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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大学自北大开始
在当今活跃于中国学术界的中年一代学人中，陈平原教授是最有人文关怀的著名学者之一。这种显著的人文情怀，不仅表现在他率先创办并主持《学人》、《现代中国》等学术集刊，而且还表现在对包括高等教育与大学生态等话题始终如一的热切关注与建设性批评。
作为中国的大学王牌中的王牌——北京大学的中文系现任系主任(在别的大学早已纷纷升格为所谓的“文学院院长”了)，陈平原的专业研究领域是20世纪中国文学、小说、散文、图像研究、学术史等，并且以其《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学者的人间情怀》等著述而广受好评。不过，在我看来，作为北大知名教授的代表，陈平原对21世纪中国学术发展之更大的贡献，可能是他从反思老北大等民国大学的故事入手而总结的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经验。最近十年来，陈平原已在此专题领域结集成书《老北大的故事》、《北大精神及其他》、《大学何为》等，其中最新面世的是《大学有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
陈平原之关注大学，是自北大开始的。他在《大学有精神》的“自序”中回顾说：“从最早的研究五四新文学，到后来的注重现代中国学术，再到逐渐逼近作为现代知识生产一基地的大学制度，这一学思历程，使得我倾向于将北大置于教育史、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的脉络中来考察。”其实，不光是研究北大史，陈平原之研究无锡国专、传统书院、西南联大等个案，也是同样独出心裁的研究路径。正因为如此，与那些吃教育史这碗饭的专门家不同，陈平原笔下的现代中国大学，无论是在宏观、中观还是微观层面上，均与众不同，发人深省。他发现，如今“大学”已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媒体上也常有关于大学的报道，但在国外，大学是个十分安静的地方。除非出现诺贝尔奖等重要事件，关于大学的报道是不会出现在报纸的头条的。这是因为，中国几十年来的改革进程和大学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学扩招后也和千家万户密切相关，我们的大学还在不断地发展之中，但被政治化、娱乐化、商业化这三种力量所纠缠。
“出文化，出经验，出智慧”
对于大学问题，温文尔雅的陈平原教授直言不讳：“中国大学的特点就是越来越像官场!”这是因为，大学的办学方式，行政主导倾向太突出。“按教育部规定来办学，很可能把一千所大学办成一所大学。今天中国的大学有级别、专业的差异，但面貌过分趋同却是一个大问题。现在很多教育部、行政部门的退休官员，一都去高校做院长、做领导，尽管这带来了资源和人脉，‘办事’方便多了，但是大学里行政力量越来越强，这就干预了大学的发展，造成大学关系带的扭曲。”陈平原开始质疑学校聘请一流学者当校长的行为。他直言，大学里不同的学院、学科都有各自的发展，要做到协调不同的学科利益，就必须“由二流的学者当领导”。尽管平原不仅是一流学者而且还做了系主任这个正处级别的领导，但他本着学者本色而呼吁道： “我反对第一流学者当领导!” 他解释说，“一个人的专业到达顶尖状态，就会有一个盲点。这种人当校长，很容易刚愎自用。过于强烈的学术背景和突出的学术成绩，很容易使人产生偏见。第一流的学者当了校长，很难对其他学科做出支持。有些人当了领导还要做学问，乱套了!”他以北大老校长蔡元培为例指出， “蔡元培在政治、文学等多个专业都是二流或以下的，但他对每个学科都有涉猎，当校长是很合适的。我对今天中国选拔校长的制度表示遗憾!”
陈平原教授认为，无论是西南联大、无锡国专、新亚书院还是南洋大学，今天之所以还要谈到它们，关键在于其现代大学精神。目前的大学过于注重经费、排名、获奖，而恰恰忽视了大学精神， “我看了西南联大的照片特别感动，他们的那种精神是写在脸上的。虽然穿得破破烂烂，但是一个个站在那儿都很精神，比我们大学合照好看多了。大学精神要谈论，不谈论它就会消失。谈论它，继承它，发扬它，它才能延续下去。”因此，陈平原认为：我们必须考虑传统的教育精神并将其作为大学的根本特征。大学有文理之分，但作为大学的整体本身具有的人文特色、人文精神没有差别。常有人要陈教授举一个最能体现北大特点的例子，他通常举蔡元培：今天纪念蔡元培的时候会强调他执掌北大十年的各种贡献，如扶持新文化运动、在北大组织进德会等，但平原特别关注的是蔡校长的理念——“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所谓兼容并包，就是对不同学术思想、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同时包容，包括请没上过大学的梁漱溟到北大来教书等等。这体现了一个大学校长“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胸襟，也是大学之所以为“大”的缘故。围绕蔡元培先生的一系列故事最能体现“北大精神”。
关于大学改革，陈平原承认目前的中国大学疾弊甚多，必须改，也同意必须向世界一流大学学习， “问题在于中国高等教育是否真的必须、而且能够‘与国际接轨’。应该追问的是哪一个‘国际’，什么‘轨’，怎么‘接’”，在借鉴欧美教育体制的同时，如何发挥传统书院的功能和近百年来的中国大学实践经验。办大学“不只出学生，还出文化，出经验，出智慧。今天思考中国教育的命运，有志于改革中国大学的人，都必须面对这些遗产，而不能仅仅依靠自己留学国外的那一点经验，更不能依靠几本翻译过来的外国大学校长的演讲录。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交汇中，推进中国大学改革，这需要学者的研究、教育家的实践、政府部门的协调，也需要众多观众的喝彩。”晚清以降欧风美雨，西化最明显的是大学制度。“我们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也学西方，但学得不彻底。唯有大学学得最像，甚至连带博士帽的方法，都学得惟妙惟肖。学得像也有问题，因为，大学不是工厂，大学必须落地生根。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百多年来，我们不断强调跟国际接轨，向国外的大学学习，但相对忽略了传统中国的教育精神。长辈的学者，比如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等人，还有这种追求，一直在讨论如何将传统中国教育精神和西方大学制度结合在一起……可惜的是，1950年代以后，我们先是向苏联学习，后又转向美国，都是一边倒，一直到今天高喊‘与世界接轨’，都忽略了对传统中国教育精神的理解、接纳与转化。”对此，陈平原忧心忡忡：“我相信，我们的科研经费会不断增加，我们的大楼会拨地而起，我们的学校规模越来越大，我们发表的论文也越菜越多，我唯一担心的是，我们这些大学教授，是否会越来越值得学生们欣赏、追慕和模仿。”
“作为普通人凭良知和道德‘表态’”
按照陈平原在《学者的人间情怀》“自序”中的夫子自道，他个人“更倾向于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保持一种人间情怀”，即作为专门学者，承认政治运作的复杂性，对现实政治斗争采取关注而非直接介入的态度。“说白了，不是去当‘国师’，不是‘不出如苍生何’，不是因为真有治国方略才议政；而只是‘有情’、‘不忍’，基于道德良心不能不开口。这点跟传统士大夫不一样，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并不自居‘中心’位置’，不像《孟子》中公孙衍、张仪那样，‘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读书人倘若过高估计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位置，除非不问政，否则开口即露导师心态。那很容易流于为抗议而抗议，或者语不惊人死不休。其次，万一我议政，那也只不过是保持古代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读书人应学会在社会生活中作为普通人凭良知和道德‘表态’，而不过分追求‘发言’的姿态和效果。若如是，则幸甚。”也许，正是这种纯正的学人立场和热切的人支情怀，一在成就了陈平原作为文学史名家的同时，也一再贡献了诸如、《大学有精神》这般阳春白雪式的公共智慧与精神资源。
在当今活跃于中国学术界的中年一代学人中，陈平原教授是最有人文关怀的著名学者之一。这种显著的人文情怀，不仅表现在他率先创办并主持《学人》、《现代中国》等学术集刊，而且还表现在对包括高等教育与大学生态等话题始终如一的热切关注与建设性批评。
作为中国的大学王牌中的王牌——北京大学的中文系现任系主任(在别的大学早已纷纷升格为所谓的“文学院院长”了)，陈平原的专业研究领域是20世纪中国文学、小说、散文、图像研究、学术史等，并且以其《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学者的人间情怀》等著述而广受好评。不过，在我看来，作为北大知名教授的代表，陈平原对21世纪中国学术发展之更大的贡献，可能是他从反思老北大等民国大学的故事入手而总结的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经验。最近十年来，陈平原已在此专题领域结集成书《老北大的故事》、《北大精神及其他》、《大学何为》等，其中最新面世的是《大学有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
陈平原之关注大学，是自北大开始的。他在《大学有精神》的“自序”中回顾说：“从最早的研究五四新文学，到后来的注重现代中国学术，再到逐渐逼近作为现代知识生产一基地的大学制度，这一学思历程，使得我倾向于将北大置于教育史、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的脉络中来考察。”其实，不光是研究北大史，陈平原之研究无锡国专、传统书院、西南联大等个案，也是同样独出心裁的研究路径。正因为如此，与那些吃教育史这碗饭的专门家不同，陈平原笔下的现代中国大学，无论是在宏观、中观还是微观层面上，均与众不同，发人深省。他发现，如今“大学”已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媒体上也常有关于大学的报道，但在国外，大学是个十分安静的地方。除非出现诺贝尔奖等重要事件，关于大学的报道是不会出现在报纸的头条的。这是因为，中国几十年来的改革进程和大学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学扩招后也和千家万户密切相关，我们的大学还在不断地发展之中，但被政治化、娱乐化、商业化这三种力量所纠缠。
“出文化，出经验，出智慧”
对于大学问题，温文尔雅的陈平原教授直言不讳：“中国大学的特点就是越来越像官场!”这是因为，大学的办学方式，行政主导倾向太突出。“按教育部规定来办学，很可能把一千所大学办成一所大学。今天中国的大学有级别、专业的差异，但面貌过分趋同却是一个大问题。现在很多教育部、行政部门的退休官员，一都去高校做院长、做领导，尽管这带来了资源和人脉，‘办事’方便多了，但是大学里行政力量越来越强，这就干预了大学的发展，造成大学关系带的扭曲。”陈平原开始质疑学校聘请一流学者当校长的行为。他直言，大学里不同的学院、学科都有各自的发展，要做到协调不同的学科利益，就必须“由二流的学者当领导”。尽管平原不仅是一流学者而且还做了系主任这个正处级别的领导，但他本着学者本色而呼吁道： “我反对第一流学者当领导!” 他解释说，“一个人的专业到达顶尖状态，就会有一个盲点。这种人当校长，很容易刚愎自用。过于强烈的学术背景和突出的学术成绩，很容易使人产生偏见。第一流的学者当了校长，很难对其他学科做出支持。有些人当了领导还要做学问，乱套了!”他以北大老校长蔡元培为例指出， “蔡元培在政治、文学等多个专业都是二流或以下的，但他对每个学科都有涉猎，当校长是很合适的。我对今天中国选拔校长的制度表示遗憾!”
陈平原教授认为，无论是西南联大、无锡国专、新亚书院还是南洋大学，今天之所以还要谈到它们，关键在于其现代大学精神。目前的大学过于注重经费、排名、获奖，而恰恰忽视了大学精神， “我看了西南联大的照片特别感动，他们的那种精神是写在脸上的。虽然穿得破破烂烂，但是一个个站在那儿都很精神，比我们大学合照好看多了。大学精神要谈论，不谈论它就会消失。谈论它，继承它，发扬它，它才能延续下去。”因此，陈平原认为：我们必须考虑传统的教育精神并将其作为大学的根本特征。大学有文理之分，但作为大学的整体本身具有的人文特色、人文精神没有差别。常有人要陈教授举一个最能体现北大特点的例子，他通常举蔡元培：今天纪念蔡元培的时候会强调他执掌北大十年的各种贡献，如扶持新文化运动、在北大组织进德会等，但平原特别关注的是蔡校长的理念——“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所谓兼容并包，就是对不同学术思想、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同时包容，包括请没上过大学的梁漱溟到北大来教书等等。这体现了一个大学校长“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胸襟，也是大学之所以为“大”的缘故。围绕蔡元培先生的一系列故事最能体现“北大精神”。
关于大学改革，陈平原承认目前的中国大学疾弊甚多，必须改，也同意必须向世界一流大学学习， “问题在于中国高等教育是否真的必须、而且能够‘与国际接轨’。应该追问的是哪一个‘国际’，什么‘轨’，怎么‘接’”，在借鉴欧美教育体制的同时，如何发挥传统书院的功能和近百年来的中国大学实践经验。办大学“不只出学生，还出文化，出经验，出智慧。今天思考中国教育的命运，有志于改革中国大学的人，都必须面对这些遗产，而不能仅仅依靠自己留学国外的那一点经验，更不能依靠几本翻译过来的外国大学校长的演讲录。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交汇中，推进中国大学改革，这需要学者的研究、教育家的实践、政府部门的协调，也需要众多观众的喝彩。”晚清以降欧风美雨，西化最明显的是大学制度。“我们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也学西方，但学得不彻底。唯有大学学得最像，甚至连带博士帽的方法，都学得惟妙惟肖。学得像也有问题，因为，大学不是工厂，大学必须落地生根。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百多年来，我们不断强调跟国际接轨，向国外的大学学习，但相对忽略了传统中国的教育精神。长辈的学者，比如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等人，还有这种追求，一直在讨论如何将传统中国教育精神和西方大学制度结合在一起……可惜的是，1950年代以后，我们先是向苏联学习，后又转向美国，都是一边倒，一直到今天高喊‘与世界接轨’，都忽略了对传统中国教育精神的理解、接纳与转化。”对此，陈平原忧心忡忡：“我相信，我们的科研经费会不断增加，我们的大楼会拨地而起，我们的学校规模越来越大，我们发表的论文也越菜越多，我唯一担心的是，我们这些大学教授，是否会越来越值得学生们欣赏、追慕和模仿。”
“作为普通人凭良知和道德‘表态’”
按照陈平原在《学者的人间情怀》“自序”中的夫子自道，他个人“更倾向于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保持一种人间情怀”，即作为专门学者，承认政治运作的复杂性，对现实政治斗争采取关注而非直接介入的态度。“说白了，不是去当‘国师’，不是‘不出如苍生何’，不是因为真有治国方略才议政；而只是‘有情’、‘不忍’，基于道德良心不能不开口。这点跟传统士大夫不一样，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并不自居‘中心’位置’，不像《孟子》中公孙衍、张仪那样，‘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读书人倘若过高估计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位置，除非不问政，否则开口即露导师心态。那很容易流于为抗议而抗议，或者语不惊人死不休。其次，万一我议政，那也只不过是保持古代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读书人应学会在社会生活中作为普通人凭良知和道德‘表态’，而不过分追求‘发言’的姿态和效果。若如是，则幸甚。”也许，正是这种纯正的学人立场和热切的人支情怀，一在成就了陈平原作为文学史名家的同时，也一再贡献了诸如、《大学有精神》这般阳春白雪式的公共智慧与精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