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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企业的税收负担与国家的经济和企业的发展紧密相关，长时间以来，税负问题.一直受到上市公司.的密切关注，对其的研究牵涉到多个学科，涵盖了税收、会计、经济以及财政学等一系列的领域，就研究内容方面而言也颇为详实。本文的目的，就是对企业税收负担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从税收和非税两个方面进行梳理，并进行总结，希望能够为政府的有关部门及企业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税收负担 影响因素 税收因素 非税收因素
一、引言
对于企业实际税收负担的研究，是国内外众多学者关注的重点。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对于税收负担的研究在各个方面都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上都越来越细致，但国外的背景与政策与我国都不相同，其研究结论虽然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却不太符合现在我国企业的发展趋势。与西方一些国家相比，我国对于税收负担的研究开始较晚，而现有的研究和结果大部分是针对理论分析所得，且大部分是对于税收改革之前税收负担的研究，尤其是国内目前研究大都着眼于整体行业的税收负担研究。
本文将税收的影响因素分析可从两个角度入手，即税收和非税收因素，而后者又涵盖了行业和个体两部分。个体因素一般包括：公司规模、债务水平、股权结构、资本结构、盈利能力、管理层激励等。
二、基于税收因素的研究
1.法定税率。Gupta和Newberry（1997）通过运用1982-1987年和1987-1990年的两个面板数据，发现美国1986 年的税制改革对公司所得税税负有显著影响。Richardson（2007）对澳大利亚税制改革前后的92家上市公司的实际税负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同时得到了此结论。
2008年国内开展了新企业所得税之后，法定税率调整为25个百分点，低税率则为20个百分点。李增福（2010）研究了税改之后，我国上市公司现实税负所产生的变化情况。结果看到，法定税率的减少，有助于降低企业所承担的现实税负情况，这一点和王延明（2002）实际税负和法定税率敏感度较弱的结论有所差异。其认为原因主要是随着新税法的执行，区域差异减少，税收政策的产业导向性愈发显著，针对取消、延缓税收优惠政策的上市公司，因为设置延缓期不仅仅有效地控制了所得税，同时也切实地完善了新旧税法之间有效的过渡。
2.税收优惠政策。就政府而言，也可通过该政策完成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目标，加大宏观调控的执行效力。对于企业来说，可以通过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合法避税，降低企业的税费。对于税收优惠政策对于税收负担的影响，最早Siegfried（1974）考虑了税收优惠政策，分析得出了生产和矿业的ETR，结果看到ETR为39个百分点，这一点较之于法定税率的52个百分点有着不小的差距，作者提出这方面的差距源于特别条款和税费抵扣等一系列的因素。
我国李增福和徐媛（2010）提出税法实施过程之中，往往会出现一系列的税收优惠，企业的避税活动，如此也导致名义税率常常无法充分地展现出企业所应缴纳所得税的具体情况。汤寅昊（2013）以我国钢铁行业的2007-2011年的数据作为样本，研究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税负影响最大，且显著为负。
3.税收征管。Michael （1972）就税收征管对实际税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他们研究了纳税个体是否在严格的监督及约束纳税的情况下会故意的少报收入来避税，以及造成这种行为的原因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一是惩罚率越高实际申报额也越高。二是加大稽查力度会使实际申报额升高。三是税率对收入的影响不能确定。
袁建国、后青松及范文林（2015）以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1年至2013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了税收负担、税收征管等因素对所得税有效税率的影响。研究显示，税收征管强度越低，税收负担越重的公司，有效税率与法定税率的差异就越大。
三、基于非税因素的研究
1.行业因素。通过有关学者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到，产业政策将会对企业的税收产生显著的影响，同时也会使得各个行业间的有效税率出现显著的不同，企业所在行业类型同样会对其避税活动造成显著的影响。Rosenberg（1969）通过研究显示，美国农业、纺织业、地产业等多个行业的避税活动较之于其他行业要更为显著。而Zhan和Adjikari（2003）也将马来西亚的酒店业和制造业作为研究的对象，也发现这一结论。
我国学者也曾经开展过对此的研究。丁琳（2000）分析了我国21个行业多达百家企业的税收状况，得出结论即各个行业的税收负担具有一定的区别。张伦俊和李淑萍（2012）也得出此结论。
面向单一行业的税负情况，我国也同樣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李国平和张海莹（2010）研究了某县煤企的实际税收负担水平，结果表明，企业实际税收负担水平高于应缴税费负担水平。王素荣、徐明玉（2012）以地产业作为研究对象，发现地产业税负要超过其他行业的税务压力。洪群联（2012）针对2005到2009年间国内服务业税务状况展开了系统的研究，结果看到，服务业税负的增长较迅速，金融、批发和零售业是税负压力最为显著的行业。
2.资产规模。规模对于企业而言无疑是最基本的特征，关于资产规模与所得税税负的关系存在两种假说。
第一类观点是Siegfried （ 1974） 提出的的政治权利假说。该假说提出公司规模越庞大，则其越具备相应的实力和动机进行政治游说，并且有足够的资金聘请专业人员来进行税务筹划。这个假说最早由Porcano（1986）进行了实证验证，作者使用美国的数据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资产规模与企业税收负担呈负相关。该假说得到了多人的支持，如Richard 和Lanis （2007）的研究也得出此结论。而Kitao（2010）认为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税务部门拓展税基，同时对大企业给予给多的税收优惠，从而激励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如此政府不仅仅可以取得更大规模的税收，同时也可以显著的缓解企业的税负压力。 第二类观点是由Zimmerman（1983）提出的政治成本假说。该假说提出，公司的规模愈大，则其就越易于遭受公众的监督，同时税务部门的监管工作也更可以有效的开展，所以其税负压力较之于中小企业更加显著。Hanlon（2010）提出若大企业运用一系列的资源实施税务筹划，则往往会由于遭受媒体的负面关注而产生一系列的损失，形成政治成本，ETR也相对较高。
基于以上两种假说，国内学者对于资产规模与税收负担关系的研究结果也各不相同。王延明（2003）研究结果表明：从1997年开始，资产规模和ETR之间呈现出正向相关性，然而资产负债率在次年和ETR则表现为负向相关。安福仁和马之超（2012）使用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19个行业的上市公司有关财务信息，结果表明固定资产规模和企业应纳税款二者间表现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刘建权（2013）通过研究发现，我国资产规模比越大的上市公司其税负也越大，而这一点也和政治成本假说相统一。
3.债务水平。由于税法规定股利是从税收利润中支出，而负债利息却可以在税前扣除，所以企业的融资结构会对其 ETRs 产生一定的影响。从理论上来说，财务杠杆高的公司，其税收负担就越低。Richardson和 Lanis（2007）的研究证明了资产负债率与 ETRs 存在显著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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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不同的观点，Defond（1994）和Sweeney（1994）利用就企业债务状况和盈余管理二者间的关系实施进一步的分析，结论为负相关。作者提出企业为减少债务违约开支，将不会应纳税所得额进行控制，而是利用提高会计利润的措施实施盈余管理，所以企业的债务水平与应纳税所得额无关。
我国的刘建民，李桂英，吴金光（2013）通过分析了45家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性。
另外，王素荣、张新民（2006）的研究得到的结论却恰恰相反，其提出因为债务资本在一定意义上和权益资本相近，可以为企业产生投资回报，同时在财务杠杆的影响之下也可以为企业创造更显著的价值。企业会充分地运用负债资本提升企业收益，以期尽可能地提升杠杆效应所带来的影响，导致企业应税所得基数显著提高，进而使对应的税务负担提高。张金海（2015）的研究也得出了这一结果。
4.固定资产密集度。由于税法规定折旧和摊销可以税前扣除，理论上而言固定资产密集度与资产的折旧抵税效应相关联，前者越高，后者越大，从而导致企业税收负担也会越低。Stiekney 和 MeGee（1982）、Grant Richardson（2007）等的研究都发现资本密集度越大，公司税收负担越低。但也有不同的结论， Miao（2009） 发现有效税率与资本密度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我国税法要求，固定资产折旧可以在当期税前进行抵扣，不仅如此税法支持企业实施加速折旧，因而就理论角度来说，资本密集度愈高，折旧幅度越大，应纳税所得相应的较低，税收负担自然会明显减少。但国内学者王延明（2002）、朴姬善（2005）实验研究显示，国内资本密集度和ETR均值的反向相关性并不显著。
5.管理水平。Doyle（1999）提出，公司股东如若采取基于业绩对经营者实施奖励的薪酬制度，则企业的ETR将会得到明显抑制。Graham 和Tucker（2006）通过分析显示，通过实施管理者股票期权，有助于其积极地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扩大减税的规模。Desai和Dharmapala（2008）通过分析显示，就公司治理而言，若赋予企业高管股权激励，可以有效地减轻企业的税负压力。
但是Philips（2003）通过对应的研究了经理人和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和实际所得税之间的关系，结果看到经理人的税后收入和企业所得税税率之间呈现出负向相关性，然而首席执行官的税后收入和企业所得税之间则无显著关联。
我国刘华等（2010）提出，增设涵盖了薪酬激励的管理层激励将会对公司税务筹划产生显著的影响，进而导致实际税率有所减少，同时公司的所有权属性同样对此产生显著的影响。相应的，吕伟、李明辉（2012）从2001年到2007年将接近四千家制造业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同时看到伴随管理层薪酬、股权激励的提升，企业的实际税负将会明显减少，重点是由于管理层获得了更强的动力来承担更显著的税务筹划风险。
6.盈利能力。对于盈利能力与税收负担的关系，Jansen（2005）通过实证分析也发现了其和ETR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作者认为企业盈利能力越强，相应的应纳税所得额就会越多，因此企业的税收负担就越高。但Adhikari（2006）将马来西亚公司的有关数据作为研究的基本目标，结果上也充分表明，盈利水平和ETR间有着明显的反向相关性。
我国的曹书军，张婉君（2008）通过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发现在税收优惠广泛普及的情况下，企业的获利水平和股权结构方会对ETR造成显著的影响这一结果，同时得出结论资产负债率与 ETR 呈负相关关系。周国栋（2012）以 2006-2010 年我国A股上市的能源企业为样本，研究得出了盈利能力对企业税负有负相关关系的结论。刘爱明和刘冬荣（2011）、王新安、张力多（2014）也支持这一结论。
7.股权结构。国企和非国企的效用函数具有一定的差异同样给企业的税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Spooner （ 1986） 提出企业中的国有控股有助于缓解企业的税负压力。然而，再将国有股权比重视作为税收负担的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未曾看到国有控股和企业税负之间具有显著关联。而TaoZeng（2010）验证了股权集中性水平与国际持股对国内上市公司税负方面所带来的影响性，结果看到股权集中度高的企業有更低的实际税负。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最大股东是国家的企业更多的是追求社会目标，而不是以税后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就国内而言，叶康涛（2005）分析了国家性质对公司盈余管理所产生的一系列影响，研究发现，公司在表现为国家控股的情况下，有着更强的能力掌控非应税项目进而科学避税，进而减少企业税负。曹书军和张婉君（2008）通过分析发现，股权结构和税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向关系，其提出通过国有大股东控制的公司，大股东可能会利用积极地缴纳税款来提升地方财政收入，进而赢得政府对其本人或者是企业的支持。邢星（2010）的研究支持了这一结论。
四、结语
经过对国内外有关文献的研究可以发现，国外在此方面的研究相对来说较早，有关的研究大部分是将ETR作为计量的标准，研究范围比较广，探讨了税收因素及非税因素对实际税率的影响，重点研究了非税因素对税负所产生的影响，同时也给企业实施纳税筹划带来了根本的保障。
国外文献对税收因素的影响结论较为统一，都认为法定税率、税收优惠政策及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的变化会影响税收负担的大小。在非税因素方面，单独针对于行业因素的研究较少，针对个体因素的文献较多。研究普遍认为影响税收负担的因素主要有资产规模、资本密集度、负债比例、盈利能力、薪酬激励制度、研究开发费用、子公司的数量等，同时因为研究的上市公司所在的国家的区别，相应的税收政策不同，最终的结论也会呈现出一定的差异，这同样是需要我国学者需要着力加以分析的核心所在。
我國在税负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相对较迟，就我国特殊国情，国内研究者选择了多个角度，研究对上市公司所得税产生影响的要素。国内在此方面的研究尚且不到位，目前大部分是针对国内整体上市公司在新税法改革前后对应的所得税税负的变化进行研究，很少有针对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方法、税收征管环境、税收优惠政策等因素的分析。由于我国在2008年前采取分行业分地区的税收制度，所以我国针对行业因素及区域因素的研究较多。通过研究结果看到，在2008年实施税改之前，国内各个行业、地区所承担的税负具有相当大的区别，新税法得以落实之后，其对应的行业和地区性差异将会有所降低。我国对企业个体因素的研究较少，主要研究了资产规模、资产负债率、盈利能力、管理层激励、股权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并且通常将国内上市公司整体作为研究的对象来分析。
参考文献：
[1]Adjikari.A.， Derashid，H. Public Policy，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Effective Tax Rates [J].Journal of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2006（25）：574-595.
[2]Zimmerman J. Taxes and firm size[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83， 5：119-149.
[3]Dyreng.S，Hanlon.M. Long-run corporate tax avoidance[J]. The Accounting Review，2008，83 （1）：61-82.
[4]袁建国，后青松，范文林.上市公司所得税有效税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 税务研究，2015（7）：109-117.
[5]张伦俊，李淑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行业税负研究[J].统计研究，2012（2）：66-72.
[6]洪群联.服务业税负分析及增值税改革的思考[J].宏观经济管理，2012（2）：42-43.
[7]汤寅昊，中国钢铁行业税收负担实证分析[D].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3.
[8]席玮，王一涵.中国行业要素收入有效税负测算—基于税源视角的分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2（11）：10-14.
[9]安福仁，马之超.基于面板数据的中国上市公司所得税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工作探索，2012（5）：84-57.
[10] 周国栋.我国能源企业税负影响因素分析[J].软科学，2012（4）：127-130.
关键词：税收负担 影响因素 税收因素 非税收因素
一、引言
对于企业实际税收负担的研究，是国内外众多学者关注的重点。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对于税收负担的研究在各个方面都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上都越来越细致，但国外的背景与政策与我国都不相同，其研究结论虽然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却不太符合现在我国企业的发展趋势。与西方一些国家相比，我国对于税收负担的研究开始较晚，而现有的研究和结果大部分是针对理论分析所得，且大部分是对于税收改革之前税收负担的研究，尤其是国内目前研究大都着眼于整体行业的税收负担研究。
本文将税收的影响因素分析可从两个角度入手，即税收和非税收因素，而后者又涵盖了行业和个体两部分。个体因素一般包括：公司规模、债务水平、股权结构、资本结构、盈利能力、管理层激励等。
二、基于税收因素的研究
1.法定税率。Gupta和Newberry（1997）通过运用1982-1987年和1987-1990年的两个面板数据，发现美国1986 年的税制改革对公司所得税税负有显著影响。Richardson（2007）对澳大利亚税制改革前后的92家上市公司的实际税负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同时得到了此结论。
2008年国内开展了新企业所得税之后，法定税率调整为25个百分点，低税率则为20个百分点。李增福（2010）研究了税改之后，我国上市公司现实税负所产生的变化情况。结果看到，法定税率的减少，有助于降低企业所承担的现实税负情况，这一点和王延明（2002）实际税负和法定税率敏感度较弱的结论有所差异。其认为原因主要是随着新税法的执行，区域差异减少，税收政策的产业导向性愈发显著，针对取消、延缓税收优惠政策的上市公司，因为设置延缓期不仅仅有效地控制了所得税，同时也切实地完善了新旧税法之间有效的过渡。
2.税收优惠政策。就政府而言，也可通过该政策完成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目标，加大宏观调控的执行效力。对于企业来说，可以通过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合法避税，降低企业的税费。对于税收优惠政策对于税收负担的影响，最早Siegfried（1974）考虑了税收优惠政策，分析得出了生产和矿业的ETR，结果看到ETR为39个百分点，这一点较之于法定税率的52个百分点有着不小的差距，作者提出这方面的差距源于特别条款和税费抵扣等一系列的因素。
我国李增福和徐媛（2010）提出税法实施过程之中，往往会出现一系列的税收优惠，企业的避税活动，如此也导致名义税率常常无法充分地展现出企业所应缴纳所得税的具体情况。汤寅昊（2013）以我国钢铁行业的2007-2011年的数据作为样本，研究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税负影响最大，且显著为负。
3.税收征管。Michael （1972）就税收征管对实际税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他们研究了纳税个体是否在严格的监督及约束纳税的情况下会故意的少报收入来避税，以及造成这种行为的原因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一是惩罚率越高实际申报额也越高。二是加大稽查力度会使实际申报额升高。三是税率对收入的影响不能确定。
袁建国、后青松及范文林（2015）以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1年至2013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了税收负担、税收征管等因素对所得税有效税率的影响。研究显示，税收征管强度越低，税收负担越重的公司，有效税率与法定税率的差异就越大。
三、基于非税因素的研究
1.行业因素。通过有关学者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到，产业政策将会对企业的税收产生显著的影响，同时也会使得各个行业间的有效税率出现显著的不同，企业所在行业类型同样会对其避税活动造成显著的影响。Rosenberg（1969）通过研究显示，美国农业、纺织业、地产业等多个行业的避税活动较之于其他行业要更为显著。而Zhan和Adjikari（2003）也将马来西亚的酒店业和制造业作为研究的对象，也发现这一结论。
我国学者也曾经开展过对此的研究。丁琳（2000）分析了我国21个行业多达百家企业的税收状况，得出结论即各个行业的税收负担具有一定的区别。张伦俊和李淑萍（2012）也得出此结论。
面向单一行业的税负情况，我国也同樣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李国平和张海莹（2010）研究了某县煤企的实际税收负担水平，结果表明，企业实际税收负担水平高于应缴税费负担水平。王素荣、徐明玉（2012）以地产业作为研究对象，发现地产业税负要超过其他行业的税务压力。洪群联（2012）针对2005到2009年间国内服务业税务状况展开了系统的研究，结果看到，服务业税负的增长较迅速，金融、批发和零售业是税负压力最为显著的行业。
2.资产规模。规模对于企业而言无疑是最基本的特征，关于资产规模与所得税税负的关系存在两种假说。
第一类观点是Siegfried （ 1974） 提出的的政治权利假说。该假说提出公司规模越庞大，则其越具备相应的实力和动机进行政治游说，并且有足够的资金聘请专业人员来进行税务筹划。这个假说最早由Porcano（1986）进行了实证验证，作者使用美国的数据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资产规模与企业税收负担呈负相关。该假说得到了多人的支持，如Richard 和Lanis （2007）的研究也得出此结论。而Kitao（2010）认为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税务部门拓展税基，同时对大企业给予给多的税收优惠，从而激励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如此政府不仅仅可以取得更大规模的税收，同时也可以显著的缓解企业的税负压力。 第二类观点是由Zimmerman（1983）提出的政治成本假说。该假说提出，公司的规模愈大，则其就越易于遭受公众的监督，同时税务部门的监管工作也更可以有效的开展，所以其税负压力较之于中小企业更加显著。Hanlon（2010）提出若大企业运用一系列的资源实施税务筹划，则往往会由于遭受媒体的负面关注而产生一系列的损失，形成政治成本，ETR也相对较高。
基于以上两种假说，国内学者对于资产规模与税收负担关系的研究结果也各不相同。王延明（2003）研究结果表明：从1997年开始，资产规模和ETR之间呈现出正向相关性，然而资产负债率在次年和ETR则表现为负向相关。安福仁和马之超（2012）使用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19个行业的上市公司有关财务信息，结果表明固定资产规模和企业应纳税款二者间表现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刘建权（2013）通过研究发现，我国资产规模比越大的上市公司其税负也越大，而这一点也和政治成本假说相统一。
3.债务水平。由于税法规定股利是从税收利润中支出，而负债利息却可以在税前扣除，所以企业的融资结构会对其 ETRs 产生一定的影响。从理论上来说，财务杠杆高的公司，其税收负担就越低。Richardson和 Lanis（2007）的研究证明了资产负债率与 ETRs 存在显著负相关。
（下转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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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不同的观点，Defond（1994）和Sweeney（1994）利用就企业债务状况和盈余管理二者间的关系实施进一步的分析，结论为负相关。作者提出企业为减少债务违约开支，将不会应纳税所得额进行控制，而是利用提高会计利润的措施实施盈余管理，所以企业的债务水平与应纳税所得额无关。
我国的刘建民，李桂英，吴金光（2013）通过分析了45家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性。
另外，王素荣、张新民（2006）的研究得到的结论却恰恰相反，其提出因为债务资本在一定意义上和权益资本相近，可以为企业产生投资回报，同时在财务杠杆的影响之下也可以为企业创造更显著的价值。企业会充分地运用负债资本提升企业收益，以期尽可能地提升杠杆效应所带来的影响，导致企业应税所得基数显著提高，进而使对应的税务负担提高。张金海（2015）的研究也得出了这一结果。
4.固定资产密集度。由于税法规定折旧和摊销可以税前扣除，理论上而言固定资产密集度与资产的折旧抵税效应相关联，前者越高，后者越大，从而导致企业税收负担也会越低。Stiekney 和 MeGee（1982）、Grant Richardson（2007）等的研究都发现资本密集度越大，公司税收负担越低。但也有不同的结论， Miao（2009） 发现有效税率与资本密度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我国税法要求，固定资产折旧可以在当期税前进行抵扣，不仅如此税法支持企业实施加速折旧，因而就理论角度来说，资本密集度愈高，折旧幅度越大，应纳税所得相应的较低，税收负担自然会明显减少。但国内学者王延明（2002）、朴姬善（2005）实验研究显示，国内资本密集度和ETR均值的反向相关性并不显著。
5.管理水平。Doyle（1999）提出，公司股东如若采取基于业绩对经营者实施奖励的薪酬制度，则企业的ETR将会得到明显抑制。Graham 和Tucker（2006）通过分析显示，通过实施管理者股票期权，有助于其积极地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扩大减税的规模。Desai和Dharmapala（2008）通过分析显示，就公司治理而言，若赋予企业高管股权激励，可以有效地减轻企业的税负压力。
但是Philips（2003）通过对应的研究了经理人和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和实际所得税之间的关系，结果看到经理人的税后收入和企业所得税税率之间呈现出负向相关性，然而首席执行官的税后收入和企业所得税之间则无显著关联。
我国刘华等（2010）提出，增设涵盖了薪酬激励的管理层激励将会对公司税务筹划产生显著的影响，进而导致实际税率有所减少，同时公司的所有权属性同样对此产生显著的影响。相应的，吕伟、李明辉（2012）从2001年到2007年将接近四千家制造业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同时看到伴随管理层薪酬、股权激励的提升，企业的实际税负将会明显减少，重点是由于管理层获得了更强的动力来承担更显著的税务筹划风险。
6.盈利能力。对于盈利能力与税收负担的关系，Jansen（2005）通过实证分析也发现了其和ETR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作者认为企业盈利能力越强，相应的应纳税所得额就会越多，因此企业的税收负担就越高。但Adhikari（2006）将马来西亚公司的有关数据作为研究的基本目标，结果上也充分表明，盈利水平和ETR间有着明显的反向相关性。
我国的曹书军，张婉君（2008）通过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发现在税收优惠广泛普及的情况下，企业的获利水平和股权结构方会对ETR造成显著的影响这一结果，同时得出结论资产负债率与 ETR 呈负相关关系。周国栋（2012）以 2006-2010 年我国A股上市的能源企业为样本，研究得出了盈利能力对企业税负有负相关关系的结论。刘爱明和刘冬荣（2011）、王新安、张力多（2014）也支持这一结论。
7.股权结构。国企和非国企的效用函数具有一定的差异同样给企业的税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Spooner （ 1986） 提出企业中的国有控股有助于缓解企业的税负压力。然而，再将国有股权比重视作为税收负担的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未曾看到国有控股和企业税负之间具有显著关联。而TaoZeng（2010）验证了股权集中性水平与国际持股对国内上市公司税负方面所带来的影响性，结果看到股权集中度高的企業有更低的实际税负。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最大股东是国家的企业更多的是追求社会目标，而不是以税后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就国内而言，叶康涛（2005）分析了国家性质对公司盈余管理所产生的一系列影响，研究发现，公司在表现为国家控股的情况下，有着更强的能力掌控非应税项目进而科学避税，进而减少企业税负。曹书军和张婉君（2008）通过分析发现，股权结构和税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向关系，其提出通过国有大股东控制的公司，大股东可能会利用积极地缴纳税款来提升地方财政收入，进而赢得政府对其本人或者是企业的支持。邢星（2010）的研究支持了这一结论。
四、结语
经过对国内外有关文献的研究可以发现，国外在此方面的研究相对来说较早，有关的研究大部分是将ETR作为计量的标准，研究范围比较广，探讨了税收因素及非税因素对实际税率的影响，重点研究了非税因素对税负所产生的影响，同时也给企业实施纳税筹划带来了根本的保障。
国外文献对税收因素的影响结论较为统一，都认为法定税率、税收优惠政策及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的变化会影响税收负担的大小。在非税因素方面，单独针对于行业因素的研究较少，针对个体因素的文献较多。研究普遍认为影响税收负担的因素主要有资产规模、资本密集度、负债比例、盈利能力、薪酬激励制度、研究开发费用、子公司的数量等，同时因为研究的上市公司所在的国家的区别，相应的税收政策不同，最终的结论也会呈现出一定的差异，这同样是需要我国学者需要着力加以分析的核心所在。
我國在税负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相对较迟，就我国特殊国情，国内研究者选择了多个角度，研究对上市公司所得税产生影响的要素。国内在此方面的研究尚且不到位，目前大部分是针对国内整体上市公司在新税法改革前后对应的所得税税负的变化进行研究，很少有针对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方法、税收征管环境、税收优惠政策等因素的分析。由于我国在2008年前采取分行业分地区的税收制度，所以我国针对行业因素及区域因素的研究较多。通过研究结果看到，在2008年实施税改之前，国内各个行业、地区所承担的税负具有相当大的区别，新税法得以落实之后，其对应的行业和地区性差异将会有所降低。我国对企业个体因素的研究较少，主要研究了资产规模、资产负债率、盈利能力、管理层激励、股权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并且通常将国内上市公司整体作为研究的对象来分析。
参考文献：
[1]Adjikari.A.， Derashid，H. Public Policy，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Effective Tax Rates [J].Journal of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2006（25）：574-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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