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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游业已经定位为战略性支柱产业的时代，各地开发争抢旅游资源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程度，但偏偏真正拥有历史重大事件遗址的地方对旅游不“感冒”，不开发不宣传，甚至连本地人都不知晓此地发生过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
我上初中时就知道了怀来县的土木堡是明朝“土木之变”的发生地。“土木堡”，通志本名“统幕镇”，唐初，高开道据怀戎时所置，后讹为“土木”。明永乐初置堡。这次从北京前去游览，几经曲折，才找到土木村遗址所在地。
古祠堂
到了土木村后，我先找了家“土木宾馆”住下来。可能是土木村距离县城和镇里都非常近，所以宾馆里没有客人，房门连锁都没有，服务员告诉我不会丢东西的。问起庙，说有一个，就在村部，不过能否进去就不一定了，因为平时庙门都是锁着的，得找到看门人才能参观。
我向一个从村委会走出来的人打听庙的位置，他一指墙边的老人，说“找他”。老人就是看门人，带我进入了村委会院内。院内正中，立有一座“为人民服务”的红色石碑。在偏厢，有一个月亮门，上有红笔写着“显忠祠”，旁边墙上挂着张家口市“全民国防教育基地”的牌子。
月亮门内迎面是两块新立的石碑，一通是“重修显忠祠记”的“功德碑”，一通是“念奴娇·凭吊显忠祠”的“词碑”。
显忠祠的院墙为青砖，大门是红漆木制的，似很普通的农家小院。老人打开锈迹斑斑的门锁，里面是一个四合院。一座正殿，两厢配房，院内几通青色的石碑。
正殿为硬山顶柱廊式建筑，青色琉璃瓦屋顶，木格窗户的油漆斑驳脱落。正殿高7.5米，朱红色的大门，挂着显忠祠的牌匾，抱柱上有一副楹联：“故老尚余哀兵溃不堪论往事，诸公应自慰君存何必问微躯。”
殿内基本是空的，室内长8米，宽6米。正面供桌，香火并不旺，墙上有“土木显忠祠原貌图”，显示当年的规模比现在要大许多，并列的是当地书画家张玉生所书祁万德（当地作家）的“念奴娇·凭吊显忠祠”。
四面墙上有墨写的牌位，应是古迹，如“都督王公贵之位”“都督吴公克勤之位”等，但不知是何时修建所立。
左边有一个“土木之变中殉难诸臣牌位”，详细列出了文臣四十六人、武臣十七人、内官一人，共六十四人的名字和官职，后又续增黄绶和樊忠，为六十六人。领衔的文官有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野、吏部左侍郎曹鼐、刑部右侍郎丁铉、工部右侍郎王永和、右副都御史邓棨、翰林院侍读学士张益等；领衔的武官有太师张辅（英国公）、朱勇（成国公）、恭顺侯吴克忠、泰顺侯陈瀛、西宁侯宋瑛等。
右边有关于显忠祠的简介：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刺太师也先率军大举入侵，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明英宗朱祁镇不顾百官劝阻，偕王振并官军御驾亲征。由于仓促上阵，当八月十四日战败退至土木城时，追兵赶到，四面围攻并切断水源。十五日，也先用假议和之计诱使明军移营后撤，趁混乱之机，也先率兵将明军击溃。致使英宗皇帝被俘，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等数百名官宦殉难，五十余万大军全军覆没。九月，郕王朱祁钰即皇帝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以翌年为景泰元年（1450年）。祭宣府、土木阵亡将士，葬其遗骸。景泰初，建显忠祠，于祠内竖神位，祀殉难诸臣，计六十六尊牌位。景泰八年（1457年），南宫夺门，英宗复位，景泰帝代宗被削去皇位，兵部尚书于谦蒙冤。天顺元年（1465年），宪宗朱见深即位，平反冤案，恢复了代宗皇帝尊号，为于谦昭雪。宪宗命怀来重修显忠祠，立碑纪事。祠成之日，宪宗亲自撰写碑文，题写祠匾。后显忠祠年久倒塌，遭火灾烧残将尽。明万历年间，怀隆兵备道胡思伸主持重修显忠祠，祠堂高大而壮观。清初，祠堂被战火烧毁。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口北道徐炯重建，撰写碑文，说明牌位失散原因。民国初年，当地百姓又捐资修建。冯玉祥将军任张家口督办时，曾瞻仰了显忠祠。
院内现存最早的碑是明朝万历九年（1581年）万世德的《出塞曲四首·感土木己巳之变卒之乘舆无惊宗社奠安盖往古所无并及之》：
塞门春去草芊芊，青跸何由驻九天。一自真人归大统，至今龙虎护燕然。
雪里穹庐拥至尊，名王歌哭向黄昏。莫言冒顿无情者，犹自嵩呼德汉恩。
胡姬徙倚拂新妆，待得君王一笑将。多少娉婷看北极，一时翘首在昭阳。
胡笳四合夕阳残，无数貂裘拥汉官。不信六龙亲出塞，家家犹记唱回銮。
令人疑惑的是，其中不知为何两个“胡”字被抠掉了，难道是犯了清朝满族的忌讳，属于敏感字眼？
清朝以后的石碑上的字不太容易辨认，有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重修显忠祠序》碑一块，嘉庆九年的碑一块，还有如下碑等。
乾隆时期礼部尚书吉林德保立有一碑《乾隆丙戌初夏谒土木谒显忠祠有作》：军行当日出仓皇，遗恨千秋此战场。碧血至今沈朔漠，丹心终古护君王。垂堂误入奸阉计，勒鼎遥留词客伤，昭代春秋隆祀典，满庭生气溢馨香。
道光时期立有一碑《土木堡谒显忠祠》：万乘当年统六师，匆匆退保力难支。徽钦覆局堪同恨，潘沈英名此并垂。身后犹经焦土劫，魂归应笑夺门时。专祠翻为中官建，悔祸君心总未知。此碑是道光时期督学使者南川彭邦畴所题。诗中“潘沈”两字下有注：“二君皆明季安置保安卫者，各有祠宇。”并注：潘谥“忠愍”，沈谥“文肃”。有人认为他们可能是指明代主张抗击瓦刺和清兵的官员潘宗颜和沈炼，但潘宗颜谥节愍，沈炼谥忠愍，又与之不完全吻合，在清朝时，连《出塞曲》中的“胡”字都抹掉，彭邦畴居然公开在词中为抗击清兵的潘宗颜歌功，胆量不小啊，也许是碑上哪里刻错了字吧。
关了门，上了锁，给了老人几元钱，发现在门外还躺有一通古代石碑，上前一看，为清咸丰九年（1859年）《重修隍神庙碑记》，因它与显忠祠并无关系，所以没有放到里面锁起来。据说堡中原有泰山庙、三清宫、马神庙、七神庙、城隍庙、玉皇阁、花园寺、龙王庙、老爷庙和显忠祠。这块碑应该属于十字街的城隍庙。
有城隍就表示土木堡曾是城池，规模与今天的小村子不可同日而语。明代，土木堡、榆林堡和鸡鸣堡是京北三大堡，是长城军事工程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时也没有怀来县，仅仅设置了一个千户所，无非负责管辖当地的人口、耕地和日常军政事务。当地居民也主要是来自守军及其家属，纯粹的农户并不太多。据《怀来县志》载：土木堡城，明景泰五年（1454年）复修，筑土木堡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修筑。隆庆三年（1569年）砖甃高三丈五尺，厚一丈，周三百五十七丈，池深七尺，阔一丈八尺。环眼看来，曾经横亘在村中的黄土城垣，如今却被当成农家的篱笆墙，只有一些农家的黄土房还透着久远的历史信息。我一路向南走出村子，一路寻思这些残破的夯土堆是古堡的遗迹吗？正在打量中，只见细细的矮小灌木枯枝上迎风挂着沾满灰尘的塑料袋和地膜，犹如当年大明军队凌乱的旌旗。 古城垣
走回村子，很多农户的院墙上砌着“泰山石敢当”“盖即石可当冲也”，可惜当时它们却没能挡住瓦刺的铁蹄。很想走近黄土城垣，去触摸那段历史的遗物，感受来自祖先的气息，可几乎每一段城垣都在人家的院内，成为自家院落高高的后墙头，我不会贸然进入私人领地，只有一边远观一边走着。
很快就不再遗憾了，在村东有写着村名的照壁，照壁背面题有“为人民服务”，建于二〇〇二年九月，旁边有一左一右两个巨大的夯土堆，这应当是城门了：一侧是裸露而遭风蚀的黄土堆，上面已经长起了荒草；一侧是仿长城墩台的形状维修过的，上面有“土木堡古城遗址”的字样。
土木堡古城正是我此行想来寻觅的，居然真的存在，而且就在眼前。几百年岁月的侵蚀，风变了，云换了，人变了，朝代换了，只有它保留于原地，成为一个见证明代历史盛极而衰的拐点坐标。
土木之败，与其说败给瓦刺败给也先，不如说败给了明王朝自己的腐败，败给了对开国君王正确治国思想的背叛。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鉴于历朝历代因宦官而亡国灭家的经验教训，对宦官限制极严，立下规章制度，不许宦官读书识字，不许宦官兼任外臣文武衔，不许穿戴外臣所穿戴的冠服，品级不得超过四品，等等。他还在宫门上挂了一块高三尺的铁牌，上面刻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几个大字，结果王振把这些都颠覆了。王振原来是个读书人，但书读得并不好，中举人、考进士根本没有希望，于是他便自阉入宫。入宫后他即服侍太子。宣宗皇帝驾崩，太子继承皇位。新皇刚刚九岁，还不能亲自处理国家大事，于是对王振很倚重，让他出任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监太监。起初，太皇太后张氏和内阁大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对宦官很警觉，没有让王振参政，然而随着张氏和“三杨”的相继去世或退隐，在小皇帝的放纵下，王振开始大权独揽，第一件事就是把明太祖挂在宫门上那块禁止宦官干预政事的铁牌摘下来，然后压制真正有才能的人，以重典治御大臣。结果，谁若顺从和巴结他，就会立即得到提拔和晋升；谁若违背了他，就会立即受到处罚和贬黜。时间一久，向王振送礼成了官场中一项不成文的规定，如果有人不送礼，也要受到惩罚。王振擅权，根本不懂也不在意加强北方边防，反而接受瓦刺贿赂，与瓦刺贵族进行走私交易。他每年私造大量箭镞，送给瓦刺，瓦刺则以良马还赠王振作为报答。正统十四年，因没有满足瓦刺对赏赐的需要，瓦刺首领也先兵分四路，大举攻明，并亲率一支大军进攻大同。皇帝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听信王振让他亲征的话，不与大臣们商议，做出亲征的决定，并宣布两天后立即出发。王振只会拍皇帝的马屁，自入宫以来，在朝廷上下，只要祭起皇帝的法宝，从来都是立马奏效的，所以他或许是真的认为皇帝是无所不能的，连打皇帝的旗号都能整倒任何政敌，天底下他还怕什么呢？对也先，他应该也打过皇帝的旗号，或许没有奏效，他才搬请皇帝亲自出马。可能恰恰是王振这样不学无术的小人对皇帝的盲目崇拜，才最终害了皇帝，害了明朝。
战争的起因，可能就是王振造成的，皇帝又片面听从肇事者王振的话去解决战争，才导致战争的一发不可收拾。
古战场
我重新走到公路，前面是老营洼村，一个“营”字就说明这里也与军队有着关系。
110国道另一侧为煤场，风把黑色的煤尘吹上了天，天也黑乎乎的一团，煤尘落到地上，地上也成了黑色的。
在旷野之上，忽然看到一座红色的仿古牌坊，五间六柱，中间两根缠绕金龙，正中字是“明代土木之变遗址”。
牌坊之后，只有一片荒野，一片几百年前拥挤过数十万明军将士的荒野。在这数十万人中，有屡征沙场、征服安南的盖世名将，有从容调剂、节缩有方的理财能手，有未雨绸缪、抱伤上言的忠义之士。然而，至高无上的大明天子，却把指挥权交给了一个无半点阳刚之气的身边太监。拥有世界上最先进武器装备的军队，在人数绝对占优的情况下，被无才无德的太监胡乱调遣，如一团无头苍蝇般乱跑乱撞，最后，被区区几万人的瓦刺击溃，数十万明军将士身葬草野，死于沟壑。
虽然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高喊着“吾为天下诛此贼”锤毙，但当英宗复辟之后，不但不认为自己被俘是拜王振所赐，反而继续维护“王先生”的声名，在北京城禄米仓胡同的智化寺为王振立了一个彩色泥像，还树了一块碑为他立了传，以致明代太监的祸患越来越重，如宪宗时出现汪直，武宗时出现刘瑾，甚至熹宗时出现“九千九百岁”的魏忠贤这样颇为奇特的历史现象。明朝，终于成为中国历史上太监最有权势的时代，被人们斥为“最大的太监帝国”。
仿古牌坊的背面，写着“记史训强国洗辱”，虽然当地没有对土木之变遗址进行旅游宣传和商业开发，但我认为三处古迹的布置很有意义：古祠堂和古城垣处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领袖的手书“为人民服务”，古战场没有写“为人民服务”，但强调了“记史训强国洗辱”。
20世纪初，随着清帝国的灭亡，太监也随着帝制一起消逝在历史的深处。作为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拒绝搞家族制的世袭，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国体，他的治国方略只有五个字“为人民服务”。历史一再说明，一旦执政者违背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那么难保类似“土木之变”这样的历史悲剧不会一次次重演。
我上初中时就知道了怀来县的土木堡是明朝“土木之变”的发生地。“土木堡”，通志本名“统幕镇”，唐初，高开道据怀戎时所置，后讹为“土木”。明永乐初置堡。这次从北京前去游览，几经曲折，才找到土木村遗址所在地。
古祠堂
到了土木村后，我先找了家“土木宾馆”住下来。可能是土木村距离县城和镇里都非常近，所以宾馆里没有客人，房门连锁都没有，服务员告诉我不会丢东西的。问起庙，说有一个，就在村部，不过能否进去就不一定了，因为平时庙门都是锁着的，得找到看门人才能参观。
我向一个从村委会走出来的人打听庙的位置，他一指墙边的老人，说“找他”。老人就是看门人，带我进入了村委会院内。院内正中，立有一座“为人民服务”的红色石碑。在偏厢，有一个月亮门，上有红笔写着“显忠祠”，旁边墙上挂着张家口市“全民国防教育基地”的牌子。
月亮门内迎面是两块新立的石碑，一通是“重修显忠祠记”的“功德碑”，一通是“念奴娇·凭吊显忠祠”的“词碑”。
显忠祠的院墙为青砖，大门是红漆木制的，似很普通的农家小院。老人打开锈迹斑斑的门锁，里面是一个四合院。一座正殿，两厢配房，院内几通青色的石碑。
正殿为硬山顶柱廊式建筑，青色琉璃瓦屋顶，木格窗户的油漆斑驳脱落。正殿高7.5米，朱红色的大门，挂着显忠祠的牌匾，抱柱上有一副楹联：“故老尚余哀兵溃不堪论往事，诸公应自慰君存何必问微躯。”
殿内基本是空的，室内长8米，宽6米。正面供桌，香火并不旺，墙上有“土木显忠祠原貌图”，显示当年的规模比现在要大许多，并列的是当地书画家张玉生所书祁万德（当地作家）的“念奴娇·凭吊显忠祠”。
四面墙上有墨写的牌位，应是古迹，如“都督王公贵之位”“都督吴公克勤之位”等，但不知是何时修建所立。
左边有一个“土木之变中殉难诸臣牌位”，详细列出了文臣四十六人、武臣十七人、内官一人，共六十四人的名字和官职，后又续增黄绶和樊忠，为六十六人。领衔的文官有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野、吏部左侍郎曹鼐、刑部右侍郎丁铉、工部右侍郎王永和、右副都御史邓棨、翰林院侍读学士张益等；领衔的武官有太师张辅（英国公）、朱勇（成国公）、恭顺侯吴克忠、泰顺侯陈瀛、西宁侯宋瑛等。
右边有关于显忠祠的简介：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刺太师也先率军大举入侵，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明英宗朱祁镇不顾百官劝阻，偕王振并官军御驾亲征。由于仓促上阵，当八月十四日战败退至土木城时，追兵赶到，四面围攻并切断水源。十五日，也先用假议和之计诱使明军移营后撤，趁混乱之机，也先率兵将明军击溃。致使英宗皇帝被俘，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等数百名官宦殉难，五十余万大军全军覆没。九月，郕王朱祁钰即皇帝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以翌年为景泰元年（1450年）。祭宣府、土木阵亡将士，葬其遗骸。景泰初，建显忠祠，于祠内竖神位，祀殉难诸臣，计六十六尊牌位。景泰八年（1457年），南宫夺门，英宗复位，景泰帝代宗被削去皇位，兵部尚书于谦蒙冤。天顺元年（1465年），宪宗朱见深即位，平反冤案，恢复了代宗皇帝尊号，为于谦昭雪。宪宗命怀来重修显忠祠，立碑纪事。祠成之日，宪宗亲自撰写碑文，题写祠匾。后显忠祠年久倒塌，遭火灾烧残将尽。明万历年间，怀隆兵备道胡思伸主持重修显忠祠，祠堂高大而壮观。清初，祠堂被战火烧毁。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口北道徐炯重建，撰写碑文，说明牌位失散原因。民国初年，当地百姓又捐资修建。冯玉祥将军任张家口督办时，曾瞻仰了显忠祠。
院内现存最早的碑是明朝万历九年（1581年）万世德的《出塞曲四首·感土木己巳之变卒之乘舆无惊宗社奠安盖往古所无并及之》：
塞门春去草芊芊，青跸何由驻九天。一自真人归大统，至今龙虎护燕然。
雪里穹庐拥至尊，名王歌哭向黄昏。莫言冒顿无情者，犹自嵩呼德汉恩。
胡姬徙倚拂新妆，待得君王一笑将。多少娉婷看北极，一时翘首在昭阳。
胡笳四合夕阳残，无数貂裘拥汉官。不信六龙亲出塞，家家犹记唱回銮。
令人疑惑的是，其中不知为何两个“胡”字被抠掉了，难道是犯了清朝满族的忌讳，属于敏感字眼？
清朝以后的石碑上的字不太容易辨认，有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重修显忠祠序》碑一块，嘉庆九年的碑一块，还有如下碑等。
乾隆时期礼部尚书吉林德保立有一碑《乾隆丙戌初夏谒土木谒显忠祠有作》：军行当日出仓皇，遗恨千秋此战场。碧血至今沈朔漠，丹心终古护君王。垂堂误入奸阉计，勒鼎遥留词客伤，昭代春秋隆祀典，满庭生气溢馨香。
道光时期立有一碑《土木堡谒显忠祠》：万乘当年统六师，匆匆退保力难支。徽钦覆局堪同恨，潘沈英名此并垂。身后犹经焦土劫，魂归应笑夺门时。专祠翻为中官建，悔祸君心总未知。此碑是道光时期督学使者南川彭邦畴所题。诗中“潘沈”两字下有注：“二君皆明季安置保安卫者，各有祠宇。”并注：潘谥“忠愍”，沈谥“文肃”。有人认为他们可能是指明代主张抗击瓦刺和清兵的官员潘宗颜和沈炼，但潘宗颜谥节愍，沈炼谥忠愍，又与之不完全吻合，在清朝时，连《出塞曲》中的“胡”字都抹掉，彭邦畴居然公开在词中为抗击清兵的潘宗颜歌功，胆量不小啊，也许是碑上哪里刻错了字吧。
关了门，上了锁，给了老人几元钱，发现在门外还躺有一通古代石碑，上前一看，为清咸丰九年（1859年）《重修隍神庙碑记》，因它与显忠祠并无关系，所以没有放到里面锁起来。据说堡中原有泰山庙、三清宫、马神庙、七神庙、城隍庙、玉皇阁、花园寺、龙王庙、老爷庙和显忠祠。这块碑应该属于十字街的城隍庙。
有城隍就表示土木堡曾是城池，规模与今天的小村子不可同日而语。明代，土木堡、榆林堡和鸡鸣堡是京北三大堡，是长城军事工程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时也没有怀来县，仅仅设置了一个千户所，无非负责管辖当地的人口、耕地和日常军政事务。当地居民也主要是来自守军及其家属，纯粹的农户并不太多。据《怀来县志》载：土木堡城，明景泰五年（1454年）复修，筑土木堡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修筑。隆庆三年（1569年）砖甃高三丈五尺，厚一丈，周三百五十七丈，池深七尺，阔一丈八尺。环眼看来，曾经横亘在村中的黄土城垣，如今却被当成农家的篱笆墙，只有一些农家的黄土房还透着久远的历史信息。我一路向南走出村子，一路寻思这些残破的夯土堆是古堡的遗迹吗？正在打量中，只见细细的矮小灌木枯枝上迎风挂着沾满灰尘的塑料袋和地膜，犹如当年大明军队凌乱的旌旗。 古城垣
走回村子，很多农户的院墙上砌着“泰山石敢当”“盖即石可当冲也”，可惜当时它们却没能挡住瓦刺的铁蹄。很想走近黄土城垣，去触摸那段历史的遗物，感受来自祖先的气息，可几乎每一段城垣都在人家的院内，成为自家院落高高的后墙头，我不会贸然进入私人领地，只有一边远观一边走着。
很快就不再遗憾了，在村东有写着村名的照壁，照壁背面题有“为人民服务”，建于二〇〇二年九月，旁边有一左一右两个巨大的夯土堆，这应当是城门了：一侧是裸露而遭风蚀的黄土堆，上面已经长起了荒草；一侧是仿长城墩台的形状维修过的，上面有“土木堡古城遗址”的字样。
土木堡古城正是我此行想来寻觅的，居然真的存在，而且就在眼前。几百年岁月的侵蚀，风变了，云换了，人变了，朝代换了，只有它保留于原地，成为一个见证明代历史盛极而衰的拐点坐标。
土木之败，与其说败给瓦刺败给也先，不如说败给了明王朝自己的腐败，败给了对开国君王正确治国思想的背叛。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鉴于历朝历代因宦官而亡国灭家的经验教训，对宦官限制极严，立下规章制度，不许宦官读书识字，不许宦官兼任外臣文武衔，不许穿戴外臣所穿戴的冠服，品级不得超过四品，等等。他还在宫门上挂了一块高三尺的铁牌，上面刻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几个大字，结果王振把这些都颠覆了。王振原来是个读书人，但书读得并不好，中举人、考进士根本没有希望，于是他便自阉入宫。入宫后他即服侍太子。宣宗皇帝驾崩，太子继承皇位。新皇刚刚九岁，还不能亲自处理国家大事，于是对王振很倚重，让他出任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监太监。起初，太皇太后张氏和内阁大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对宦官很警觉，没有让王振参政，然而随着张氏和“三杨”的相继去世或退隐，在小皇帝的放纵下，王振开始大权独揽，第一件事就是把明太祖挂在宫门上那块禁止宦官干预政事的铁牌摘下来，然后压制真正有才能的人，以重典治御大臣。结果，谁若顺从和巴结他，就会立即得到提拔和晋升；谁若违背了他，就会立即受到处罚和贬黜。时间一久，向王振送礼成了官场中一项不成文的规定，如果有人不送礼，也要受到惩罚。王振擅权，根本不懂也不在意加强北方边防，反而接受瓦刺贿赂，与瓦刺贵族进行走私交易。他每年私造大量箭镞，送给瓦刺，瓦刺则以良马还赠王振作为报答。正统十四年，因没有满足瓦刺对赏赐的需要，瓦刺首领也先兵分四路，大举攻明，并亲率一支大军进攻大同。皇帝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听信王振让他亲征的话，不与大臣们商议，做出亲征的决定，并宣布两天后立即出发。王振只会拍皇帝的马屁，自入宫以来，在朝廷上下，只要祭起皇帝的法宝，从来都是立马奏效的，所以他或许是真的认为皇帝是无所不能的，连打皇帝的旗号都能整倒任何政敌，天底下他还怕什么呢？对也先，他应该也打过皇帝的旗号，或许没有奏效，他才搬请皇帝亲自出马。可能恰恰是王振这样不学无术的小人对皇帝的盲目崇拜，才最终害了皇帝，害了明朝。
战争的起因，可能就是王振造成的，皇帝又片面听从肇事者王振的话去解决战争，才导致战争的一发不可收拾。
古战场
我重新走到公路，前面是老营洼村，一个“营”字就说明这里也与军队有着关系。
110国道另一侧为煤场，风把黑色的煤尘吹上了天，天也黑乎乎的一团，煤尘落到地上，地上也成了黑色的。
在旷野之上，忽然看到一座红色的仿古牌坊，五间六柱，中间两根缠绕金龙，正中字是“明代土木之变遗址”。
牌坊之后，只有一片荒野，一片几百年前拥挤过数十万明军将士的荒野。在这数十万人中，有屡征沙场、征服安南的盖世名将，有从容调剂、节缩有方的理财能手，有未雨绸缪、抱伤上言的忠义之士。然而，至高无上的大明天子，却把指挥权交给了一个无半点阳刚之气的身边太监。拥有世界上最先进武器装备的军队，在人数绝对占优的情况下，被无才无德的太监胡乱调遣，如一团无头苍蝇般乱跑乱撞，最后，被区区几万人的瓦刺击溃，数十万明军将士身葬草野，死于沟壑。
虽然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高喊着“吾为天下诛此贼”锤毙，但当英宗复辟之后，不但不认为自己被俘是拜王振所赐，反而继续维护“王先生”的声名，在北京城禄米仓胡同的智化寺为王振立了一个彩色泥像，还树了一块碑为他立了传，以致明代太监的祸患越来越重，如宪宗时出现汪直，武宗时出现刘瑾，甚至熹宗时出现“九千九百岁”的魏忠贤这样颇为奇特的历史现象。明朝，终于成为中国历史上太监最有权势的时代，被人们斥为“最大的太监帝国”。
仿古牌坊的背面，写着“记史训强国洗辱”，虽然当地没有对土木之变遗址进行旅游宣传和商业开发，但我认为三处古迹的布置很有意义：古祠堂和古城垣处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领袖的手书“为人民服务”，古战场没有写“为人民服务”，但强调了“记史训强国洗辱”。
20世纪初，随着清帝国的灭亡，太监也随着帝制一起消逝在历史的深处。作为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拒绝搞家族制的世袭，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国体，他的治国方略只有五个字“为人民服务”。历史一再说明，一旦执政者违背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那么难保类似“土木之变”这样的历史悲剧不会一次次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