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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展如今早已成为美术界人士熟悉无比的作品展现形式，但是如果我们翻开早已泛黄的民国美术史，却也会惊喜地发现，纵然那是一个漂泊动荡的年代，但那里的展览依旧风情万千，丝毫不比今日之大展、特展和巡展之流逊色，更令人感叹的是，这里不仅表现着那一代画者的作品水平，更承载着他们之于国家美术的美好祈愿。
1910年，南洋劝业博览会在江宁（今南京）拉开了近代中国大型博览会之序幕，亦可视之为现代意义上的博览会步入中华大地的基本原点。那一次盛会中，主办者设置了“美术”门类，但所展之物多为陶瓷、织染和手工业产品，原本应当出现的书画却意外地缺席了本次盛会，或许这也是展会“奖劝农工，振兴实业”宗旨带来的后果吧。但无妨，十余年之后，中国的美术界将用他们的宏大行动，开启一段关于展览会的恢弘故事。
蜂起之展
1919年晓春之时，由美术画赛会更名而来的苏州美术会在苏州“旧皇宫”举办了一场融洽中西画的美术展览。有论者认为这便是近代中国全国性美术展览的正式开始。虽然，史载这场展览的参展画家均为中国本土画家，但其间之于西洋美术画的强调与尊重却成为不可忽视的一大现象，中西画作同台同场展示，或有冲突之处，但总显得彼此融洽和谐和，这也是此展所提倡的“提倡画术，互相策励，仅资浏览，不加评判”的结果。这种大胆的尝试也让日后的中国画家，更多开始关注画展，特别是中西结合的画展的存在价值。
天马会曾于1919年至1928年间连续在上海举办了九届展览会，所展之作品涵括了中国画、西洋画、折衷画、国粹画和图案画等。这成为了当时美术社团所办展览中数一数二者，高剑父、康有为、俞剑华等名人当时均予以其极高的盛赞。其中的缘由一来是参展规格的要求较高，二来是由于天马会之性质，其肇始于美术展会，又具有强烈的变革理念，故其能够将美术展览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语境下办得如此成功。
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是不得不提的重要展览，中国画学研究会于1920年、1922年、1924年和1926年分别于北京、上海和东京等地举办了由中日两国画家共同参与的美术展览。那是一个中国画家自叹“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的年代，社团成员便试图通过海外的力量和思想来扭转中国画的颓势。因此才有了这场累计举办多达四届的画展。《湖社月刊》曾载金城好友渡边晨亩对此展览之评论：“文学美术上中日之握手联欢，不但防止东方固有文化之衰颓，并可挽回世道人心渐趋下。”
相对于这种规模宏大，影响甚广的美展，地方性社团所办之展览亦是风起云涌，令人叹服。以广东为例，1921年，由留洋画家胡根天等人创设的赤社在今天广州北京路一带举办了广东史上第一个西洋画展，开启了广东画界赏析西洋油画之端倪，也启迪了广东画家应当如何实现艺术之中西合璧。据说，得益于画展的成功，来赤社报名学画的青年学子也迅猛增加了不少。
近代中国美术社团组织的展览，可谓是千万风情，每个展览都有着自己极其浓郁的个性风格。我们甚至不宜去简单评论他们的优劣与否，因为他们往往承载了不少关于梦想和努力的寄托。
众人之梦
为什么要办画展？这不仅是画展诞生的缘由，也是画展在那个年代饱受重视的缘故。这里面，既有表层的客观需要，也带有激情昂扬的理想，但无不涵括着近代中国美术社团及其成员们对于美术发展的追寻意念。
交流之需要是大量画展存在的首要因素。美术社团大量出现的重要缘由在于对于交流的渴望与需求，换而言之，画展作为一个业内人士交流探讨的最佳平台，几乎必然伴随着社团运动而迅猛发展。我们翻寻史料，能够发现一些社团甚至已经设立了定期展览的规定。
在近代中国的背景之下，画界内部的交流也正在变得多元，他们不再满足于往昔文人骚客的雅聚小酌，因为他们或亲眼，或听闻，展览的形式能够让他们的交流变得更具效率和品质，所以，近代美展便成为了大势所趋的一种艺术现象。
围绕着交流，一些先知的画家看到了中西融合的必要性。虽然当时西洋画在民众之中仍被冷落甚至唾弃，但有识之画者却意识到了由此借鉴和吸收技法的可能性。例如，东方画会虽然存在时间极短，但却用社展的形式，试图带动近代中国画家对于西洋美术的研究，当然他的重任在不久之后便被天马会所接过，并得到了更大的惊人发展。
阅览近代中国美术社团之成员，我们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社团发起者、核心者和倡导者往往都是一些兼具民族情怀和国际视野的留洋画家。他们在巴黎、东京、伦敦陆续看到了西洋美术的技法之美和组织交流形式的规范系统，便萌生了在中国开社团、办美展之念头。经此努力，才最终形成了我们今日所能睹见的近代展览场景。
刘海粟先生是近代中国美展的积极倡导者和支持者。他曾作文《为什么要开美术展览会》，其中谈到“为什么要举行美术展览会……美术可以安慰人们的绝望和悲哀，可以挽救人们的堕落。要使群众享受美术，只有到处去举行美术展览会。我们说，坚执着说：美术表现人生，也是为人生而表现。我们表现的目的，并不是供少数人的叹赏为满足，我们希望这混浊而黑暗的社会，因着美术的发达而清澄，而同化于光明之中。”概而言之，美展的公共价值在于开启民智。这也成为了近代美展蓬勃兴起的一个因素，尽管它并不能成为主导近代美展发展的关键原因。
例如前文谈及的赤社西洋画展，并对青年起到了很好的美育教导作用。让青年能够知晓何谓西洋之美术又何谓东方之艺术，令他们能够具有更为开拓的文化视野，这种愿景在当时的中国看来总是有几分幻想，但正是因为乱世中依旧能够存留着这些许的念头，才让后世的中国美术发展存下了希望。
近代社团的美术展览，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甚至可以作为一个民国的文化符号，标识着那代中国美术人的希望与期许，纵使是梦想遥不可及，但他们仍在默默地努力，试图扭转不利之局面。我想，这是我们在回眸这段展览史时，甚应关注的焦点。
1910年，南洋劝业博览会在江宁（今南京）拉开了近代中国大型博览会之序幕，亦可视之为现代意义上的博览会步入中华大地的基本原点。那一次盛会中，主办者设置了“美术”门类，但所展之物多为陶瓷、织染和手工业产品，原本应当出现的书画却意外地缺席了本次盛会，或许这也是展会“奖劝农工，振兴实业”宗旨带来的后果吧。但无妨，十余年之后，中国的美术界将用他们的宏大行动，开启一段关于展览会的恢弘故事。
蜂起之展
1919年晓春之时，由美术画赛会更名而来的苏州美术会在苏州“旧皇宫”举办了一场融洽中西画的美术展览。有论者认为这便是近代中国全国性美术展览的正式开始。虽然，史载这场展览的参展画家均为中国本土画家，但其间之于西洋美术画的强调与尊重却成为不可忽视的一大现象，中西画作同台同场展示，或有冲突之处，但总显得彼此融洽和谐和，这也是此展所提倡的“提倡画术，互相策励，仅资浏览，不加评判”的结果。这种大胆的尝试也让日后的中国画家，更多开始关注画展，特别是中西结合的画展的存在价值。
天马会曾于1919年至1928年间连续在上海举办了九届展览会，所展之作品涵括了中国画、西洋画、折衷画、国粹画和图案画等。这成为了当时美术社团所办展览中数一数二者，高剑父、康有为、俞剑华等名人当时均予以其极高的盛赞。其中的缘由一来是参展规格的要求较高，二来是由于天马会之性质，其肇始于美术展会，又具有强烈的变革理念，故其能够将美术展览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语境下办得如此成功。
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是不得不提的重要展览，中国画学研究会于1920年、1922年、1924年和1926年分别于北京、上海和东京等地举办了由中日两国画家共同参与的美术展览。那是一个中国画家自叹“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的年代，社团成员便试图通过海外的力量和思想来扭转中国画的颓势。因此才有了这场累计举办多达四届的画展。《湖社月刊》曾载金城好友渡边晨亩对此展览之评论：“文学美术上中日之握手联欢，不但防止东方固有文化之衰颓，并可挽回世道人心渐趋下。”
相对于这种规模宏大，影响甚广的美展，地方性社团所办之展览亦是风起云涌，令人叹服。以广东为例，1921年，由留洋画家胡根天等人创设的赤社在今天广州北京路一带举办了广东史上第一个西洋画展，开启了广东画界赏析西洋油画之端倪，也启迪了广东画家应当如何实现艺术之中西合璧。据说，得益于画展的成功，来赤社报名学画的青年学子也迅猛增加了不少。
近代中国美术社团组织的展览，可谓是千万风情，每个展览都有着自己极其浓郁的个性风格。我们甚至不宜去简单评论他们的优劣与否，因为他们往往承载了不少关于梦想和努力的寄托。
众人之梦
为什么要办画展？这不仅是画展诞生的缘由，也是画展在那个年代饱受重视的缘故。这里面，既有表层的客观需要，也带有激情昂扬的理想，但无不涵括着近代中国美术社团及其成员们对于美术发展的追寻意念。
交流之需要是大量画展存在的首要因素。美术社团大量出现的重要缘由在于对于交流的渴望与需求，换而言之，画展作为一个业内人士交流探讨的最佳平台，几乎必然伴随着社团运动而迅猛发展。我们翻寻史料，能够发现一些社团甚至已经设立了定期展览的规定。
在近代中国的背景之下，画界内部的交流也正在变得多元，他们不再满足于往昔文人骚客的雅聚小酌，因为他们或亲眼，或听闻，展览的形式能够让他们的交流变得更具效率和品质，所以，近代美展便成为了大势所趋的一种艺术现象。
围绕着交流，一些先知的画家看到了中西融合的必要性。虽然当时西洋画在民众之中仍被冷落甚至唾弃，但有识之画者却意识到了由此借鉴和吸收技法的可能性。例如，东方画会虽然存在时间极短，但却用社展的形式，试图带动近代中国画家对于西洋美术的研究，当然他的重任在不久之后便被天马会所接过，并得到了更大的惊人发展。
阅览近代中国美术社团之成员，我们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社团发起者、核心者和倡导者往往都是一些兼具民族情怀和国际视野的留洋画家。他们在巴黎、东京、伦敦陆续看到了西洋美术的技法之美和组织交流形式的规范系统，便萌生了在中国开社团、办美展之念头。经此努力，才最终形成了我们今日所能睹见的近代展览场景。
刘海粟先生是近代中国美展的积极倡导者和支持者。他曾作文《为什么要开美术展览会》，其中谈到“为什么要举行美术展览会……美术可以安慰人们的绝望和悲哀，可以挽救人们的堕落。要使群众享受美术，只有到处去举行美术展览会。我们说，坚执着说：美术表现人生，也是为人生而表现。我们表现的目的，并不是供少数人的叹赏为满足，我们希望这混浊而黑暗的社会，因着美术的发达而清澄，而同化于光明之中。”概而言之，美展的公共价值在于开启民智。这也成为了近代美展蓬勃兴起的一个因素，尽管它并不能成为主导近代美展发展的关键原因。
例如前文谈及的赤社西洋画展，并对青年起到了很好的美育教导作用。让青年能够知晓何谓西洋之美术又何谓东方之艺术，令他们能够具有更为开拓的文化视野，这种愿景在当时的中国看来总是有几分幻想，但正是因为乱世中依旧能够存留着这些许的念头，才让后世的中国美术发展存下了希望。
近代社团的美术展览，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甚至可以作为一个民国的文化符号，标识着那代中国美术人的希望与期许，纵使是梦想遥不可及，但他们仍在默默地努力，试图扭转不利之局面。我想，这是我们在回眸这段展览史时，甚应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