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并不仅仅意味着没有足够的钱，它同时是一个关于剥削与压迫的命题，它意味着身处全副武装的冲突和战争中，人们因此不可能去做生意、看医生、送小孩上学。简而言之，贫困是一个政治问题，它要求从政治上寻求方法以解决形成贫困的根源，而不仅仅是提供金钱上的援助。
　　自2000年以来，世界各国采纳了联合国“千禧年宣言”和“千禧年发展目标”，全球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地缘政治上存在一个重大转变，从前被认为贫困的、需要接受援助的国家已发展为全球经济的新兴市场推手。权力也同时转变为一个世界性的政治议题。
　　假如解决贫困问题的努力仍然依循传统的高排放的发展路径，那么哪怕世界上的富裕国家今日能成功消灭所有排放量，全球气候仍将遭遇毁灭性打击。我们将面对洪水、旱灾、急剧减少的粮食供应，并失去大量珍贵的生物物种。所有这些都将导致世界各地贫困人口的急遽增加，而当然，一如既往地，那些较为贫困的国家将遭到最严重的打击。
　　然而，不竭力解决贫困问题则可能是一个更坏的选择。不向人们提供获取能源的恰当途径，将意味着否认10亿人的基本需要和权利，不仅如此，它可能促使人们砍下更多树木用作木柴，造成森林被过度砍伐和沙漠化。
　　一直以来，富裕国家对全球贫困问题的投入都是基于正义和道德需要。但在21世纪头一个10年，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告诉我们，为了保证一个安全的未来，必须解决贫困问题。
　　作为挪威同时负责环境和发展两个方面的官员，自2007年以来，我会晤了其他国家相关领域的部长。我震惊地发现，致力于环境和致力于发展的力量是如此形同陌路。环境和发展都有着各自的重要议程、各自对于未来挑战的分析、各自的战略计划乃至各自的一套语言方式。然而，尽管这两者都认识到对方议程的重要性，但它们还必须进行对话、一同采取行动，否则它们各自的目标都不可能达成。
　　与此同时，全球气候谈判成为当前最重要的全球论坛，发展和环境两方面的专家和决策者济济一堂，这一现象已然证明了西方独霸全球时代的结束。所谓发展中国家有着某种我们需要的东西：辽阔的未经砍伐的森林—它对我们未来的生存至关重要。
　　发展中国家有能力选择一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一种以低碳战略和绿色原则为基础的道路。我们非常需要它们作出这样的选择，但与此同时，这样的选择也意味着，贫困国家会拥有更大的谈判能力，这或许是我们不愿意见到的，也将对我们构成挑战，但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者而言，它却意味着一个共同的、更健康的未来。
　　经济发展、维持和平、气候的“调适”与“减缓”，人们在这些方面的需求非常巨大，而我们多年以来都在争论，什么样的援助水平是恰当的。不过，虽然经济援助很重要，但哪怕我们能兑现所有承诺，发展国家所能提供的公共捐助也是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的。
　　过去10年间，金融创新变得时髦起来，它的应用不仅仅在经济发展方面。在气候谈判中，人们建议引入新机制以撬动更多捐助资金，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提议是对国际航运和金融交易征税。此类方案最大的创新在于，那些地球上最富有的人—不论其所在国家的经济情况如何—都需要埋单了。
　　然而，在所有资金流动中最重要的，却是从大量发展中国家不断流出的非法资金—据税务正义组织统计，其数量可达发展中国家所接受的发展援助资金的10倍之多。这些资金大部分来自非法的跨国金融交易，其营利来源则包括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毒品和武器贩卖以及占相当比例的人口贩卖。通过诈骗、腐败、贿赂、走私和洗钱，大笔金钱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其中最大额的非法资金流动则与商业交易相关，通常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目的则是为了逃税。
　　这样的资金流动主要在避税港中进行，因此，对付全球贫困所作的努力必须针对避税港。正是这些避税港使得经济犯罪的利润变得更高，而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是制定全球范围内的金融交易透明准则，这一准则应当涵盖那些进行跨国经营的企业。
　　我们必须小心，不能自欺欺人地认为“千禧年发展目标”只要通过向贫困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就可以实现。必须优先放置到国际议事日程上的，是关于贫困的更广阔的政治议题，以及三个对发展而言最为关键的因素，也就是气候、目标冲突和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