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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划/本刊编辑部 ■ 执行/牛淑娟 乌耕
刚刚接到表弟的电话，告诉我他就要结婚了，婚礼定在十一黄金周，问我能不能回去参加。还没等我恭喜他终于长大成人，他就开始向我抱怨：为了结婚，装修房子、买家具、拍婚纱照、找酒店，忙活了半年了，人都像脱了一层皮……
我打断了他的唠叨，狠狠心问了一句：你们婚检了吗？电话那头的他一时没转过弯来：婚检？不是取消了吗？想了想，他又补充了一句：纯粹是浪费时间与金钱。
我问他，准备结婚要花多少钱？他算了算，不算房子和家具这些硬件，仅婚礼一项消费也下不来3万元。
我又问，婚检需要100块钱，你有吗？从现在到结婚还有两个月，半天的时间，你有吗？
明白了我在给他“下套”，表弟开始反击：婚检不尊重个人隐私，要不，法律上怎么会把它取消？
我想告诉他，法律上取消的是强制婚检，而不是婚检。但是，想到婚检与否是他的自由，我选择了沉默。
但我无法保持沉默。因为我听到过豆豆的哭声，目睹过张强的痛苦。我知道，取消强制婚检后，我国很多地方，出现了零婚检的现象，我还知道，围产儿缺陷发生率在迅速上升。仅仅在山东，每1000名围产儿中就有11名有缺陷；全省0～6岁残障儿童总数已经超过11万人；在中国，残疾人总数已经超过了八千万……
如果把这八千万稍作推敲，你会看到，他们的父母、父母的父母，都极有可能终生笼罩在残障的阴影之下，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事实！
我们不能把罪过全算到婚检的头上，造成新生儿缺陷的原因很多，但作为国家推行提高人口素质“三级预防措施”的第一步，婚检的确起到了第一道防线的作用。
在人口素质不断提高的日本，交换健康诊断书是结婚前的一种习俗，一旦决定进入婚姻殿堂，他们就会非常郑重其事地交换健康诊断书，表示对对方负责。这是建立夫妻关系的重要内容。
这是对自己负责，对对方负责，也是对未来负责。
十一将至，又一个结婚高潮即将到来。真心希望表弟能看到我的文章，也希望看到这个专题的朋友，请告诉你身边即将结婚的亲人和朋友：去婚检吧，别拿自己的幸福与未来做赌注。
两个悲剧家庭的追问
看着病床上痛苦无比的妻子，张强一阵阵难受，又一阵阵恍惚，该怎么面对眼前这个曾经深爱的女人？
两年前经人介绍认识的时候，他只知道她是从外地到烟台打工的。丽丽性格温柔，甜蜜乖巧，经过一段时间相处，两人幸福地结婚了。婚后不久丽丽就有了身孕，想着自己就要做爸爸，张强做梦都偷着乐。他们早早把孩子出生需要的物品准备齐全，只等着小天使的到来。
然而，在8个月的产前检查中，丽丽竟然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突如其来的灾难，张强一下就懵了。在丽丽痛不欲生地哭诉中，他才知道，原来，丽丽之前有过一段婚史，前夫死于吸毒，而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
虽然经过检查，张强并未感染，但医生表示，即使采取阻断措施，孩子的感染概率也在10%左右。“我不能冒这个险，我不能看着我的孩子受一辈子的苦！”一番又一番痛苦挣扎，张强颤抖着的手在手术单上签字：同意引产。
4月的产房里，阳光照得满屋灿烂。第一天，小男孩豆豆一家人的心也是这般灿烂的。但第二天，他们的心就彻底沉进了冰窖。
豆豆出生第二天，就被查出携带乙肝病毒。在医生的建议下，豆豆的父母都做了乙肝检查，结果证实，他们都是乙肝大三阳患者。医生说，豆豆应该是在妈妈的体内被传染的，属于母婴传播。
“怎么会这样？”拿着化验报告，曾经是学校运动健将的爸爸犹如晴天霹雳，看了一遍又一遍，还是不敢相信：一向身体结实的他，竟然是乙肝患者！
早早订下的喜宴全部退掉，抱着可怜的豆豆，新妈妈欲哭无泪。“是我们的错，却要让孩子遭罪。我对不起孩子啊！”
豆豆的父母忧心忡忡地查阅资料发现，儿子是中国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中的一个。
事实上，两个悲剧家庭的不幸，有着鲜明的相似之处。
他们都未曾“婚前检查”，甚至没有人告诉他们还需要进行婚检。
2003年，随着“强制婚检”被“自愿婚检”所代替，婚检率直线下降。婚前检查，这道曾被称为“保证婚姻健康、减少出生缺陷的第一道防线”，成了一条极其脆弱的“马其顿防线”，而这两个家庭，恰恰突破了这道防线。
专家解析
山东省卫生厅妇幼保健与社区卫生处郑晓霞科长说：婚前检查是实现优生的第一关。目前，遗传病有6000多种，通过婚检，可以及时发现男、女本人及双方家系中患遗传病的情况，并根据患病情况做遗传风险度测算及遗传方式的分析，进行优生指导。如果夫妻双方一方患有传染性疾病，必须采取必要的治疗或防护措施才可以结婚，否则，疾病会传染给对方，而且通过父婴传播或母婴传播给下一代。
郑科长提醒要结婚的新人们，在婚前要进行必要的检查，不要隐瞒病史，发现问题要尽早就医治疗，这样可以大大降低配偶之间相互传染的机会，降低新生儿缺陷的发生。
niushujuan@sina.com
（编辑：牛淑娟）
为什么不婚检
2008年4月的一天，下午5点，张军像往常一样，和同事小王一起走出医院的大门。在门口，他习惯性地和小王说了声“再见”，看着小王骑车走远，张军的心情颇有些复杂。对于这家医院，这里的同事，真的是要说“再见”了。就在几个小时之前，他刚刚递交了辞职报告。
从1998年医专毕业，分配到B县的妇幼保健院，张军做了10年的婚检医生。现在，因为“单位效益不好”，他已经联系到一家私立医院，决定跳槽。
但在张军的记忆中，有一段时光特别令人怀念，那时候日子是忙碌而快乐的。“那时候”，是强制婚检时期。
“那时候婚检部门很吃香，每个季度都有奖金，和工资差不多。比起那些分配在一般医院的同学，收入能高出不少。”张军说，在很多人眼里，自己很幸运。
张军所在的B县有60多万人，而婚检门诊满打满算就5个医生，节假日更忙，赶上五一、十一、元旦、春节等婚嫁的高峰期，他们基本上就得连轴转。“最多的时候我一天就检了一百多个，别说吃饭了，连口水都顾不上喝。晚上躺在床上，人都快瘫了。”
“很多人担心婚检不过关，都托人托关系来找我们。”
有件事张军至今记忆犹新。刚进院半年多，一天早上他刚上班，就来了一对婚检的青年。“那女孩一关上门，就‘扑通’给我跪下了。”张军吓了一大跳，急忙拉她起来：你快起来，有事你就说。还没张口女孩就哭了，她支支吾吾，但张军还是听明白了，这个女孩一年前被强奸过，事后没有告诉任何人，她怕未婚夫知道自己不是处女，就会不要她了。“她恳求我为她保密，直到我答应，她才肯起来。”张军说，其实女孩不知道，婚检表上是禁止进行对“处女膜完整与否”的描述的。
“有相当多的人，在婚检时担心自己的隐私被发现，特别是那些本来就知道自己有问题、而刻意隐瞒的。”有一次，一个男孩由家人陪着来婚检，张军很快就看出他有些异常，仔细询问才知道，男孩患有精神分裂症。按规定，这种病是不能结婚的，他正想写下自己的检查意见，这时候医院领导来了——这家人通过一个很硬的关系打通了“关节”，最后拿着一个“正常”的结果走了。后来领导说，这家人为了给儿子娶个媳妇，已经花了好几万了。如果这关过不了，就等于血本无归了。”遇到这种情况，张军感觉自己真的很无奈。
很多女孩子婚检时很紧张。“有时一进门看见是男大夫值班，尖叫一声就跑出去。有的就算进来了，说什么也不肯脱衣服。很多农村女孩，对性知识几乎一无所知，有的来检查的时候，都已经怀孕几个月了，自己竟然压根不知道。”
张军是在2002年听说那个故事的。
一对未婚青年去婚检，小伙子查完，姑娘还没出来，小伙子就站在门前等待恋人。这时，两名医生从里面出来，边走边说：“现在的女孩真是的，没结婚就已经不是处女了，还好意思来检查。”小伙子听得真切，顿时一股血直冲脑门，转身就离开了医院。
姑娘出来寻找小伙的时候，他已经坐上了回家的汽车。等姑娘莫名其妙地回到村上的时候，小伙子家退亲的人已经在她家等了很久了。
故事以姑娘不堪其辱、跳河自尽结束。
张军说，这件事当时挺轰动的，后来医院里专门开了会，提醒他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大概也就是从那以后，社会上对婚检的意见越来越大。“当婚检制度越来越被诟病的时候，我就有一种预感，可能要改革了。”果然，不久，他就听说强制婚检可能要被取消了。
“那时我和同事就打赌，在我们县要是取消了强制婚检，十对里要有一对自觉婚检的，我就请全院同事吃饭。”
从2003年一直等到2008年，张军一直也没有机会请这个客。因为，他们县的婚检率一直在5%以下。
“我担心的情况出现了，在中国，特别是在农村，没有强制性手段的约束，几乎没有人自愿婚检。而这样放任下去，那些遗传病、传染病就会越来越多，因为农村医疗、卫生条件都远远低于城市。”张军说自己这些年查出不少的传染病、遗传病、精神病，而现在，没人婚检，就这样结了婚，然后稀里糊涂就生了孩子。“这要给家庭带来多少痛苦啊！原来这是我们的职责，可以把一把关，可现在还有谁来管呢？一想起这些，我就做噩梦，睡不着啊。”
决定离开和这个有关？张军苦笑了一下：“现在几天都没有一个来婚检的。原来的4个同事，通过各种途径走了3个了。我都35岁了，要养老婆孩子，再在这里耗下去，头发就要白了。”
“虽然我要走了，但我还是给同事留下那句话，什么时候我们的婚检率超过10%，我一定会回来请客。”连张军自己也说不清，和医院、和之前的工作还有感情的他，这其中包含更多的究竟是失望，还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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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卫生厅提供的数据，形成了一个鲜明对比：
2002年，全省婚检率达到82.66%，围产儿出生缺陷发生率为仅7.91‰；
2005年，全省婚检率仅为5.66%，围产儿出生缺陷发生率上升到11.3‰。
强制婚检时期，婚检率一直保持在80%左右。自愿婚检之后，很多地方一度出现“零婚检”，“自愿婚检”成了“不婚检”的代称,2007年山东省婚检率为17.67%，有1/3的城市婚检率在3%以下。
很多同行与张军感同身受，亲眼目睹婚检的“退潮”：婚检门诊门可罗雀，一个拥有50万人口的城市，一年只有十几对新人进行婚检，甚至连做医学监测的标本数都凑不够。
niushujuan@sina.com
（编辑：牛淑娟）
一位母亲的真情忏悔
2008年春天，编辑部收到了一封特殊的来信，一位名叫周苹的年轻母亲，对自己当初逃避婚检进行了“忏悔”：
2001年，在广州工作的我和同事阿杰恋爱了。结婚登记前，单位组织外出旅游，我俩一想：这不天赐良机、免费‘蜜月’吗，赶紧办证去！按当时规定，登记结婚是需要婚检的。一想婚检这么麻烦，我们就动起了‘脑筋’，反正阿杰是当地人，找个熟人到医院去弄份合格证明不就行了？
熟人还没赶到，一位医生听说我们的来意，劝我们最好还是检查一下比较放心：现在肝炎、肺结核等传染性疾病发病率很高，还有一些性方面的疾病……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阿杰毫不客气地打断了：我们单位经常体检，我们两个都很健康，没必要再浪费时间查这个。医生还在解释，婚检和平常的体检不一样，对婚育很重要，但不耐烦的我们根本听不进去。
拿着证明，顺利领到结婚证，第二天我们就高高兴兴度“蜜月”去了。回来没多久，我发现自己怀孕了。儿子出生的时候，一双大眼睛很招人喜欢。可到了上幼儿园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发育得特别缓慢：别的3岁的小男孩，体重普遍都在25斤左右，但他连20斤都不到；我和阿杰长相都比较端庄，可儿子鼻梁很扁，两眼之间的距离却特别宽，颧骨很突出。到医院一查，结果触目惊心，儿子竟然是重型地中海贫血症。
当时我整个人都晕了。医生给我和阿杰做检查，才知道我们都是地中海贫血基因的携带者。医生说这是一种染色体遗传疾病，如果婚检时做血液筛查，怀孕后做治疗性人工流产，完全可以避免儿子的出生缺陷……
最担心的那一刻终于还是来了：孩子由于血色素下降，肝脾进行性肿大无法正常代谢，引发严重贫血、器官衰竭。全家22万元的积蓄，也没能挽留儿子的生命。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处于极端悔恨和痛苦中，我不能控制自己去想，如果当时我们不是图省事，去做婚检，结果一定比现在好得多。当年我们只是省了一天的时间，后来却为此付出这么多辛劳，和痛失儿子的无尽煎熬。
孩子的离去对我打击很大，我不能再留在广州，两年前，我和阿杰来到山东，希望时间能抚平我们心中的伤痕。
无意中，周苹听到强制婚检被取消的消息，上网一查，她所在的城市每年有至少10万名新生儿，而出生缺陷率逐年提高，2007年达到13.5‰——仅仅一个市，每年就会有近一千五百名缺陷儿童出生！周苹深深震惊了，原来这么多人重复着自己的遭遇！她选择勇敢揭开伤疤：“为孩子忏悔，真心希望作为前车之鉴，对所有准备步入婚姻的人提个醒。千万不要像今天的我一样，给自己和家庭带来经济和精神双重负担，痛苦得不能自拔、无法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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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自愿婚检后，围产儿缺陷发生率、乙肝表面抗原阳性儿都有上升趋势，临床还发现了感染艾滋病毒和梅毒的新生儿。
山东省卫生厅妇幼保健与社区卫生处郑晓霞科长说，不婚检是发生某些出生缺陷的原因之一，可以肯定的是，婚检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出生缺陷率的发生，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山东省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盛巧俐主任,同样对当今婚检现状忧心忡忡：“婚检中的乱收费可以治理，但生了残疾和缺陷孩子就没法治了，100对夫妻用于婚检的资金总和，也比不上养活一个缺陷儿童一年的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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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牛淑娟）
“冰点”下的一把火
把婚期订在了5月底，“五一”前去办理登记手续时，淄博的刘晋和未婚妻玲玲发生了争执，争执不下的原因是婚检。玲玲说要回娘家那边办理，“在那边做婚前检查，到生孩子的时候还给补贴300元的生育费呢。”而一向好脾气的刘晋，这回也犟上了：就在咱周村这里检，不但免费，这里的服务也是全国有名的！抱着孩子来串门的姐姐，看着为“幸福烦恼”的小两口乐了：“玲玲，这次你就听他的，刘晋以前就跟人家‘预约’过了。”
玲玲愣住了：刘晋，你……姐姐赶紧揭开谜底。原来，2005年，刘晋的姐姐登记结婚的时候，听指导医生的建议，去做了婚检。结果查出她患有甲亢，暂不适合生育，如果当时就结婚怀孕，孩子很可能被遗传。经过治疗，姐姐的病情得到控制，一年后结了婚，又在医生的指导下怀孕生了孩子，一家人非常开心。
刘晋跟姐姐一起给医生送红鸡蛋，医生看着刘晋“借题发挥”：小伙子，看到婚检的重要了吧？咱周村是全国有名的婚检示范区，以后你要娶媳妇，记得也到咱这来！一下把当时还没谈过恋爱的刘晋弄了个大红脸。
不过，刘晋的脑海里，对“婚检”留下了深刻印象。决定结婚了，他早早和玲玲商量好：一定要做婚检，这是对双方负责，也是对孩子负责。
2008年4月27日上午，刘晋和玲玲早早来到周村民政局登记结婚。填完表格，工作人员告诉他们，三楼“婚前教育指导室”里，有专业医生对新人进行婚前知识指导，建议他们先去听一听。以这种正式身份进入，刘晋甚至有点按捺不住的兴奋，不过，里面有十几对新人已经早早排在他们前面了。
“咋就这么火！”刘晋感叹。事实上，“婚前指导室”3年多来一直都是这样繁忙。
周村区是全国有名的婚检示范区，但自愿婚检实施以来，周村和全国一样，婚检率大幅下降，同时新生儿缺陷率升高：强制婚检时期，周村区婚检率是100%，出生缺陷率是3.55‰；实行自愿婚检后，婚检率下降到1%，出生缺陷率达10‰。
2005年4月，周村妇儿工委牵头，区计生、卫生、民政三家联合，在婚姻登记管理处建立了“婚前教育指导室”。政府专门拔付30万元专项资金，抽调实践经验丰富，理论水平较高的专业技术人员，共同承担婚育指导、健康查体、结婚登记和信息录入等工作，在综合、配套服务方面更加注重人性化，实现了政府买单、免费婚检。
设立“婚前教育指导室”后，周村区婚检率实现了强势反弹，2005年年底，婚检率就达到30.2%，2007年底，更是提高到56.45%，而出生缺陷率则下降到4.1‰。更令创办者感到欣慰的是，通过现实接触和口碑相传，像刘晋这样对婚检有意识又有“想法”的人正越来越多。
小两口拿着合格的检查报告，高高兴兴地去筹备婚礼了。在全国婚检率整体跳水、降至冰点的时候，周村“婚前指导室”重新燃起了一把火。
编后
淄博周村妇联主席赵彩霞总结“婚前指导室”成功的心得和经验时，举了个例子：“婚纱照的普及，并没有动用法律或其它强制力量，为什么能流行？就是习俗的力量。在引导婚检成为习俗的过程中，职能部门应该担当重任。”
比如详细公布婚检的具体项目、宣传婚检项目的有关知识；又比如医务工作者要恪守职业道德、保障婚检人的隐私；提供人性化的婚检服务等。如此，才有可能提高公众对婚检的信任。一项对家庭幸福、下一代的健康、甚至人的一生都产生重要影响的检查，人们没有理由拒绝。“婚检指导室”就是在此理念下的一种积极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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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叹息
■文/乌耕
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读一下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我们应该知道如何取舍。
强制婚检取消后，中国正大踏步地走向零婚检。统计数据显示，新生儿的残障比率因之攀升——这应该不是任何一个人的福音。如果一位母亲能够生下一个活泼健康的小宝宝，那么她是幸运的；相反，她就有可能要为自己一时的不智而用一生来埋单了。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中国有八千多万残疾人，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的人口。在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下，这八千万人的生存状态如何，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经常见到一些“身残志坚”的动人故事，甚至我还可以举例说，荷马是瞎子，贝多芬是聋子，拜伦是跛子，但统计学的坚硬事实是：身残往往伴随着严重的心理问题甚至是精神疾患，个别天才或者英雄并不能改变这一点。如果把这个八千万稍作推敲，你会看到一个令人瞠目的天文数字：他们的父母乃至于父母的父母，都极有可能会终生笼罩在残障的阴影之下，屈指算来已经是数亿人了——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事实！
马克思关于两个生产的理论，咱们大家都耳熟能详，而人的再生产应该是最根本的。没有高素质的人，便不会有像样的建设，也不会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那么，高素质的人自何而来？人的再生产说起来或许很复杂，但婚检应该是第一道防线，而轻易弃守的原因，据说是因为“人权”问题，似乎在婚检上“无为而治”，新郎新娘就自由了，人权也就得到了很好的保障。
自由这个泊来的概念，在咱们的语境中经常相当于放任甚至是放纵，其实呢，自由的第一要义是自我承担，是对自己负责，是自爱并尊重他人。如果还有太多的人做不到有效的自律，那就要借助于他律，尤其是面对事关群体福祉的重大问题时。我们看到，身有残疾的弃婴越来越多地见诸于报端，这只意味着，社会要为那些不负责任的父母，以另一种形式和更昂贵的代价埋单。
退一步讲，如果必须放弃婚检的话，应该代之以其他措施，比如孕检。当然，这要有科学而详实的论证并试点，如果孕检更有效，更具操作性且更人性化，即使成本更高，也应迅速以孕检取代婚检，而不是全社会的麻木和不作为。
春节放爆竹，古来如此，年年如此。其原始意义据说是驱鬼避邪，但相信这个的人大约很少，而仅仅是一种习惯：过年不放爆竹，就没有年的“味道”了。
但放爆竹不是个好习惯。一是污染环境，二是浪费，三是很危险，每年都造成数量惊人的人身伤残。于是在朝野的共同努力下，禁放爆竹居然成功，开始大家似乎不“习惯”，但后来也渐渐“习惯”了。
然而，放弃一种不好的习惯是难的，一如一个资深酒鬼戒酒。于是我们看到，禁了多年的爆竹，后来又开禁了，大家似乎都找回了久违的过大年的感觉。大约有钱的人多了，无论爆竹的数量和档次，都有了惊人的提升，当楼上的爆竹响起时，会有无数私家车在楼下以“狂吠”来群起响应，俨然一幅不醉不归的狂欢饕餮图。
据一些很有文化意识的有识之士说，燃放爆竹会使春节的节庆气氛更浓烈，有助于保持咱们的传统文化，进而还可以提升民族的自信心。但我看到的事实是，通过燃放爆竹来挽救传统文化，似乎有些南辕北辙，“洋节”其实一直在长驱直入，而端午节的“专利”，也终于让韩国人“偷”走了。
我们都知道，日本文化是在学习唐代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日本没有学习纳妾，也没有学习咱们后来的缠足和抽大烟。一个民族的自强新生之路，端在于它保持了自己的什么，又学习了他人的什么。读一下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近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应该知道如何取舍。
显而易见，如果你珍视曾经的传统，那就应该学着跟爆竹说再见。婚检或者孕检也一样，开始你可能不习惯，但为了自己和群体的幸福，你应该学习好习惯而摒弃坏习惯。
人是猴子变的，亿万斯年中，它曾经“习惯”并沉醉于丛林中生活。我想，如果猴子一直痴迷于自己的“习惯”的话，则这个星球上应该不会有人。
wugengwa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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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接到表弟的电话，告诉我他就要结婚了，婚礼定在十一黄金周，问我能不能回去参加。还没等我恭喜他终于长大成人，他就开始向我抱怨：为了结婚，装修房子、买家具、拍婚纱照、找酒店，忙活了半年了，人都像脱了一层皮……
我打断了他的唠叨，狠狠心问了一句：你们婚检了吗？电话那头的他一时没转过弯来：婚检？不是取消了吗？想了想，他又补充了一句：纯粹是浪费时间与金钱。
我问他，准备结婚要花多少钱？他算了算，不算房子和家具这些硬件，仅婚礼一项消费也下不来3万元。
我又问，婚检需要100块钱，你有吗？从现在到结婚还有两个月，半天的时间，你有吗？
明白了我在给他“下套”，表弟开始反击：婚检不尊重个人隐私，要不，法律上怎么会把它取消？
我想告诉他，法律上取消的是强制婚检，而不是婚检。但是，想到婚检与否是他的自由，我选择了沉默。
但我无法保持沉默。因为我听到过豆豆的哭声，目睹过张强的痛苦。我知道，取消强制婚检后，我国很多地方，出现了零婚检的现象，我还知道，围产儿缺陷发生率在迅速上升。仅仅在山东，每1000名围产儿中就有11名有缺陷；全省0～6岁残障儿童总数已经超过11万人；在中国，残疾人总数已经超过了八千万……
如果把这八千万稍作推敲，你会看到，他们的父母、父母的父母，都极有可能终生笼罩在残障的阴影之下，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事实！
我们不能把罪过全算到婚检的头上，造成新生儿缺陷的原因很多，但作为国家推行提高人口素质“三级预防措施”的第一步，婚检的确起到了第一道防线的作用。
在人口素质不断提高的日本，交换健康诊断书是结婚前的一种习俗，一旦决定进入婚姻殿堂，他们就会非常郑重其事地交换健康诊断书，表示对对方负责。这是建立夫妻关系的重要内容。
这是对自己负责，对对方负责，也是对未来负责。
十一将至，又一个结婚高潮即将到来。真心希望表弟能看到我的文章，也希望看到这个专题的朋友，请告诉你身边即将结婚的亲人和朋友：去婚检吧，别拿自己的幸福与未来做赌注。
两个悲剧家庭的追问
看着病床上痛苦无比的妻子，张强一阵阵难受，又一阵阵恍惚，该怎么面对眼前这个曾经深爱的女人？
两年前经人介绍认识的时候，他只知道她是从外地到烟台打工的。丽丽性格温柔，甜蜜乖巧，经过一段时间相处，两人幸福地结婚了。婚后不久丽丽就有了身孕，想着自己就要做爸爸，张强做梦都偷着乐。他们早早把孩子出生需要的物品准备齐全，只等着小天使的到来。
然而，在8个月的产前检查中，丽丽竟然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突如其来的灾难，张强一下就懵了。在丽丽痛不欲生地哭诉中，他才知道，原来，丽丽之前有过一段婚史，前夫死于吸毒，而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
虽然经过检查，张强并未感染，但医生表示，即使采取阻断措施，孩子的感染概率也在10%左右。“我不能冒这个险，我不能看着我的孩子受一辈子的苦！”一番又一番痛苦挣扎，张强颤抖着的手在手术单上签字：同意引产。
4月的产房里，阳光照得满屋灿烂。第一天，小男孩豆豆一家人的心也是这般灿烂的。但第二天，他们的心就彻底沉进了冰窖。
豆豆出生第二天，就被查出携带乙肝病毒。在医生的建议下，豆豆的父母都做了乙肝检查，结果证实，他们都是乙肝大三阳患者。医生说，豆豆应该是在妈妈的体内被传染的，属于母婴传播。
“怎么会这样？”拿着化验报告，曾经是学校运动健将的爸爸犹如晴天霹雳，看了一遍又一遍，还是不敢相信：一向身体结实的他，竟然是乙肝患者！
早早订下的喜宴全部退掉，抱着可怜的豆豆，新妈妈欲哭无泪。“是我们的错，却要让孩子遭罪。我对不起孩子啊！”
豆豆的父母忧心忡忡地查阅资料发现，儿子是中国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中的一个。
事实上，两个悲剧家庭的不幸，有着鲜明的相似之处。
他们都未曾“婚前检查”，甚至没有人告诉他们还需要进行婚检。
2003年，随着“强制婚检”被“自愿婚检”所代替，婚检率直线下降。婚前检查，这道曾被称为“保证婚姻健康、减少出生缺陷的第一道防线”，成了一条极其脆弱的“马其顿防线”，而这两个家庭，恰恰突破了这道防线。
专家解析
山东省卫生厅妇幼保健与社区卫生处郑晓霞科长说：婚前检查是实现优生的第一关。目前，遗传病有6000多种，通过婚检，可以及时发现男、女本人及双方家系中患遗传病的情况，并根据患病情况做遗传风险度测算及遗传方式的分析，进行优生指导。如果夫妻双方一方患有传染性疾病，必须采取必要的治疗或防护措施才可以结婚，否则，疾病会传染给对方，而且通过父婴传播或母婴传播给下一代。
郑科长提醒要结婚的新人们，在婚前要进行必要的检查，不要隐瞒病史，发现问题要尽早就医治疗，这样可以大大降低配偶之间相互传染的机会，降低新生儿缺陷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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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婚检
2008年4月的一天，下午5点，张军像往常一样，和同事小王一起走出医院的大门。在门口，他习惯性地和小王说了声“再见”，看着小王骑车走远，张军的心情颇有些复杂。对于这家医院，这里的同事，真的是要说“再见”了。就在几个小时之前，他刚刚递交了辞职报告。
从1998年医专毕业，分配到B县的妇幼保健院，张军做了10年的婚检医生。现在，因为“单位效益不好”，他已经联系到一家私立医院，决定跳槽。
但在张军的记忆中，有一段时光特别令人怀念，那时候日子是忙碌而快乐的。“那时候”，是强制婚检时期。
“那时候婚检部门很吃香，每个季度都有奖金，和工资差不多。比起那些分配在一般医院的同学，收入能高出不少。”张军说，在很多人眼里，自己很幸运。
张军所在的B县有60多万人，而婚检门诊满打满算就5个医生，节假日更忙，赶上五一、十一、元旦、春节等婚嫁的高峰期，他们基本上就得连轴转。“最多的时候我一天就检了一百多个，别说吃饭了，连口水都顾不上喝。晚上躺在床上，人都快瘫了。”
“很多人担心婚检不过关，都托人托关系来找我们。”
有件事张军至今记忆犹新。刚进院半年多，一天早上他刚上班，就来了一对婚检的青年。“那女孩一关上门，就‘扑通’给我跪下了。”张军吓了一大跳，急忙拉她起来：你快起来，有事你就说。还没张口女孩就哭了，她支支吾吾，但张军还是听明白了，这个女孩一年前被强奸过，事后没有告诉任何人，她怕未婚夫知道自己不是处女，就会不要她了。“她恳求我为她保密，直到我答应，她才肯起来。”张军说，其实女孩不知道，婚检表上是禁止进行对“处女膜完整与否”的描述的。
“有相当多的人，在婚检时担心自己的隐私被发现，特别是那些本来就知道自己有问题、而刻意隐瞒的。”有一次，一个男孩由家人陪着来婚检，张军很快就看出他有些异常，仔细询问才知道，男孩患有精神分裂症。按规定，这种病是不能结婚的，他正想写下自己的检查意见，这时候医院领导来了——这家人通过一个很硬的关系打通了“关节”，最后拿着一个“正常”的结果走了。后来领导说，这家人为了给儿子娶个媳妇，已经花了好几万了。如果这关过不了，就等于血本无归了。”遇到这种情况，张军感觉自己真的很无奈。
很多女孩子婚检时很紧张。“有时一进门看见是男大夫值班，尖叫一声就跑出去。有的就算进来了，说什么也不肯脱衣服。很多农村女孩，对性知识几乎一无所知，有的来检查的时候，都已经怀孕几个月了，自己竟然压根不知道。”
张军是在2002年听说那个故事的。
一对未婚青年去婚检，小伙子查完，姑娘还没出来，小伙子就站在门前等待恋人。这时，两名医生从里面出来，边走边说：“现在的女孩真是的，没结婚就已经不是处女了，还好意思来检查。”小伙子听得真切，顿时一股血直冲脑门，转身就离开了医院。
姑娘出来寻找小伙的时候，他已经坐上了回家的汽车。等姑娘莫名其妙地回到村上的时候，小伙子家退亲的人已经在她家等了很久了。
故事以姑娘不堪其辱、跳河自尽结束。
张军说，这件事当时挺轰动的，后来医院里专门开了会，提醒他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大概也就是从那以后，社会上对婚检的意见越来越大。“当婚检制度越来越被诟病的时候，我就有一种预感，可能要改革了。”果然，不久，他就听说强制婚检可能要被取消了。
“那时我和同事就打赌，在我们县要是取消了强制婚检，十对里要有一对自觉婚检的，我就请全院同事吃饭。”
从2003年一直等到2008年，张军一直也没有机会请这个客。因为，他们县的婚检率一直在5%以下。
“我担心的情况出现了，在中国，特别是在农村，没有强制性手段的约束，几乎没有人自愿婚检。而这样放任下去，那些遗传病、传染病就会越来越多，因为农村医疗、卫生条件都远远低于城市。”张军说自己这些年查出不少的传染病、遗传病、精神病，而现在，没人婚检，就这样结了婚，然后稀里糊涂就生了孩子。“这要给家庭带来多少痛苦啊！原来这是我们的职责，可以把一把关，可现在还有谁来管呢？一想起这些，我就做噩梦，睡不着啊。”
决定离开和这个有关？张军苦笑了一下：“现在几天都没有一个来婚检的。原来的4个同事，通过各种途径走了3个了。我都35岁了，要养老婆孩子，再在这里耗下去，头发就要白了。”
“虽然我要走了，但我还是给同事留下那句话，什么时候我们的婚检率超过10%，我一定会回来请客。”连张军自己也说不清，和医院、和之前的工作还有感情的他，这其中包含更多的究竟是失望，还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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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卫生厅提供的数据，形成了一个鲜明对比：
2002年，全省婚检率达到82.66%，围产儿出生缺陷发生率为仅7.91‰；
2005年，全省婚检率仅为5.66%，围产儿出生缺陷发生率上升到11.3‰。
强制婚检时期，婚检率一直保持在80%左右。自愿婚检之后，很多地方一度出现“零婚检”，“自愿婚检”成了“不婚检”的代称,2007年山东省婚检率为17.67%，有1/3的城市婚检率在3%以下。
很多同行与张军感同身受，亲眼目睹婚检的“退潮”：婚检门诊门可罗雀，一个拥有50万人口的城市，一年只有十几对新人进行婚检，甚至连做医学监测的标本数都凑不够。
niushujuan@sina.com
（编辑：牛淑娟）
一位母亲的真情忏悔
2008年春天，编辑部收到了一封特殊的来信，一位名叫周苹的年轻母亲，对自己当初逃避婚检进行了“忏悔”：
2001年，在广州工作的我和同事阿杰恋爱了。结婚登记前，单位组织外出旅游，我俩一想：这不天赐良机、免费‘蜜月’吗，赶紧办证去！按当时规定，登记结婚是需要婚检的。一想婚检这么麻烦，我们就动起了‘脑筋’，反正阿杰是当地人，找个熟人到医院去弄份合格证明不就行了？
熟人还没赶到，一位医生听说我们的来意，劝我们最好还是检查一下比较放心：现在肝炎、肺结核等传染性疾病发病率很高，还有一些性方面的疾病……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阿杰毫不客气地打断了：我们单位经常体检，我们两个都很健康，没必要再浪费时间查这个。医生还在解释，婚检和平常的体检不一样，对婚育很重要，但不耐烦的我们根本听不进去。
拿着证明，顺利领到结婚证，第二天我们就高高兴兴度“蜜月”去了。回来没多久，我发现自己怀孕了。儿子出生的时候，一双大眼睛很招人喜欢。可到了上幼儿园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发育得特别缓慢：别的3岁的小男孩，体重普遍都在25斤左右，但他连20斤都不到；我和阿杰长相都比较端庄，可儿子鼻梁很扁，两眼之间的距离却特别宽，颧骨很突出。到医院一查，结果触目惊心，儿子竟然是重型地中海贫血症。
当时我整个人都晕了。医生给我和阿杰做检查，才知道我们都是地中海贫血基因的携带者。医生说这是一种染色体遗传疾病，如果婚检时做血液筛查，怀孕后做治疗性人工流产，完全可以避免儿子的出生缺陷……
最担心的那一刻终于还是来了：孩子由于血色素下降，肝脾进行性肿大无法正常代谢，引发严重贫血、器官衰竭。全家22万元的积蓄，也没能挽留儿子的生命。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处于极端悔恨和痛苦中，我不能控制自己去想，如果当时我们不是图省事，去做婚检，结果一定比现在好得多。当年我们只是省了一天的时间，后来却为此付出这么多辛劳，和痛失儿子的无尽煎熬。
孩子的离去对我打击很大，我不能再留在广州，两年前，我和阿杰来到山东，希望时间能抚平我们心中的伤痕。
无意中，周苹听到强制婚检被取消的消息，上网一查，她所在的城市每年有至少10万名新生儿，而出生缺陷率逐年提高，2007年达到13.5‰——仅仅一个市，每年就会有近一千五百名缺陷儿童出生！周苹深深震惊了，原来这么多人重复着自己的遭遇！她选择勇敢揭开伤疤：“为孩子忏悔，真心希望作为前车之鉴，对所有准备步入婚姻的人提个醒。千万不要像今天的我一样，给自己和家庭带来经济和精神双重负担，痛苦得不能自拔、无法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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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自愿婚检后，围产儿缺陷发生率、乙肝表面抗原阳性儿都有上升趋势，临床还发现了感染艾滋病毒和梅毒的新生儿。
山东省卫生厅妇幼保健与社区卫生处郑晓霞科长说，不婚检是发生某些出生缺陷的原因之一，可以肯定的是，婚检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出生缺陷率的发生，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山东省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盛巧俐主任,同样对当今婚检现状忧心忡忡：“婚检中的乱收费可以治理，但生了残疾和缺陷孩子就没法治了，100对夫妻用于婚检的资金总和，也比不上养活一个缺陷儿童一年的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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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牛淑娟）
“冰点”下的一把火
把婚期订在了5月底，“五一”前去办理登记手续时，淄博的刘晋和未婚妻玲玲发生了争执，争执不下的原因是婚检。玲玲说要回娘家那边办理，“在那边做婚前检查，到生孩子的时候还给补贴300元的生育费呢。”而一向好脾气的刘晋，这回也犟上了：就在咱周村这里检，不但免费，这里的服务也是全国有名的！抱着孩子来串门的姐姐，看着为“幸福烦恼”的小两口乐了：“玲玲，这次你就听他的，刘晋以前就跟人家‘预约’过了。”
玲玲愣住了：刘晋，你……姐姐赶紧揭开谜底。原来，2005年，刘晋的姐姐登记结婚的时候，听指导医生的建议，去做了婚检。结果查出她患有甲亢，暂不适合生育，如果当时就结婚怀孕，孩子很可能被遗传。经过治疗，姐姐的病情得到控制，一年后结了婚，又在医生的指导下怀孕生了孩子，一家人非常开心。
刘晋跟姐姐一起给医生送红鸡蛋，医生看着刘晋“借题发挥”：小伙子，看到婚检的重要了吧？咱周村是全国有名的婚检示范区，以后你要娶媳妇，记得也到咱这来！一下把当时还没谈过恋爱的刘晋弄了个大红脸。
不过，刘晋的脑海里，对“婚检”留下了深刻印象。决定结婚了，他早早和玲玲商量好：一定要做婚检，这是对双方负责，也是对孩子负责。
2008年4月27日上午，刘晋和玲玲早早来到周村民政局登记结婚。填完表格，工作人员告诉他们，三楼“婚前教育指导室”里，有专业医生对新人进行婚前知识指导，建议他们先去听一听。以这种正式身份进入，刘晋甚至有点按捺不住的兴奋，不过，里面有十几对新人已经早早排在他们前面了。
“咋就这么火！”刘晋感叹。事实上，“婚前指导室”3年多来一直都是这样繁忙。
周村区是全国有名的婚检示范区，但自愿婚检实施以来，周村和全国一样，婚检率大幅下降，同时新生儿缺陷率升高：强制婚检时期，周村区婚检率是100%，出生缺陷率是3.55‰；实行自愿婚检后，婚检率下降到1%，出生缺陷率达10‰。
2005年4月，周村妇儿工委牵头，区计生、卫生、民政三家联合，在婚姻登记管理处建立了“婚前教育指导室”。政府专门拔付30万元专项资金，抽调实践经验丰富，理论水平较高的专业技术人员，共同承担婚育指导、健康查体、结婚登记和信息录入等工作，在综合、配套服务方面更加注重人性化，实现了政府买单、免费婚检。
设立“婚前教育指导室”后，周村区婚检率实现了强势反弹，2005年年底，婚检率就达到30.2%，2007年底，更是提高到56.45%，而出生缺陷率则下降到4.1‰。更令创办者感到欣慰的是，通过现实接触和口碑相传，像刘晋这样对婚检有意识又有“想法”的人正越来越多。
小两口拿着合格的检查报告，高高兴兴地去筹备婚礼了。在全国婚检率整体跳水、降至冰点的时候，周村“婚前指导室”重新燃起了一把火。
编后
淄博周村妇联主席赵彩霞总结“婚前指导室”成功的心得和经验时，举了个例子：“婚纱照的普及，并没有动用法律或其它强制力量，为什么能流行？就是习俗的力量。在引导婚检成为习俗的过程中，职能部门应该担当重任。”
比如详细公布婚检的具体项目、宣传婚检项目的有关知识；又比如医务工作者要恪守职业道德、保障婚检人的隐私；提供人性化的婚检服务等。如此，才有可能提高公众对婚检的信任。一项对家庭幸福、下一代的健康、甚至人的一生都产生重要影响的检查，人们没有理由拒绝。“婚检指导室”就是在此理念下的一种积极的尝试。
niushujuan@sina.com
（编辑：牛淑娟）
一声叹息
■文/乌耕
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读一下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我们应该知道如何取舍。
强制婚检取消后，中国正大踏步地走向零婚检。统计数据显示，新生儿的残障比率因之攀升——这应该不是任何一个人的福音。如果一位母亲能够生下一个活泼健康的小宝宝，那么她是幸运的；相反，她就有可能要为自己一时的不智而用一生来埋单了。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中国有八千多万残疾人，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的人口。在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下，这八千万人的生存状态如何，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经常见到一些“身残志坚”的动人故事，甚至我还可以举例说，荷马是瞎子，贝多芬是聋子，拜伦是跛子，但统计学的坚硬事实是：身残往往伴随着严重的心理问题甚至是精神疾患，个别天才或者英雄并不能改变这一点。如果把这个八千万稍作推敲，你会看到一个令人瞠目的天文数字：他们的父母乃至于父母的父母，都极有可能会终生笼罩在残障的阴影之下，屈指算来已经是数亿人了——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事实！
马克思关于两个生产的理论，咱们大家都耳熟能详，而人的再生产应该是最根本的。没有高素质的人，便不会有像样的建设，也不会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那么，高素质的人自何而来？人的再生产说起来或许很复杂，但婚检应该是第一道防线，而轻易弃守的原因，据说是因为“人权”问题，似乎在婚检上“无为而治”，新郎新娘就自由了，人权也就得到了很好的保障。
自由这个泊来的概念，在咱们的语境中经常相当于放任甚至是放纵，其实呢，自由的第一要义是自我承担，是对自己负责，是自爱并尊重他人。如果还有太多的人做不到有效的自律，那就要借助于他律，尤其是面对事关群体福祉的重大问题时。我们看到，身有残疾的弃婴越来越多地见诸于报端，这只意味着，社会要为那些不负责任的父母，以另一种形式和更昂贵的代价埋单。
退一步讲，如果必须放弃婚检的话，应该代之以其他措施，比如孕检。当然，这要有科学而详实的论证并试点，如果孕检更有效，更具操作性且更人性化，即使成本更高，也应迅速以孕检取代婚检，而不是全社会的麻木和不作为。
春节放爆竹，古来如此，年年如此。其原始意义据说是驱鬼避邪，但相信这个的人大约很少，而仅仅是一种习惯：过年不放爆竹，就没有年的“味道”了。
但放爆竹不是个好习惯。一是污染环境，二是浪费，三是很危险，每年都造成数量惊人的人身伤残。于是在朝野的共同努力下，禁放爆竹居然成功，开始大家似乎不“习惯”，但后来也渐渐“习惯”了。
然而，放弃一种不好的习惯是难的，一如一个资深酒鬼戒酒。于是我们看到，禁了多年的爆竹，后来又开禁了，大家似乎都找回了久违的过大年的感觉。大约有钱的人多了，无论爆竹的数量和档次，都有了惊人的提升，当楼上的爆竹响起时，会有无数私家车在楼下以“狂吠”来群起响应，俨然一幅不醉不归的狂欢饕餮图。
据一些很有文化意识的有识之士说，燃放爆竹会使春节的节庆气氛更浓烈，有助于保持咱们的传统文化，进而还可以提升民族的自信心。但我看到的事实是，通过燃放爆竹来挽救传统文化，似乎有些南辕北辙，“洋节”其实一直在长驱直入，而端午节的“专利”，也终于让韩国人“偷”走了。
我们都知道，日本文化是在学习唐代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日本没有学习纳妾，也没有学习咱们后来的缠足和抽大烟。一个民族的自强新生之路，端在于它保持了自己的什么，又学习了他人的什么。读一下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近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应该知道如何取舍。
显而易见，如果你珍视曾经的传统，那就应该学着跟爆竹说再见。婚检或者孕检也一样，开始你可能不习惯，但为了自己和群体的幸福，你应该学习好习惯而摒弃坏习惯。
人是猴子变的，亿万斯年中，它曾经“习惯”并沉醉于丛林中生活。我想，如果猴子一直痴迷于自己的“习惯”的话，则这个星球上应该不会有人。
wugengwang@163.com
（编辑：乌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