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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是陈子展先生，他觉得我父亲学识渊博，建议校长吴南轩聘为教授。复旦大学议论纷纷，因为父亲无任何文凭，又无资历。陈子展先生坚持己见，和校长联名电邀父亲前往任教。
当时父亲正在老家宁乡道林忙于《史记广注》的著述，已经要木工赶做双人床和课桌，准备收学生授课，他想这样既可以居家写书，又有学费可以补贴家用——他竟然不大想去重庆的复旦任教。在祖父的敦促下，他才决定去复旦。
父亲鲁实先（1913-1977，宁乡人，曾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教授，精通文字学、上古历法、《史记》等学术）到台湾只36岁。我公公（鲁渭平，1892-1977，曾参加淞沪会战并负伤）到台湾也还有到60岁。他们两父子都有再结婚。父亲是1951年从香港去的台湾。他到香港是1950年3月。到香港后，一时生活无着。他还一度以做小工为生。后来在雷震先生（1897-1979，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总务司司长、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及族叔祖父鲁荡平（1895-1975，早年加入同盟会，教育家，1949年渡台，创办《湖南文献》，在台任“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的帮助下去了台湾。
他刚到台湾的时候，因为台北难找住所。只好暂时去了台南的嘉义中学教书。在台南安定下来后，把当时也已经到了香港的祖父接到台湾。1958年，他到东海大学任教授，现在著名新儒学代表人物杜维明当时在东海大学校读，他说他1959年曾从我父亲学习文字学、历代文选。1961年9月起，父亲长期任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暨国文研究所教授。
父亲在台湾整整27年，从未担任过一官半职，连系主任也没有当过，被公认为“无权无势的纯粹教授”。父亲的性格率直坦诚、爱憎分明，他门下弟子邱财贵教授在回忆文章里写道：“许多人说鲁先生好骂人，但我们都知道，他骂人的背后，有一个极严肃的標准：无其德而在其位者骂之，有其名而无其实者骂之，没良心、薄情义者骂之，他骂历史中亡国败家的昏君贼臣，他骂不学无术招摇撞骗的无耻之徒。他以史法断事，据理骂人，骂到极处，正是国家民族的伤心处，社会人心的黑暗处。”
邱财贵教授回忆我父亲逝世那年有次上课的情形说：“行礼甫毕，他扑通一声坐下，身子斜靠在椅子上，揉揉眼说：‘我疲倦得很，我父亲快九十岁了，卧病在床，我一人侍奉汤药。昨晚他病情变化，我又有一个问题需要研究，一直到四点钟才睡。六点就起床了。’吐了一口大气，接着大声说：‘我们讲到哪里啦？’便开始讲起课来，好像一切疲倦都飞走了，依旧神采焕发，笑谈自若……”
1977年12月19日，父亲在写《文字析义》这本书的时候突发脑溢血去世了。因为我和母亲在大陆，他门下弟子自动组织会同在台北的堂叔给父亲治丧。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有40位入室弟子——其中20多位早已是教授，身着白色孝服，跪在灵堂前向来宾答礼，以人子之礼来表达尊敬和哀悼。
父亲去世后，徐复观（1903-1982，曾被誉为台、港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政论家）在他写的《悼鲁实先教授》中说：“他在台湾二十多年的遭遇是一个在学术界中‘孤寒特出’之士的奋斗的典型。”
1980年父亲的学生杜松柏教授通过杨树达先生的孙子杨逄彬教授，联系到在长沙的母亲和我，我们这个时候才知道父亲已经去世。1990年9月，父亲的弟子集资慰问年近八旬的母亲，杜松柏教授作为代表专程来长沙慰问母亲时，还给我母亲行了跪拜大礼。
父亲在台湾的更多事情，是1993年我去台湾请父亲的及门弟子和再传弟子陈廖安等教授整理遗稿的时候才慢慢知道的。父亲是1950年元宵节过后，从长沙去的香港。父亲离家后不久，我们母子收到郭沫若写给他的信，要他去北京工作。郭沫若看了父亲去复旦大学前已写成的历法著作《汉鸿嘉以来气朔表》一书，他曾评价我父亲“当今国内罕有天才”。
父亲去复且大学任教是1942年，当时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是陈子展先生，他在杨树达先生的推荐下看了父亲的著作，后来还专门找父亲交谈过，觉得我父亲学识渊博，建议校长吴南轩聘为教授。这个建议传出去，复旦大学议论纷纷。因为父亲没读过大学。他在学校里受教育也没有几年，无任何文凭，又无资历，中文系的其他老师没人支持陈子展先生的提议。陈子展先生认为人才难得，不顾得罪许多同事，仍坚持己见。1942年秋，复旦大学（当时因抗战已迁至重庆北碚）校长吴南轩、中文系主任陈子展联名电邀父亲前往任教。
当时父亲正在老家宁乡道林忙于《史记广注》的著述，他已经要木工赶做双人床和课桌，准备收学生授课，他想这样既可以居家写书。又有学费可以补贴家用——他竟然不大想去重庆的复旦任教。在祖父的敦促下。他才决定去复旦。
当时父亲只有29岁，复旦有老师和学生称他为“娃娃教授”。他在复旦任教授4年整，被校长聘为复旦出版研究委员会委员、复旦学报编辑委员会委员并主编学报，学校还特派了一名助教协助他。
1956年父亲得知杨树达先生在大陆去世后，为了启导后人，也为了报答知遇之恩，四处搜集杨先生的著作，亲自主编杨树达的遗著《积微居丛书》，1971年5月由台湾大通书局出版。
父亲和杨树达先生结缘应该是1937年。这年父亲24岁。他在北京写成《史记会注考证驳议》一文，请教当时在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的杨树达先生。杨树达先生看完文章后盛赞父亲说：“得宁乡鲁实先书，寄示所撰《史记会注考证驳议》，凡二万余言。闻见甚博，且通历法，未易才也。”《史记会注考证》是日本汉学家泷川龟太郎费时20年，广泛搜罗古籍资料撰成。当时日本学术界自诩为空前之作。父亲看后，认为这本书差错很多。就检阅有关书刊1600多种后写下《史记会注考证驳议》。文章中他列举《史记会注考证》“体例不精、校刊未善、采辑未备、无所发明、立说疵谬、多所剿窃、去取不明”等7个方面进行批驳。
父亲短时间里就看完1600多种书刊。和他看书的速度非常快有关。他在北平图书馆平均每天读10本书。他说过：“我读史书养惯了观其大略。”父亲是从17岁开始系统且夜以继日地自学的，除继续认真地翻阅家藏和外借的典籍外。主要致力于史籍。他只用1年8个月的时间就读完了二十四史。
父亲从小就很聪明，祖母在他3岁的时候就教他认字。他9岁的时候写的文章就让一些老先生惊叹不已。他不喜欢学校教育。15岁的时候考进过明德中学。只读了几个月，就嫌学校校规太多而且科目也很多，而且经常因为老师不能回答他的问题而顶撞老师。他说：“天下没有不好的士兵，只有坏的将领；没有不好的学生，只有糟糕的老师。”学校觉得他“桀骜不驯”。让他退学了。他退学后，常年在部队里的祖父很生气，让父亲回乡看牛。祖母因为一直和父亲在一起，知道父亲学有专注，不适合学制教育的约束，便变卖首饰，买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带父亲回老家自学。
当时老家的清末秀才周渭舫先生（曾任湖南第一师范夜学主任）在办学馆，他家里藏书较多，又是祖母的本家。祖母便让父亲到周家学习。在周先生近两年的指导下，父亲认真读完了他家的经史书籍，还借阅了附近周恢初先生家收藏的大量典籍。
父亲和母亲结婚是1932年，当时伯祖父鲁涤平（1887-1935，1928年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病逝前为南京军事参议院副院长）担任浙江省主席，很喜欢我父亲。杭州有个文澜阁（清朝为珍藏《四库全书》而建的七大藏书阁之一），他说可以让父亲去那看典籍，于是父亲结婚才10天就去了杭州。在杭州两年，他读完了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的大部分。后来族叔祖父鲁荡平（时任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常委兼宣传部长）又把他介绍到北平图书馆自学。
当时父亲正在老家宁乡道林忙于《史记广注》的著述，已经要木工赶做双人床和课桌，准备收学生授课，他想这样既可以居家写书，又有学费可以补贴家用——他竟然不大想去重庆的复旦任教。在祖父的敦促下，他才决定去复旦。
父亲鲁实先（1913-1977，宁乡人，曾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教授，精通文字学、上古历法、《史记》等学术）到台湾只36岁。我公公（鲁渭平，1892-1977，曾参加淞沪会战并负伤）到台湾也还有到60岁。他们两父子都有再结婚。父亲是1951年从香港去的台湾。他到香港是1950年3月。到香港后，一时生活无着。他还一度以做小工为生。后来在雷震先生（1897-1979，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总务司司长、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及族叔祖父鲁荡平（1895-1975，早年加入同盟会，教育家，1949年渡台，创办《湖南文献》，在台任“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的帮助下去了台湾。
他刚到台湾的时候，因为台北难找住所。只好暂时去了台南的嘉义中学教书。在台南安定下来后，把当时也已经到了香港的祖父接到台湾。1958年，他到东海大学任教授，现在著名新儒学代表人物杜维明当时在东海大学校读，他说他1959年曾从我父亲学习文字学、历代文选。1961年9月起，父亲长期任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暨国文研究所教授。
父亲在台湾整整27年，从未担任过一官半职，连系主任也没有当过，被公认为“无权无势的纯粹教授”。父亲的性格率直坦诚、爱憎分明，他门下弟子邱财贵教授在回忆文章里写道：“许多人说鲁先生好骂人，但我们都知道，他骂人的背后，有一个极严肃的標准：无其德而在其位者骂之，有其名而无其实者骂之，没良心、薄情义者骂之，他骂历史中亡国败家的昏君贼臣，他骂不学无术招摇撞骗的无耻之徒。他以史法断事，据理骂人，骂到极处，正是国家民族的伤心处，社会人心的黑暗处。”
邱财贵教授回忆我父亲逝世那年有次上课的情形说：“行礼甫毕，他扑通一声坐下，身子斜靠在椅子上，揉揉眼说：‘我疲倦得很，我父亲快九十岁了，卧病在床，我一人侍奉汤药。昨晚他病情变化，我又有一个问题需要研究，一直到四点钟才睡。六点就起床了。’吐了一口大气，接着大声说：‘我们讲到哪里啦？’便开始讲起课来，好像一切疲倦都飞走了，依旧神采焕发，笑谈自若……”
1977年12月19日，父亲在写《文字析义》这本书的时候突发脑溢血去世了。因为我和母亲在大陆，他门下弟子自动组织会同在台北的堂叔给父亲治丧。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有40位入室弟子——其中20多位早已是教授，身着白色孝服，跪在灵堂前向来宾答礼，以人子之礼来表达尊敬和哀悼。
父亲去世后，徐复观（1903-1982，曾被誉为台、港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政论家）在他写的《悼鲁实先教授》中说：“他在台湾二十多年的遭遇是一个在学术界中‘孤寒特出’之士的奋斗的典型。”
1980年父亲的学生杜松柏教授通过杨树达先生的孙子杨逄彬教授，联系到在长沙的母亲和我，我们这个时候才知道父亲已经去世。1990年9月，父亲的弟子集资慰问年近八旬的母亲，杜松柏教授作为代表专程来长沙慰问母亲时，还给我母亲行了跪拜大礼。
父亲在台湾的更多事情，是1993年我去台湾请父亲的及门弟子和再传弟子陈廖安等教授整理遗稿的时候才慢慢知道的。父亲是1950年元宵节过后，从长沙去的香港。父亲离家后不久，我们母子收到郭沫若写给他的信，要他去北京工作。郭沫若看了父亲去复旦大学前已写成的历法著作《汉鸿嘉以来气朔表》一书，他曾评价我父亲“当今国内罕有天才”。
父亲去复且大学任教是1942年，当时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是陈子展先生，他在杨树达先生的推荐下看了父亲的著作，后来还专门找父亲交谈过，觉得我父亲学识渊博，建议校长吴南轩聘为教授。这个建议传出去，复旦大学议论纷纷。因为父亲没读过大学。他在学校里受教育也没有几年，无任何文凭，又无资历，中文系的其他老师没人支持陈子展先生的提议。陈子展先生认为人才难得，不顾得罪许多同事，仍坚持己见。1942年秋，复旦大学（当时因抗战已迁至重庆北碚）校长吴南轩、中文系主任陈子展联名电邀父亲前往任教。
当时父亲正在老家宁乡道林忙于《史记广注》的著述，他已经要木工赶做双人床和课桌，准备收学生授课，他想这样既可以居家写书。又有学费可以补贴家用——他竟然不大想去重庆的复旦任教。在祖父的敦促下。他才决定去复旦。
当时父亲只有29岁，复旦有老师和学生称他为“娃娃教授”。他在复旦任教授4年整，被校长聘为复旦出版研究委员会委员、复旦学报编辑委员会委员并主编学报，学校还特派了一名助教协助他。
1956年父亲得知杨树达先生在大陆去世后，为了启导后人，也为了报答知遇之恩，四处搜集杨先生的著作，亲自主编杨树达的遗著《积微居丛书》，1971年5月由台湾大通书局出版。
父亲和杨树达先生结缘应该是1937年。这年父亲24岁。他在北京写成《史记会注考证驳议》一文，请教当时在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的杨树达先生。杨树达先生看完文章后盛赞父亲说：“得宁乡鲁实先书，寄示所撰《史记会注考证驳议》，凡二万余言。闻见甚博，且通历法，未易才也。”《史记会注考证》是日本汉学家泷川龟太郎费时20年，广泛搜罗古籍资料撰成。当时日本学术界自诩为空前之作。父亲看后，认为这本书差错很多。就检阅有关书刊1600多种后写下《史记会注考证驳议》。文章中他列举《史记会注考证》“体例不精、校刊未善、采辑未备、无所发明、立说疵谬、多所剿窃、去取不明”等7个方面进行批驳。
父亲短时间里就看完1600多种书刊。和他看书的速度非常快有关。他在北平图书馆平均每天读10本书。他说过：“我读史书养惯了观其大略。”父亲是从17岁开始系统且夜以继日地自学的，除继续认真地翻阅家藏和外借的典籍外。主要致力于史籍。他只用1年8个月的时间就读完了二十四史。
父亲从小就很聪明，祖母在他3岁的时候就教他认字。他9岁的时候写的文章就让一些老先生惊叹不已。他不喜欢学校教育。15岁的时候考进过明德中学。只读了几个月，就嫌学校校规太多而且科目也很多，而且经常因为老师不能回答他的问题而顶撞老师。他说：“天下没有不好的士兵，只有坏的将领；没有不好的学生，只有糟糕的老师。”学校觉得他“桀骜不驯”。让他退学了。他退学后，常年在部队里的祖父很生气，让父亲回乡看牛。祖母因为一直和父亲在一起，知道父亲学有专注，不适合学制教育的约束，便变卖首饰，买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带父亲回老家自学。
当时老家的清末秀才周渭舫先生（曾任湖南第一师范夜学主任）在办学馆，他家里藏书较多，又是祖母的本家。祖母便让父亲到周家学习。在周先生近两年的指导下，父亲认真读完了他家的经史书籍，还借阅了附近周恢初先生家收藏的大量典籍。
父亲和母亲结婚是1932年，当时伯祖父鲁涤平（1887-1935，1928年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病逝前为南京军事参议院副院长）担任浙江省主席，很喜欢我父亲。杭州有个文澜阁（清朝为珍藏《四库全书》而建的七大藏书阁之一），他说可以让父亲去那看典籍，于是父亲结婚才10天就去了杭州。在杭州两年，他读完了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的大部分。后来族叔祖父鲁荡平（时任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常委兼宣传部长）又把他介绍到北平图书馆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