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至1980年代,文学是一种至少看上去“公共性”极强的文化门类。大批的革命文学作品的普及率,绝不亚于今天的畅销读物。在这几十年里,文学在上层建筑领域里起着顶部装饰的作用,文学家则在公共生活中一直扮演着公众的教导者和拯救者的角色。但这并非因为文学家有着特别的人格魅力而堪称道德典范,相反,这个时期的文学家们在基本的人格尊严和艺术品格上,乏善可陈,在更多的时候,他们甚至还不如普通民众更有道德感。公众对文学的相对较为强烈的热情,也不意味着国民有着普遍强烈的文学需求和高水准的文学鉴赏力。文学享有这种过分崇高的地位,有赖于背后的政治强力的支撑。文学话语不过是政治话语的柔化版,在社会运动最热烈场面里,借助政治强力的文学的高亢声音,看上去像是一种狐假虎威的表演。
　　在今天看来,文学的这种“公共性”首先来自公共生活的一体化,文学不过是这种一体化的公共生活中的较为引人注目的文化形态之一。依照某种权力的指令,文学家像外科医生一样,致力于公众的思想改造和灵魂重塑的手术。这样,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当代文学是那般的高贵和强大。然而,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增大和意识形态禁锢的松动,当代文学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就暴露无遗。
　　长期被误解的“文学公共性”的虚假性一旦被揭穿,文学就不得不面对自身在“公共领域”及“公共事务”中退场的命运。建立在作协机构、报刊出版、学院文学教育等文学制度之上的垄断性生产关系,面临挑战。在大众文化时代盛大的文化筵席上,文学不得不屈居一隅,在次要席位上分得一些残羹剩饭。虽然在主流的文化格局的等级秩序中,文学依然高居文化金字塔的顶端,但显然已不再居于公共言论舞台的中央。文学家的角色在公众视野里备受冷落,文学的声音也变得可有可无。面对这样一种尴尬的处境,文学充其量只能自救了,拯救社会或拯救公众的宏大理想,变得不切实际。
　　世纪之交,一些新锐作家也进行过重返文化舞台中心的努力,他们热切地拥抱大众娱乐市场,多少也吸引了一些舆论的关注,但在“娱乐化”的文化狂潮中,文学所能掀起的不过是几朵细小的泡沫而已。依靠自身的娱乐化来引人注目,这也不是作家的特长,而作家们的“丑闻”的剩余价值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而另一方面,文学拥抱市场的结果,是自身的泡沫化。1980年代的文化新潮过去之后,文学的创造性精神即日渐衰颓。199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写作的翻新只是体现在年龄段、性别和容貌的差异方面。一层泡沫被撇去之后,新的一层又生长起来,此间的唯一标准是利益。当代文学就是这样一种没有独立品格和价值核心的“文化泥块”,曾经根据政治利益来塑造自己的形象,现在则根据商业利益来塑造自己的形象,以政治或商业的价值替代了文学价值。文学尚未真正建立自身内部的价值,要想在社会公共领域引导价值,如果失去了外部强力的支撑,就只能被公共文化所抛弃。
　　198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呼吁自身的独立性,试图挽回自己的尊严。先锋文学在形式上的自律性的试验,是文学恢复自身主体性的尝试。1980年代中期的文学遗产,即是试图建立文学自身在价值上和美学上的内在完整性。事实上,这一传统始于“文革”后期民间青年知识分子的隐秘化的文学书写(如“今天派”诸诗人的写作)。值得注意的是,“今天派”的文学书写,并非依靠积极和公开地“介入”当下的公共生活来赢得其公共性,相反,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不为公众所知晓,它是以对一体化的公共生活的疏离和回避,来赢得自身的价值。
　　倘若文学自身尚未获得自主的意识,其现实“介入”不可避免地沦落为一种舆论,成为某一社会阶层(有权势的或无权势的)的代言工具。文学家需要面对的首先是个人,是个人的内心。他常常以逃离公共生活领域、疏离公共事务,来获得对公共性的独特的关注。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陈寅恪的意义。当几乎所有的学者和作家都在忙于为现实涂脂抹粉的时候,陈寅恪选择了寓居岭南,与世隔绝,专心为古代的一位身份卑微的风尘女子立传。
　　文学写作,首先是一件发生在私人领域内的事情。文学的书写空间是孤独的,同时,真正的文学作品是内在的自足的和自我完善的。另一方面,文学的阅读空间也是相对孤独的和自足的。尽管文学又是会被拿到公共场合下,为众人所分享,尤其是在某些特殊的情形下,文学还会表现为公众情绪的原动力和催化剂。但这都是文学的非常状态。在现代传播的语境下,作为印刷符号的文学文本,提供给读者的是单个作家的个人的话语。在通常的阅读状态下,读者与作者的关系应该是两个孤独的个体之间的互相打量、注视、倾听和理解,最为重要的是,这种交流并非简单的单向灌输和控制。读者有权随时抛开手上的任何作品。从这种理想的文学阅读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理想的公民社会交往伦理的雏形。通过阅读关系,作者与读者共同建立起一个微型的有关美学和价值的“精神共同体”,而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由是开始形成。
　　重返独立的文学精神空间,这不仅意味着作家需要捍卫自己的精神独立性,同时也意味着作家的文学书写需要营造一个独立的和自我完善的话语空间。前者是文学独立性的精神驱动力,后者是文学独立性的生存空间。从这一点出发,文学的公共性问题的进一步的要求,则是公民对于阅读、书写等精神生活的需求和空间的建立。而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民社会的公共空间,是建立在这一系列独立的个体精神空间单元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及其阅读)乃是公民社会的行动典范和价值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