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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责任意识”为根本指针的儒家思想，人性化地满足了社会对理论的需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围绕它形成的责任文化与家国情怀，依然是现实社会重要的支点和动能。
人性化是儒家思想最显著的特征
“仁”“和”“中庸”……儒家思想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一向不缺答案。但无论“仁”“和”还是“中庸”，都仅仅部分地反应了儒家的思想观念;综合起来，只有“责任”，才是儒家思想的内核，尽管孔孟等人并未作此概括。
以“责任意识”为根本指针的儒家思想，人性化地满足了社会对理论的需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而人性化是其最显著的特征。
儒家对“人”有着极高的定位：“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这种把人看作“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首）”的观点，决定了儒家的“人生”设计十分严肃——至少要对得起“人”在天地间的这种地位。
然而人性是复杂的，就其本能而言，人总是倾向于膨胀私欲、挤占他人权利空间。若不加以约束，必然导致冲突，引发社会危机。为避免这种情况，儒家认为，在刑法等硬性制度之外，还需要一套软制度，来教化人们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不忘对他人对社会尽责。他们把这套“文化”（文明的教化）的软制度归纳为“礼”，刑法与礼，是社会治理的左右手。
周代“五刑之属三千”，民无所措手足。儒家看到这种情况，觉得应该纠偏，所以特别强调礼的教化作用：“民之所由生，礼为大。”关于社会治理，孔子本来是主张“以德以法”、法德并用的，“刑辟”（刑法）是最后选项。孔子认为：一旦人们能自觉克制私欲、遵循践行“礼”，天下就太平了。
礼的好处是“止邪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向好并远离罪恶）而不自知”。关于“礼”，大部分典籍散遗了，现存的《礼记》是对古典“礼仪”的解释，可谓“礼”的冰山一角。《礼记》说圣人“为礼以教人，使人有礼”，首要的是为了将人与“能言”的猩猩鹦鹉区别开来——发扬人的社会性、抑制人的动物性，确保人的言行像个人而非禽兽，是礼的底线。
由《礼记》等书可知，礼的规矩是非常详备的。规范人的言行、教导人们该干什么、该怎么干，礼本质上是一份责任清单。孔子不忽视体现“礼”的“仪”，却从不认为礼的根本在这些程式化的东西上，他曾感慨：“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呀礼，难道只是指玉帛吗？乐呀乐，难道只是指钟鼓吗？）“行修言道（修正言行），礼之质也”，在儒家看来，习礼，最重要的是通过“修身”，完善自我，弄清自己的角色，并从自己的角色出发，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恰当地为人处事。
对己对人对社会尽责的“责任意识”
对己对人对社会“尽责任”这种活法，不是儒家凭空设计出来的，是孔子“述而不作”、从“先王”“先贤”那里梳理出来的，它在孔子这里实现了“理论自觉”。那些“先王”“先贤”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楷模”，是“责任意识”的绝佳体现。
尧舜协和万邦天下为公，被孔子视为不可超越的标杆。大禹治水，非常辛苦，其实他完全可以弄条“方舟”，只给自己喜欢的人发船票，一走了之。孔子对大禹也“无间然”，没什么可批评的了，因为他尽了作为君主的那份责任。商汤，为治理天下经常熬夜，“坐以待旦”;周公为了接待贤能，洗个头吃顿饭都没法消停。这些人身居高位，名利双收，起早贪黑，值！身处社会下层，还操那个心吗？当然，伊尹身为大厨、傅说身为泥瓦匠、姜尚身为高学历屠夫、管仲身为下海经商不太成功人士，都不甘庸碌、终日乾乾，最终成了有利于天下的人。儒家正是从这些“楷模”身上汲取了人生信念，大加宣扬，希望人们明白，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怎样才能成为一个脱离了禽兽本能、脱离了蒙昧无知、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有一回，子贡问孔子：人生怎么才能歇口气？孔子回答：躺进坆圹里才行。家国兴亡，责无旁贷，儒家是何等严肃地看待人生啊！所以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人的角色是叠加的，因此责任也是多重的。儒家有一套人性化的办法，让你学会如何尽责。阴阳相摩，天地化运;人事纷拏，男女为端。所以，“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儒家从“怎样做两口子”开始，教人由近及远、由易及难，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步步达到“父慈子孝、兄爱弟悌、夫义妇和、君敬臣忠”的高度，这叫作“刑（型）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用）于家邦”。
为什么以“做两口子”为抓手呢？因为不管是什么人，都渴望拥有美满的婚姻，除了饮食，这大概是人的第二需求（如果不能称为第一需求的话）。而没有婚姻，也就没有后代，父子兄弟等对应关系自然无从谈起——至于光棍们，属于弱势群体，是“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不算数。所以，儒家认为“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这个意思很明白：只有“敬慎正重”结成的婚姻，夫妇才可能互敬互爱、正儿八经过日子;这样的家庭内，才可能父慈子孝;只有对家庭尽责的人，才可能于国尽忠，所谓“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由这样的家庭细胞构成的社会，才稳健而不乏动力。
责任文化与家国情怀依然是现实社会重要的动能
不光普通民众乐于接受，历代精英也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儒家思想的信奉者，这些人殊途同归，“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薪火相传，薪柴可以不同，火则一样——儒家思想的责任意识和家国情怀。
用两个字来概括儒家思想，是“责任”;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家”。不爱家的人，很难说他能爱国。“昏姻之礼废，夫妇之道苦。”长期以来，自西方流入的形形色色的“解放”，严重破坏了人们的家庭观念。魏晋时期，儒家思想被抛弃，信仰大厦崩塌，导致了三百年战乱。今天，我们已经拥有了更强大的思想武器——唯物辯证法，但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围绕它形成的责任文化与家国情怀，依然是现实社会重要的支点和动能。
儒家坦率地承认：人性的弱点是爱有远近亲疏，“亲亲之杀（差），尊贤之等，礼所由生”。一种思想，如果能正视人性的弱点，在抑制人的本能的同时，适度关照人性的需求，就会被大多数人接受。儒家正是这么做的。
然而，积极入世的责任意识，“道不远人”“人能弘道”的信念，导致儒家追求卓越、蔑视平庸，“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对人的作用估计偏高;同时也容易掉进“完美”的陷阱，例如在道德方面对人提出近乎神圣的要求。可是，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呢？因为它有永恒的价值。
“学而不厌”“温故知新”“人能弘道”“人无信不立”“不患寡而患不均”“天下为公”……这些学说，就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朴素，又像布帛菽粟和空气一样不可须臾相离。孔子不需要刻意地“解读”和“演绎”，他老人家的话，有的过时了，有的则永不过时。
（《中华读书报》2018.11.11）
人性化是儒家思想最显著的特征
“仁”“和”“中庸”……儒家思想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一向不缺答案。但无论“仁”“和”还是“中庸”，都仅仅部分地反应了儒家的思想观念;综合起来，只有“责任”，才是儒家思想的内核，尽管孔孟等人并未作此概括。
以“责任意识”为根本指针的儒家思想，人性化地满足了社会对理论的需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而人性化是其最显著的特征。
儒家对“人”有着极高的定位：“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这种把人看作“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首）”的观点，决定了儒家的“人生”设计十分严肃——至少要对得起“人”在天地间的这种地位。
然而人性是复杂的，就其本能而言，人总是倾向于膨胀私欲、挤占他人权利空间。若不加以约束，必然导致冲突，引发社会危机。为避免这种情况，儒家认为，在刑法等硬性制度之外，还需要一套软制度，来教化人们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不忘对他人对社会尽责。他们把这套“文化”（文明的教化）的软制度归纳为“礼”，刑法与礼，是社会治理的左右手。
周代“五刑之属三千”，民无所措手足。儒家看到这种情况，觉得应该纠偏，所以特别强调礼的教化作用：“民之所由生，礼为大。”关于社会治理，孔子本来是主张“以德以法”、法德并用的，“刑辟”（刑法）是最后选项。孔子认为：一旦人们能自觉克制私欲、遵循践行“礼”，天下就太平了。
礼的好处是“止邪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向好并远离罪恶）而不自知”。关于“礼”，大部分典籍散遗了，现存的《礼记》是对古典“礼仪”的解释，可谓“礼”的冰山一角。《礼记》说圣人“为礼以教人，使人有礼”，首要的是为了将人与“能言”的猩猩鹦鹉区别开来——发扬人的社会性、抑制人的动物性，确保人的言行像个人而非禽兽，是礼的底线。
由《礼记》等书可知，礼的规矩是非常详备的。规范人的言行、教导人们该干什么、该怎么干，礼本质上是一份责任清单。孔子不忽视体现“礼”的“仪”，却从不认为礼的根本在这些程式化的东西上，他曾感慨：“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呀礼，难道只是指玉帛吗？乐呀乐，难道只是指钟鼓吗？）“行修言道（修正言行），礼之质也”，在儒家看来，习礼，最重要的是通过“修身”，完善自我，弄清自己的角色，并从自己的角色出发，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恰当地为人处事。
对己对人对社会尽责的“责任意识”
对己对人对社会“尽责任”这种活法，不是儒家凭空设计出来的，是孔子“述而不作”、从“先王”“先贤”那里梳理出来的，它在孔子这里实现了“理论自觉”。那些“先王”“先贤”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楷模”，是“责任意识”的绝佳体现。
尧舜协和万邦天下为公，被孔子视为不可超越的标杆。大禹治水，非常辛苦，其实他完全可以弄条“方舟”，只给自己喜欢的人发船票，一走了之。孔子对大禹也“无间然”，没什么可批评的了，因为他尽了作为君主的那份责任。商汤，为治理天下经常熬夜，“坐以待旦”;周公为了接待贤能，洗个头吃顿饭都没法消停。这些人身居高位，名利双收，起早贪黑，值！身处社会下层，还操那个心吗？当然，伊尹身为大厨、傅说身为泥瓦匠、姜尚身为高学历屠夫、管仲身为下海经商不太成功人士，都不甘庸碌、终日乾乾，最终成了有利于天下的人。儒家正是从这些“楷模”身上汲取了人生信念，大加宣扬，希望人们明白，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怎样才能成为一个脱离了禽兽本能、脱离了蒙昧无知、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有一回，子贡问孔子：人生怎么才能歇口气？孔子回答：躺进坆圹里才行。家国兴亡，责无旁贷，儒家是何等严肃地看待人生啊！所以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人的角色是叠加的，因此责任也是多重的。儒家有一套人性化的办法，让你学会如何尽责。阴阳相摩，天地化运;人事纷拏，男女为端。所以，“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儒家从“怎样做两口子”开始，教人由近及远、由易及难，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步步达到“父慈子孝、兄爱弟悌、夫义妇和、君敬臣忠”的高度，这叫作“刑（型）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用）于家邦”。
为什么以“做两口子”为抓手呢？因为不管是什么人，都渴望拥有美满的婚姻，除了饮食，这大概是人的第二需求（如果不能称为第一需求的话）。而没有婚姻，也就没有后代，父子兄弟等对应关系自然无从谈起——至于光棍们，属于弱势群体，是“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不算数。所以，儒家认为“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这个意思很明白：只有“敬慎正重”结成的婚姻，夫妇才可能互敬互爱、正儿八经过日子;这样的家庭内，才可能父慈子孝;只有对家庭尽责的人，才可能于国尽忠，所谓“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由这样的家庭细胞构成的社会，才稳健而不乏动力。
责任文化与家国情怀依然是现实社会重要的动能
不光普通民众乐于接受，历代精英也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儒家思想的信奉者，这些人殊途同归，“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薪火相传，薪柴可以不同，火则一样——儒家思想的责任意识和家国情怀。
用两个字来概括儒家思想，是“责任”;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家”。不爱家的人，很难说他能爱国。“昏姻之礼废，夫妇之道苦。”长期以来，自西方流入的形形色色的“解放”，严重破坏了人们的家庭观念。魏晋时期，儒家思想被抛弃，信仰大厦崩塌，导致了三百年战乱。今天，我们已经拥有了更强大的思想武器——唯物辯证法，但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围绕它形成的责任文化与家国情怀，依然是现实社会重要的支点和动能。
儒家坦率地承认：人性的弱点是爱有远近亲疏，“亲亲之杀（差），尊贤之等，礼所由生”。一种思想，如果能正视人性的弱点，在抑制人的本能的同时，适度关照人性的需求，就会被大多数人接受。儒家正是这么做的。
然而，积极入世的责任意识，“道不远人”“人能弘道”的信念，导致儒家追求卓越、蔑视平庸，“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对人的作用估计偏高;同时也容易掉进“完美”的陷阱，例如在道德方面对人提出近乎神圣的要求。可是，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呢？因为它有永恒的价值。
“学而不厌”“温故知新”“人能弘道”“人无信不立”“不患寡而患不均”“天下为公”……这些学说，就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朴素，又像布帛菽粟和空气一样不可须臾相离。孔子不需要刻意地“解读”和“演绎”，他老人家的话，有的过时了，有的则永不过时。
（《中华读书报》2018.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