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我幸运地上了大学。我是中师保送生，通过层层选拔，非常不容易地赢得0.5%的指标。
　　所以，我对大学生活格外向往，倍加珍惜。
　　我来到位于河南新乡的河南师范大学，坐在课堂里，看到讲台上的老师我会非常激动，听课生怕漏掉一个字。尽管有些老师口音浓重，我听不大明白，但我会努力支起耳朵听，记笔记。不久，我发现，老师们的课与我的想象差别太大，教材要么太老，要么是老师自己编写的油印本，内容很难激起大家的学习兴趣，而且多数老师是照本宣科，我对所学的教育管理专业课很快就失了兴趣。那时候，没有互联网，也没有手机，大学生活比现在乏味得多。于是，迷茫的我开始到阅览室、图书馆里东瞅瞅西瞧瞧，寻找自己喜欢的书。
　　我搜寻到了不少自己喜欢的书，几乎没有一本与专业有直接关系。我找不到指导自己读书的老师，所以我是逮着哪本读哪本，从《道德经》《易经》《孟子》到刘震云、金庸小说系列，再到杜威哲学、中西美学以及古今中西人物传记等，没有章法可言，但是我看得高兴。
　　彼时，城市还未大规模扩张，大学校园在城市边缘，朝西走是市区，朝东北走是乡村田野。周末和节假日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一个人带本书到校外去读，有时候是乡间田野，有时候是城里闹市，所带的书从来不是专业书。不过，这些书或多或少地帮我了解了专业课的知识，开阔了视野。我慢慢跳出专业看教育，有不少新发现。比如，当我看到美国社会学家彼得?布劳的《不平等与异质性》，开始注意到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教育在社会中的位置和功能，我的毕业论文就是研究教育分流与社会分层关系的。有一次，我参加系里年度学术论文大赛，我用社会学里的转型社会的概念，以及社会化、戈夫曼的自我印象管理等概念和理论，来分析社会转型时期大学生道德教育里的现象。那时系里还没有老师、同学写过这样的文章，我的论文获得了一等奖（全系两个一等奖）。
　　我把自己的行动称作“带本书去游学”。在闹市读书，据说可以锻炼闹中取静的专注力。其实我不用锻炼，课堂再闹哄哄，我看起书和写起作业来都是旁若无人。到闹市读书还有个好处，就是不读书时，可以观察路人。更重要的是，漫无目的地走好些路，一路上的风景不可预料，还锻炼了身体，放松了心情，激发了思考。从大学校门到火车站是一路公交车的始发和终点站，有时候我会带本《道德经》走个来回，一路上看几句后合上书，边走边琢磨，偶有所得，会心一笑。
　　我也时常去田野里游荡。有一次走得太远了，迷路了。正是秋收时节，玉米地里有母子二人在收玉米，儿子跟我差不多大，我和他们攀谈起来，并帮他们收玉米。儿子读中专，周末回家，下午就返校。中午，他们邀请我回家吃饭，于是我见到了这家的父亲，不善言辞，用驴车帮人送砖石，所以母亲负责庄稼。午饭是提前包好的饺子，饭后儿子返校，我继续帮忙农活。那天回校已经天黑，我却很开心。研究生时看到了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著作，才知道，我这样的活动算是朴素的、无意识的社会学社区研究的参与观察和访谈实践了。
　　大学几年里以带本书游学的方式，跟偶遇的人们攀谈之间我了解到人情世故，社会百态，也让我多年以后对研究生阶段所学的社会学专业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还记得大一在迷茫中搜索书籍时，发现了人民出版社刚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和第二卷。我随手翻看，就被吸引住了。最让我震动的是几篇调查报告，尤其是《长岗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调查记录非常详细，甚至有几只鸡、几只鸭、几块黑板报、几个理发师都记录下来了。这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开始留心社会调查。本科毕业后，我考到中国人民大学读研。报到前的暑假，我在家乡，正好赶上农村分地调田，一旦确定分地后30年不变，牵涉到全村老小。我本能地开启了社会调查模式，开始留心村中调田事件的枝枝节节：人口情况，土地数量，原来的分地规定，这次的变化，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我把观察到的记录了下来。研一下学期，郑也夫教授的理论课要求写篇经验论文为学期作业。我当年的记录材料派上了用场，我不仅完成了作业，论文还发表在了《社会学研究》上，这是我的学术处女作，反响挺不错的。我到美国读博后，曾给明尼苏达大学修社会学课的本科生上课，我会要求学生街头、校园、家庭或者公交车上做调查，有时还要做访谈，写出报告。每当这时，我都会想到自己大学时，拿本书在城里或者乡村“游学”，误打误撞中我是在做朴素的、尚不成体系的社会调查，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是“从实求知”。
　　事实比想象离奇，边读书边游学，带来那么多意料之外的东西。我在无意间完成了自我通识教育，形成了自己未来的专业方向。此时此刻再回首，还会体味到其延续至今的影响。
　　（作者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供职于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国家战略规划与分析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张蕾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