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书的坚持:简单的我
　　D:听说你即将在远流出书?
　　梁:是的,一月。
　　D:那台北国际书展你过去吗?
　　梁:家辉你去吗?
　　马:2010年我要在麦田出“马家辉作品集”,王德威先生写了一篇序,不过会先出两本。
　　梁:其实我不太习惯在台湾出书。台湾的作者简介写得夸张。你知道我在大陆的作者简介是很简单的,就是陈述事实,出过什么书、在做什么、多少年出生就完事了;但台湾也许就要写什么“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之类的介绍,然后要找一拨人来给你推介,这件事情令我很尴尬。
　　马:你在台湾出哪一本?
　　梁:《我执》。因为这本书在台湾比较没有地域限制,而《常识》会有一些限制,虽然他们现在也想出。其实麻烦到朋友,我不是很喜欢。比如我找了舒国治写序,他从来不帮别人写序的,而他在大陆快要出版第一本书(编注:已于2010年1月出版,《理想的下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那篇序恰巧是我写的。这就尴尬了。第二,找了张大春,他十辈子都没写过序,这也让我很尴尬。我要怎么办呢?他们找了詹宏志、杨照、骆以军写一段推荐语,这都让我很尴尬。第三,现在台湾的出版界很变态,就像傅月庵说的,他们要找诚品、金石堂的经理来评判你的书。因为现在台湾出版社势力弱,大的连锁书店势力强大,所以他们出书前,要跟书店沟通,你觉得这本书怎么样?就是说,还没出就已经咨询好意见,而那些人可能是刚刚大学毕业出道的小毛头,就来“指点”出版社的编辑,十几年经验的编辑。
　　D:确实很多书是一大堆人做推介。但我想如果是要听书店的话,做足他们的指引这种……
　　梁:这也是一定的。
　　马:我很配合的。我喜不喜欢是一回事,通常在两岸三地出书,出版社说要怎样我甚至更配合一点,甚至很多次主动减了版税。因为经常心虚,担心害出版社亏本。我仍然有那种要不得的观念:觉得你出了我的书很给我面子。
　　梁:我很坚持的。在大陆说要上照片,我全部说no,作者简介要最简短,要找人推介我也全部推掉。但在台湾,我就笨在这个方面。我以为台湾整个行业就是这样。
　　马:文道你在抱怨台湾出版社……
　　梁:我不是抱怨,是描述事实。“各处乡村各处例”,但我还是有点后悔,觉得不应该这么主动配合,应该坚持自己。
　　D:是不是跟他们的书业已经很衰落有关?
　　梁:坦白说现在台湾出版业不是很好,销量下降,书是越来越难做的,所以更需要做这些花俏的东西去竞争。
　　
　　透过出版参与大环境的改变
　　D:那内地出书的情况呢?
　　梁:内地呢,我觉得没有一个共性,地方太大,有很多不同的出版社,很多不同的路线和风格。有些出版社很俗气,出书就会做很多花俏的东西,古灵精怪,非常俗的也有,例如生硬地把一些人的话放在封底说是他的推介,又不告诉你,甚至假造一些资讯。但就因为地方大,始终会有一些出版社可以纯粹地做书,懂得怎样去做一本有品相、有内容的好书。我觉得这个挺难得的。台湾当然有很多有人文精神的出版社,但问题是整个大环境不容许你太坚持,或者太过自主。大陆在书的种类的实现上面反而更多。其实大陆的出版市场也没有一般香港人想象中的好。因为第一,今天大陆的阅读人口的比例,比很多发达地区落后,第二,关于大陆的出版界有很多神话……
　　D:但我们香港就会觉得大陆市场很蓬勃,因为什么书类都有,卖书似乎也卖得很快。譬如你也曾说过,你的书在香港卖来卖去销量都起不来,但在大陆是一纸风行。
　　梁:这是运气。在大陆,很冷的学术书籍也就卖一两千本,很专门的那种,多数是图书馆买。只不过说这种可能在香港连一两本都卖不动,但在大陆还有一两千的底,而且那些书还可能是作者自己自费出版,或者学校出资,这是全世界的通则。我刚才说的神话,那是什么呢?就是八十年代文化热所造就的,因为当年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卖了50万本(编注:据沈昌文先生曾纠正,准确数字应为5万),这是全世界都不会出现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卖过百万(编注:梁文道原话,待考证),不算翻版。这真的是一个myth,哇,中国的文化气息很浓厚!但那其实只是一个畸形的时代,那个年代没什么畅销书的,因为当年大陆出版社里的人全部是那些很有理想,觉得出书一定要出好书,是没有做“赚钱书”这件事的。整个出版的品种是没有现在这么立体的,不会说,除了那些很低级的畅销书和很高级的学术书以外,应该还有很多适合大众阅读,或针对某个人群的书,但现在都有了。所以说,大陆做文化书籍是很好做的,也不尽然是。它只是因为市场大,所以一定比香港好。
　　马:文道,说到出版,我也做一些补充。文道说因为市场大,当然可能性多,就比香港要好。但当你说“大”这个字时,不止市场,也包括书后面的人,包括作家、出版社、不同层次的编辑所在做的不同的事。包括有一票作家,王稼句、杨小洲等,在说,要不我们每个人出一本线装书,就有这种玩书的作者。大陆的作家送书给我们,很自豪于送毛边书,有些人对出书这件事是这么认真和“玩”的心态——“玩”的意思不是不认真的“玩”,而是我要在里面找寻自己的风格,甚至会想出线装书。线装书现在上海书店、中华书局有些32开本的硬皮复古版的,之前出鲁迅、闻一多、徐志摩、巴金、沈从文的书,直接就是用旧版本。我们看到完全不同的可能性。那无论它们卖得多不多,都有一群人在玩这种东西。这样的空间,尤其对香港喜欢阅读写作的人来说,都是很令人兴奋的事。兴奋的是,香港人有参与的空间。香港人看大陆出版业的时候,不只是说,有多大,有多少可能性,同时也在看自己和它的关系。也只有这样看“我”和大陆的关系,才会出现像文道的那篇文章《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为什么是最后一代呢?因为你和大陆的关系产生变化,才会变成最后一代。当香港人在讲大陆书籍出版的变化,一定是在看你跟它的关系。这是我想补充的第一点。
　　我想补充的第二点是,我一直强调的,自己的出书经验,就是写广东话进文章的问题。我在大陆出几本书,这两年毫无例外,无论北京、深圳还是上海的出版社,他们编辑的过程,我一定跟编辑经过一番的讨论——我不会把这个称为争执——他们说,马先生,你的语句是用广东话的,甚至有粗话,这样读者会看不懂。我的回答一定是:我不管你看不看得懂,你看不懂是你不长进,不关我的事,你看不懂就学啊。我也经常举一个反例,大陆的作家——我绝对不是说把自己跟他们比——同样是写作人,无论是写小说还是散文,莫言、苏童、王安忆、余华、贾平凹等,谁没有用方言写过文章?为什么他们写方言不用改,而香港人一写广东话就要改呢?是不是因为你是南方人,他们首先就假设你的语文是不行的,所以你才写广东话;而不是假设你觉得广东话最适合你当下的气氛和情绪?有这样的心态,才去淘汰你的语文。为什么香港人写作上会有这样的原罪呢?每次我都要就这个问题和大陆的编辑讨论,很幸运地,每次都能成功地说服他们,他们也会接受,顶多就是加上注解。这是开心的,可以说服编辑;而读者的反应,至少没有人反应说看不懂。从这个角度看,香港人在看一个崛起中、拓展中的大陆市场,看到一些开眼界的东西,也看到自己和它的关系一个重新的调整,不只是消费者、读者,更加可以是一个参与者、生产者。我们都知道的陆智昌,成为全中国最炙手可热的书的设计者;或者是香港的集团上去做杂志做报纸,例如高信疆大志未竟的《京萃时报》;或者我们作为写作人上去出书,透过出书这个事情来参与大陆社会的转型,见到自己和它的关系的调整,所带来的机会,和行动的策略。
　　第三点就是,透过行动,和大陆的用语磨合。透过磨合,可以教育大陆某部分文化工作者认真对待香港。我个人的经验是成功的话,那其他香港作家也可以提出相同的要求。这样延续下去,一定有助于大陆的文化界、写作界、阅读界,去认真地对待香港的书写语言。我最近演讲有提到陈冠中一篇短文,说“祖宗不足畏,人言不足法”,认为香港没有借镜,误打误撞,不惜扭曲句子、独创语言,表达自己心中有数但说不出来的感觉。那就是香港书写的一种状态。这件事一直没有获得大陆的正视,我觉得其实透过文化出版的参与,可以让他们正视这件事。不止是在那里获利,而更加是提高香港文化身份、文化地位、文化价值、文化合法性。另外透过在大陆的出版参与,可以将一些资源带回香港。我建议一个书店的老板,可以来香港收购有潜质的二楼书店,可以作为基地,做出版,做印刷,用香港的书号,然后发行到大陆。这也是为香港的文化工业创造就业机会。我是从这三个层次来看这件事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