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创办之初，我写了一份策划书，讲明我们的《书屋》应该怎么编。那份报告是手写的，我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但是应该是写得好的。凭什么这样说？当时我有权力调两个人。我就调了一个王平，一个美术编辑谭冬生，但他们都不是处级干部，所以分房子他们就不能分三室一厅，但我还是在报告上给他们申请了三室一厅。当时批这个报告的人就是张训智局长，他只批了两个内容，一是“很多年没看到过这样的报告了”，第二句话就是“给王平和谭冬生三室一厅”。
　　1985年，我从湖南日报调到湖南文艺出版社编《芙蓉》杂志。《芙蓉》是我自己想去的，因为在那之前，我搞新闻工作搞了十年，觉得有么子很大的意思，我就想搞纯粹的文学，指明了想要去《芙蓉》。文艺社的黄起衰社长约我谈了话，非常欢迎我。我之前并不认识他，但说起这个事情，我还得感谢他。见了面之后，我就说你还是要考查一下我吧——我认为他们应该考查我，你调一个人过来，这个人怎么样，能不能做事，不考查怎么晓得呢？但是黄起衰一句话，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我没碰到过这样的领导——他说：“不需要考查了。我看过你的文章。”就这一句话，把我感动了。这件事我在《几个湖南出版人》的文章里写过的。
　　当时的《芙蓉》编辑部有十来个人。朱树诚任编辑部主任，他是文艺社的老编辑，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编辑，唐浩明的小说《曾国藩》就是他编的。我想我的工作应该说是很努力的，有具体的数字摆在那里。那几年，我每年发稿见刊的字数基本上是100万字。这是什么概念呢？《芙蓉》杂志一期是30万字，一年6期，就是180万字。我一个人就搞100万字。
　　我编《芙蓉》一直编到1988年，弘征当文艺社的社长了。弘征当社长，将《芙蓉》分成了两个编辑室。一个一编室，朱树诚当主任。一个二编室，主任是袁世捷，我是副主任。我们除了编《芙蓉》外，也开始编一些书。我编书的指导思想很简单。就是要进入市场。要赚钱，因为书是必须赚钱才行的，除了赢得社会效益之外，还必须有经济效益。但是这中间有矛盾，大部分赚钱的书都不是所谓能得奖的书，对你评职称也没有任何帮助，而大部分得奖的书又不一定能赚钱，这就有个取舍的问题。那我肯定是首先考虑赚钱的，可以这么讲，从我开始编书的那一天起，我做的所有东西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赚钱。没办法，你不赚钱出版社是无法维持的，因为当时的文艺社还没有音乐教材，只能靠本版书才能生存。
　　弘征在文艺社只干了一年多社长，就到了1989年，弘征就下去了。张光华来当社长。张光华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女人，她带了一套很好的东西到文艺社来，那就是音乐教材。因为她以前是在湖南少儿出版社当社长，少儿社的效益相对来说好一些，所以她说调到文艺社可以，但出版局必须答应让她带一套教材过来。别小看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很大的动作，它的意义就在于从此撕开了一个口子，因为出版局给了文艺社一套音乐教材，那你是不是要给美术社美术教材？给岳麓社历史教材？所以对于出版局来讲。原来控制在手里的利润就要分割一部分出来了，这实际上是一个大的变革！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张光华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因为你要改变一个格局不是那么容易，只有有头脑的人、能看到全局变化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张光华当社长之后，对社里的编辑室进行调整，只提拔了一个人，就是我。这个事我也在《几个湖南出版人》里面写到过。小标题叫做《不太好领导》，别人都说我这个人个性太强。脾气很大，不太好领导。张光华新官上任之后找社里所有人谈话，据她说，我是全社讲话最凶的一个，眼睛瞪得溜圆，句句话都能呛死人。但她显然不认为我。不太好领导”，不然也不会提拔我当主任了——我由原先的二编室副主任提到文化艺术室当主任，等于是调离了《芙蓉》。
　　张光华也只在文艺社搞了一年就被调到出版局去了，那一年我在文化艺术编辑室带着孙佳等四个人，本版书就赚了100万，音乐教材也赚了80万，总共赚了180万。在此之前，全社的年利润才一百零几万，而现在我一个编辑室就赚180万，别的编辑室总也要赚一些吧？所以张光华那一年是完全没问题的，有钱好办事，人心也稳定，社里的光景是好挝的。
　　张光华调走以后，省委宣传部从省作协调了作家肖建国来当文艺社的社长。我那时本来准备调到深圳去的，出版局把我给留住了，要我莫走。要我搞副社长。我那时还不到40岁吧，我又没入党，什么党都不是，非党员非民主人士当处级干部的。我算得是第一个。
　　我搞副社长主要管出版社的选题，那一年除了一般的选题，还有一套比较值得一提的书，就是《潇湘战史纪实文学丛书》。这套书一共六本，四本是讲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这个当时是不谈的啊，有得人谈那个问题。策划这套选题时，还有人有不同意见。当然，这套书我并不具体做，但选题是我定的，如果出问题也是由我来承担责任的——因为很有可能出问题。我为什么要搞这套书，因为全国抗战战场，日本侵略军在湖南是损失最惨重的，在别的地方都是长驱直入。在我们这里吃了大亏。在民族史上。这是值得大书一笔的。我这个人是这样的，你要么莫让我负责。让我负责我肯定要做一点事。当然。我们处理得也很巧妙，并不是仅仅从国民党正面战场这个角度來组织这套书。而是围绕着抗日以来湖南这个地方发生的重大战役。所以它讲的是一个地域性的战争史。我们当时组织了部队最好的作家来写这套书，影响非常大。
　　搞了一年副社长，我就主动辞掉了。个中原因太复杂，我就不讲了。别个都说我，“这个蠢宝”！出版局有一个管行政的副局长。叫做张训智。我和他并不熟，但是别个告诉我，张局长对我有意见，说我这个人太任性了，竟然辞掉了副社长。后来我调到出版局创办《书屋》时，见了他，我就问：“听说你对我有意见？”他说：“没有，没有，一点意见都没有！你不要听他们乱讲！”这个我印象非常深。而且事实证明他确实对我没意见，为什么？《书屋》创办之初，我写了一份策划书，分析了《读书》《随笔》《书与人》等几个相类似的刊物，作了个评估。讲明我们的《书屋》应该怎么编。那份报告是手写的，我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但应该是写得好的。凭什么这样说？当时创办<书屋》，我有权力调两个人。我就调了一个王平，一个美术编辑谭冬生，但他们都不是处级干部，所以分房子他们就不能跟我一样分三室一厅，但我还是在报告上给他们申请了三室一厅。当时批这个报告的人就是张训智局长，他只批了两个内容，一是。很多年没看到过这样的报告了”，第二句是“给王平和谭冬生三室一厅”，哈！实际上我等于“赚”了两套三室一厅，就因为这个报告写得好，破了一个例。我讲这个的意思是，张局长确实对我当年辞掉文艺社副社长是没有意见的，他还是很支持我的工作的。
　　辞了副社长之后，一般来说，也就不必再做什么很多事了，你就那样随便地做做，人家也不会说你的。但是我不行，我喜欢做事，我是“大官”辞掉了，又来当“小官”。先是当了小说室和纪实文学室的主任，后来又被调到了文化艺术室当主任，等于是又回到了原来的岗位。当时孙佳还是在文化艺术室当编辑，我回来当主任以后，就和他做了最重要的一件事。
　　那时我们得到了一个信息，《泊尔尼公约）准备在1992年生效。那之前，市面上所有学生学钢琴、小提琴用的谱教，都是人民音乐出版社和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的，但是他们有一个问题，全是沿用西方的软皮8开本，公约一旦生效，8开本啊，软皮包装啊，甚至人家的那个五线谱绘制方式啊，都不能用了，因为违反了人家对出版形式的保护。我和孙佳就抓住了这一点，赶在它生效之前插进来搞这个钢琴练习曲。怎么搞呢？就是要破它的形式，他们搞8开，我们就搞16开，他们都是软皮的，那我就搞精装的，再重新请师大的老师绘谱。那么这个选题社里要讨论啦，这才是最精彩的，很多人在会上反对，说你根本就不懂音乐。我说我本来就不懂音乐，我懂么子鬼音乐呢，我一点都不懂音乐。他们说你整个就是违反教学规律，我说我很简单，就是要破他的形式。如果照他的8开，我搞个屁，我就要违反公约了。我只有这个机会，趁人家还没反应过来，钻这个空子。我说我一定要照这样做。我性格此较强，他们没办法。
　　一开始，这个练习曲做出来，家长们确实都不认，他们就认人音社和上音社的。但是公约生效之后，这两大出版社的谱子一下子上不了市，因为他们确实违反了版权保护的条约。当时，我每个星期天都去新华书店转，天天守在那里看，看到一个场面很精彩，一个妈妈对一个爸爸说：哦四搞？跟老师打哒电话睐，只有湖南文艺的味，上音社和人音社的都有得睐。最后老师在电话那头就讲哒，实在有得，湖南文艺的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