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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就想与众不同的殷康，在当年出国时选择专业的过程中，没有像很多人那样往当时最热闹的计算机专业凑，而是选了少有人问津的网络技术专业。原因就是他不想做一个“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人，他要成为掌握“森林法则”的领袖。
如今，殷康的名字在中国的电信业和IT圈里可以毫无疑义地称得上响亮，这位首席网络构架师经常被邀请到诸如世界电信日纪念大会、全球电信技术高峰会和各种各样的论坛上做主题演讲。他也愿意利用这样的机会“传经布道”，把他自己的思想感悟以及与美国顶级技术大师们交流的思想所得，分享给业界同仁。
Staffers：你是如何找到这个充满挑战而又能胜任的愉快的职业的?
殷康：很有意思的是，我从小就与网络有缘，中学尤其喜欢学习物理课中的电路网络。我高考时物理得了96分(接近满分)!大学和研究生的课题是网络的故障诊断。后来，我到美国留学，当时是20世纪90年代初，学计算机或Double E(电子工程)成风，甚至文科中的文学、法律及医科的眼科和护士等专业的学生都改行学计算机了，我戏称“高科技”的计算机专业变成了人人可入的“通俗”职业，因为那个时候计算机专业容易在美国找到工作。
我性格中天生就有一种“不愿意随大流”的想法。我想如果你们都学计算机。那我学的一定要比你们高一个程度，于是，很自然地决定了要专研网络技术，我想你们看到的都是树木，而我要看到整个森林，只有我可以把你们都联结起来。
很巧合的是，我1990年初在美国学习网络技术时，网络专业并不热门。因为光从书本上学网络很抽象、很难，实验室需要的设备多、装备大、成本高，所以以网络为专长的人才不多。但刚好我快毕业的时候，克林顿总统的副手高尔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概念，这就使网络技术一下子变得很热门、毕业生很抢手。所以当时的情况是，我还没有毕业找工作，就有工作机会来找我了。
Staffers：请描述一下在思科这样让很多人羡慕的公司，一个典型工作日里你是什么样的？
殷康：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把公司的创新技术、领先理念和全球的成功应用实践与亚太及中国市场中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形成有效的沟通和设计创意，包括与业界专家、同事、客户等各方面的交流以及把这些交流的高见变成具体的解决方案和成果，实现企业生产力的提高。
我工作一个很重要的体现方式是一开会(Meeting)。在中国“开会”这个词似乎有很多负面的含义，它好像是官僚和低效的代名词。这里Meeting并不是一个人在台上讲、许多人在下面听的那种报告会，在英语中Confe rence才真正指的是这种会议，而Meeting是指会面、交谈、沟通、合作和协商的这些含义，这才是这个词的精髓。
Meeting是我很重要的工作形态，占我每天60％左右的工作时间，所以Meeting不是消磨时光和官僚作风的借口，而是企业真正的共事、协作和产生效益的基本形式。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全球化、创造性的公司来说，一件很重要的公司工作机制就是其员工之间的“并会”，所以，人的沟通能力是最重要的能力。
Staffers：目前工作中你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殷康：我工作中最大的挑战，可能也是今天和未来任何企业的许多人都会面临的最大挑战，我叫它“出差效益悖论”，也就是时间和效率的矛盾问题，这将是最大的瓶颈之一。
我发现其实这是很多企业都会遇到的一个悖论，即在任何一个企业里最有生产力的人，比如，高管人士CEO和CIO、技术专家及在某领域有特长和影响力的人的时间，一定会被公司内外很多人以及客户等很多人所需求，人们广泛地需要与他们进行权威的、高效的和直接的沟通才能推动企业项目的进程。
企业的全球化经营要求企业里最有生产力的人出差，以提高企业整体效率，但愈全球化的企业，出差所耗费企业最有生产力人的时间愈多。这个问题像数学理论的“NPuzzle”，当N开始增大时，问题是几何级数地增长。所以出差频繁到了一定程度后，企业效率不是提高而是下降。这对于职场高效率的人才而言，作为企业最有生产力的员工，必须考虑怎样才能用最有效的方法把你的思想、观念和目标灌输给周围的人，包括下属、同事和老板。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Staffers：那么你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分享给职场上不断追求自己Goal的经理人呢？
殷康：所有的新新人类，都应该探索自己独特的提高效率的本领。目前，我克服这一困难的最主要办法是使用高效的工具。比如。利用IT和网络平台、巧用应用软件。对于一种新工具来说，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不习惯用，但一定要努力学。思科要求所有人使用E-mail、Voice-mail、meeting-maker(相当于日程安排)以及很多其他工具。其实有些人的一些工作习惯并不适合提高效率，比如他们并不常用Voice-mail 这样的工具，宁可花很多时间发短信。
当然，新的工具会不断地出现，一开始可能不习惯，甚至耽误一些事情，这要求你首先要身体力行。另外，把所有要做的事都写出来，养成有计划、有优先次序的习惯。我自己的体会是，如果这一天坚持这样做的话，往往这一天的效率很高。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个人效率的提高与团队、企业整体效率的提高是相辅相成的。想办法把自己的理念变成团队和公司的理念，说服老板把已定的程序执行起来。比如我和同事形成一种风气，会把各自学习到的和自己形成的高见写成资料文件，与大家共享，把整体团队的效益提高起来才是企业真正高效的保证。
Staffers：你工作中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殷康：工作中最快乐的时候是既能在中国工作，又能同时接触到国际上最新、最快的先进技术。现在，我是一个桥梁，或者更准确一点儿说是Consolidated Gateway(聚合型的桥头堡)，可以很快地把我知道的高见与很多人交流，并得到他们的反馈。当我有了更多角度的思考和更多的反馈信息，又可以成为我与国际大师们交流的资源。这些国际大师都是核心网络技术创新的缔造者。
我依托中国和亚太这么大、这么重要的市场，使我有机会与国际大师们沟通和交流，这使我获益匪浅，给我很大的快乐。如果我还在美国工作，只能做一位工程师，做很单纯的技术工作，可能就没有太多机会开阔眼界。
Staffers：那你最不喜欢目前工作的哪些部分？
殷康：工作出差太多而出现效益悖论的现象，家人和我的生活品质都因此而有所下降。目前经常在中美两国之间出差，而航空公司航班时刻表的安排不是很合理，每次出差，都会让我耽误一些白天的工作时间。可喜的是我近来做的一个项目就是利用网络平台，来传递真实体验，我把这项具有划时代创新意义的突破性技术命名为“网真”，这将根本地克服出差效益悖论，为所有企业提高生产力提供现代化高科技手段。
Staffers：你对想进入这一行业、从事相关职业的经理人有什么样的建议？
殷康：我的建议是，问问你自己，你是一个时时刻刻都愿意学习的人吗?你能适合技术的快速变化吗?如果不是，就不要选择高科技。去找依赖经验和资历的行业可能比较合适，比如，去学中医吧!
如今，殷康的名字在中国的电信业和IT圈里可以毫无疑义地称得上响亮，这位首席网络构架师经常被邀请到诸如世界电信日纪念大会、全球电信技术高峰会和各种各样的论坛上做主题演讲。他也愿意利用这样的机会“传经布道”，把他自己的思想感悟以及与美国顶级技术大师们交流的思想所得，分享给业界同仁。
Staffers：你是如何找到这个充满挑战而又能胜任的愉快的职业的?
殷康：很有意思的是，我从小就与网络有缘，中学尤其喜欢学习物理课中的电路网络。我高考时物理得了96分(接近满分)!大学和研究生的课题是网络的故障诊断。后来，我到美国留学，当时是20世纪90年代初，学计算机或Double E(电子工程)成风，甚至文科中的文学、法律及医科的眼科和护士等专业的学生都改行学计算机了，我戏称“高科技”的计算机专业变成了人人可入的“通俗”职业，因为那个时候计算机专业容易在美国找到工作。
我性格中天生就有一种“不愿意随大流”的想法。我想如果你们都学计算机。那我学的一定要比你们高一个程度，于是，很自然地决定了要专研网络技术，我想你们看到的都是树木，而我要看到整个森林，只有我可以把你们都联结起来。
很巧合的是，我1990年初在美国学习网络技术时，网络专业并不热门。因为光从书本上学网络很抽象、很难，实验室需要的设备多、装备大、成本高，所以以网络为专长的人才不多。但刚好我快毕业的时候，克林顿总统的副手高尔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概念，这就使网络技术一下子变得很热门、毕业生很抢手。所以当时的情况是，我还没有毕业找工作，就有工作机会来找我了。
Staffers：请描述一下在思科这样让很多人羡慕的公司，一个典型工作日里你是什么样的？
殷康：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把公司的创新技术、领先理念和全球的成功应用实践与亚太及中国市场中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形成有效的沟通和设计创意，包括与业界专家、同事、客户等各方面的交流以及把这些交流的高见变成具体的解决方案和成果，实现企业生产力的提高。
我工作一个很重要的体现方式是一开会(Meeting)。在中国“开会”这个词似乎有很多负面的含义，它好像是官僚和低效的代名词。这里Meeting并不是一个人在台上讲、许多人在下面听的那种报告会，在英语中Confe rence才真正指的是这种会议，而Meeting是指会面、交谈、沟通、合作和协商的这些含义，这才是这个词的精髓。
Meeting是我很重要的工作形态，占我每天60％左右的工作时间，所以Meeting不是消磨时光和官僚作风的借口，而是企业真正的共事、协作和产生效益的基本形式。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全球化、创造性的公司来说，一件很重要的公司工作机制就是其员工之间的“并会”，所以，人的沟通能力是最重要的能力。
Staffers：目前工作中你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殷康：我工作中最大的挑战，可能也是今天和未来任何企业的许多人都会面临的最大挑战，我叫它“出差效益悖论”，也就是时间和效率的矛盾问题，这将是最大的瓶颈之一。
我发现其实这是很多企业都会遇到的一个悖论，即在任何一个企业里最有生产力的人，比如，高管人士CEO和CIO、技术专家及在某领域有特长和影响力的人的时间，一定会被公司内外很多人以及客户等很多人所需求，人们广泛地需要与他们进行权威的、高效的和直接的沟通才能推动企业项目的进程。
企业的全球化经营要求企业里最有生产力的人出差，以提高企业整体效率，但愈全球化的企业，出差所耗费企业最有生产力人的时间愈多。这个问题像数学理论的“NPuzzle”，当N开始增大时，问题是几何级数地增长。所以出差频繁到了一定程度后，企业效率不是提高而是下降。这对于职场高效率的人才而言，作为企业最有生产力的员工，必须考虑怎样才能用最有效的方法把你的思想、观念和目标灌输给周围的人，包括下属、同事和老板。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Staffers：那么你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分享给职场上不断追求自己Goal的经理人呢？
殷康：所有的新新人类，都应该探索自己独特的提高效率的本领。目前，我克服这一困难的最主要办法是使用高效的工具。比如。利用IT和网络平台、巧用应用软件。对于一种新工具来说，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不习惯用，但一定要努力学。思科要求所有人使用E-mail、Voice-mail、meeting-maker(相当于日程安排)以及很多其他工具。其实有些人的一些工作习惯并不适合提高效率，比如他们并不常用Voice-mail 这样的工具，宁可花很多时间发短信。
当然，新的工具会不断地出现，一开始可能不习惯，甚至耽误一些事情，这要求你首先要身体力行。另外，把所有要做的事都写出来，养成有计划、有优先次序的习惯。我自己的体会是，如果这一天坚持这样做的话，往往这一天的效率很高。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个人效率的提高与团队、企业整体效率的提高是相辅相成的。想办法把自己的理念变成团队和公司的理念，说服老板把已定的程序执行起来。比如我和同事形成一种风气，会把各自学习到的和自己形成的高见写成资料文件，与大家共享，把整体团队的效益提高起来才是企业真正高效的保证。
Staffers：你工作中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殷康：工作中最快乐的时候是既能在中国工作，又能同时接触到国际上最新、最快的先进技术。现在，我是一个桥梁，或者更准确一点儿说是Consolidated Gateway(聚合型的桥头堡)，可以很快地把我知道的高见与很多人交流，并得到他们的反馈。当我有了更多角度的思考和更多的反馈信息，又可以成为我与国际大师们交流的资源。这些国际大师都是核心网络技术创新的缔造者。
我依托中国和亚太这么大、这么重要的市场，使我有机会与国际大师们沟通和交流，这使我获益匪浅，给我很大的快乐。如果我还在美国工作，只能做一位工程师，做很单纯的技术工作，可能就没有太多机会开阔眼界。
Staffers：那你最不喜欢目前工作的哪些部分？
殷康：工作出差太多而出现效益悖论的现象，家人和我的生活品质都因此而有所下降。目前经常在中美两国之间出差，而航空公司航班时刻表的安排不是很合理，每次出差，都会让我耽误一些白天的工作时间。可喜的是我近来做的一个项目就是利用网络平台，来传递真实体验，我把这项具有划时代创新意义的突破性技术命名为“网真”，这将根本地克服出差效益悖论，为所有企业提高生产力提供现代化高科技手段。
Staffers：你对想进入这一行业、从事相关职业的经理人有什么样的建议？
殷康：我的建议是，问问你自己，你是一个时时刻刻都愿意学习的人吗?你能适合技术的快速变化吗?如果不是，就不要选择高科技。去找依赖经验和资历的行业可能比较合适，比如，去学中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