命看成自己生命的价值，只不过她作为一个女子的性格的柔弱让她经历了很多“考验”。因此，只要她经过了“考验”，她就可以有欢欣的结局和美丽的赞歌。郭小川曾说，《白雪的赞歌》中的女人其实是他自己。这可说是真实的经历。“心情是我的，经历是蕙君的。”⑤ 这也就不难理解，当写到于植对于丈夫的思念和担忧时，诗歌语言就纤弱细腻；然而一旦于植被神圣的革命感化，语言就变得坚硬起来，毕竟这是郭小川的化身。尤其是于植参与到农村土改中的那一章节：“啊，这几百个白天和黑夜，/我真的和这个伟大的集体相凝结，/现在，我才粗粗地懂得了：/生活中确有一种忘我的境界。//这些珍贵的日子，/永远永远刻在我的记忆里，/在未来的革命家的生涯中，/我也将永远永远跟人民在一起。”
有学者将郭小川叙事诗中的不同的声音称作“弱复调”，并且指出，不乏雄风的战士诗人郭小川，之所以选择女性纤细的笔锋，是想借委婉而缠绵的“女性味”来说出自己“在情感上对个体价值的依恋，对人的生活和情感的复杂性的尊重”⑥。诗人之所以在1957年集中创作这样的叙事诗，和他在作协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作为一个作协的秘书长，周扬和刘白羽希望他能够承担起斗争的任务，也希望他能够安心地做党的驯服工具，“叫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鼓足干劲去做，绝不说一句违反团结的话，做一点违反团结的事”⑦。但是，从一个理想主义的诗人和普通人的良知出发，他又死死地抓住内心的一套价值标准，保持独立思考的清醒。在1957年的日记中，他常常吐露对于作协工作的不满和困惑：“艰难和复杂”“不安”“心情非常之坏”“苦闷”“迷乱”“疲惫不堪”“吃力”“厌恶”“紧张”“痛苦”等字眼比比皆是。⑧可见，正是因为诗人心中尚存的对于个体价值的敬重，才让这个时期的叙事诗中有了不一样的声音。正是这一时期的身份焦虑以及对于自身价值的反思促使他在《深深的山谷》中借知识分子之口一吐为快。
然而，归根结底，郭小川依然是追随时代的，“他在体察现实、思考问题的时候，常常守住的一个重要基点是：坚持党与革命领袖的英明正确，总在努力设法跟上时代的脚步”⑨。正是这样紧跟时代，他渐渐放弃了1957年这些叙事诗中的独立思考，丧失了可贵的心灵复调，在20世纪60年代和“文革”时期的诗歌创作很少这样灵魂撕裂的佳作。难怪学者们不禁为此惋惜：“可惜的是，由于个人及历史的局限，郭小川终生未能达到完整而独立的人格境界。”⑩
{1}④⑤ 郭小川：《郭小川全集》，卷九（日记，1957—1958），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1-62页。另外，本文引诗《深深的山谷》和《白雪的赞歌》均来自《郭小川全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7页，第207页。
② 洪子诚：《论郭小川五十年代的诗歌创作》，《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6期，第32页。
③⑨⑩ 杨守森：《论郭小川建国后的心路历程》，《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113页。第115页，第116页。
⑥ 夏中义：《革命伦理与个体伦理的心史复调——论郭小川1957年三首叙事长诗及诗人命运》，《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112页。
⑦ 郭小川：《我的思想检查——在作协十二级以上党员扩大会议上》，《郭小川全集》（卷12），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5-46页。
⑧ 参见郭小川：《郭小川全集》（卷9）（日记，1957—1958）第5-259页；另外参看郭晓惠编著：《郭小川画传：一个人和一个时代》，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104-136页。
作 者：王 静，南开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水 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