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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对中国来说，注定是一个不平静之年。这一年中国执政党的最高层将换届；这一年海内外关于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的各种议论甚嚣尘上。
一方面中国已崛起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另一方面房地产泡沫面临破灭和中国经济崩溃论也浮出水面；一方面国内新兴中产阶层、失地农民和基层民众的维权意识日益增长，政府高举发展、和谐和稳定大旗，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加紧对中国的围堵。中国面临内忧与外患、经济与外交等多重挑战。
内部挑战日益严峻
中国过去的GDP增长主要靠货币投放和大量的能源与资源消耗，中国经济当前面临下滑与通胀上升压力并存的窘境，这种模式已难以持续。伴随着“融资荒”、“用工荒”、“供电荒”，以及随之而来的“倒闭潮”和“跑路潮”，“中国制造”正在变贵、部分外资开始撤离中国。“金砖四国”发明者、高盛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奥尼尔称，2012全球经济的关键是中国能否成功实现软着陆。美国专栏作家乔治·弗里德曼称，中国在以出口为主的结构和贫穷的冲突下，未来10年将陷入“危机”。他指出：“中国是没有内部经济的国家。欧洲和美国不买中国产品，中国就无法生存。所以中国就像外部世界的人质。”在出口市场萎缩的情况下，中国如果继续靠大规模投资和畸形的房地产支撑的话，必然面临剧烈的通货膨胀，社会动荡就将是一个实在的危险。
更严重的是，政府的公信力与管治能力面临挑战。政府承诺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或没有及时解决，在一些事件中政府说了真话却得不到信任，许多人甚至宁可相信谣言也不相信政府；权力私有化、官员特权化倾向严重，公权成为地方政府的保护伞，甚至有的政府官员也成了黑社会的保护伞。“裸官”现象增多，腐败增多，贪污数额特别巨大；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冲突的方法极为有限，小矛盾、大矛盾都靠强制力去解决。执法、纪检部门的普遍不作为与乱作为，导致人们不择手段地角逐金钱与权力，弱肉强食的社会生态有成形的趋势。
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2010年曾报道，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早在2009年的基尼系数就达到0.47（欧洲与日本在0.24～0.36左右），远超0.4的国际警戒线。并且，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美国。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
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社会思潮之多、之复杂，为近10年来罕见。各种五花八门的观点碰撞、争锋，互不相让，让改革共识越来越稀缺。鲁迅先生说过的“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用来形容当前思想界的状况并不为过。一句话，中国的改革与发展面临空前挑战。
外部环境恶化
中国在内部形势日益严峻的同时，外部环境似乎也是不容乐观。奥巴马1月5日在宣布美国新军事战略中报告称，“美国必须在行动的通道和自由受到挑战的地区，保持展示实力的能力”，以保美国“军事超强”地位，并将美军事重心转向亚太地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五角大楼报告指出，任何由中国或伊朗发起的阻拦美国进入南海、波斯湾等战略性地区的行动，美陆军、空军、海军必须集合所有资源予以“打击”。言下之意，美国已俨然把中国与伊朗作为它的头号敌人。
而有了美国的幕后支持，南海局势持续升温。随着美、日、印、澳等地区外大国的卷入，南海问题已呈现多边化、国际化的趋势。
在东北亚，美国自2010年以来成功利用“天安”号军舰事件、延坪岛炮击事件“阻止了日本的离心”、“强化了韩国的依赖”。而随着金正日去年12月17日意外离世，年仅29岁的金正恩火线接班，增加了朝鲜半岛不稳定的可能性。而韩国对待中国渔民的粗暴，显示其强烈的民族主义，再加上在钓鱼岛日益强硬的日本，使得东北亚很可能再次成为潜在的火药桶。东亚的前途与形势真是让人不乐观，这亦对中国外交与安全构成直接的挑战。
除了美国从南北两方面钉死中国，中东如潮水般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变革运动，亦对中国构成潜在的威胁与影响。一方面，中东变局让西方从战略上得以大幅推进，有可能彻底改变西方的安全形势及以反恐为轴的战略，而中国则相对失去诸多缓冲；另一方面，其辐射效应也对中国的改革步伐产生影响。这些均预示了中国周边环境的日益复杂化和中国崛起所面临的全新挑战。
内外交困下的中国策
种种情况表明，中国已渐渐失去了先前“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内外大环境，中国如果继续墨守先前和平、发展、稳定及韬光养晦的思路，势必出现不小的危机。那么问题就来了，中国该怎么办？中国内外交困下的出路在哪里？
首先，不能把外部威胁无限放大。在中东，先前稳坐江山数十年之久的政治强人如多米诺骨牌般倒下。其主要原因还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危机引发的失业率攀升，强人或家族政治腐败所造成的社会公正不足，导致人民的不满与奋起反抗。内因才是中东变局的根本所在。这就是说，中国要优先、重点解决的是国内腐败、管治失序、司法不公、社会溃败、贫富分化与弱肉强食的社会生态等一系列严重问题。
也应看到，中国对外政策不能仅甘当一个第二大经济体，而应确立自身的大战略。美国在2011年强化了与日、韩、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的军事同盟关系的同时，重点关注了亚洲新兴国家—印度与印尼，接触了潜在合作伙伴—越南与缅甸，已几近完成对中国的围堵与布局。而中国打破这种围堵的出口则是南海，南海是攸关中国国运的战略要地、战略空间、战略通道、战略纵深。这也是为何美国的新军事战略一定要布重兵于南海，且威胁一旦中国在南海反介入，将集合所有资源予以“打击”的根本原因所在。
實际上，美国现在还只是“吹鼓手”，口惠而实不至。因为美国当前的战略重心仍在中东，分身乏术；即使按照美国自己的新军事战略规划，重返、布局亚洲也要10年时间。更不用说，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后元气大伤，债务危机已压得其喘不过气来。如果中国能利用当前有利时机，解决好南海问题，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最恐惧的是我们以为中国日后还有机会。
说到底，解决中国外部问题根本还是一个战略意志、战略勇气与决心的问题。众所周知，正是由于极为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中国的种种改革步履维艰。他们垄断并渗透到权力、财富、资源和话语权，控制着社会资源，垄断着市场，扭曲了秩序、权力、价值与人性。最终，只有既得利益集团在扭曲中获利，且阻碍着任何试图矫正这些扭曲的改革。
不过，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仅仅依靠强人政治的弊端与不足，特别是我们这个拥有2000多年帝制传统的国家。强人政治最终难免个人崇拜，也难免在强人周围形成新利益集团。没有批评、监督与民众自主选择的改革，最终也是难以持续。这是古今中外莫不证明了的真理。因此，面对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中国改革动力与方向应是由原来的自上而下转变为自下而上式地推进改革。否则，中国进一步变革可能只是一句空话。
当然，我们也有理由期待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交互推进式的改革—由政治领导人强力扭转腐败与不公，同时切实开放民众的权利，创造一切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让全体民众真正公正、平等、自由地拥有《宪法》所赋予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表达权与监督权。这恐怕是中国解决一切困难与矛盾、民族复兴与强大的根本与关键。
一方面中国已崛起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另一方面房地产泡沫面临破灭和中国经济崩溃论也浮出水面；一方面国内新兴中产阶层、失地农民和基层民众的维权意识日益增长，政府高举发展、和谐和稳定大旗，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加紧对中国的围堵。中国面临内忧与外患、经济与外交等多重挑战。
内部挑战日益严峻
中国过去的GDP增长主要靠货币投放和大量的能源与资源消耗，中国经济当前面临下滑与通胀上升压力并存的窘境，这种模式已难以持续。伴随着“融资荒”、“用工荒”、“供电荒”，以及随之而来的“倒闭潮”和“跑路潮”，“中国制造”正在变贵、部分外资开始撤离中国。“金砖四国”发明者、高盛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奥尼尔称，2012全球经济的关键是中国能否成功实现软着陆。美国专栏作家乔治·弗里德曼称，中国在以出口为主的结构和贫穷的冲突下，未来10年将陷入“危机”。他指出：“中国是没有内部经济的国家。欧洲和美国不买中国产品，中国就无法生存。所以中国就像外部世界的人质。”在出口市场萎缩的情况下，中国如果继续靠大规模投资和畸形的房地产支撑的话，必然面临剧烈的通货膨胀，社会动荡就将是一个实在的危险。
更严重的是，政府的公信力与管治能力面临挑战。政府承诺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或没有及时解决，在一些事件中政府说了真话却得不到信任，许多人甚至宁可相信谣言也不相信政府；权力私有化、官员特权化倾向严重，公权成为地方政府的保护伞，甚至有的政府官员也成了黑社会的保护伞。“裸官”现象增多，腐败增多，贪污数额特别巨大；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冲突的方法极为有限，小矛盾、大矛盾都靠强制力去解决。执法、纪检部门的普遍不作为与乱作为，导致人们不择手段地角逐金钱与权力，弱肉强食的社会生态有成形的趋势。
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2010年曾报道，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早在2009年的基尼系数就达到0.47（欧洲与日本在0.24～0.36左右），远超0.4的国际警戒线。并且，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美国。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
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社会思潮之多、之复杂，为近10年来罕见。各种五花八门的观点碰撞、争锋，互不相让，让改革共识越来越稀缺。鲁迅先生说过的“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用来形容当前思想界的状况并不为过。一句话，中国的改革与发展面临空前挑战。
外部环境恶化
中国在内部形势日益严峻的同时，外部环境似乎也是不容乐观。奥巴马1月5日在宣布美国新军事战略中报告称，“美国必须在行动的通道和自由受到挑战的地区，保持展示实力的能力”，以保美国“军事超强”地位，并将美军事重心转向亚太地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五角大楼报告指出，任何由中国或伊朗发起的阻拦美国进入南海、波斯湾等战略性地区的行动，美陆军、空军、海军必须集合所有资源予以“打击”。言下之意，美国已俨然把中国与伊朗作为它的头号敌人。
而有了美国的幕后支持，南海局势持续升温。随着美、日、印、澳等地区外大国的卷入，南海问题已呈现多边化、国际化的趋势。
在东北亚，美国自2010年以来成功利用“天安”号军舰事件、延坪岛炮击事件“阻止了日本的离心”、“强化了韩国的依赖”。而随着金正日去年12月17日意外离世，年仅29岁的金正恩火线接班，增加了朝鲜半岛不稳定的可能性。而韩国对待中国渔民的粗暴，显示其强烈的民族主义，再加上在钓鱼岛日益强硬的日本，使得东北亚很可能再次成为潜在的火药桶。东亚的前途与形势真是让人不乐观，这亦对中国外交与安全构成直接的挑战。
除了美国从南北两方面钉死中国，中东如潮水般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变革运动，亦对中国构成潜在的威胁与影响。一方面，中东变局让西方从战略上得以大幅推进，有可能彻底改变西方的安全形势及以反恐为轴的战略，而中国则相对失去诸多缓冲；另一方面，其辐射效应也对中国的改革步伐产生影响。这些均预示了中国周边环境的日益复杂化和中国崛起所面临的全新挑战。
内外交困下的中国策
种种情况表明，中国已渐渐失去了先前“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内外大环境，中国如果继续墨守先前和平、发展、稳定及韬光养晦的思路，势必出现不小的危机。那么问题就来了，中国该怎么办？中国内外交困下的出路在哪里？
首先，不能把外部威胁无限放大。在中东，先前稳坐江山数十年之久的政治强人如多米诺骨牌般倒下。其主要原因还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危机引发的失业率攀升，强人或家族政治腐败所造成的社会公正不足，导致人民的不满与奋起反抗。内因才是中东变局的根本所在。这就是说，中国要优先、重点解决的是国内腐败、管治失序、司法不公、社会溃败、贫富分化与弱肉强食的社会生态等一系列严重问题。
也应看到，中国对外政策不能仅甘当一个第二大经济体，而应确立自身的大战略。美国在2011年强化了与日、韩、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的军事同盟关系的同时，重点关注了亚洲新兴国家—印度与印尼，接触了潜在合作伙伴—越南与缅甸，已几近完成对中国的围堵与布局。而中国打破这种围堵的出口则是南海，南海是攸关中国国运的战略要地、战略空间、战略通道、战略纵深。这也是为何美国的新军事战略一定要布重兵于南海，且威胁一旦中国在南海反介入，将集合所有资源予以“打击”的根本原因所在。
實际上，美国现在还只是“吹鼓手”，口惠而实不至。因为美国当前的战略重心仍在中东，分身乏术；即使按照美国自己的新军事战略规划，重返、布局亚洲也要10年时间。更不用说，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后元气大伤，债务危机已压得其喘不过气来。如果中国能利用当前有利时机，解决好南海问题，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最恐惧的是我们以为中国日后还有机会。
说到底，解决中国外部问题根本还是一个战略意志、战略勇气与决心的问题。众所周知，正是由于极为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中国的种种改革步履维艰。他们垄断并渗透到权力、财富、资源和话语权，控制着社会资源，垄断着市场，扭曲了秩序、权力、价值与人性。最终，只有既得利益集团在扭曲中获利，且阻碍着任何试图矫正这些扭曲的改革。
不过，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仅仅依靠强人政治的弊端与不足，特别是我们这个拥有2000多年帝制传统的国家。强人政治最终难免个人崇拜，也难免在强人周围形成新利益集团。没有批评、监督与民众自主选择的改革，最终也是难以持续。这是古今中外莫不证明了的真理。因此，面对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中国改革动力与方向应是由原来的自上而下转变为自下而上式地推进改革。否则，中国进一步变革可能只是一句空话。
当然，我们也有理由期待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交互推进式的改革—由政治领导人强力扭转腐败与不公，同时切实开放民众的权利，创造一切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让全体民众真正公正、平等、自由地拥有《宪法》所赋予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表达权与监督权。这恐怕是中国解决一切困难与矛盾、民族复兴与强大的根本与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