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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就是解决问题和利用机会的区别。并不是说我们不去解决问题,而是我们在寻找问题的改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如今有这么多的“变革”出现的原因,因为时刻都在变革和创新,新的机会才得以产生,问题才得以解决。其实,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解决问题者和探求机会者,只着眼解决问题的人会最终被世界的阴暗消极面所吞噬,而探求机会的人则会明白如何迎接环境发出的挑战,并找到新的机会,发现契机。
Staffers:“未来隐藏于现实之中。”我真是太喜欢您这条定见了,当然我也很想知道,您对于当下世界现实的把握是否又让您看到了未来的影子了呢?
奈斯比特:当然了,未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未来就像个拼图,你必须是一个观察现实世界的学生,找到那些能在未来变化的拼图,把它们拼在一起,我们就能看到未来。预测未来就好像预测天气一样,有很多的变量。未来也不是按照次序发展的,不同的因素会彼此作用。要知道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世界,这是一个混合的世界,我们要做的,就是从现实的迷雾中找到未来的轮廓,而这11条定见可以在这个方面给我们一些帮助。我们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但是我想我们至少可以有意识地培养正确的思维方式,并通过这种思考来过滤信息,到达本质。
此刻我看到的“未来的影子”就是我在书里写到的,世界正在走向一个经济共同体,我看到的是一个“经济世界”,有经济的“边界”,而不是地理的边界。而在这个进程中,“国家”在文化意义层面变得更加重要,也更加被强调。
Staffers:您的第3条定见说“要关注统计数据”,为此您还在书里举了全球究竟是变冷还是变暖的例子,您觉得关注数据可以让我们看到更多的真相而远离媒体“揭示的偏好”吗?
奈斯比特:对,就是这样!如果你观察中国和印度的数据就会发现,现在媒体总是把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放在一起比较这个问题有多么荒谬,在我看来印度和中国的经济根本无从比较,基础设施也无从比较!中国现在吸纳的外国直接投资是印度的10倍,而这种局面如果你观察数据就会发现它已经持续了30年,数据已经说明了所有的问题。
Staffers:您在书里提到的那个“帽子和蛇”的例子特别让我心动:小男孩被一本关于丛林的书所吸引,画了一幅画。对他来说这幅画再简单不过,就是一条吞下了大象的蟒蛇。但是令他惊讶的是,大人们都看不明白,他们都仅仅认为这只是一顶帽子而已!于是他不得不重新画一幅,好让他们能够看明白——说实话这是《小王子》最为打动我的细节之一,可是为什么我们往往看不到事情的清楚脉络呢,而且成年人似乎比小孩更难以看清事情真相？您对此怎么看?或者说您是否觉得发现未来也需要一些孩子般的思维方式呢?
奈斯比特: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我在犹他州一个与世隔绝的小村落里长大,村里只有200人,我很长时间里并没有“世界”的观念,而当我长大看到世界什么样的时候,我的反应是:我的天啊!所以我会觉得惊奇而不断地去发现和汲取。然而对生活在大城市的人来说,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渐渐对看到的很多事情都习以为常,他们不会有孩子那般惊奇的感觉、那种看到事情让人情不自禁说“WOW”的情况,所以同样的事情才会对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效果。我认为人们应该学会用“天真”(innocent)的眼光去观察世界,而且要永远这样。
(感谢韩巍对此文的智慧支持)
有一个关于未来学家的笑话,说有人问未来学家,“2×××年的战争将会是什么样子?”未来学家回答说他对这个问题无可奉告,“即使战争在下星期突然发生,我也不知道它是个什么样子,我研究的是下一个世纪以后的事情!”笑话虽然冷僻,倒是让我从对“未来学家”的所有想象中冷却下来。
曾几何时,“未来学家”这四个字眼所带来的煽动性无异于一场令白垩纪时期的地球改头换面的火山海啸。未来学家在我之前的概念里简直就如同“未来”本身一样深不可测。就算他们不用魔法石或者水晶球,没有直击未来世界的天赋异禀,与哈利•波特、指环王、龙骑士沾不上半点关系,但也许他们在熟睡时得到过上帝的点拨神谕,恍惚间看见过迦叶的拈花一笑——无论是丹尼尔•贝尔对“工业化后社会”(Post-Iodllstrial Society)的描述预见了信息社会所将带来的颠覆性革命;还是喜欢冲击未来的阿尔文•托夫勒关于第三次浪潮的解读;或是奈斯比特在1984年的时候对未来趋势的独到见地;还是1996年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引发的数字化生存议题——上个世纪末这30年,未来学家们出尽了风头。
这种风头盖过历史上任何一个属于“未来学家”的时期,从1907年吉尔费兰(S. C. Gilfillan)创造了“Mellontology”(意即研究未来的事情)这个词开始,到1943年弗勒希特海姆(Ossip K. Flechtheim)提出“未来学”(Futurology)这个概念,中间跨越了无数擅长做系统预测、同时又让我们印象模糊的未来学家的名字。直到上世纪70年代,科学信息技术为未来学提供了新鲜的肌理脉动,他们才有了视界新舞台。
说远了,折回来。回到最初那个笑话,这个笑话鬼使神差地在我看见奈斯比特的第一眼浮上了脑海,我不知道23年前他写成《大趋势》并把它公诸于世时,头脑是否狂热得像要宣传日心说的布鲁诺,我只知道此刻我面对这位曾经的约翰逊总统特别助理、与贝尔齐名的世界级别的未来学家时却没有预想中的那份激动。
一部分原因在于他的新书《定见》(Mind Set)并不像《大趋势》那样振聋发聩,会让人觉得那场舆论引发的地震直到今天仍能感觉到它余震的温热气息;另一部分原因是近来这几位伟大的未来学家似乎都没有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未来趋势预测作品:托夫勒醉心于跟他的爱妻——未来学家海蒂辩论第四次浪潮是否是太空产业,而被《时代》周刊奉为“当今时代最重要的未来学家”的尼葛洛庞帝则明确地告诉别人他讨厌这个称呼飞……或许是因为未来被未来学家揭示得脉络越清晰,未来以及“因未来趋势而生”的未来学家们的预见就越显得乏善可陈。
所以,在中国大饭店咖啡厅硕大的玻璃窗前看见奈斯比特的那一瞬我笃定了自己的想法:未来已经没有神话。未来学家们并不会掐指神算,眼神里也没有蛊惑人心的咒语在燃烧,就像此刻眼前的奈斯比特手里晃动的是透明杯子里嘎吱作响的冰块而不是水晶球。无论是丹尼尔•贝尔还是奈斯比特,所谓的未来学家其实与福尔摩斯倒有某些神似,他们都是通过此刻的蛛丝马迹在脑中形成的拼图来寻找未来(或过去)的可能性——而如果我们掌握了这种在信息大卖场里找到有效资讯的本领,也许每个人都可以对着未来发梦。
Staffers:您一生的职业发展路线让我非常感兴趣。您参加过海军,1963年被肯尼迪总统任命为教育部助理部长,后被聘为约翰逊总统的特别助理,离开白宫后供职于IBM,1967年忽发奇想下海创业,那时您才39岁。似乎您在40岁以前就走到了很多人穷其一生也到达不了的职业位置,您是怎么做到的?而您曾经的工作经历对您总结出之后的“趋势”和“定见”有没有什么帮助?
奈斯比特:我跟你说,我这一辈子,刚开始是从事的各项工作中最年轻的人,但现在却是年龄最大的,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去努力学习,积累经验。也许你只看到了那些介绍我光荣职业生涯的故事,但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我念高中时只读了一年就辍学到农场挖沟去了,17岁时加入了海军,他们的宣传语“周游世界”的意义实际上比他们所理解的还要深远。但是直到我开始读书的时候,一个新的世界才真正向我敞开了大门。
海军退役后犹他大学允许我这个没念完高中的孩子上学的前提条件是我要参加两年的“傻瓜英语”培训,不要小觑这门课,它给我的帮助很大,让我认识到英语真正的魅力。之后25岁时开始竞选国会议员,就像你了解的那样,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时期参与政治工作。
我离开白宫加入IBM的时候将近40岁,IBM令我见识了大公司文化,但它太过于等级森严,这让我不能忍受。要知道,当我在一项工作中的学习曲线开始趋于平缓没有上升时,我就会辞职寻找下一份工作。所以,我从离开IBM到开办自己的公司只用了4天时间,之后我去了越南,当时在越南参与战事报道的有将近500名记者,他们都着眼于报道越南的战争,我想我是其中唯一一个不做这方面报道的人,我更关注战争背后的影响,比如他们的教育问题等等,其实这已经为发现定见或趋势做了某些伏笔,因为你要发现趋势,首先要懂得发现现象背后的真相和影响。
我并不是一个少年得志的人,我53岁才出版了《大趋势》,但之前的经历让我不断地成熟和思索,那些年我在世界各地旅行、居住、思考,和人分享我思考的结果。所以,出书做趋势预测对我来说是水到渠成,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Staffers:您是怎么发现这些关于未来的蛛丝马迹的?您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成熟的苹果一直都在从树上落下,但是只有牛顿看到了深层的含义。”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如何修炼一双“发现的眼睛”?
奈斯比特:我想,这类似于问“领导者是天生的还是后天造就的?观察家是天生还是后天努力的？”我想对观察家来说后天的努力更重要,你必须留心这个世界万事万物的变化,而大多数人往往对所见所闻毫无观察,但可以通过训练培养这种能力。我的方法通常是尽可能多地搜集信息、阅读许多报纸、与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思想与观念。在我创办的“城市研究公司”里,我就是用广泛收集各地报纸,对报纸内容进行分类编排、建立索引分析进行比较的“内容分析法”来研究社会和未来的。
你知道歌剧明星MariaCallas说过,成为一个歌剧明星需要10%的天分和90%的努力,我想这对领导、观察家以及那些真正在做事的人来说都是适用的公式。你需要敏感、努力、谦卑、会观察,才会看到事物之间的联系。对于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来说,所有的事物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你可以找出几项并不相干的事物来尝试分析看看它们背后是否有什么关联性,这会是一个很好的练习。
Staffers:您的第9条定见说的是“成功靠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利用机会”,这似乎与我们之前接纳的观念有些微不符,此前我们接受的教育往往是你要学会解决问题,也要学会发现机会,要同时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发现机会的眼睛,你才能成功,对于这一点,您怎么看?
奈斯比特:我认为人们在探寻未来的过程中,应该寻找和利用机会,而不应该仅仅立足于解决问题。我可以用一个邮政的例子来解释我的观点,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时间和可靠性逐渐被人们所重视,而与此同时,邮局却变得越来越缺乏可靠性,而且时间冗长。在这个问题上,立足于“解决问题”的人说:“我们要坚守邮局这块阵地!”但弗雷德•史密斯(Fred Smith)却认为,邮局的“官本制度和员工的终身雇佣体制”导致花费时间长的问题不会得到解决,所以应该建立一个与邮局类似的业务来保证邮递的时间和可靠性,于是他成立了联邦快递(Federal Express)公司,这家公司去年的收入是380亿美元。
Staffers:“未来隐藏于现实之中。”我真是太喜欢您这条定见了,当然我也很想知道,您对于当下世界现实的把握是否又让您看到了未来的影子了呢?
奈斯比特:当然了,未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未来就像个拼图,你必须是一个观察现实世界的学生,找到那些能在未来变化的拼图,把它们拼在一起,我们就能看到未来。预测未来就好像预测天气一样,有很多的变量。未来也不是按照次序发展的,不同的因素会彼此作用。要知道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世界,这是一个混合的世界,我们要做的,就是从现实的迷雾中找到未来的轮廓,而这11条定见可以在这个方面给我们一些帮助。我们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但是我想我们至少可以有意识地培养正确的思维方式,并通过这种思考来过滤信息,到达本质。
此刻我看到的“未来的影子”就是我在书里写到的,世界正在走向一个经济共同体,我看到的是一个“经济世界”,有经济的“边界”,而不是地理的边界。而在这个进程中,“国家”在文化意义层面变得更加重要,也更加被强调。
Staffers:您的第3条定见说“要关注统计数据”,为此您还在书里举了全球究竟是变冷还是变暖的例子,您觉得关注数据可以让我们看到更多的真相而远离媒体“揭示的偏好”吗?
奈斯比特:对,就是这样!如果你观察中国和印度的数据就会发现,现在媒体总是把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放在一起比较这个问题有多么荒谬,在我看来印度和中国的经济根本无从比较,基础设施也无从比较!中国现在吸纳的外国直接投资是印度的10倍,而这种局面如果你观察数据就会发现它已经持续了30年,数据已经说明了所有的问题。
Staffers:您在书里提到的那个“帽子和蛇”的例子特别让我心动:小男孩被一本关于丛林的书所吸引,画了一幅画。对他来说这幅画再简单不过,就是一条吞下了大象的蟒蛇。但是令他惊讶的是,大人们都看不明白,他们都仅仅认为这只是一顶帽子而已!于是他不得不重新画一幅,好让他们能够看明白——说实话这是《小王子》最为打动我的细节之一,可是为什么我们往往看不到事情的清楚脉络呢,而且成年人似乎比小孩更难以看清事情真相？您对此怎么看?或者说您是否觉得发现未来也需要一些孩子般的思维方式呢?
奈斯比特: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我在犹他州一个与世隔绝的小村落里长大,村里只有200人,我很长时间里并没有“世界”的观念,而当我长大看到世界什么样的时候,我的反应是:我的天啊!所以我会觉得惊奇而不断地去发现和汲取。然而对生活在大城市的人来说,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渐渐对看到的很多事情都习以为常,他们不会有孩子那般惊奇的感觉、那种看到事情让人情不自禁说“WOW”的情况,所以同样的事情才会对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效果。我认为人们应该学会用“天真”(innocent)的眼光去观察世界,而且要永远这样。
(感谢韩巍对此文的智慧支持)
有一个关于未来学家的笑话,说有人问未来学家,“2×××年的战争将会是什么样子?”未来学家回答说他对这个问题无可奉告,“即使战争在下星期突然发生,我也不知道它是个什么样子,我研究的是下一个世纪以后的事情!”笑话虽然冷僻,倒是让我从对“未来学家”的所有想象中冷却下来。
曾几何时,“未来学家”这四个字眼所带来的煽动性无异于一场令白垩纪时期的地球改头换面的火山海啸。未来学家在我之前的概念里简直就如同“未来”本身一样深不可测。就算他们不用魔法石或者水晶球,没有直击未来世界的天赋异禀,与哈利•波特、指环王、龙骑士沾不上半点关系,但也许他们在熟睡时得到过上帝的点拨神谕,恍惚间看见过迦叶的拈花一笑——无论是丹尼尔•贝尔对“工业化后社会”(Post-Iodllstrial Society)的描述预见了信息社会所将带来的颠覆性革命;还是喜欢冲击未来的阿尔文•托夫勒关于第三次浪潮的解读;或是奈斯比特在1984年的时候对未来趋势的独到见地;还是1996年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引发的数字化生存议题——上个世纪末这30年,未来学家们出尽了风头。
这种风头盖过历史上任何一个属于“未来学家”的时期,从1907年吉尔费兰(S. C. Gilfillan)创造了“Mellontology”(意即研究未来的事情)这个词开始,到1943年弗勒希特海姆(Ossip K. Flechtheim)提出“未来学”(Futurology)这个概念,中间跨越了无数擅长做系统预测、同时又让我们印象模糊的未来学家的名字。直到上世纪70年代,科学信息技术为未来学提供了新鲜的肌理脉动,他们才有了视界新舞台。
说远了,折回来。回到最初那个笑话,这个笑话鬼使神差地在我看见奈斯比特的第一眼浮上了脑海,我不知道23年前他写成《大趋势》并把它公诸于世时,头脑是否狂热得像要宣传日心说的布鲁诺,我只知道此刻我面对这位曾经的约翰逊总统特别助理、与贝尔齐名的世界级别的未来学家时却没有预想中的那份激动。
一部分原因在于他的新书《定见》(Mind Set)并不像《大趋势》那样振聋发聩,会让人觉得那场舆论引发的地震直到今天仍能感觉到它余震的温热气息;另一部分原因是近来这几位伟大的未来学家似乎都没有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未来趋势预测作品:托夫勒醉心于跟他的爱妻——未来学家海蒂辩论第四次浪潮是否是太空产业,而被《时代》周刊奉为“当今时代最重要的未来学家”的尼葛洛庞帝则明确地告诉别人他讨厌这个称呼飞……或许是因为未来被未来学家揭示得脉络越清晰,未来以及“因未来趋势而生”的未来学家们的预见就越显得乏善可陈。
所以,在中国大饭店咖啡厅硕大的玻璃窗前看见奈斯比特的那一瞬我笃定了自己的想法:未来已经没有神话。未来学家们并不会掐指神算,眼神里也没有蛊惑人心的咒语在燃烧,就像此刻眼前的奈斯比特手里晃动的是透明杯子里嘎吱作响的冰块而不是水晶球。无论是丹尼尔•贝尔还是奈斯比特,所谓的未来学家其实与福尔摩斯倒有某些神似,他们都是通过此刻的蛛丝马迹在脑中形成的拼图来寻找未来(或过去)的可能性——而如果我们掌握了这种在信息大卖场里找到有效资讯的本领,也许每个人都可以对着未来发梦。
Staffers:您一生的职业发展路线让我非常感兴趣。您参加过海军,1963年被肯尼迪总统任命为教育部助理部长,后被聘为约翰逊总统的特别助理,离开白宫后供职于IBM,1967年忽发奇想下海创业,那时您才39岁。似乎您在40岁以前就走到了很多人穷其一生也到达不了的职业位置,您是怎么做到的?而您曾经的工作经历对您总结出之后的“趋势”和“定见”有没有什么帮助?
奈斯比特:我跟你说,我这一辈子,刚开始是从事的各项工作中最年轻的人,但现在却是年龄最大的,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去努力学习,积累经验。也许你只看到了那些介绍我光荣职业生涯的故事,但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我念高中时只读了一年就辍学到农场挖沟去了,17岁时加入了海军,他们的宣传语“周游世界”的意义实际上比他们所理解的还要深远。但是直到我开始读书的时候,一个新的世界才真正向我敞开了大门。
海军退役后犹他大学允许我这个没念完高中的孩子上学的前提条件是我要参加两年的“傻瓜英语”培训,不要小觑这门课,它给我的帮助很大,让我认识到英语真正的魅力。之后25岁时开始竞选国会议员,就像你了解的那样,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时期参与政治工作。
我离开白宫加入IBM的时候将近40岁,IBM令我见识了大公司文化,但它太过于等级森严,这让我不能忍受。要知道,当我在一项工作中的学习曲线开始趋于平缓没有上升时,我就会辞职寻找下一份工作。所以,我从离开IBM到开办自己的公司只用了4天时间,之后我去了越南,当时在越南参与战事报道的有将近500名记者,他们都着眼于报道越南的战争,我想我是其中唯一一个不做这方面报道的人,我更关注战争背后的影响,比如他们的教育问题等等,其实这已经为发现定见或趋势做了某些伏笔,因为你要发现趋势,首先要懂得发现现象背后的真相和影响。
我并不是一个少年得志的人,我53岁才出版了《大趋势》,但之前的经历让我不断地成熟和思索,那些年我在世界各地旅行、居住、思考,和人分享我思考的结果。所以,出书做趋势预测对我来说是水到渠成,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Staffers:您是怎么发现这些关于未来的蛛丝马迹的?您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成熟的苹果一直都在从树上落下,但是只有牛顿看到了深层的含义。”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如何修炼一双“发现的眼睛”?
奈斯比特:我想,这类似于问“领导者是天生的还是后天造就的?观察家是天生还是后天努力的？”我想对观察家来说后天的努力更重要,你必须留心这个世界万事万物的变化,而大多数人往往对所见所闻毫无观察,但可以通过训练培养这种能力。我的方法通常是尽可能多地搜集信息、阅读许多报纸、与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思想与观念。在我创办的“城市研究公司”里,我就是用广泛收集各地报纸,对报纸内容进行分类编排、建立索引分析进行比较的“内容分析法”来研究社会和未来的。
你知道歌剧明星MariaCallas说过,成为一个歌剧明星需要10%的天分和90%的努力,我想这对领导、观察家以及那些真正在做事的人来说都是适用的公式。你需要敏感、努力、谦卑、会观察,才会看到事物之间的联系。对于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来说,所有的事物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你可以找出几项并不相干的事物来尝试分析看看它们背后是否有什么关联性,这会是一个很好的练习。
Staffers:您的第9条定见说的是“成功靠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利用机会”,这似乎与我们之前接纳的观念有些微不符,此前我们接受的教育往往是你要学会解决问题,也要学会发现机会,要同时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发现机会的眼睛,你才能成功,对于这一点,您怎么看?
奈斯比特:我认为人们在探寻未来的过程中,应该寻找和利用机会,而不应该仅仅立足于解决问题。我可以用一个邮政的例子来解释我的观点,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时间和可靠性逐渐被人们所重视,而与此同时,邮局却变得越来越缺乏可靠性,而且时间冗长。在这个问题上,立足于“解决问题”的人说:“我们要坚守邮局这块阵地!”但弗雷德•史密斯(Fred Smith)却认为,邮局的“官本制度和员工的终身雇佣体制”导致花费时间长的问题不会得到解决,所以应该建立一个与邮局类似的业务来保证邮递的时间和可靠性,于是他成立了联邦快递(Federal Express)公司,这家公司去年的收入是38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