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现实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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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文学承载着民族的文化、精神与价值观,是国家历史传统与当代形象的重要载体;文学走出去是提高我国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途径。新形势下,中国文学走出去,步伐更加坚定,视野更加开阔,态度更加积极,渠道更加多元,努力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本文从译林出版社的走出去工作实践出发,分析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现实,并提出相关思考。
  关键词:中国文学 走出去 国际传播
  自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中国文化国际传播能力不断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国家文化软实力得到切实提升。作为中国文化传播的重要内容,中国文学也在世界文坛体现出更加积极的姿态,以其独特的中国魅力丰富世界文学的面貌。译林出版社多年来积极响应国家走出去战略,秉持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勇于担当,敢于作为,在走出去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本文拟从译林出版社的走出去工作实践出发,分析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现实,并提出相关思考,以抛砖引玉。
  一、译林出版社中国文学走出去概况
  译林出版社(下文简称“译林社”)2007年以来全面开展走出去工作,2013年至2014年在质和量上都实现飞跃。2015年至2016年,译林社开启新思路,一方面代理中国作家,一方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军,促进版权输出向深度、广度拓展。2017年初,译林社成立原创文学出版中心,高起点、高品质进入华语原创文学板块,着力积累优质资源、打造出版品牌,构建起由国内最优秀的文学评论家、学者、作家和一流文学刊物共同组成的原创方阵,形成世界文学出版格局下中国原创文学与优秀外国文学交相辉映的风景线,为译林社近年来走出去工作的扎实推进与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2007年以来,译林社共输出版权项目420种(不含向港澳台地区输出项目),其中文学类图书156种,约占输出总量的37%。一方面,译林社前些年自身原创资源有限,缺少输出之“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文学类图书走出去较之于主题类图书和人文社科类图书更为艰难,中国文学在国际文学市场的接受还处于比较初级和有限的状态。这也需要我们付出更多努力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在国际文坛发出更强的声音,由文学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当下中国。
  译林社主要依靠四个渠道走出去,一是利用多年来在国际版权合作中建立的合作关系,“以引进带输出”,如与法国阿歇特出版集团、美国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等著名海外出版商合作走出去项目;二是在海外发掘专业分代理,以专业模式运营译林社拥有作品版权的著名作家,如通过委托意大利代理,输出多部文学作品版权;三是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开拓越南、印度尼西亚、埃及、约旦、塞尔维亚等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版权输出市场,同时将输出工作向纵深拓展;四是设立国际图书出版中心或采取外延式、非资本式合作,推动走出去长足发展,如与土耳其红猫出版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成立中土出版中心,构建中国图书走进土耳其的首个高端平台。
  二、中国文学走出去现实分析
  (一)多方协力助推中国文学走出去,成效明显
  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了良好的背景条件;国家和各级政府对走出去工作给予政策鼓励和资金扶持;英文版《今日中国文学》杂志和《人民文学》杂志外文版的创刊、发行拓宽了中国文学国际传播的地域范围,推动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对等交流;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刘慈欣、曹文轩等接连折桂国际文学大奖,中国作家与世界对话的自觉和自信大为增强,中国文学正成为世界文学越来越重要的创造性力量。可以说,这是中国文学走出去最好的时代,多方协力、多渠道多平台助推中国文学走出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二)网络文学、影视作品成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新路径
  中国当代网络文学目前风靡多个海外翻译网站,拥有众多粉丝,成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新路径。此外,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在海外的广泛接受也推动了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如苏童、莫言、余华的作品在海外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接受,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其作品都曾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并获得国际电影大奖。如改编自余华小说的《活着》获得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自苏童的《妻妾成群》,获得美国国际影评协会奖最佳外语片以及其他重要国际奖项等。在泰国,青年译者自发组织翻译《琅琊榜》《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中国影视剧,提升了中国网络文学在泰國的影响力。
  (三)很多文学作品虽然走出去,但并未真正走进去
  一部作品要成功走进异域的读者市场,翻译出版仅仅只是开始,还需要后续的媒介推广、评论分析、读者接受和反馈等相关措施逐步深入目的语市场。如作为中国文学走出去范例之一的《三体》在美国出版后,掀起一股中国科幻热,先后获得美国星云奖、雨果奖、轨迹奖、坎贝尔奖等多个国际幻想文学奖项提名;美国《纽约客》编辑称赞刘慈欣为“中国的阿瑟·克拉克爵士”。《三体》英文版创下了销售100多万册的惊人业绩。而统观走出去的中国文学作品,在国外的接受情况并不乐观。很多作品走出去后遭遇“水土不服”,有的可能翻译出版后便无人问津。
  三、关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思考
  (一)加强顶层规划和平台搭建,鼓励中国作家走出去
  中国文学走出去,应加强顶层系统规划,整合优质中国文学资源,建立面向全球的多语种中国作家资源库,组织搭建国际文学交流平台,为中国文学走出去做好传播平台保障。同时,中国作家也应抓住机遇,解放思想,迈开脚步,配合版权代理人和国内出版机构,参加各类国际文学交流活动,增进对国外读者、文学评论人和出版人的了解,提高自己在世界文坛的曝光率,这也是推动中国文学走进当地市场的最重要的方式。如麦家、刘震云、毕飞宇、贾平凹、冯唐等著名作家经常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等国际书展和其他国际文学交流活动,对促进版权交易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二)率先推出精英作家,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学精品
  优秀文学作品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既具世界维度,又具民族特性。只有当中国文学作品因为自身卓越的文学品质被世界阅读时,中国文学才算真正走进了国外读者市场。莫言、余华、阎连科等这些中国作家之所以备受世界文坛瞩目,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是基于人性的角度,描写人类共同的情感与命运,是属于全人类的文学,拥有恢宏的世界价值思想。因此,要使中国文学真正走出去,真正在世界文坛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就必须发掘内容品质真正一流并具有国际视野的文学作品,率先培育和积累文学实力较强、发展空间较大的作家资源,进一步提升品牌作家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推动中国文学和中华文化真正展示前进中的中国。
  (三)构建专业人才队伍,全面提升走出去效能
  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需建构适应新时代走出去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培育一批真正热爱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有志于和有能力推广中国文学的专业人士与汉学家,为他们创造条件,加强和当地出版界以及媒体的联系,在当地译介和推广中国文学;重视国外汉学界的学术力量和民间翻译力量,他们也是推动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中坚力量;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培养具有国际化版权运作能力的版权经理和版权经纪人,为全面提升走出去效能提供人力保障。译林社一直注重积累国外汉学界学术力量和民间翻译力量,拥有一支功底扎实、年富力强,翻译能力获得充分肯定的译者队伍,如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获得者韩斌(Nicky Harman)、哈赛宁·法赫米(Hassanein Fahmy Hussein)等,阿拉伯语著名翻译家阿齐兹(Abdel Aziz Hamdi),匈牙利著名译者克拉拉(Klara Zombory),德语译者白嘉琳(Karin Betz),印尼语译者翁鸿鸣(Agustinus Wibowo),等等。
  (四)认真研判输出市场,多方位助力精准走出去
  中国文学走出去,要真正走进海外主流市场,就必须认真研判输出市场,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走出去方式,注重中国文学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在不同国家的市场,与适合的优质出版社合作,确保作品在海外出版后,在输出国主流媒体等平台和渠道得到有效的宣传推广。如鲁敏的《此情无法投递》塞尔维亚文版由塞尔维亚著名出版社出版,译林社协助塞尔维亚出版社对鲁敏进行了专访,使得该书两次入选当地两家媒体的一周好书榜,中国作家鲁敏由此进入了塞尔维亚读者的视野,并得到书评人和读者的接受与喜爱。在移动互联时代,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还要格外关注新技术新媒介对于文学传播的作用。如阅文集团与一些国家的主要电信渠道合作,展开影视、动漫等多元形态的作品推介,放大网络文学的IP效应。而影视作品如《香蜜沉沉烬如霜》等获得国外奖项,使得中国网络文学IP影响力覆盖到更广的接受群体,开始辐射文学作品本身的影响力。青年作家胡迁《大象席地而坐》改编成的电影在柏林电影节放映,获得柏林电影节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引起海外出版社关注,输出了西班牙文版权。
  文学承载着民族的文化、精神与价值观,是国家历史传统与当代形象的重要载体;文学走出去是提高中国文化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途径。文学作品走出去需要我们深入研判国外读者的阅读需要和审美兴趣,大力积累优质内容资源,积极拓展输出渠道,勇于拓展和创新合作模式,才能突破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普通读者中影响力依然有限的瓶颈,逐步实现中国文学尤其是当代优秀文学在海外更加广泛的传播和接受,逐步实现世界文学彼此映照、多样化发展、构建人类文化共同体的美好愿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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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系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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