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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盐的专卖史，就是一部刀光剑影的社会史。
从2017年1月1日起，我国放开所有盐产品价格，取消食盐准运证，允许现有食盐定点生产企业进入流通销售领域，食盐批发企业可开展跨区域经营。这意味着备受各方关注的盐业体制改革正式拉开序幕。
盐，是中国历史上垄断时间最长的商品。中国古代长期实行“盐业专卖”制度，历朝统治者对盐业从生产到运输销售，从征税到缉查私盐，全盘控制，“其实行年代之早，延续时间之长，影响之深、管理之严，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古代的盐业有着怎样的图景？漫长的盐业制度是如何变迁的呢？让我们一起翻开历史的书页。
白色货币
元代戏曲家武汉臣在《玉壶春》里说到：“早晨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表明盐已经深深融入到中国古人的日常生活。
东汉文学家许慎在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中对盐做了精辟的解释：“咸也。”
盐是食品里咸味的原料，被称作是“食肴之将”、“国之大宝”。它和水、空气一样，是维持人生存的必需品，每人每天约需要6到10克盐，才能够维持心脏正常跳动。原始人类聚居地，几乎都是自然盐产丰富的地区。传说黄帝和蚩尤在涿鹿大战，就是为了争夺山西解池的食盐资源。
中国并不缺盐。我国产盐地区，北至辽宁、内蒙古，南至广东，西至川藏、新疆，东到山东、浙江等地，并按照盐的来源，分为海盐、井盐、池盐等。在两淮领域，相传黄帝时代已经“以海水，煮乳成盐”，夏禹时代，这里就开拓了盐田。西汉时，汉吴王刘濞扩大了煮盐的生产规模，特地在海边丘陵建立了仓库，用来储备食盐。
开发既早，分布又广，中国历朝统治者为什么还要对盐的产销严防死守？除了盐是日常必需品，需要防止囤积居奇，引发社会动荡之外，盐税还是最稳定的国家财政收入来源，是古代税收的优质承载者。因为盐没有可替代品，人人需要；同时每人所需的量不大，不至于因此给百姓造成巨大的负担；而人口增加，盐的消耗量就增加，相当于人口税，寓税于价，积累的财富不容小觑，在国家财税中的地位仅次于田赋，所以备受重视。唐代就有这样的说法：“天下之赋，盐利其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俸禄皆仰给焉。”清朝专门设立了盐课司，征收盐税，又称“盐课”，到了清朝后期，每年收缴的盐税，在清朝财政收入中列第一位。
食盐变成了历朝历代最稳定的白色货币。而盐税则变成了政府的金库。比如在清朝后期，广东的盐税还要负担当地的水利建设、赈灾支出等。而当时广东赌博成风，上到公卿大夫，下到贩夫走卒，乃至绣房闺阁中的小姐，都参与赌博，祸害社会。当局不得不禁赌，为此损失的巨额“赌饷”亏空，也要靠增加盐税来弥补。此外，盐商还得额外捐款，称作“捐输”，以维护垄断特权。每逢朝廷用兵、乃至缉捕江洋大盗、为皇帝庆祝生日、修治河道，盐商都要捐钱。比如嘉庆九年，广东盐商孔文广曾经给黄河工程捐了40万两白银。皇帝每次都假装推辞，盐商就再三恳请。整个清代，仅两广一带的盐商，连带“捐输”，再加上为“卤本”所付的利息（后者是官府借给盐商做发展用的）共计付出了一千万两白银。
专卖源头
公元前81年，汉昭帝时代，一场空前激烈的争论在京城长安展开。朝廷从全国各地召来了贤良文士，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官员们进行了大探讨，主题与盐铁专营等民生话题相关，被后人称作是“盐铁会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辩论会。贤良文士们反对盐铁专卖，认为是与民争利。而桑弘羊则坚持汉武帝时代实行的盐铁专卖政策，认为能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还能集中财力，积极进行战备，有助于抵御匈奴的入侵。
这场辩论的结果是，盐铁官营并没有被废除，但是“与民休息”的主张得到了肯定。
其实，中国古代实施的大都是不同程度的食盐专卖制度。西汉食盐的产、运、销完全国营，属于完全专卖。而春秋时齐国的食盐则属于部分专卖，由官方全收购，官方负责运输和销售，按人口配销食盐。这是管仲的发明。
春秋时期，齐桓公任用管仲为宰相。他是春秋时期最伟大的政治家，也是深具眼光的理财高手。管仲认为征收人口税、田亩税，都不如把山海资源收归国有更划算。他向齐桓公算了一笔账： 一家十口就有十个人吃盐。每个月，成年男子吃盐近五升半，成年女子近三升半，小孩吃盐近两升半。倘若每升盐加价两钱，万乘大国人口上千万，每天就可多得二百万，一个月就多得六千万，相当于两个大国的税收。加价在盐里，君王就获得了百倍的利润，而百姓却无法逃避。
管仲的方法被齊王采纳，齐国由此获得了稳定的财政收入，实力大增。
中国盐业也曾有过世界大同的乌托邦年代。夏、商、周三代之前，以及从隋文帝开皇三年到唐开元九年，中国盐业实施的是无税制度。上世纪30年代，近代著名盐务专家、经验丰富的盐务官员曾仰丰，曾应商务印书馆之邀，撰写了《中国盐政史》，描述了一个“黄帝之世，人民不夭，百官无私”的年代，那时的老百姓可以自取食盐，自给自足。他认为这是我国盐政史上特别值得纪念的一段时期。
可惜，无税盐在中国只是昙花一现。三千多年中国盐业史中，食盐完全开禁的时段只有二百三十八年。
早在夏、商、周时代，地方诸侯需要向王室纳贡，贡其实就是税，贡物里也包括盐，不过盐税都在产地征收，缴税后民众就可以自由运输买卖，官府一般不加限制。秦以及西汉初年，东汉和六朝都实行征税制。只是秦代盐政是政府控制下的“重税”政策，盐税负担太过沉重，导致盐价几乎上涨了20倍。
涸泽而渔
唐朝“安史之乱”后，政府财政困窘，不得不重新实施食盐专卖制度来弥补收入缺口。自此，中国盐业史上再也没有免税开禁之说。管仲的食盐专卖思想，影响至今。
盐税的功用，是开辟财源。时至赵宋王朝，边境列强环伺，财政危机更加严重，为了增加收入，宋代对食盐的控制比前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严密的控制体系，想方设法攫取钱财，盐税大增。比如宋高宗时代，盐税总额占商税80%左右，盐商收入的70%被朝廷强行收走，无法进一步投资提升技术，扩大生产。处在底层的盐民，生活更困苦。宋代大词人柳永曾担任过浙江定海县的盐场监督官，他在《煮海歌》中写到：“周而复始无休息，官租未了私租逼。驱妻逐子课工程，虽作人形俱菜色。” 宋代起初实行官运官销，结果官运管理混乱，官盐价格高，质量差，此法日渐衰落。宋代盐政又实行了“入中法”，推行盐钞法。盐钞事实上是一种信用票据：商人先就近把货物送到官府，官府根据其价值折换为盐钞；商人可拿着盐钞到指定地点领取盐，进行贩卖。盐钞大量进入了流通领域，京城甚至可以用它来买绸买绢。可惜的是，盐钞后来也沦落为官府敛财的工具。
宋熙宁十年起，三年内解盐产量只有11.75万席，官府印盐钞177万席。
宋哲宗时期，解盐停产，官府还照旧发行盐钞，盐钞沦为废纸。
朝廷对盐商的盘剥日益严苛。宋代蔡京当权之时，还借发行新钞谋取暴利，以致“数十万券一夕废弃，朝为豪商，夕侪流丐，有赴水投缳而死者”。
国家对盐税的依赖越来越严重，南宋时，一切费用均仰仗盐钞，成为立国之本。
垄断经营
传说扬州瘦西湖边的白塔，是盐商建立的。乾隆下江南，看到瘦西湖，认为很像北京北海，美中不足的是与京城相比，该处少一座喇嘛塔。据说当时接待皇帝的大盐商听说后，花费重金，仿照北京式样，在瘦西湖边连夜造起了一座白塔。这个传说表明了清朝盐商势力之大、财力之雄厚。
明清时期，中国盐法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官府不再向灶户收盐，灶户就是指煮盐的人。盐商交完盐税后，可以领取盐引，在规定的盐产地直接向灶户买盐。这意味着，国家将收盐、运输和销售盐的垄断权力下放给了商人。只是这个盐引是不能随意领取的，商人必须“认窝”，也就是缴纳巨资来获得官方特许贩卖食盐的权力，同时承担纳税的义务。以清代粤盐为例，牵头的大盐商需要经过盐运使批准。要承办盐业，需要准备20万到30万两白银，比如建造存储盐的仓库，建立办事处、工人宿舍等。这个庞大的产业，可以传给子孙。
朝廷把盐商纳入了垄断的利益体系，他们也大都是有钱有势的人家。扬州大盐商江春为了迎接皇帝驾临，同时也为了招待笼络各级官员，维护自己的垄断特权，建立了自家的戏班，演一出《长生殿》就花费了40多万两白银。
盐官成为了天下第一肥缺，盐商则成为了世袭商业大户。在食盐集散地，官府甚至把钱存到盐商那里。盐业和当铺业一样，当时被视作风险小且一本万利的行业。在官、商把持下，清嘉庆十六年，广东盐商获得的价差高达17倍之多。减去盐税和运销成本，盐商的利润也达到了20%至40%。当然，其中有相当的资财都用于打点官员。
与经济上的影响力匹配，盐商的政治地位也得到了提升。广东规定，但凡盐商子弟，都可以在其父亲、祖父行商的地区加入“商籍”，而不必返回本省应试。乾隆六年，有资格加入商籍的，有700多人。其中不少人考中，还做了官，大大有利于盐商子弟的教育。
私盐泛滥
从“官盐”诞生的那一天起，私盐就如影随形，凡是违反封建盐法私自买卖的，都被称作私盐。积极倡导盐务改革的景学钤对私盐的定义一针见血，他认为：“私者何？对官而言。何谓官、何谓私，无官不知。有税为官，无税为私。”
私盐现象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经济现象和社会政治现象，牵涉了各个阶层。官员、盐商和平民都卷入私盐贩卖中。有官员公然贩私，比如乾隆年间，担任盐官的卢世纶，因为即将告老还乡，明目张胆地扣下盐包，不记账，贩卖后做归家的路费。也有广东盐商夹带“子盐”，“子盐”原本是用来弥补食盐运销中的损耗，结果“子大于母”，子盐的数量大大超支，成為私盐的来源。普通平民更是肩挑手扛，少量贩私，弥补生活用度的不足。广东私盐泛滥，一度达到“官三私七”的比例。
其实历朝历代，都对私盐进行了严厉打击，而且刑法严苛。汉武帝时代，私自煮盐者要失去脚趾。宋建隆二年，规定贩卖私盐达十斤，煮盐达三斤的“皆坐死”。五代十国时期，封建割据，盐越界就成为私盐。池盐不能带到海盐的地界内，夹带一斤一两，都要处以刑罚。
私盐的贩运和买卖屡禁不止，关键是因为把持盐业的官员贪婪、受贿、纵容所致。“其根本则由官之贪盐利耳”。此外，晚清时还出现了“洋私”，外国商人为盐的厚利引诱，也加入了走私食盐的行列。
清代官商垄断，导致私盐现象越演越烈。这是清朝政治日益腐败的结果。
1912年，《盐政杂志》创刊。它由毕生呼吁中国盐政改革的景学钤创办，景学钤后来曾任久大精盐公司董事长，被实业家张謇称为“盐迷”。辛亥革命后，改革中国盐政弊端的呼声强烈，一批杰出的实业家和革新派参与其中。景学钤联络成立了“盐政讨论会”，张謇任会长，后来担任过政府总理兼财政总长的熊希龄任副会长。《盐政杂志》就是该会会刊，梁启超欣然作序：“吾国有一物焉，为人人所必需。国家所托命，数千年来，隐于黑幕之中。”
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盐政管理自然失败。但是，历史终将迎来新的一页！
从2017年1月1日起，我国放开所有盐产品价格，取消食盐准运证，允许现有食盐定点生产企业进入流通销售领域，食盐批发企业可开展跨区域经营。这意味着备受各方关注的盐业体制改革正式拉开序幕。
盐，是中国历史上垄断时间最长的商品。中国古代长期实行“盐业专卖”制度，历朝统治者对盐业从生产到运输销售，从征税到缉查私盐，全盘控制，“其实行年代之早，延续时间之长，影响之深、管理之严，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古代的盐业有着怎样的图景？漫长的盐业制度是如何变迁的呢？让我们一起翻开历史的书页。
白色货币
元代戏曲家武汉臣在《玉壶春》里说到：“早晨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表明盐已经深深融入到中国古人的日常生活。
东汉文学家许慎在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中对盐做了精辟的解释：“咸也。”
盐是食品里咸味的原料，被称作是“食肴之将”、“国之大宝”。它和水、空气一样，是维持人生存的必需品，每人每天约需要6到10克盐，才能够维持心脏正常跳动。原始人类聚居地，几乎都是自然盐产丰富的地区。传说黄帝和蚩尤在涿鹿大战，就是为了争夺山西解池的食盐资源。
中国并不缺盐。我国产盐地区，北至辽宁、内蒙古，南至广东，西至川藏、新疆，东到山东、浙江等地，并按照盐的来源，分为海盐、井盐、池盐等。在两淮领域，相传黄帝时代已经“以海水，煮乳成盐”，夏禹时代，这里就开拓了盐田。西汉时，汉吴王刘濞扩大了煮盐的生产规模，特地在海边丘陵建立了仓库，用来储备食盐。
开发既早，分布又广，中国历朝统治者为什么还要对盐的产销严防死守？除了盐是日常必需品，需要防止囤积居奇，引发社会动荡之外，盐税还是最稳定的国家财政收入来源，是古代税收的优质承载者。因为盐没有可替代品，人人需要；同时每人所需的量不大，不至于因此给百姓造成巨大的负担；而人口增加，盐的消耗量就增加，相当于人口税，寓税于价，积累的财富不容小觑，在国家财税中的地位仅次于田赋，所以备受重视。唐代就有这样的说法：“天下之赋，盐利其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俸禄皆仰给焉。”清朝专门设立了盐课司，征收盐税，又称“盐课”，到了清朝后期，每年收缴的盐税，在清朝财政收入中列第一位。
食盐变成了历朝历代最稳定的白色货币。而盐税则变成了政府的金库。比如在清朝后期，广东的盐税还要负担当地的水利建设、赈灾支出等。而当时广东赌博成风，上到公卿大夫，下到贩夫走卒，乃至绣房闺阁中的小姐，都参与赌博，祸害社会。当局不得不禁赌，为此损失的巨额“赌饷”亏空，也要靠增加盐税来弥补。此外，盐商还得额外捐款，称作“捐输”，以维护垄断特权。每逢朝廷用兵、乃至缉捕江洋大盗、为皇帝庆祝生日、修治河道，盐商都要捐钱。比如嘉庆九年，广东盐商孔文广曾经给黄河工程捐了40万两白银。皇帝每次都假装推辞，盐商就再三恳请。整个清代，仅两广一带的盐商，连带“捐输”，再加上为“卤本”所付的利息（后者是官府借给盐商做发展用的）共计付出了一千万两白银。
专卖源头
公元前81年，汉昭帝时代，一场空前激烈的争论在京城长安展开。朝廷从全国各地召来了贤良文士，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官员们进行了大探讨，主题与盐铁专营等民生话题相关，被后人称作是“盐铁会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辩论会。贤良文士们反对盐铁专卖，认为是与民争利。而桑弘羊则坚持汉武帝时代实行的盐铁专卖政策，认为能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还能集中财力，积极进行战备，有助于抵御匈奴的入侵。
这场辩论的结果是，盐铁官营并没有被废除，但是“与民休息”的主张得到了肯定。
其实，中国古代实施的大都是不同程度的食盐专卖制度。西汉食盐的产、运、销完全国营，属于完全专卖。而春秋时齐国的食盐则属于部分专卖，由官方全收购，官方负责运输和销售，按人口配销食盐。这是管仲的发明。
春秋时期，齐桓公任用管仲为宰相。他是春秋时期最伟大的政治家，也是深具眼光的理财高手。管仲认为征收人口税、田亩税，都不如把山海资源收归国有更划算。他向齐桓公算了一笔账： 一家十口就有十个人吃盐。每个月，成年男子吃盐近五升半，成年女子近三升半，小孩吃盐近两升半。倘若每升盐加价两钱，万乘大国人口上千万，每天就可多得二百万，一个月就多得六千万，相当于两个大国的税收。加价在盐里，君王就获得了百倍的利润，而百姓却无法逃避。
管仲的方法被齊王采纳，齐国由此获得了稳定的财政收入，实力大增。
中国盐业也曾有过世界大同的乌托邦年代。夏、商、周三代之前，以及从隋文帝开皇三年到唐开元九年，中国盐业实施的是无税制度。上世纪30年代，近代著名盐务专家、经验丰富的盐务官员曾仰丰，曾应商务印书馆之邀，撰写了《中国盐政史》，描述了一个“黄帝之世，人民不夭，百官无私”的年代，那时的老百姓可以自取食盐，自给自足。他认为这是我国盐政史上特别值得纪念的一段时期。
可惜，无税盐在中国只是昙花一现。三千多年中国盐业史中，食盐完全开禁的时段只有二百三十八年。
早在夏、商、周时代，地方诸侯需要向王室纳贡，贡其实就是税，贡物里也包括盐，不过盐税都在产地征收，缴税后民众就可以自由运输买卖，官府一般不加限制。秦以及西汉初年，东汉和六朝都实行征税制。只是秦代盐政是政府控制下的“重税”政策，盐税负担太过沉重，导致盐价几乎上涨了20倍。
涸泽而渔
唐朝“安史之乱”后，政府财政困窘，不得不重新实施食盐专卖制度来弥补收入缺口。自此，中国盐业史上再也没有免税开禁之说。管仲的食盐专卖思想，影响至今。
盐税的功用，是开辟财源。时至赵宋王朝，边境列强环伺，财政危机更加严重，为了增加收入，宋代对食盐的控制比前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严密的控制体系，想方设法攫取钱财，盐税大增。比如宋高宗时代，盐税总额占商税80%左右，盐商收入的70%被朝廷强行收走，无法进一步投资提升技术，扩大生产。处在底层的盐民，生活更困苦。宋代大词人柳永曾担任过浙江定海县的盐场监督官，他在《煮海歌》中写到：“周而复始无休息，官租未了私租逼。驱妻逐子课工程，虽作人形俱菜色。” 宋代起初实行官运官销，结果官运管理混乱，官盐价格高，质量差，此法日渐衰落。宋代盐政又实行了“入中法”，推行盐钞法。盐钞事实上是一种信用票据：商人先就近把货物送到官府，官府根据其价值折换为盐钞；商人可拿着盐钞到指定地点领取盐，进行贩卖。盐钞大量进入了流通领域，京城甚至可以用它来买绸买绢。可惜的是，盐钞后来也沦落为官府敛财的工具。
宋熙宁十年起，三年内解盐产量只有11.75万席，官府印盐钞177万席。
宋哲宗时期，解盐停产，官府还照旧发行盐钞，盐钞沦为废纸。
朝廷对盐商的盘剥日益严苛。宋代蔡京当权之时，还借发行新钞谋取暴利，以致“数十万券一夕废弃，朝为豪商，夕侪流丐，有赴水投缳而死者”。
国家对盐税的依赖越来越严重，南宋时，一切费用均仰仗盐钞，成为立国之本。
垄断经营
传说扬州瘦西湖边的白塔，是盐商建立的。乾隆下江南，看到瘦西湖，认为很像北京北海，美中不足的是与京城相比，该处少一座喇嘛塔。据说当时接待皇帝的大盐商听说后，花费重金，仿照北京式样，在瘦西湖边连夜造起了一座白塔。这个传说表明了清朝盐商势力之大、财力之雄厚。
明清时期，中国盐法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官府不再向灶户收盐，灶户就是指煮盐的人。盐商交完盐税后，可以领取盐引，在规定的盐产地直接向灶户买盐。这意味着，国家将收盐、运输和销售盐的垄断权力下放给了商人。只是这个盐引是不能随意领取的，商人必须“认窝”，也就是缴纳巨资来获得官方特许贩卖食盐的权力，同时承担纳税的义务。以清代粤盐为例，牵头的大盐商需要经过盐运使批准。要承办盐业，需要准备20万到30万两白银，比如建造存储盐的仓库，建立办事处、工人宿舍等。这个庞大的产业，可以传给子孙。
朝廷把盐商纳入了垄断的利益体系，他们也大都是有钱有势的人家。扬州大盐商江春为了迎接皇帝驾临，同时也为了招待笼络各级官员，维护自己的垄断特权，建立了自家的戏班，演一出《长生殿》就花费了40多万两白银。
盐官成为了天下第一肥缺，盐商则成为了世袭商业大户。在食盐集散地，官府甚至把钱存到盐商那里。盐业和当铺业一样，当时被视作风险小且一本万利的行业。在官、商把持下，清嘉庆十六年，广东盐商获得的价差高达17倍之多。减去盐税和运销成本，盐商的利润也达到了20%至40%。当然，其中有相当的资财都用于打点官员。
与经济上的影响力匹配，盐商的政治地位也得到了提升。广东规定，但凡盐商子弟，都可以在其父亲、祖父行商的地区加入“商籍”，而不必返回本省应试。乾隆六年，有资格加入商籍的，有700多人。其中不少人考中，还做了官，大大有利于盐商子弟的教育。
私盐泛滥
从“官盐”诞生的那一天起，私盐就如影随形，凡是违反封建盐法私自买卖的，都被称作私盐。积极倡导盐务改革的景学钤对私盐的定义一针见血，他认为：“私者何？对官而言。何谓官、何谓私，无官不知。有税为官，无税为私。”
私盐现象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经济现象和社会政治现象，牵涉了各个阶层。官员、盐商和平民都卷入私盐贩卖中。有官员公然贩私，比如乾隆年间，担任盐官的卢世纶，因为即将告老还乡，明目张胆地扣下盐包，不记账，贩卖后做归家的路费。也有广东盐商夹带“子盐”，“子盐”原本是用来弥补食盐运销中的损耗，结果“子大于母”，子盐的数量大大超支，成為私盐的来源。普通平民更是肩挑手扛，少量贩私，弥补生活用度的不足。广东私盐泛滥，一度达到“官三私七”的比例。
其实历朝历代，都对私盐进行了严厉打击，而且刑法严苛。汉武帝时代，私自煮盐者要失去脚趾。宋建隆二年，规定贩卖私盐达十斤，煮盐达三斤的“皆坐死”。五代十国时期，封建割据，盐越界就成为私盐。池盐不能带到海盐的地界内，夹带一斤一两，都要处以刑罚。
私盐的贩运和买卖屡禁不止，关键是因为把持盐业的官员贪婪、受贿、纵容所致。“其根本则由官之贪盐利耳”。此外，晚清时还出现了“洋私”，外国商人为盐的厚利引诱，也加入了走私食盐的行列。
清代官商垄断，导致私盐现象越演越烈。这是清朝政治日益腐败的结果。
1912年，《盐政杂志》创刊。它由毕生呼吁中国盐政改革的景学钤创办，景学钤后来曾任久大精盐公司董事长，被实业家张謇称为“盐迷”。辛亥革命后，改革中国盐政弊端的呼声强烈，一批杰出的实业家和革新派参与其中。景学钤联络成立了“盐政讨论会”，张謇任会长，后来担任过政府总理兼财政总长的熊希龄任副会长。《盐政杂志》就是该会会刊，梁启超欣然作序：“吾国有一物焉，为人人所必需。国家所托命，数千年来，隐于黑幕之中。”
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盐政管理自然失败。但是，历史终将迎来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