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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责任意识”为根本指针的儒家思想,人性化地满足了社会对理论的需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围绕它形成的责任文化与家国情怀,依然是现实社会重要的支点和动能。
人性化是儒家思想最显著的特征
“仁”“和”“中庸”……儒家思想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一向不缺答案。但无论“仁”“和”还是“中庸”,都仅仅部分地反应了儒家的思想观念;综合起来,只有“责任”,才是儒家思想的内核,尽管孔孟等人并未作此概括。
以“责任意识”为根本指针的儒家思想,人性化地满足了社会对理论的需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而人性化是其最显著的特征。
儒家对“人”有着极高的定位:“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这种把人看作“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首)”的观点,决定了儒家的“人生”设计十分严肃——至少要对得起“人”在天地间的这种地位。
然而人性是复杂的,就其本能而言,人总是倾向于膨胀私欲、挤占他人权利空间。若不加以约束,必然导致冲突,引发社会危机。为避免这种情况,儒家认为,在刑法等硬性制度之外,还需要一套软制度,来教化人们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不忘对他人对社会尽责。他们把这套“文化”(文明的教化)的软制度归纳为“礼”,刑法与礼,是社会治理的左右手。
周代“五刑之属三千”,民无所措手足。儒家看到这种情况,觉得应该纠偏,所以特别强调礼的教化作用:“民之所由生,礼为大。”关于社会治理,孔子本来是主张“以德以法”、法德并用的,“刑辟”(刑法)是最后选项。孔子认为:一旦人们能自觉克制私欲、遵循践行“礼”,天下就太平了。
礼的好处是“止邪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向好并远离罪恶)而不自知”。关于“礼”,大部分典籍散遗了,现存的《礼记》是对古典“礼仪”的解释,可谓“礼”的冰山一角。《礼记》说圣人“为礼以教人,使人有礼”,首要的是为了将人与“能言”的猩猩鹦鹉区别开来——发扬人的社会性、抑制人的动物性,确保人的言行像个人而非禽兽,是礼的底线。
由《礼记》等书可知,礼的规矩是非常详备的。规范人的言行、教导人们该干什么、该怎么干,礼本质上是一份责任清单。孔子不忽视体现“礼”的“仪”,却从不认为礼的根本在这些程式化的东西上,他曾感慨:“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呀礼,难道只是指玉帛吗?乐呀乐,难道只是指钟鼓吗?)“行修言道(修正言行),礼之质也”,在儒家看来,习礼,最重要的是通过“修身”,完善自我,弄清自己的角色,并从自己的角色出发,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恰当地为人处事。
对己对人对社会尽责的“责任意识”
对己对人对社会“尽责任”这种活法,不是儒家凭空设计出来的,是孔子“述而不作”、从“先王”“先贤”那里梳理出来的,它在孔子这里实现了“理论自觉”。那些“先王”“先贤”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楷模”,是“责任意识”的绝佳体现。
尧舜协和万邦天下为公,被孔子视为不可超越的标杆。大禹治水,非常辛苦,其实他完全可以弄条“方舟”,只给自己喜欢的人发船票,一走了之。孔子对大禹也“无间然”,没什么可批评的了,因为他尽了作为君主的那份责任。商汤,为治理天下经常熬夜,“坐以待旦”;周公为了接待贤能,洗个头吃顿饭都没法消停。这些人身居高位,名利双收,起早贪黑,值!身处社会下层,还操那个心吗?当然,伊尹身为大厨、傅说身为泥瓦匠、姜尚身为高学历屠夫、管仲身为下海经商不太成功人士,都不甘庸碌、终日乾乾,最终成了有利于天下的人。儒家正是从这些“楷模”身上汲取了人生信念,大加宣扬,希望人们明白,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怎样才能成为一个脱离了禽兽本能、脱离了蒙昧无知、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有一回,子贡问孔子:人生怎么才能歇口气?孔子回答:躺进坆圹里才行。家国兴亡,责无旁贷,儒家是何等严肃地看待人生啊!所以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人的角色是叠加的,因此责任也是多重的。儒家有一套人性化的办法,让你学会如何尽责。阴阳相摩,天地化运;人事纷拏,男女为端。所以,“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儒家从“怎样做两口子”开始,教人由近及远、由易及难,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步步达到“父慈子孝、兄爱弟悌、夫义妇和、君敬臣忠”的高度,这叫作“刑(型)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用)于家邦”。
为什么以“做两口子”为抓手呢?因为不管是什么人,都渴望拥有美满的婚姻,除了饮食,这大概是人的第二需求(如果不能称为第一需求的话)。而没有婚姻,也就没有后代,父子兄弟等对应关系自然无从谈起——至于光棍们,属于弱势群体,是“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不算数。所以,儒家认为“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这个意思很明白:只有“敬慎正重”结成的婚姻,夫妇才可能互敬互爱、正儿八经过日子;这样的家庭内,才可能父慈子孝;只有对家庭尽责的人,才可能于国尽忠,所谓“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由这样的家庭细胞构成的社会,才稳健而不乏动力。
责任文化与家国情怀依然是现实社会重要的动能
不光普通民众乐于接受,历代精英也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儒家思想的信奉者,这些人殊途同归,“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薪火相传,薪柴可以不同,火则一样——儒家思想的责任意识和家国情怀。
用两个字来概括儒家思想,是“责任”;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家”。不爱家的人,很难说他能爱国。“昏姻之礼废,夫妇之道苦。”长期以来,自西方流入的形形色色的“解放”,严重破坏了人们的家庭观念。魏晋时期,儒家思想被抛弃,信仰大厦崩塌,导致了三百年战乱。今天,我们已经拥有了更强大的思想武器——唯物辯证法,但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围绕它形成的责任文化与家国情怀,依然是现实社会重要的支点和动能。
儒家坦率地承认:人性的弱点是爱有远近亲疏,“亲亲之杀(差),尊贤之等,礼所由生”。一种思想,如果能正视人性的弱点,在抑制人的本能的同时,适度关照人性的需求,就会被大多数人接受。儒家正是这么做的。
然而,积极入世的责任意识,“道不远人”“人能弘道”的信念,导致儒家追求卓越、蔑视平庸,“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对人的作用估计偏高;同时也容易掉进“完美”的陷阱,例如在道德方面对人提出近乎神圣的要求。可是,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呢?因为它有永恒的价值。
“学而不厌”“温故知新”“人能弘道”“人无信不立”“不患寡而患不均”“天下为公”……这些学说,就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朴素,又像布帛菽粟和空气一样不可须臾相离。孔子不需要刻意地“解读”和“演绎”,他老人家的话,有的过时了,有的则永不过时。
(《中华读书报》2018.11.11)
人性化是儒家思想最显著的特征
“仁”“和”“中庸”……儒家思想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一向不缺答案。但无论“仁”“和”还是“中庸”,都仅仅部分地反应了儒家的思想观念;综合起来,只有“责任”,才是儒家思想的内核,尽管孔孟等人并未作此概括。
以“责任意识”为根本指针的儒家思想,人性化地满足了社会对理论的需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而人性化是其最显著的特征。
儒家对“人”有着极高的定位:“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这种把人看作“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首)”的观点,决定了儒家的“人生”设计十分严肃——至少要对得起“人”在天地间的这种地位。
然而人性是复杂的,就其本能而言,人总是倾向于膨胀私欲、挤占他人权利空间。若不加以约束,必然导致冲突,引发社会危机。为避免这种情况,儒家认为,在刑法等硬性制度之外,还需要一套软制度,来教化人们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不忘对他人对社会尽责。他们把这套“文化”(文明的教化)的软制度归纳为“礼”,刑法与礼,是社会治理的左右手。
周代“五刑之属三千”,民无所措手足。儒家看到这种情况,觉得应该纠偏,所以特别强调礼的教化作用:“民之所由生,礼为大。”关于社会治理,孔子本来是主张“以德以法”、法德并用的,“刑辟”(刑法)是最后选项。孔子认为:一旦人们能自觉克制私欲、遵循践行“礼”,天下就太平了。
礼的好处是“止邪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向好并远离罪恶)而不自知”。关于“礼”,大部分典籍散遗了,现存的《礼记》是对古典“礼仪”的解释,可谓“礼”的冰山一角。《礼记》说圣人“为礼以教人,使人有礼”,首要的是为了将人与“能言”的猩猩鹦鹉区别开来——发扬人的社会性、抑制人的动物性,确保人的言行像个人而非禽兽,是礼的底线。
由《礼记》等书可知,礼的规矩是非常详备的。规范人的言行、教导人们该干什么、该怎么干,礼本质上是一份责任清单。孔子不忽视体现“礼”的“仪”,却从不认为礼的根本在这些程式化的东西上,他曾感慨:“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呀礼,难道只是指玉帛吗?乐呀乐,难道只是指钟鼓吗?)“行修言道(修正言行),礼之质也”,在儒家看来,习礼,最重要的是通过“修身”,完善自我,弄清自己的角色,并从自己的角色出发,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恰当地为人处事。
对己对人对社会尽责的“责任意识”
对己对人对社会“尽责任”这种活法,不是儒家凭空设计出来的,是孔子“述而不作”、从“先王”“先贤”那里梳理出来的,它在孔子这里实现了“理论自觉”。那些“先王”“先贤”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楷模”,是“责任意识”的绝佳体现。
尧舜协和万邦天下为公,被孔子视为不可超越的标杆。大禹治水,非常辛苦,其实他完全可以弄条“方舟”,只给自己喜欢的人发船票,一走了之。孔子对大禹也“无间然”,没什么可批评的了,因为他尽了作为君主的那份责任。商汤,为治理天下经常熬夜,“坐以待旦”;周公为了接待贤能,洗个头吃顿饭都没法消停。这些人身居高位,名利双收,起早贪黑,值!身处社会下层,还操那个心吗?当然,伊尹身为大厨、傅说身为泥瓦匠、姜尚身为高学历屠夫、管仲身为下海经商不太成功人士,都不甘庸碌、终日乾乾,最终成了有利于天下的人。儒家正是从这些“楷模”身上汲取了人生信念,大加宣扬,希望人们明白,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怎样才能成为一个脱离了禽兽本能、脱离了蒙昧无知、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有一回,子贡问孔子:人生怎么才能歇口气?孔子回答:躺进坆圹里才行。家国兴亡,责无旁贷,儒家是何等严肃地看待人生啊!所以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人的角色是叠加的,因此责任也是多重的。儒家有一套人性化的办法,让你学会如何尽责。阴阳相摩,天地化运;人事纷拏,男女为端。所以,“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儒家从“怎样做两口子”开始,教人由近及远、由易及难,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步步达到“父慈子孝、兄爱弟悌、夫义妇和、君敬臣忠”的高度,这叫作“刑(型)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用)于家邦”。
为什么以“做两口子”为抓手呢?因为不管是什么人,都渴望拥有美满的婚姻,除了饮食,这大概是人的第二需求(如果不能称为第一需求的话)。而没有婚姻,也就没有后代,父子兄弟等对应关系自然无从谈起——至于光棍们,属于弱势群体,是“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不算数。所以,儒家认为“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这个意思很明白:只有“敬慎正重”结成的婚姻,夫妇才可能互敬互爱、正儿八经过日子;这样的家庭内,才可能父慈子孝;只有对家庭尽责的人,才可能于国尽忠,所谓“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由这样的家庭细胞构成的社会,才稳健而不乏动力。
责任文化与家国情怀依然是现实社会重要的动能
不光普通民众乐于接受,历代精英也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儒家思想的信奉者,这些人殊途同归,“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薪火相传,薪柴可以不同,火则一样——儒家思想的责任意识和家国情怀。
用两个字来概括儒家思想,是“责任”;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家”。不爱家的人,很难说他能爱国。“昏姻之礼废,夫妇之道苦。”长期以来,自西方流入的形形色色的“解放”,严重破坏了人们的家庭观念。魏晋时期,儒家思想被抛弃,信仰大厦崩塌,导致了三百年战乱。今天,我们已经拥有了更强大的思想武器——唯物辯证法,但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围绕它形成的责任文化与家国情怀,依然是现实社会重要的支点和动能。
儒家坦率地承认:人性的弱点是爱有远近亲疏,“亲亲之杀(差),尊贤之等,礼所由生”。一种思想,如果能正视人性的弱点,在抑制人的本能的同时,适度关照人性的需求,就会被大多数人接受。儒家正是这么做的。
然而,积极入世的责任意识,“道不远人”“人能弘道”的信念,导致儒家追求卓越、蔑视平庸,“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对人的作用估计偏高;同时也容易掉进“完美”的陷阱,例如在道德方面对人提出近乎神圣的要求。可是,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呢?因为它有永恒的价值。
“学而不厌”“温故知新”“人能弘道”“人无信不立”“不患寡而患不均”“天下为公”……这些学说,就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朴素,又像布帛菽粟和空气一样不可须臾相离。孔子不需要刻意地“解读”和“演绎”,他老人家的话,有的过时了,有的则永不过时。
(《中华读书报》2018.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