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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总是寒冬挖藕。寒冷的时节,藕价才会高一些。父亲没有钱买连体雨衣,他直接脱掉外衣,卷上裤腿,就下藕塘。
赤手赤脚,单薄的衣服,冰凉的塘泥。父亲唯一的挖藕工具是一把藕铲。父亲将双手支在藕铲上,往下用力,再将锨起的塘泥用双手捧起甩到身后。
等到藕挖出了几小堆,父亲就会装了它们一挪一歇地拿到岸上。母亲将藕放到最近的水沟里,蹲下身子洗藕。母亲带了一块软软的破布,慢慢地擦藕上的泥巴,尤其是藕结处的泥巴。藕结不能洗断,否则会把泥土弄到藕孔里。不能用稻草洗,成熟的稻草虽然看起来软,但比布粗糙,会把鲜藕的外皮洗坏。母亲洗得很小心,一蹲就是几个小时。
空旷的田野上,寒风霸道地呼啸着。我没一会儿就觉得躲在鞋子里的双脚冻成了冰坨。
“爸,腳很冷吧?”“妈,手冻僵了吧?”我的声音似乎也被风刮出了棱角。
“不冷。”父亲和母亲抢着回答。
其实,我知道母亲洗完藕的时候,手指发麻,双腿硬邦邦的,像没了知觉。我知道父亲的关节一年比一年不好,那是被冻的。
2
我的弟弟从小多病,经常牙齿咬得紧紧的,人事不知。母亲拿了筷子去撬,有时用手去掰开,任由弟弟把她的手指咬得嘎嘎作响。家里的经济捉襟见肘,父亲母亲不停地干活,希望能让借钱的次数少一点。
半夜时分,当我还在梦乡的时候,他们已经推着藕进城去了。有一段时间,他们天天深夜去拉瓮,拉到几十里路外的一个地方,赚一点可怜的脚力钱。有几年,父亲和母亲揽了下砖窑的活。炎热的夏天,他们钻进那个热得冒火的窑里码砖头,一趟又一趟,把自己烤得像咸鱼干。
我读师范的第一年,我没有和父母写信突然回了家。家里没有人,经村人指点,我找到了他们。
我的父亲和母亲在给人拆老房子,没有脚手架,没有安全帽,父亲和母亲站在泥墙上,用锄头在锄泥墙。锄一下,就飞扬起一大片的粉尘,脚下的墙也跟着摇晃。
回家的时候,父亲和母亲除了眼白,全身都黑乎乎的。我心疼得流下泪来。父亲说:“真的不累,也很安全。那房子矮啊,是不是?”母亲附和地说:“是啊是啊。我们年轻,有的是力气。”
可是我知道,父亲和母亲干的活,没有几个人能吃得消。他们不是机器,即使是机器,也需要上油,需要休息啊。
3
1997年4月11日,我的弟弟离开了我们。23岁的生命戛然而止,这对我的父母来讲,是多大的痛苦啊。仅一夜间,他们就老了!
从此,疾病纷至沓来。
父亲的手抖得越来越厉害,有时连菜也夹不住。一向嗓门大大、爱说传奇故事的他说不清一句完整的话。一开口,舌头就兀自抖动起来,抖上半天,也发不出清晰的声音。医院一查,是顽固的疾病帕金森。“我没事,真的没事。”父亲说。
过了两年,母亲和父亲都行动迟缓起来。强迫两人去医院,双双住下了。医生说,是脑梗塞中风。一旦大中风,可就麻烦了。
出院后,父亲和母亲除了每天吃好几种药,依然像没事人一样,事事为我操心。知道我喜欢吃三角叉,母亲就给我做,不管那程序多么繁杂。他们总是牵挂着我的身体,担心着我的神经性耳鸣和各种不适。听说把蚯蚓装入台葱加点盐,再放进耳朵,能治我的病,父亲就回乡下四处找台葱。在上门楼取台葱时,我的父亲扭伤了脚踝。他没有告诉我,怕我担心。
母亲走路老是摔倒,一摔就是仰面的大跟头,还老半天起不来。有一天,我发现家里的瓷砖破了一块。母亲淡淡地说,是她的脑袋磕的。
天哪,这么厚的瓷砖都破了。
母亲这一跤摔得有多重啊!泪水在我眼里打着转。母亲说:“我没事,真的没事。倒是你,要注意身体啊。”
很久以后,我才偶然得知,母亲那次摔倒,躺了半天都无法起来,脑袋一直痛了一个多月。
父亲和母亲,是这世上最爱说谎的人:我不冷,我不累,我不疼,我没事,我很好……
为了儿女,他们习惯了牺牲自己。那一句句谎言的背后,分明屹立着最真切最深沉的爱!
(田宇轩摘自《阅读》2017年第8期)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总是寒冬挖藕。寒冷的时节,藕价才会高一些。父亲没有钱买连体雨衣,他直接脱掉外衣,卷上裤腿,就下藕塘。
赤手赤脚,单薄的衣服,冰凉的塘泥。父亲唯一的挖藕工具是一把藕铲。父亲将双手支在藕铲上,往下用力,再将锨起的塘泥用双手捧起甩到身后。
等到藕挖出了几小堆,父亲就会装了它们一挪一歇地拿到岸上。母亲将藕放到最近的水沟里,蹲下身子洗藕。母亲带了一块软软的破布,慢慢地擦藕上的泥巴,尤其是藕结处的泥巴。藕结不能洗断,否则会把泥土弄到藕孔里。不能用稻草洗,成熟的稻草虽然看起来软,但比布粗糙,会把鲜藕的外皮洗坏。母亲洗得很小心,一蹲就是几个小时。
空旷的田野上,寒风霸道地呼啸着。我没一会儿就觉得躲在鞋子里的双脚冻成了冰坨。
“爸,腳很冷吧?”“妈,手冻僵了吧?”我的声音似乎也被风刮出了棱角。
“不冷。”父亲和母亲抢着回答。
其实,我知道母亲洗完藕的时候,手指发麻,双腿硬邦邦的,像没了知觉。我知道父亲的关节一年比一年不好,那是被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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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弟弟从小多病,经常牙齿咬得紧紧的,人事不知。母亲拿了筷子去撬,有时用手去掰开,任由弟弟把她的手指咬得嘎嘎作响。家里的经济捉襟见肘,父亲母亲不停地干活,希望能让借钱的次数少一点。
半夜时分,当我还在梦乡的时候,他们已经推着藕进城去了。有一段时间,他们天天深夜去拉瓮,拉到几十里路外的一个地方,赚一点可怜的脚力钱。有几年,父亲和母亲揽了下砖窑的活。炎热的夏天,他们钻进那个热得冒火的窑里码砖头,一趟又一趟,把自己烤得像咸鱼干。
我读师范的第一年,我没有和父母写信突然回了家。家里没有人,经村人指点,我找到了他们。
我的父亲和母亲在给人拆老房子,没有脚手架,没有安全帽,父亲和母亲站在泥墙上,用锄头在锄泥墙。锄一下,就飞扬起一大片的粉尘,脚下的墙也跟着摇晃。
回家的时候,父亲和母亲除了眼白,全身都黑乎乎的。我心疼得流下泪来。父亲说:“真的不累,也很安全。那房子矮啊,是不是?”母亲附和地说:“是啊是啊。我们年轻,有的是力气。”
可是我知道,父亲和母亲干的活,没有几个人能吃得消。他们不是机器,即使是机器,也需要上油,需要休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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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4月11日,我的弟弟离开了我们。23岁的生命戛然而止,这对我的父母来讲,是多大的痛苦啊。仅一夜间,他们就老了!
从此,疾病纷至沓来。
父亲的手抖得越来越厉害,有时连菜也夹不住。一向嗓门大大、爱说传奇故事的他说不清一句完整的话。一开口,舌头就兀自抖动起来,抖上半天,也发不出清晰的声音。医院一查,是顽固的疾病帕金森。“我没事,真的没事。”父亲说。
过了两年,母亲和父亲都行动迟缓起来。强迫两人去医院,双双住下了。医生说,是脑梗塞中风。一旦大中风,可就麻烦了。
出院后,父亲和母亲除了每天吃好几种药,依然像没事人一样,事事为我操心。知道我喜欢吃三角叉,母亲就给我做,不管那程序多么繁杂。他们总是牵挂着我的身体,担心着我的神经性耳鸣和各种不适。听说把蚯蚓装入台葱加点盐,再放进耳朵,能治我的病,父亲就回乡下四处找台葱。在上门楼取台葱时,我的父亲扭伤了脚踝。他没有告诉我,怕我担心。
母亲走路老是摔倒,一摔就是仰面的大跟头,还老半天起不来。有一天,我发现家里的瓷砖破了一块。母亲淡淡地说,是她的脑袋磕的。
天哪,这么厚的瓷砖都破了。
母亲这一跤摔得有多重啊!泪水在我眼里打着转。母亲说:“我没事,真的没事。倒是你,要注意身体啊。”
很久以后,我才偶然得知,母亲那次摔倒,躺了半天都无法起来,脑袋一直痛了一个多月。
父亲和母亲,是这世上最爱说谎的人:我不冷,我不累,我不疼,我没事,我很好……
为了儿女,他们习惯了牺牲自己。那一句句谎言的背后,分明屹立着最真切最深沉的爱!
(田宇轩摘自《阅读》201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