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墨子最激烈的是孟子。他的名言是“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凑巧的是，诸子百家中唯有墨家一系在后来绝迹。因此，后人重温或者追忆墨学，往往从孟子对杨墨的批判切入（对于这一批判，宋代二程和朱熹有详细的辨析）。正因为孟子的缘故，后人在谈到墨子时也分为两个方向，要么追随孟子，要么批评孟子。现代学人傅斯年，就以对照的方式列举了儒家和墨家的对立，包括：尚贤vs亲亲，尚同vs事有差等，兼爱vs爱有等差，非攻vs义战与不义战之别，节用vs居俭奢之间，节葬vs厚葬，天志vs天命，明鬼vs敬鬼神而远之，非乐vs放郑声而隆雅乐，非命vs有命（详见《战国子家叙论》所列之表）。另一位现代学人蒙文通，则认为儒学与墨学精神相通：“儒家之义，莫重于明堂。班固言‘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清庙者即明堂也。知明堂之说，创于墨家而儒者因之。凡儒者言禅让，言议政，言选举学校，莫不归本于明堂，其为本墨家以为说，不可诬也。墨家非乐，而六艺佚《乐经》。墨以孝视天下，而儒者于汉独尊《孝经》。是皆秦汉之儒，取于墨家之迹，斯今文说者实兼墨家之义。“（《儒学五论》，另外还要指出，蒙氏认为墨学源于晏子）这种一反一正的类似论证在学界还有许多。但是傅斯年也承认，儒墨的分歧，与其说是对立性差异，不如说是程度性差异。而蒙文通在指出儒墨一致时，也说明了二者的区别。读到这些论证，难免会想到一个问题：墨家虽然很早就消失了，但墨子的精神是否也随之不复存在？
　　墨家思想中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一方面，墨子的“兼爱”思想拉平了社会关系，主张人人平等；另一方面，墨家的组织又以绝对的服从和高度的强制拉开了墨者的距离，为极权运作提供了样板。一方面，墨家的“尚贤”主张要求打通优秀人才的上升通道；另一方面，“尚同”思想的“上同而不下比”又要固化组织的等级体制。一方面，墨家的“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冲击着儒家的礼乐体系，以夏政之质否定周政之文；另一方面，在推崇仁义、赞美先王尧舜禹汤上又墨学与儒学如出一辙。一方面，墨学的“尚同”试图用“组织起来”的方式消除个人自由；另一方面，又以“非命”学说鼓励个体努力以改变命运。《墨子》的思想中充满了这种矛盾，而墨家却并不认可它们是矛盾，起码不会发出对本派学说的质疑。更奇妙的是，通过墨子本人及其后学的组合和平衡，使这些矛盾统统化解于他们主张的道义之中。在墨学体系中，人人平等是符合道义的，等级秩序也是符合道义的；反对暴力、崇尚和平是道义，强化纪律、绝对服从也是道义。凡是有助于推进“兼爱”主张的行为，那怕存在逻辑冲突，也能被墨者组合到自己的观念之中。
　　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家精神对其他学派的渗透，甚至其对立面也无意识地受到其影响。例如，孔子创立的儒家偏重于仁，而墨子创立的墨家偏重于义。儒家的行为准则立足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墨子声称：“夫义，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视人？必强为之！”（《墨子·公孟》。痛骂墨子的孟子，提高了“义”在儒学中的位置，不但要当“大丈夫”，而且带有浓厚的“强为之”色彩。我们不妨说，正是孟子在批判墨子的过程中，感染了墨子的神韵。
　　从秦汉到明清的王朝时代，墨家作为一个思想流派不复存在，然而墨子倡导的观念却时隐时现。尤其是墨子的兼爱、信义、和平、奉献等精神，与权威、强制、纪律、义气等因素组合起来，成为社会行为的准则来源之一。过去讲思想史者，往往注意到王朝时代儒道法之间的内容互补，但忽略了墨学的精神渗透。实际上，墨学对中国社会管理思想的渗透是无形而广泛的。从民间角度看，在历史上的王朝中国之外，实际上还存在一个带有王朝影子性质的江湖中国。“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江湖义气，似乎就有墨子的思想痕迹。水泊梁山杏黄旗上的“替天行道”，似乎也有墨学“天志”的濡染。“盗亦有道”的江湖规矩，同墨者的组织管理方式之间似乎剪不断理还乱。尽管《笑傲江湖》中黑木崖上的任我行很可能不知道墨子是谁，但读者却可以在他身上看到墨家“钜子”的投影。一旦社会矛盾激化，或者进入动荡时期，墨子的幽灵就在江湖之中开始显现。从官方角度看，凡是安稳的社会，官方在糅合儒道法的治理之道中，往往也会渗透一些墨子的精神气质。从汉代的“三纲五常”，到民国倡导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其主旨固然来自儒学，然而其精神也隐含有墨学成分。说不定，正是墨子精神的渗透，制约了孔子以后儒学的形式化倾向。墨学对儒学的这种渗透，是一个很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秦汉以后，其他诸子对社会思潮的影响是知识、智慧、经验、方法的影响，而已经中绝的墨家对社会思潮的影响是精、气、神的影响。
　　大体上，草莽初创的组织，不论管理者是否意识到，在价值取向上往往会偏向于墨家。而组织正规化的过程中，价值取向则会越来越靠拢儒家。组织一旦遇到危机或者瓶颈，则有可能用有为倾向用的法家来矫治，也有可能用无为倾向的道家来矫治。但出现社会对抗或者进入动荡时期，则下层民众可能接受墨家的平等和大同追求来改造现状，社会精英可能以墨家的牺牲精神和道义担当来承担社会责任。当然，这只是一种非常粗线条的概括，具体情况则千差万别。起码，从长时段看，墨家兴起于战国的社会大动荡，复兴于近代的社会大转型，而在体制相对稳定的王朝时期则隐匿于社会深层变为隐性基因，对此，有必要展开深思。另外，儒、道、墨的合力，推进了中国历史上大同理想的发展演变，这是需要专门探讨的又一个主题。如果把儒墨道法不同学说的交替主导和互相渗透用管理生命周期框架来解释，有可能会在管理思想史上提出新的学术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