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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创办之初,我写了一份策划书,讲明我们的《书屋》应该怎么编。那份报告是手写的,我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但是应该是写得好的。凭什么这样说?当时我有权力调两个人。我就调了一个王平,一个美术编辑谭冬生,但他们都不是处级干部,所以分房子他们就不能分三室一厅,但我还是在报告上给他们申请了三室一厅。当时批这个报告的人就是张训智局长,他只批了两个内容,一是“很多年没看到过这样的报告了”,第二句话就是“给王平和谭冬生三室一厅”。
1985年,我从湖南日报调到湖南文艺出版社编《芙蓉》杂志。《芙蓉》是我自己想去的,因为在那之前,我搞新闻工作搞了十年,觉得有么子很大的意思,我就想搞纯粹的文学,指明了想要去《芙蓉》。文艺社的黄起衰社长约我谈了话,非常欢迎我。我之前并不认识他,但说起这个事情,我还得感谢他。见了面之后,我就说你还是要考查一下我吧——我认为他们应该考查我,你调一个人过来,这个人怎么样,能不能做事,不考查怎么晓得呢?但是黄起衰一句话,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我没碰到过这样的领导——他说:“不需要考查了。我看过你的文章。”就这一句话,把我感动了。这件事我在《几个湖南出版人》的文章里写过的。
当时的《芙蓉》编辑部有十来个人。朱树诚任编辑部主任,他是文艺社的老编辑,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编辑,唐浩明的小说《曾国藩》就是他编的。我想我的工作应该说是很努力的,有具体的数字摆在那里。那几年,我每年发稿见刊的字数基本上是100万字。这是什么概念呢?《芙蓉》杂志一期是30万字,一年6期,就是180万字。我一个人就搞100万字。
我编《芙蓉》一直编到1988年,弘征当文艺社的社长了。弘征当社长,将《芙蓉》分成了两个编辑室。一个一编室,朱树诚当主任。一个二编室,主任是袁世捷,我是副主任。我们除了编《芙蓉》外,也开始编一些书。我编书的指导思想很简单。就是要进入市场。要赚钱,因为书是必须赚钱才行的,除了赢得社会效益之外,还必须有经济效益。但是这中间有矛盾,大部分赚钱的书都不是所谓能得奖的书,对你评职称也没有任何帮助,而大部分得奖的书又不一定能赚钱,这就有个取舍的问题。那我肯定是首先考虑赚钱的,可以这么讲,从我开始编书的那一天起,我做的所有东西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赚钱。没办法,你不赚钱出版社是无法维持的,因为当时的文艺社还没有音乐教材,只能靠本版书才能生存。
弘征在文艺社只干了一年多社长,就到了1989年,弘征就下去了。张光华来当社长。张光华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女人,她带了一套很好的东西到文艺社来,那就是音乐教材。因为她以前是在湖南少儿出版社当社长,少儿社的效益相对来说好一些,所以她说调到文艺社可以,但出版局必须答应让她带一套教材过来。别小看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很大的动作,它的意义就在于从此撕开了一个口子,因为出版局给了文艺社一套音乐教材,那你是不是要给美术社美术教材?给岳麓社历史教材?所以对于出版局来讲。原来控制在手里的利润就要分割一部分出来了,这实际上是一个大的变革!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张光华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因为你要改变一个格局不是那么容易,只有有头脑的人、能看到全局变化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张光华当社长之后,对社里的编辑室进行调整,只提拔了一个人,就是我。这个事我也在《几个湖南出版人》里面写到过。小标题叫做《不太好领导》,别人都说我这个人个性太强。脾气很大,不太好领导。张光华新官上任之后找社里所有人谈话,据她说,我是全社讲话最凶的一个,眼睛瞪得溜圆,句句话都能呛死人。但她显然不认为我。不太好领导”,不然也不会提拔我当主任了——我由原先的二编室副主任提到文化艺术室当主任,等于是调离了《芙蓉》。
张光华也只在文艺社搞了一年就被调到出版局去了,那一年我在文化艺术编辑室带着孙佳等四个人,本版书就赚了100万,音乐教材也赚了80万,总共赚了180万。在此之前,全社的年利润才一百零几万,而现在我一个编辑室就赚180万,别的编辑室总也要赚一些吧?所以张光华那一年是完全没问题的,有钱好办事,人心也稳定,社里的光景是好挝的。
张光华调走以后,省委宣传部从省作协调了作家肖建国来当文艺社的社长。我那时本来准备调到深圳去的,出版局把我给留住了,要我莫走。要我搞副社长。我那时还不到40岁吧,我又没入党,什么党都不是,非党员非民主人士当处级干部的。我算得是第一个。
我搞副社长主要管出版社的选题,那一年除了一般的选题,还有一套比较值得一提的书,就是《潇湘战史纪实文学丛书》。这套书一共六本,四本是讲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这个当时是不谈的啊,有得人谈那个问题。策划这套选题时,还有人有不同意见。当然,这套书我并不具体做,但选题是我定的,如果出问题也是由我来承担责任的——因为很有可能出问题。我为什么要搞这套书,因为全国抗战战场,日本侵略军在湖南是损失最惨重的,在别的地方都是长驱直入。在我们这里吃了大亏。在民族史上。这是值得大书一笔的。我这个人是这样的,你要么莫让我负责。让我负责我肯定要做一点事。当然。我们处理得也很巧妙,并不是仅仅从国民党正面战场这个角度來组织这套书。而是围绕着抗日以来湖南这个地方发生的重大战役。所以它讲的是一个地域性的战争史。我们当时组织了部队最好的作家来写这套书,影响非常大。
搞了一年副社长,我就主动辞掉了。个中原因太复杂,我就不讲了。别个都说我,“这个蠢宝”!出版局有一个管行政的副局长。叫做张训智。我和他并不熟,但是别个告诉我,张局长对我有意见,说我这个人太任性了,竟然辞掉了副社长。后来我调到出版局创办《书屋》时,见了他,我就问:“听说你对我有意见?”他说:“没有,没有,一点意见都没有!你不要听他们乱讲!”这个我印象非常深。而且事实证明他确实对我没意见,为什么?《书屋》创办之初,我写了一份策划书,分析了《读书》《随笔》《书与人》等几个相类似的刊物,作了个评估。讲明我们的《书屋》应该怎么编。那份报告是手写的,我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但应该是写得好的。凭什么这样说?当时创办<书屋》,我有权力调两个人。我就调了一个王平,一个美术编辑谭冬生,但他们都不是处级干部,所以分房子他们就不能跟我一样分三室一厅,但我还是在报告上给他们申请了三室一厅。当时批这个报告的人就是张训智局长,他只批了两个内容,一是。很多年没看到过这样的报告了”,第二句是“给王平和谭冬生三室一厅”,哈!实际上我等于“赚”了两套三室一厅,就因为这个报告写得好,破了一个例。我讲这个的意思是,张局长确实对我当年辞掉文艺社副社长是没有意见的,他还是很支持我的工作的。
辞了副社长之后,一般来说,也就不必再做什么很多事了,你就那样随便地做做,人家也不会说你的。但是我不行,我喜欢做事,我是“大官”辞掉了,又来当“小官”。先是当了小说室和纪实文学室的主任,后来又被调到了文化艺术室当主任,等于是又回到了原来的岗位。当时孙佳还是在文化艺术室当编辑,我回来当主任以后,就和他做了最重要的一件事。
那时我们得到了一个信息,《泊尔尼公约)准备在1992年生效。那之前,市面上所有学生学钢琴、小提琴用的谱教,都是人民音乐出版社和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的,但是他们有一个问题,全是沿用西方的软皮8开本,公约一旦生效,8开本啊,软皮包装啊,甚至人家的那个五线谱绘制方式啊,都不能用了,因为违反了人家对出版形式的保护。我和孙佳就抓住了这一点,赶在它生效之前插进来搞这个钢琴练习曲。怎么搞呢?就是要破它的形式,他们搞8开,我们就搞16开,他们都是软皮的,那我就搞精装的,再重新请师大的老师绘谱。那么这个选题社里要讨论啦,这才是最精彩的,很多人在会上反对,说你根本就不懂音乐。我说我本来就不懂音乐,我懂么子鬼音乐呢,我一点都不懂音乐。他们说你整个就是违反教学规律,我说我很简单,就是要破他的形式。如果照他的8开,我搞个屁,我就要违反公约了。我只有这个机会,趁人家还没反应过来,钻这个空子。我说我一定要照这样做。我性格此较强,他们没办法。
一开始,这个练习曲做出来,家长们确实都不认,他们就认人音社和上音社的。但是公约生效之后,这两大出版社的谱子一下子上不了市,因为他们确实违反了版权保护的条约。当时,我每个星期天都去新华书店转,天天守在那里看,看到一个场面很精彩,一个妈妈对一个爸爸说:哦四搞?跟老师打哒电话睐,只有湖南文艺的味,上音社和人音社的都有得睐。最后老师在电话那头就讲哒,实在有得,湖南文艺的也可以。
1985年,我从湖南日报调到湖南文艺出版社编《芙蓉》杂志。《芙蓉》是我自己想去的,因为在那之前,我搞新闻工作搞了十年,觉得有么子很大的意思,我就想搞纯粹的文学,指明了想要去《芙蓉》。文艺社的黄起衰社长约我谈了话,非常欢迎我。我之前并不认识他,但说起这个事情,我还得感谢他。见了面之后,我就说你还是要考查一下我吧——我认为他们应该考查我,你调一个人过来,这个人怎么样,能不能做事,不考查怎么晓得呢?但是黄起衰一句话,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我没碰到过这样的领导——他说:“不需要考查了。我看过你的文章。”就这一句话,把我感动了。这件事我在《几个湖南出版人》的文章里写过的。
当时的《芙蓉》编辑部有十来个人。朱树诚任编辑部主任,他是文艺社的老编辑,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编辑,唐浩明的小说《曾国藩》就是他编的。我想我的工作应该说是很努力的,有具体的数字摆在那里。那几年,我每年发稿见刊的字数基本上是100万字。这是什么概念呢?《芙蓉》杂志一期是30万字,一年6期,就是180万字。我一个人就搞100万字。
我编《芙蓉》一直编到1988年,弘征当文艺社的社长了。弘征当社长,将《芙蓉》分成了两个编辑室。一个一编室,朱树诚当主任。一个二编室,主任是袁世捷,我是副主任。我们除了编《芙蓉》外,也开始编一些书。我编书的指导思想很简单。就是要进入市场。要赚钱,因为书是必须赚钱才行的,除了赢得社会效益之外,还必须有经济效益。但是这中间有矛盾,大部分赚钱的书都不是所谓能得奖的书,对你评职称也没有任何帮助,而大部分得奖的书又不一定能赚钱,这就有个取舍的问题。那我肯定是首先考虑赚钱的,可以这么讲,从我开始编书的那一天起,我做的所有东西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赚钱。没办法,你不赚钱出版社是无法维持的,因为当时的文艺社还没有音乐教材,只能靠本版书才能生存。
弘征在文艺社只干了一年多社长,就到了1989年,弘征就下去了。张光华来当社长。张光华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女人,她带了一套很好的东西到文艺社来,那就是音乐教材。因为她以前是在湖南少儿出版社当社长,少儿社的效益相对来说好一些,所以她说调到文艺社可以,但出版局必须答应让她带一套教材过来。别小看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很大的动作,它的意义就在于从此撕开了一个口子,因为出版局给了文艺社一套音乐教材,那你是不是要给美术社美术教材?给岳麓社历史教材?所以对于出版局来讲。原来控制在手里的利润就要分割一部分出来了,这实际上是一个大的变革!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张光华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因为你要改变一个格局不是那么容易,只有有头脑的人、能看到全局变化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张光华当社长之后,对社里的编辑室进行调整,只提拔了一个人,就是我。这个事我也在《几个湖南出版人》里面写到过。小标题叫做《不太好领导》,别人都说我这个人个性太强。脾气很大,不太好领导。张光华新官上任之后找社里所有人谈话,据她说,我是全社讲话最凶的一个,眼睛瞪得溜圆,句句话都能呛死人。但她显然不认为我。不太好领导”,不然也不会提拔我当主任了——我由原先的二编室副主任提到文化艺术室当主任,等于是调离了《芙蓉》。
张光华也只在文艺社搞了一年就被调到出版局去了,那一年我在文化艺术编辑室带着孙佳等四个人,本版书就赚了100万,音乐教材也赚了80万,总共赚了180万。在此之前,全社的年利润才一百零几万,而现在我一个编辑室就赚180万,别的编辑室总也要赚一些吧?所以张光华那一年是完全没问题的,有钱好办事,人心也稳定,社里的光景是好挝的。
张光华调走以后,省委宣传部从省作协调了作家肖建国来当文艺社的社长。我那时本来准备调到深圳去的,出版局把我给留住了,要我莫走。要我搞副社长。我那时还不到40岁吧,我又没入党,什么党都不是,非党员非民主人士当处级干部的。我算得是第一个。
我搞副社长主要管出版社的选题,那一年除了一般的选题,还有一套比较值得一提的书,就是《潇湘战史纪实文学丛书》。这套书一共六本,四本是讲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这个当时是不谈的啊,有得人谈那个问题。策划这套选题时,还有人有不同意见。当然,这套书我并不具体做,但选题是我定的,如果出问题也是由我来承担责任的——因为很有可能出问题。我为什么要搞这套书,因为全国抗战战场,日本侵略军在湖南是损失最惨重的,在别的地方都是长驱直入。在我们这里吃了大亏。在民族史上。这是值得大书一笔的。我这个人是这样的,你要么莫让我负责。让我负责我肯定要做一点事。当然。我们处理得也很巧妙,并不是仅仅从国民党正面战场这个角度來组织这套书。而是围绕着抗日以来湖南这个地方发生的重大战役。所以它讲的是一个地域性的战争史。我们当时组织了部队最好的作家来写这套书,影响非常大。
搞了一年副社长,我就主动辞掉了。个中原因太复杂,我就不讲了。别个都说我,“这个蠢宝”!出版局有一个管行政的副局长。叫做张训智。我和他并不熟,但是别个告诉我,张局长对我有意见,说我这个人太任性了,竟然辞掉了副社长。后来我调到出版局创办《书屋》时,见了他,我就问:“听说你对我有意见?”他说:“没有,没有,一点意见都没有!你不要听他们乱讲!”这个我印象非常深。而且事实证明他确实对我没意见,为什么?《书屋》创办之初,我写了一份策划书,分析了《读书》《随笔》《书与人》等几个相类似的刊物,作了个评估。讲明我们的《书屋》应该怎么编。那份报告是手写的,我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但应该是写得好的。凭什么这样说?当时创办<书屋》,我有权力调两个人。我就调了一个王平,一个美术编辑谭冬生,但他们都不是处级干部,所以分房子他们就不能跟我一样分三室一厅,但我还是在报告上给他们申请了三室一厅。当时批这个报告的人就是张训智局长,他只批了两个内容,一是。很多年没看到过这样的报告了”,第二句是“给王平和谭冬生三室一厅”,哈!实际上我等于“赚”了两套三室一厅,就因为这个报告写得好,破了一个例。我讲这个的意思是,张局长确实对我当年辞掉文艺社副社长是没有意见的,他还是很支持我的工作的。
辞了副社长之后,一般来说,也就不必再做什么很多事了,你就那样随便地做做,人家也不会说你的。但是我不行,我喜欢做事,我是“大官”辞掉了,又来当“小官”。先是当了小说室和纪实文学室的主任,后来又被调到了文化艺术室当主任,等于是又回到了原来的岗位。当时孙佳还是在文化艺术室当编辑,我回来当主任以后,就和他做了最重要的一件事。
那时我们得到了一个信息,《泊尔尼公约)准备在1992年生效。那之前,市面上所有学生学钢琴、小提琴用的谱教,都是人民音乐出版社和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的,但是他们有一个问题,全是沿用西方的软皮8开本,公约一旦生效,8开本啊,软皮包装啊,甚至人家的那个五线谱绘制方式啊,都不能用了,因为违反了人家对出版形式的保护。我和孙佳就抓住了这一点,赶在它生效之前插进来搞这个钢琴练习曲。怎么搞呢?就是要破它的形式,他们搞8开,我们就搞16开,他们都是软皮的,那我就搞精装的,再重新请师大的老师绘谱。那么这个选题社里要讨论啦,这才是最精彩的,很多人在会上反对,说你根本就不懂音乐。我说我本来就不懂音乐,我懂么子鬼音乐呢,我一点都不懂音乐。他们说你整个就是违反教学规律,我说我很简单,就是要破他的形式。如果照他的8开,我搞个屁,我就要违反公约了。我只有这个机会,趁人家还没反应过来,钻这个空子。我说我一定要照这样做。我性格此较强,他们没办法。
一开始,这个练习曲做出来,家长们确实都不认,他们就认人音社和上音社的。但是公约生效之后,这两大出版社的谱子一下子上不了市,因为他们确实违反了版权保护的条约。当时,我每个星期天都去新华书店转,天天守在那里看,看到一个场面很精彩,一个妈妈对一个爸爸说:哦四搞?跟老师打哒电话睐,只有湖南文艺的味,上音社和人音社的都有得睐。最后老师在电话那头就讲哒,实在有得,湖南文艺的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