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三大名声狼籍的行业：一是股票市场，第二足球，第三就是影视圈
　　
　　芦苇：就是你作品的精神品质，就是要时刻问自己：你为什么要拍戏？
　　人物周刊：这其实是个特别难回答的问题，就像“你为什么要活着”一样难回答。
　　芦苇：但是你必须回答，否则你这一生都没有方向感。当然拍电影现在也职业化了，你要是说我拍电影就是为了吃一碗饭，这当然也是很好的理由，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如果说你不但要吃这碗饭，你还有更多的精神寄托在其中，你还有更多的精神话语需要表达，那就是另外一种境界了，那就高于吃饭了。
　　人物周刊：你对第六代导演怎么评价？
　　芦苇：对第六代比对第五代失望，他们在这个年龄展现自己了，但是他们的作品似乎远不足以跟第五代在这个年龄段拍出的作品对抗。张艺谋拍《活着》的时候30多岁，现在第六代都40多岁了，有能跟《活着》、《霸王别姬》抗衡的吗？还没看到。第六代的环境更好了：第一，电影尺度怎么着还是比过去宽了；第二，投资多了；第三，媒体发达了，媒体把他们捧得非常之高。他们现在很容易成为社会明星，话语权他们早都有了，只不过他们的“发言”（作品）分量太轻。
　　
　　我没想到那就是我们的终点
　　
　　21岁时，下放宝鸡当了3年农民的芦苇招工进了空军第12修理厂，这是当时国家惟一一个轰炸机基地，人人羡慕的工作。呆了一个来月，他去找领导：你们还是把我发回农村吧，我不干了。厂里管人事的人大跌眼镜：我厂自成立以来，主动闹退厂的只有两例，第一个是神经病，第二个就是你，你是不是到精神科去检查一下？匪夷所思。
　　他天生过不了早请示、晚汇报的生活，“如果这一辈子就这么过的话，我还不如当农民呢！当农民虽然生活很苦，但精神是自由的。”他不去上班，厂里最后只好把他辞退。“所谓除名吧。回农村人家也不要你了，有那么两年，户口本在我口袋里揣着，没户口就是没粮食。”他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丢了名字，变成了“芦苇”。
　　这闲荡的两年里，专心学画的芦苇，拜了个中央美院的老师，立志要终生以绘画为生。可没过多久，西安电影制片厂招工，把他招去当炊事员，没想到，掌大勺的手后来操起了画刷，操画刷的手后来又拿起了笔杆。
　　《疯狂的代价》、《黄河谣》、《霸王别姬》、《活着》、《秦颂》、《红樱桃》、《图雅的婚事》……这个阴差阳错当上的编剧，倒是应了他绘画老师对他的评价：我看你做文学比做绘画更好。
　　人物周刊：你说写剧本就是用剧情、用音乐、用镜头来画画，但是你做编剧可能参与不到画面、音乐中去，这是导演的事啊！
　　芦苇：剧本做得好，你绝对控制它！它必须按你的想法来，脱离剧本就接不上。《霸王别姬》是最典型的例子，戏剧艺术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突然需要一个环节来宣泄情绪，你设计了一场戏，就再无法将它去掉。《霸王别姬》里面，小孩挨完打以后忽然到河边去练嗓子，大雪天在河边練“力拔山兮气盖世”，画面很美，但实际上这个画面是你在剧本里给导演的。
　　
　　但他们也没有伟大到我不敢评价的地步。
　　人物周刊 ：你觉得这次的《赤壁》如何？
　　芦苇：只能算个标准的商业大片，从剧情到场面都可看成“中国版《特洛伊》”。观众希望历史片能闪烁出精神的光辉，但《赤壁》只是娱乐片，所以大可不必有这类要求。武戏延续了吴宇森过往的暴力美学，战争场景极具视觉冲击力，但文戏很平庸。最遗憾的是，他把握历史人物的能力远不如他把握黑社会人物的能力。再则，出于商业考虑，影片戏剧力量过于分散，什么都想要，就注定要冒“什么都平庸”的风险。
　　人物周刊：你跟张艺谋合作已经是15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正是中国电影的一个高峰，而这15年来，中国电影，包括电影环境、电影市场、电影人，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芦苇：我很幸运，我跟张艺谋、陈凯歌这两个导演合作的时候，都是他们艺术上最好的时期。我与艺谋同岁，比凯歌大两岁，我们都处在最好的状态，中国电影在那几年呈现出一批精神品质非常高的、不逊于国际同行的作品。
　　拍《霸王别姬》和《活着》的时候我比较高兴，我觉得我们终于起步了，可我没想到，那就是我们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