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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五台山是内地唯一一处青黄并存，汉藏佛教共同发展的佛教圣地。在二十四个圣地中，五台山仍居于首位，可见其宗教地位至关重要。从元朝开始，统治者大力支持藏传佛教的发展，八思巴巡礼五台山标志着藏传佛教正式传入。明清时期，藏传佛教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等僧人陆续来到五台山传播佛法，顶礼膜拜，使得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发展根深蒂固。本文主要论述藏传佛教传入五台山的背景、传播过程及其发展等方面，通过实地调研了解菩萨顶僧人的管理制度、日常生活，旨在分析五台山藏传佛教寺院对当地社会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五台山；藏传佛教；社会影响
五台山作为文殊菩萨的道场，深受汉、藏、蒙三地信徒的尊拜，是宗教文化、民族文化交流的桥梁。自元朝始，藏传佛教开始在内地广泛传播。不仅是由于与蒙古族宗教信仰的相似性更是统治者为达政治目的的手段。因此，元朝统治者选择对藏传佛教发展提供政治、经济的支持，五台山也成为藏、蒙、汉三民族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之间的纽带。至明清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得到进一步发展。清朝统治者大力扶持格鲁派，兴建寺院、改青庙为黄庙、册立扎萨克大喇嘛统管五台山寺院等举措使得藏传佛教影响深远。同时，对产生民族认同感、民族文化交流以及国家统一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菩萨顶历史悠久，声名远扬，经历了由青庙转为黄庙的过程。在五台山众多藏传佛教寺院中不论其规模或宗教地位都居于首位。这里不仅驻锡着总管五台山汉传、藏传佛教事务的最高僧官—扎萨克大喇嘛，且历来还设有皇帝行宫和大喇嘛行辕，具有代表性研究意义。五台山作为民族文化交流的枢纽，对其佛教文化构成部分深入研究，在民族团结、文化交流、民族政策、社会稳定等多方面具有现实意义。本文根据文献和实际调查，试图运用人类学、宗教学理论对五台山藏传佛教寺院管理制度以及僧人生活等进行梳理，分析内地藏传佛教寺院的作用及影响。
1 调研点历史追溯
五台山最早为道教的场所。南朝宋武帝永初二年（421）天竺佛陀跋陀罗，在扬州翻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六十卷，在其卷二十一的《菩萨住处品》提到了被称为清凉山的五台山，如说：“东北方有菩萨住处，名清凉山。过去有菩萨，长于中住。彼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有一万菩萨，常为说法。”[1]据史料记载，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在五台山逐渐兴起，成为文殊信仰的中心。著名高僧灵辩法师在五台山讲授《华严经》，使五台山成为华严圣地。581年隋文帝下令五座台顶各建寺庙一所，设文殊像，各度僧三人，令事焚修。于是便有了东台观海寺的聪明文殊，南台普济寺智慧文殊，西台法雷寺狮子吼文殊，北台灵应寺无垢文殊以及中台演教寺供养的儒童子文殊。文帝上自书疏曰：“大隋皇帝佛弟子坚，敬自文殊大士。周武乱常，侮灭圣迹，致愚者无以开迷，智者无以入圣。朕往植善因，寄慈昌祚，起废兴残，福资黎首。释彼往愆，惟圣斯假。”[2]隋文帝、炀帝对文殊表示尊崇和供养，使得五台山佛教获得統治者的支持，在北周毁佛后逐步复兴、发展。到唐朝时，不仅在佛经中明确指出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并且开始大规模兴建寺院，僧人数量明显增多也使得高僧辈出。文殊菩萨的地位逐渐提高，成为中外信徒渴望朝圣的佛教圣地，大力传播了文殊信仰，使五台山佛教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2 寺院现状与组织活动
菩萨顶坐落于灵鹫峰上，居五台山黄庙之首。寺院占地45亩，殿堂房屋共430多间。其地理位置较高，另有一百零八级石阶，十分陡立。这些石阶原暗指山西旧属的108个县，现在的佛教理念认为其代表人生的一百零八种烦恼。清圣祖五次朝礼五台山，四次驻跸菩萨顶。他把五台山比作“莲花之五萼”[3]，并且题字“靈峰勝境”雕刻于山门处的木质牌楼。寺院建筑总体为清代结构，参照皇宫宫室制度，上覆黄色、绿色琉璃瓦，金碧辉煌。寺院坐北朝南，分前、中、后三院，共有五个大殿，即山门殿、天王殿、大佛殿、文殊殿后殿，以及钟鼓楼遥相呼应。东禅院内立有两座康熙御碑，高达六米，四面分别用汉、满、藏、蒙四种文字简述菩萨顶的历史以及乾隆皇帝朝巡五台山的经历。这两座御碑同时也体现了四个民族和睦共处以及五台山佛教文化的多样性。
菩萨顶原为汉传佛教寺院，清朝顺治年间将其改为黄庙。目前寺院有僧人53位，其中2位是藏族，来自青海，在寺已十余年，除每日诵经外，还承担藏语文的教学。菩萨顶属于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沿袭了其显密双修的特点，但由于地处内地，也形成了不同于藏区格鲁派寺院的特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受到汉传佛教的影响较大。包括僧人学习、寺院管理制度、僧人称谓等方面。目前，由于寺院人数较少，很难建立划分如扎仓、康村等寺院组织。僧人学经则采取师徒传承、集体讲经的方式，一般采取一对一或一对多的教学模式，遇到困难可请教师父。另外，不设立考核制度，导致僧人学习缺乏自觉性。
僧人平时的学习时间集中在每天的早课和晚课，早课时间为凌晨5-7点，以海螺声为号令集结。印度佛教用吠陀时期所使用的海螺作为宣讲佛教教义的一种象征物，象征着无所畏惧地向十大方向弘传佛法。[4]因此，具有强大穿透力的海螺声象征着佛陀“语”的力量，象征着对一切魔鬼、邪灵的威吓。僧人集合后以级别高低在殿内就座，由维那（领经人）带领僧众诵读藏文经书。主要研读《上师供养法》、《忏悔文》、《普贤行愿品》等，每日所诵经书类别并不固定。对于汉族僧人来说，学习过程中语言是一大障碍。因此，寺院的藏族僧人要承担教授藏文的任务。在完成一批学员的教学后，则采用“老生”带“新生”的方式，由“老生”对“新生”进行基础教学。早课结束后的时间僧人可自由安排，大多是转经、磕头，还可选择在僧舍自学经典或是下山去其他寺院学习、参观等，学习生活相对自由。僧人在寺院生活、学习必须严格遵守戒律，规范其行为，以“六和”为共住原则，从而达到长远发展与僧团和谐共处的目的。所谓“六和”，是佛陀管理众僧的方法之一。要求僧人在思想、观念上保持一致；所有僧人同住共修，遵守共同的行为准则、制度，保持规范化；要与人分享，将所获利益与大家一同分享并且要平均分配，不能私自藏匿。由此看来，菩萨顶寺院僧人的学习、生活相对自由一些，并没有严格的要求。但其戒律严明，所有僧人要时刻遵守，沿袭了格鲁派纪律严明的传统。 菩萨顶的佛事活动比较多，每月不定期举行法会，主要目的是为众生祈福，祈祷风调雨顺，社会安定，国家兴盛。在五台山传统的“六月法会”期间，菩萨顶僧人同样每天诵经、奏乐。农历六月十四、十五两天跳金刚舞（又称跳布扎）仪式达到高潮。六月十四日，全体僧人诵读《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舞蹈者身穿各色服装，头戴不同角色的面具，扮演成菩萨、四大天王、护法神以及小鬼等形象，依次出场表演，他们或单舞或双舞或是组成群舞，场面宏大，令人振奋。六月十五，喇嘛们由菩萨顶出发，经由光照寺、圆通寺前往罗睺寺跳金刚舞法场，一路上边行边舞。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乐队，其次是跳鬼喇嘛，再后是寺院的执事喇嘛，最后是扎萨克大喇嘛和二喇嘛，他们分别采用坐轿、骑马的方式行进，队伍的末尾是其他僧人、信众。在罗睺寺法会结束后，再绕行回到菩萨顶。
六月十六日，大喇嘛、二喇嘛身着御赐服饰在菩萨顶主持举行斩鬼仪式，僧人们头戴面具装扮成28星宿，就地画圆并按之行进，另辅以身形手势。最终将面塑的“鬼”进行肢解斩杀，由主菩萨诵经超度。这项活动意在通过礼佛、诵经、施食来消除邪恶，迎来吉祥，祈愿国泰民安，世界和平。
每年农历十月二十五日，五台山所有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都要举行燃灯法会，菩萨顶也不例外。燃灯法会是为纪念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圆寂而举行的，以点燃酥油灯来表达怀念、敬仰之情，同时颂扬佛法永远光明，驱逐黑暗。另外，菩萨顶还不定期举行超度法会，帮助信众寄托对父母、长辈的哀思、追念。日常小规模的祈愿法会较多。
汉传佛教在管理方面一般采用“丛林制度”，它是在印度佛教戒律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的风土民情、地理环境和制度等而逐渐形成的，据传是由禅宗高僧马祖道一和百丈怀海禅师所首创。[1]一般寺院会按照一定的原则推举出一位受众僧爱戴的人做住持，统管寺院教育、经济、戒律等各方面事务。在住持之下设有多个执事，分别管理某一具体事务，协助住持的工作。监院负责行政工作。首座，即僧堂之首，负责僧侣的教育工作。首座的人选必须是学识渊博之人，辅助住持为僧众传道授法。维那主要负责司法、戒律方面的工作，同时也是诵经、举行佛事活动的领经人。这三位被称为“丛林三纲司”。此外，还设有住持侍者、都管、知客、都仓、藏主等负责对全寺人事、社交、财务以及佛教典籍保管工作。住持有权对寺院一切事务进行处理、选任执事，但是在重大事件上，必须召开会议经全体执事商议后方能决定。
在饮食方面，由于受地理、人文环境的影响，菩萨顶无法为藏族僧人准备糌粑、酥油茶等，但是保留了藏族僧人因过去受到自然环境影响而可以食肉的传统。时间到时，以悬挂在斋堂外的梆敲击云板（两边云头状扁形铁板）为号令，集结大众用斋。在用斋过程中所有人不得说话、不得剩饭、不得拖沓，彰显出寺院庄严肃穆的一面。结束后，由维那带领众僧诵经，即晚课。
3 内地藏传佛教寺院的作用及影响
3.1 积极传播藏传佛教文化
五台山在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佛教的包容性，使得儒、道、佛三教共同發展。在历史的发展演变中，宗教信仰承载了一个民族、群体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规范人们的行为，同时体现了这一群体所追求的人生意义。在五台山的藏族群体可以分为三类：僧人、信众、商人。僧人通过讲经说法、与当地汉传佛教僧人交流等方法来传播教义教法，充分发挥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另外，藏族信众随处可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采用藏传佛教最虔诚的朝拜方式“磕长头”行进，与其他游客形成鲜明对比。通过采访得知，五台山作为文殊菩萨的道场，是他们一生中最向往的地方之一。因其他藏传佛教圣地路途遥远、无法抵达，五台山是最好的选择。在朝拜的过程中也是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传播藏族文化。在这个群体中可以看到有普通的信众也有来自青海的藏传佛教僧人。此外，藏族商人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在商业街有许多藏族商人出售佛教用品、佛教音乐的CD等，为五台山增添了一些异域风情。经笔者观察，有许多游客和当地居民光顾并购买这些佛教用品，大多是金刚结挂件、车饰以及一些唱佛机。这些来自他者的新奇的文化被人们所接受、利用，从而得到顺利传播。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发展使得它成为了一个少数民族文化的中转站，吸引众多僧俗来此朝拜，向国内、外传扬少数民族宗教文化，为民族文化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
3.2 发挥民族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
五台山作为汉藏佛教共存的圣地，慕名而来的中外游客络绎不绝。在这些游客中，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参观古迹为目的而来的；另一类则是怀揣崇拜之情的信众或居士。通过调研得知，来到菩萨顶朝拜的信众除汉族外，蒙古族为数较多。造成此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三：其一，在元朝时，忽必烈为管理藏族地区采取了扶持政策，选择萨迦派宗教首领来协助管理，并且接受藏传佛教的灌顶仪式，与八思巴在宗教方面形成师徒关系。忽必烈当皇帝后封八思巴为帝师，掌管全国宗教事务，藏传佛教逐渐在蒙古地区受到推崇，为其在内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二，五台山为文殊菩萨的道场。在蒙藏佛教中，文殊菩萨地位崇高，认为其已经修行成佛。因此，蒙古族称其为“文殊佛”，在密宗中称为“大威德金刚”。其三，五台山位于山西省东北部，忻州市五台县、繁峙县境内。山西省东北部多个县市与蒙古族的主要分布地内蒙古自治区接壤。两地之间交通便利、饮食与民风相近，五台山成为首要选择。从明清到现在，五台山成为汉族与藏、蒙、满等少数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之地，在促进民族团结、凝聚民族力量与稳定发展方面发挥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3.3 丰富当地社区群众宗教生活，增添文化底蕴
藏传佛教在五台山发展根深蒂固，其思想教义、宗教仪式等都对当地及周围社区群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每年菩萨顶举行跳布扎活动都会吸引众多游客与信众。每到这时，当地以及周围县市慕名而来的群众所占比例较大，其次是蒙古族、藏族以及其他民族。可以说，菩萨顶宗教活动影响范围以五台山为中心，辐射到五台县、繁峙县，以及南部忻州市、太原市，北部朔州市、大同市，对整个晋北地区产生广泛的影响。五台山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更是自然和文化双重遗产，其中少数民族文化是其重要构成因素，即包括少数民族建筑、绘画、装饰、音乐、舞蹈等。元朝时由尼泊尔工匠阿尼哥所建的大白塔成为了五台山的标志性建筑，同时也是藏传佛教在此立足的象征。藏传佛教寺院造像、经幡、法幢等，使五台山佛教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丰富了本地区的文化底蕴，具有特殊的人文价值和历史价值。 在生活中，一些信众家中所请镇宅平安符为藏文印刷，底部附有汉译文。他们认为藏传佛教密宗是神秘的、有巨大力量的，因此会邀请喇嘛来家中举行法会以便达到自己的诉求，甚至会把这种仪式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但是，观察其佛龛布置、佛像等仍保留着汉传佛教的特点。通过观察可见，汉族信众见佛即拜，并不区分是否是汉传佛教的寺院。由此看来，信众对藏传佛教的态度是普遍接纳、全盘接受的。五台山藏传佛教寺院秉持教人向善去恶、寻求解脱继而普度众生的理念，对周围社区群众起到了积极的引导教育作用。总而言之，藏传佛教的发展加深了山西地区的文化积淀，拓宽了社区群众的精神修养。随着时代的发展仍不断演变、改进，独具特色。
3.4 为社会和谐发展做出贡献
五台山藏传佛教寺院积极展开慈善工作，助力当地教育事业、参与赈济救灾活动等，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奉献自身的力量。近年来，五台山旅游业发展兴盛，随着硬件设施的完善，接待中外游客的数量逐年增加。从调查中发现，普通游客的比例与佛教信徒比例相差无几，并且都会参观最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菩萨顶，而这类游客大多是怀抱着对异文化的好奇和新鲜感而来。藏传佛教寺院以不同于本土文化的特点，成为推动当地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刺激当地经济发展。
五台山佛教文化历史悠久，作为传说中文殊菩萨的道场，在藏、汉传佛教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自元代八思巴巡礼五台山，奠定了藏传佛教在五台山传播的基础；明清时期，藏传佛教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尤其到清前期，将十座青庙改黄庙，藏传佛教的发展达到顶峰时期。经过不断的发展和演变，藏传佛教也表现出异于西藏本土藏传佛教的特点，可以说形成了独具五台山特色的藏传佛教。从寺院的组织机构、修行体制以及居士群体等多方面都展现出与汉传佛教的融合，促使藏、汉佛教能够更好地共存和发展。
但是，通过笔者实地调研发现，寺院僧人的学习生活受到游客影响，寺院管理仍有待完善。就政府而言，五台山的旅游业已发展多年，但需要改进的仍然较多，旅游业不仅是为了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保护文化资源，提升宗教氛围，维护五台山佛教名山的形象，使五台山能够走向世界，走的更远。政府应全面统筹，发挥主导作用，调动社会各个方面参与、配合实现更好的管理体制。
就寺院而言，无限制接待游客影响了僧人的修习。通过观察，僧人早課结束，对寺院的清扫和洁净佛像后，会迎来第一批游客，络绎不绝的游客、信众参观会一直持续到晚上七点。在这期间，僧人将负责售卖门票、看管大殿、功德箱等杂务，几乎无暇研读经书。虽然为寺院增加了经济收入，但破坏了僧人清净的修习环境。因此，笔者认为是否可以限制游客数量，或是缩短寺院开放时间；对于世俗杂务可派非僧人来处理，给僧人更多学习的时间和空间，同时弱化寺院的世俗性。对于游客的一些行为也不可完全视而不见、听之任之。尽管随着社会快速发展，公民的素质不断提高，但是仍有一些不文明现象出现，若有专人督导效果更佳。
除此之外，在政府全面统筹下，专业的旅游机构应予以配合。培养专业的导游人员，讲解历史发展、传播多民族文化；更换先进的讲解设备，主动减少噪音污染，共同营造清净、庄严的修习环境。
总而言之，五台山藏传佛教是藏传佛教与本土宗教逐渐交融的结果，是联系边境少数民族与内地的情感纽带，是凝聚民族力量的桥梁，更是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枢纽。它在社会和谐发展、民族团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日渐加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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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改萍.山西佛教史—五台山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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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赵改萍.浅析五台山藏传佛教之特征[J].五台山研究，2004（3）.
[9]嘉木扬?凯朝.蒙古人与五台山文殊信仰[J].五台山研究，2016（4）.
作者简介
潘苗（1996—），女，山西忻州人，现为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2016级民族学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是西藏民族大学民族学重点学科项目“内地藏传佛教寺院僧人生活及管理制度——以五台山菩萨顶为例”（项目编号：MZX17-3）
（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
关键词：五台山；藏传佛教；社会影响
五台山作为文殊菩萨的道场，深受汉、藏、蒙三地信徒的尊拜，是宗教文化、民族文化交流的桥梁。自元朝始，藏传佛教开始在内地广泛传播。不仅是由于与蒙古族宗教信仰的相似性更是统治者为达政治目的的手段。因此，元朝统治者选择对藏传佛教发展提供政治、经济的支持，五台山也成为藏、蒙、汉三民族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之间的纽带。至明清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得到进一步发展。清朝统治者大力扶持格鲁派，兴建寺院、改青庙为黄庙、册立扎萨克大喇嘛统管五台山寺院等举措使得藏传佛教影响深远。同时，对产生民族认同感、民族文化交流以及国家统一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菩萨顶历史悠久，声名远扬，经历了由青庙转为黄庙的过程。在五台山众多藏传佛教寺院中不论其规模或宗教地位都居于首位。这里不仅驻锡着总管五台山汉传、藏传佛教事务的最高僧官—扎萨克大喇嘛，且历来还设有皇帝行宫和大喇嘛行辕，具有代表性研究意义。五台山作为民族文化交流的枢纽，对其佛教文化构成部分深入研究，在民族团结、文化交流、民族政策、社会稳定等多方面具有现实意义。本文根据文献和实际调查，试图运用人类学、宗教学理论对五台山藏传佛教寺院管理制度以及僧人生活等进行梳理，分析内地藏传佛教寺院的作用及影响。
1 调研点历史追溯
五台山最早为道教的场所。南朝宋武帝永初二年（421）天竺佛陀跋陀罗，在扬州翻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六十卷，在其卷二十一的《菩萨住处品》提到了被称为清凉山的五台山，如说：“东北方有菩萨住处，名清凉山。过去有菩萨，长于中住。彼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有一万菩萨，常为说法。”[1]据史料记载，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在五台山逐渐兴起，成为文殊信仰的中心。著名高僧灵辩法师在五台山讲授《华严经》，使五台山成为华严圣地。581年隋文帝下令五座台顶各建寺庙一所，设文殊像，各度僧三人，令事焚修。于是便有了东台观海寺的聪明文殊，南台普济寺智慧文殊，西台法雷寺狮子吼文殊，北台灵应寺无垢文殊以及中台演教寺供养的儒童子文殊。文帝上自书疏曰：“大隋皇帝佛弟子坚，敬自文殊大士。周武乱常，侮灭圣迹，致愚者无以开迷，智者无以入圣。朕往植善因，寄慈昌祚，起废兴残，福资黎首。释彼往愆，惟圣斯假。”[2]隋文帝、炀帝对文殊表示尊崇和供养，使得五台山佛教获得統治者的支持，在北周毁佛后逐步复兴、发展。到唐朝时，不仅在佛经中明确指出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并且开始大规模兴建寺院，僧人数量明显增多也使得高僧辈出。文殊菩萨的地位逐渐提高，成为中外信徒渴望朝圣的佛教圣地，大力传播了文殊信仰，使五台山佛教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2 寺院现状与组织活动
菩萨顶坐落于灵鹫峰上，居五台山黄庙之首。寺院占地45亩，殿堂房屋共430多间。其地理位置较高，另有一百零八级石阶，十分陡立。这些石阶原暗指山西旧属的108个县，现在的佛教理念认为其代表人生的一百零八种烦恼。清圣祖五次朝礼五台山，四次驻跸菩萨顶。他把五台山比作“莲花之五萼”[3]，并且题字“靈峰勝境”雕刻于山门处的木质牌楼。寺院建筑总体为清代结构，参照皇宫宫室制度，上覆黄色、绿色琉璃瓦，金碧辉煌。寺院坐北朝南，分前、中、后三院，共有五个大殿，即山门殿、天王殿、大佛殿、文殊殿后殿，以及钟鼓楼遥相呼应。东禅院内立有两座康熙御碑，高达六米，四面分别用汉、满、藏、蒙四种文字简述菩萨顶的历史以及乾隆皇帝朝巡五台山的经历。这两座御碑同时也体现了四个民族和睦共处以及五台山佛教文化的多样性。
菩萨顶原为汉传佛教寺院，清朝顺治年间将其改为黄庙。目前寺院有僧人53位，其中2位是藏族，来自青海，在寺已十余年，除每日诵经外，还承担藏语文的教学。菩萨顶属于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沿袭了其显密双修的特点，但由于地处内地，也形成了不同于藏区格鲁派寺院的特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受到汉传佛教的影响较大。包括僧人学习、寺院管理制度、僧人称谓等方面。目前，由于寺院人数较少，很难建立划分如扎仓、康村等寺院组织。僧人学经则采取师徒传承、集体讲经的方式，一般采取一对一或一对多的教学模式，遇到困难可请教师父。另外，不设立考核制度，导致僧人学习缺乏自觉性。
僧人平时的学习时间集中在每天的早课和晚课，早课时间为凌晨5-7点，以海螺声为号令集结。印度佛教用吠陀时期所使用的海螺作为宣讲佛教教义的一种象征物，象征着无所畏惧地向十大方向弘传佛法。[4]因此，具有强大穿透力的海螺声象征着佛陀“语”的力量，象征着对一切魔鬼、邪灵的威吓。僧人集合后以级别高低在殿内就座，由维那（领经人）带领僧众诵读藏文经书。主要研读《上师供养法》、《忏悔文》、《普贤行愿品》等，每日所诵经书类别并不固定。对于汉族僧人来说，学习过程中语言是一大障碍。因此，寺院的藏族僧人要承担教授藏文的任务。在完成一批学员的教学后，则采用“老生”带“新生”的方式，由“老生”对“新生”进行基础教学。早课结束后的时间僧人可自由安排，大多是转经、磕头，还可选择在僧舍自学经典或是下山去其他寺院学习、参观等，学习生活相对自由。僧人在寺院生活、学习必须严格遵守戒律，规范其行为，以“六和”为共住原则，从而达到长远发展与僧团和谐共处的目的。所谓“六和”，是佛陀管理众僧的方法之一。要求僧人在思想、观念上保持一致；所有僧人同住共修，遵守共同的行为准则、制度，保持规范化；要与人分享，将所获利益与大家一同分享并且要平均分配，不能私自藏匿。由此看来，菩萨顶寺院僧人的学习、生活相对自由一些，并没有严格的要求。但其戒律严明，所有僧人要时刻遵守，沿袭了格鲁派纪律严明的传统。 菩萨顶的佛事活动比较多，每月不定期举行法会，主要目的是为众生祈福，祈祷风调雨顺，社会安定，国家兴盛。在五台山传统的“六月法会”期间，菩萨顶僧人同样每天诵经、奏乐。农历六月十四、十五两天跳金刚舞（又称跳布扎）仪式达到高潮。六月十四日，全体僧人诵读《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舞蹈者身穿各色服装，头戴不同角色的面具，扮演成菩萨、四大天王、护法神以及小鬼等形象，依次出场表演，他们或单舞或双舞或是组成群舞，场面宏大，令人振奋。六月十五，喇嘛们由菩萨顶出发，经由光照寺、圆通寺前往罗睺寺跳金刚舞法场，一路上边行边舞。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乐队，其次是跳鬼喇嘛，再后是寺院的执事喇嘛，最后是扎萨克大喇嘛和二喇嘛，他们分别采用坐轿、骑马的方式行进，队伍的末尾是其他僧人、信众。在罗睺寺法会结束后，再绕行回到菩萨顶。
六月十六日，大喇嘛、二喇嘛身着御赐服饰在菩萨顶主持举行斩鬼仪式，僧人们头戴面具装扮成28星宿，就地画圆并按之行进，另辅以身形手势。最终将面塑的“鬼”进行肢解斩杀，由主菩萨诵经超度。这项活动意在通过礼佛、诵经、施食来消除邪恶，迎来吉祥，祈愿国泰民安，世界和平。
每年农历十月二十五日，五台山所有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都要举行燃灯法会，菩萨顶也不例外。燃灯法会是为纪念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圆寂而举行的，以点燃酥油灯来表达怀念、敬仰之情，同时颂扬佛法永远光明，驱逐黑暗。另外，菩萨顶还不定期举行超度法会，帮助信众寄托对父母、长辈的哀思、追念。日常小规模的祈愿法会较多。
汉传佛教在管理方面一般采用“丛林制度”，它是在印度佛教戒律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的风土民情、地理环境和制度等而逐渐形成的，据传是由禅宗高僧马祖道一和百丈怀海禅师所首创。[1]一般寺院会按照一定的原则推举出一位受众僧爱戴的人做住持，统管寺院教育、经济、戒律等各方面事务。在住持之下设有多个执事，分别管理某一具体事务，协助住持的工作。监院负责行政工作。首座，即僧堂之首，负责僧侣的教育工作。首座的人选必须是学识渊博之人，辅助住持为僧众传道授法。维那主要负责司法、戒律方面的工作，同时也是诵经、举行佛事活动的领经人。这三位被称为“丛林三纲司”。此外，还设有住持侍者、都管、知客、都仓、藏主等负责对全寺人事、社交、财务以及佛教典籍保管工作。住持有权对寺院一切事务进行处理、选任执事，但是在重大事件上，必须召开会议经全体执事商议后方能决定。
在饮食方面，由于受地理、人文环境的影响，菩萨顶无法为藏族僧人准备糌粑、酥油茶等，但是保留了藏族僧人因过去受到自然环境影响而可以食肉的传统。时间到时，以悬挂在斋堂外的梆敲击云板（两边云头状扁形铁板）为号令，集结大众用斋。在用斋过程中所有人不得说话、不得剩饭、不得拖沓，彰显出寺院庄严肃穆的一面。结束后，由维那带领众僧诵经，即晚课。
3 内地藏传佛教寺院的作用及影响
3.1 积极传播藏传佛教文化
五台山在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佛教的包容性，使得儒、道、佛三教共同發展。在历史的发展演变中，宗教信仰承载了一个民族、群体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规范人们的行为，同时体现了这一群体所追求的人生意义。在五台山的藏族群体可以分为三类：僧人、信众、商人。僧人通过讲经说法、与当地汉传佛教僧人交流等方法来传播教义教法，充分发挥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另外，藏族信众随处可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采用藏传佛教最虔诚的朝拜方式“磕长头”行进，与其他游客形成鲜明对比。通过采访得知，五台山作为文殊菩萨的道场，是他们一生中最向往的地方之一。因其他藏传佛教圣地路途遥远、无法抵达，五台山是最好的选择。在朝拜的过程中也是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传播藏族文化。在这个群体中可以看到有普通的信众也有来自青海的藏传佛教僧人。此外，藏族商人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在商业街有许多藏族商人出售佛教用品、佛教音乐的CD等，为五台山增添了一些异域风情。经笔者观察，有许多游客和当地居民光顾并购买这些佛教用品，大多是金刚结挂件、车饰以及一些唱佛机。这些来自他者的新奇的文化被人们所接受、利用，从而得到顺利传播。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发展使得它成为了一个少数民族文化的中转站，吸引众多僧俗来此朝拜，向国内、外传扬少数民族宗教文化，为民族文化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
3.2 发挥民族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
五台山作为汉藏佛教共存的圣地，慕名而来的中外游客络绎不绝。在这些游客中，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参观古迹为目的而来的；另一类则是怀揣崇拜之情的信众或居士。通过调研得知，来到菩萨顶朝拜的信众除汉族外，蒙古族为数较多。造成此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三：其一，在元朝时，忽必烈为管理藏族地区采取了扶持政策，选择萨迦派宗教首领来协助管理，并且接受藏传佛教的灌顶仪式，与八思巴在宗教方面形成师徒关系。忽必烈当皇帝后封八思巴为帝师，掌管全国宗教事务，藏传佛教逐渐在蒙古地区受到推崇，为其在内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二，五台山为文殊菩萨的道场。在蒙藏佛教中，文殊菩萨地位崇高，认为其已经修行成佛。因此，蒙古族称其为“文殊佛”，在密宗中称为“大威德金刚”。其三，五台山位于山西省东北部，忻州市五台县、繁峙县境内。山西省东北部多个县市与蒙古族的主要分布地内蒙古自治区接壤。两地之间交通便利、饮食与民风相近，五台山成为首要选择。从明清到现在，五台山成为汉族与藏、蒙、满等少数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之地，在促进民族团结、凝聚民族力量与稳定发展方面发挥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3.3 丰富当地社区群众宗教生活，增添文化底蕴
藏传佛教在五台山发展根深蒂固，其思想教义、宗教仪式等都对当地及周围社区群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每年菩萨顶举行跳布扎活动都会吸引众多游客与信众。每到这时，当地以及周围县市慕名而来的群众所占比例较大，其次是蒙古族、藏族以及其他民族。可以说，菩萨顶宗教活动影响范围以五台山为中心，辐射到五台县、繁峙县，以及南部忻州市、太原市，北部朔州市、大同市，对整个晋北地区产生广泛的影响。五台山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更是自然和文化双重遗产，其中少数民族文化是其重要构成因素，即包括少数民族建筑、绘画、装饰、音乐、舞蹈等。元朝时由尼泊尔工匠阿尼哥所建的大白塔成为了五台山的标志性建筑，同时也是藏传佛教在此立足的象征。藏传佛教寺院造像、经幡、法幢等，使五台山佛教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丰富了本地区的文化底蕴，具有特殊的人文价值和历史价值。 在生活中，一些信众家中所请镇宅平安符为藏文印刷，底部附有汉译文。他们认为藏传佛教密宗是神秘的、有巨大力量的，因此会邀请喇嘛来家中举行法会以便达到自己的诉求，甚至会把这种仪式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但是，观察其佛龛布置、佛像等仍保留着汉传佛教的特点。通过观察可见，汉族信众见佛即拜，并不区分是否是汉传佛教的寺院。由此看来，信众对藏传佛教的态度是普遍接纳、全盘接受的。五台山藏传佛教寺院秉持教人向善去恶、寻求解脱继而普度众生的理念，对周围社区群众起到了积极的引导教育作用。总而言之，藏传佛教的发展加深了山西地区的文化积淀，拓宽了社区群众的精神修养。随着时代的发展仍不断演变、改进，独具特色。
3.4 为社会和谐发展做出贡献
五台山藏传佛教寺院积极展开慈善工作，助力当地教育事业、参与赈济救灾活动等，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奉献自身的力量。近年来，五台山旅游业发展兴盛，随着硬件设施的完善，接待中外游客的数量逐年增加。从调查中发现，普通游客的比例与佛教信徒比例相差无几，并且都会参观最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菩萨顶，而这类游客大多是怀抱着对异文化的好奇和新鲜感而来。藏传佛教寺院以不同于本土文化的特点，成为推动当地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刺激当地经济发展。
五台山佛教文化历史悠久，作为传说中文殊菩萨的道场，在藏、汉传佛教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自元代八思巴巡礼五台山，奠定了藏传佛教在五台山传播的基础；明清时期，藏传佛教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尤其到清前期，将十座青庙改黄庙，藏传佛教的发展达到顶峰时期。经过不断的发展和演变，藏传佛教也表现出异于西藏本土藏传佛教的特点，可以说形成了独具五台山特色的藏传佛教。从寺院的组织机构、修行体制以及居士群体等多方面都展现出与汉传佛教的融合，促使藏、汉佛教能够更好地共存和发展。
但是，通过笔者实地调研发现，寺院僧人的学习生活受到游客影响，寺院管理仍有待完善。就政府而言，五台山的旅游业已发展多年，但需要改进的仍然较多，旅游业不仅是为了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保护文化资源，提升宗教氛围，维护五台山佛教名山的形象，使五台山能够走向世界，走的更远。政府应全面统筹，发挥主导作用，调动社会各个方面参与、配合实现更好的管理体制。
就寺院而言，无限制接待游客影响了僧人的修习。通过观察，僧人早課结束，对寺院的清扫和洁净佛像后，会迎来第一批游客，络绎不绝的游客、信众参观会一直持续到晚上七点。在这期间，僧人将负责售卖门票、看管大殿、功德箱等杂务，几乎无暇研读经书。虽然为寺院增加了经济收入，但破坏了僧人清净的修习环境。因此，笔者认为是否可以限制游客数量，或是缩短寺院开放时间；对于世俗杂务可派非僧人来处理，给僧人更多学习的时间和空间，同时弱化寺院的世俗性。对于游客的一些行为也不可完全视而不见、听之任之。尽管随着社会快速发展，公民的素质不断提高，但是仍有一些不文明现象出现，若有专人督导效果更佳。
除此之外，在政府全面统筹下，专业的旅游机构应予以配合。培养专业的导游人员，讲解历史发展、传播多民族文化；更换先进的讲解设备，主动减少噪音污染，共同营造清净、庄严的修习环境。
总而言之，五台山藏传佛教是藏传佛教与本土宗教逐渐交融的结果，是联系边境少数民族与内地的情感纽带，是凝聚民族力量的桥梁，更是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枢纽。它在社会和谐发展、民族团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日渐加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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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苗（1996—），女，山西忻州人，现为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2016级民族学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是西藏民族大学民族学重点学科项目“内地藏传佛教寺院僧人生活及管理制度——以五台山菩萨顶为例”（项目编号：MZX17-3）
（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