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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的公正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公正思想的奠定理论基础。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不公正现实与抽象公正基础上，得到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是公正与否的根基这一结论。在资本主义社会，少数资本家阶级占有多数生产资料，而工人阶级几乎一无所有，在资本家剥削下靠出卖劳动力来获得生存资料，很显然，这是不公正的物质分配制度。马克思通过对上述两种情形进行批判总结，并把其公正思想建立在转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的物质基础之上。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思想正是受到马克思这方面思想的启发，毅然将生产方式确定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由此可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公正思想是与马克思的公正思想一脉相承的，可以说马克思的公正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公正思想的理论基石。我国历代领导人都在马克思公正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各自的公正思想，比如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按劳分配等理论的提出。
关键词：公正；中国化；公有制；探索
一、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中国化的探索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将社会公正为自身的最高使命，不管是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均高度重视社会公正，尤其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十分关注大众教育，致力于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受教育水平，从而为实现社会公正打下了良好的教育基础。因为建国之初农民所拥有的生产资料极少，毛泽东十分担忧农村社会中会产生两极分化的现象，因而将共同富裕视为其领导革命与建设的最根本目标，力求实现共同富裕，而这正是毛泽东等党的第一代領导集体对于马克思主义公正思想的继承和科学发展。毛泽东公正观的诸多内容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但是，因为毛泽东同志所处时代我国正在从愚昧落后的传统时代往先进昌明的新时代进行过渡，国家还没有历经市场经济之磨练，所以其对于公正之追求在实践上也就有了一定的偏差。
二、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中国化的探索
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了符合当时时代发展的公正理念，正是在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公正思想的时代内涵，全面总结毛泽东公正观得与失的前提下产生的，且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得到极大的丰富与创新。邓小平同志的公正观已经成为邓小平理论中极为重要的成份，体现出对具有我国特色的公正内容的努力追求。邓小平社会公正观将共同富裕视为主要目标，多次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观点。他在带领民众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自始自终都将解放与发展生产力视为共同富裕之前提。邓小平将公正的价值升华至社会主义本质的新高度上加以认识，力求通过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进而实现共同富裕。在此过程之中，邓小平放弃了平均主义之空想，允许一部分人在诚实劳动与合法经营的基础上先富，由先富来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维护社会成员基本权利上的平等可以说是现实政治之要求，而尊重与保障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均成为邓小平公正观之核心，从而体现出邓小平对保障人权与公民权的宪法与法律之尊崇。邓小平公正观将现代民主、自由等观念融入其中，是历经市场经济的磨练而诞生的理论体系，对于当前我国公正思想的健全完善必然能够发挥非常大的指导性作用。
三、江泽民对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中国化的探索
江泽民等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为建设现代化强国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升，各项事业得到新的发展，广大人民对于社会公正有了新的体验。江泽民等第三代领导人着力发展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让机会变得更为公正。江泽民等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全面探索，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破除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对于生产力的制约，让社会成员得以作为平等市场主体的身份参与到公正公平的竞争之中，很好地调动起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也更好地配置了有限的社会资源，让广大人民有了更加多的发展机会。同时，持续实施分配制度改革，更好地履行了社会公正责任。马列主义提出了按劳分配制度，而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则从当时社会实际出发对分配制度实施了完善以及创新，强化政府对于收入分配所具有的调节性职能，调节部分垄断性行业的高收入，致力于提升中等收入人群与低收入者的收入比重，从而让分配制度能够更好地符合市场经济之所需，进而使公正正义得到更好地展现。
四、胡锦涛对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中国化的探索
胡锦涛等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面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三农、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等问题，实施更为注重社会公正公平的重要举措，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经济社会的新发展。科学发展观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前三代领导人关于发展的主张之间是一种继承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觉得生产力的发展始终是决定人类社会如何发展的最终力量，人类社会的发展应当逐渐消灭阶级、城乡、体力与脑力劳动间之差别，进而促进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科学发展观是新形势下的马克思主义观，必然能够很好地推动我国生产力之发展，从而为社会公平正义之实现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胡锦涛等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始终坚持统筹城乡之间的发展，深入研究解决城乡二元对立问题，通过统筹发展以克服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之不足，全面解决社会在发展之后所面临的利益冲突、环境污染等问题，从而推动了协调可持续发展以及代际公正。
五、习近平现阶段对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中国化的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反复强调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通过努力建设法治中国，从而更好地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努力让民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论断，确保社会主义事业能够在和谐的社会环境之中顺利地推进，从而为我国的法治建设指明了出路。习近平同志还要求所有的司法机关均要围绕该目标来改进自身工作，着重解决影响到司法公正的各类深层次问题。习近平对司法公正之重视可谓是前所未有。他认为一旦司法防线都缺少了应有的公信力，那么社会公正必然就会被普遍地质疑，这样一来，社会和谐稳定自然也就无法加以保障。所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了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不公对于社会公正具备了致命的破坏作用。（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64年
[3]《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美]阿瑟奥肯著：《平等与效率》，王奔洲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6][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7][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8][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9][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10]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1]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版
[1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关键词：公正；中国化；公有制；探索
一、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中国化的探索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将社会公正为自身的最高使命，不管是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均高度重视社会公正，尤其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十分关注大众教育，致力于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受教育水平，从而为实现社会公正打下了良好的教育基础。因为建国之初农民所拥有的生产资料极少，毛泽东十分担忧农村社会中会产生两极分化的现象，因而将共同富裕视为其领导革命与建设的最根本目标，力求实现共同富裕，而这正是毛泽东等党的第一代領导集体对于马克思主义公正思想的继承和科学发展。毛泽东公正观的诸多内容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但是，因为毛泽东同志所处时代我国正在从愚昧落后的传统时代往先进昌明的新时代进行过渡，国家还没有历经市场经济之磨练，所以其对于公正之追求在实践上也就有了一定的偏差。
二、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中国化的探索
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了符合当时时代发展的公正理念，正是在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公正思想的时代内涵，全面总结毛泽东公正观得与失的前提下产生的，且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得到极大的丰富与创新。邓小平同志的公正观已经成为邓小平理论中极为重要的成份，体现出对具有我国特色的公正内容的努力追求。邓小平社会公正观将共同富裕视为主要目标，多次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观点。他在带领民众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自始自终都将解放与发展生产力视为共同富裕之前提。邓小平将公正的价值升华至社会主义本质的新高度上加以认识，力求通过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进而实现共同富裕。在此过程之中，邓小平放弃了平均主义之空想，允许一部分人在诚实劳动与合法经营的基础上先富，由先富来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维护社会成员基本权利上的平等可以说是现实政治之要求，而尊重与保障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均成为邓小平公正观之核心，从而体现出邓小平对保障人权与公民权的宪法与法律之尊崇。邓小平公正观将现代民主、自由等观念融入其中，是历经市场经济的磨练而诞生的理论体系，对于当前我国公正思想的健全完善必然能够发挥非常大的指导性作用。
三、江泽民对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中国化的探索
江泽民等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为建设现代化强国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升，各项事业得到新的发展，广大人民对于社会公正有了新的体验。江泽民等第三代领导人着力发展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让机会变得更为公正。江泽民等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全面探索，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破除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对于生产力的制约，让社会成员得以作为平等市场主体的身份参与到公正公平的竞争之中，很好地调动起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也更好地配置了有限的社会资源，让广大人民有了更加多的发展机会。同时，持续实施分配制度改革，更好地履行了社会公正责任。马列主义提出了按劳分配制度，而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则从当时社会实际出发对分配制度实施了完善以及创新，强化政府对于收入分配所具有的调节性职能，调节部分垄断性行业的高收入，致力于提升中等收入人群与低收入者的收入比重，从而让分配制度能够更好地符合市场经济之所需，进而使公正正义得到更好地展现。
四、胡锦涛对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中国化的探索
胡锦涛等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面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三农、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等问题，实施更为注重社会公正公平的重要举措，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经济社会的新发展。科学发展观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前三代领导人关于发展的主张之间是一种继承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觉得生产力的发展始终是决定人类社会如何发展的最终力量，人类社会的发展应当逐渐消灭阶级、城乡、体力与脑力劳动间之差别，进而促进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科学发展观是新形势下的马克思主义观，必然能够很好地推动我国生产力之发展，从而为社会公平正义之实现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胡锦涛等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始终坚持统筹城乡之间的发展，深入研究解决城乡二元对立问题，通过统筹发展以克服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之不足，全面解决社会在发展之后所面临的利益冲突、环境污染等问题，从而推动了协调可持续发展以及代际公正。
五、习近平现阶段对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中国化的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反复强调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通过努力建设法治中国，从而更好地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努力让民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论断，确保社会主义事业能够在和谐的社会环境之中顺利地推进，从而为我国的法治建设指明了出路。习近平同志还要求所有的司法机关均要围绕该目标来改进自身工作，着重解决影响到司法公正的各类深层次问题。习近平对司法公正之重视可谓是前所未有。他认为一旦司法防线都缺少了应有的公信力，那么社会公正必然就会被普遍地质疑，这样一来，社会和谐稳定自然也就无法加以保障。所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了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不公对于社会公正具备了致命的破坏作用。（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64年
[3]《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美]阿瑟奥肯著：《平等与效率》，王奔洲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6][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7][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8][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9][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10]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1]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版
[1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