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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老的这一办报思想，到复刊时，就概括为一句形象的话：飞入寻常百姓家。
中国当代杰出的报人、《新民晚报》老社长赵超构先生辞世已经25年了，但人们仍然怀念着他，已成绝响的“未晚谈”更是存活在读者的心中。
赵超构（1910.5-1992.2），原名景熹，笔名林放，1910年5月4日出生于浙江省文成县龙川村。青年时期参加过当地爱国学生运动，高中未毕业被迫退学。后考入上海的中国公学大学部政经系。1934年毕业后进入南京《朝报》当编辑，从此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赵超构后来回忆道：“《朝报》是一张刚创刊的商业性报纸，工作很紧张，我一个人编国际版，每天还要交一篇评论。夜里7点钟去上班，做到凌晨3点下班。中午又爬起来写稿。那时候没有‘大锅饭’，逼得人要勤快。”他很喜欢韬奋的文章，就学着走韬奋的路子，一日一篇，长此下去，写作成了他生命的组成部分，一天不写，就好像日子白过了。
抗日战争期间，赵超构积极参加新闻界、文化界救亡运动。1938年在重庆受聘于陈铭德、邓季惺创办的《新民报》。从此，他的命运和《新民报》紧紧联系在一起。
1944年春，赵超构作为《新民报》特派员，参加中外记者访问团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和款待。他回重庆后，在《新民报》发表长篇通讯《延安一月》，共10余万言，于次年出版单行本。此书客观公正地反映了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得到大后方广大读者的好评，周恩来曾不止一次称赞过《延安一月》，把它比作斯诺的《西行漫记》。毛泽东说：“我看过《延安一月》，能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赵超构从此成为毛泽东的一位党外朋友。
抗战胜利后，《新民报》获得较大发展，设有上海、南京、北平、重庆、成都5个分社8张日晚报。赵超构先后被聘为副总主笔、总主笔，并和邓季惺一起到上海，主持于1946年创刊的上海《新民报》（晚刊）工作，兼任总编辑。这注定了他和上海结下不解之缘。
余生也晚，我首次见到赵老（当时老新民报人都叫他“老将”，我是孙辈，自然要用尊称），是在1981年6月。我经过考试进入《新民晚报》，参加复刊筹备工作，从而亲身感受到他心系寻常百姓家的崇高境界。
记得复刊前夕赵老给报社全体人员作报告，阐述“我们应当怎样办晚报”。那天我负责记录，所以早早地到了会场，挑了靠前的座位。赵老那天的情绪很高，讲话深入浅出，谈笑风生，亲切感人。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晚报办给谁看的那段话。他说：“晚报决不是专办给领导同志看的，也不是专办给某些方面的专业干部看的，而是办给广大的群众看的，是办给千家万户看的。”赵老的这一办报思想，到复刊时，就概括为一句形象的话：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1982年元旦晚报复刊的那天，赵老发了平生难得的一次火，原因也和“百姓”二字有关。在复刊号上，赵老亲自执笔，写了《复刊的话》，在文中提出了《新民晚报》的宗旨“要做穿梭飞行寻常百姓家的燕子”，将努力做到这样的报风“千言只作卑之论，力戒浮夸，少说大话，实事求是，不唱高调，发表一些常识的、切实的、平凡的报道和论说”。它将“为百姓分忧，与百姓同乐，跟千家万户同结善缘”。在即将付印时，副总编辑张林岚觉得前后两个“百姓”有重复的感觉，便改为“为国家分忧，与百姓同乐”。谁知赵老参加完市里活动后回到报社，看到已经印出来的报纸，发火了，严厉地责问：“这两个字是谁改的，你有什么权力乱改我的稿子？”与赵老共事几十年的张林岚，还从未见他发过这么大的火。但他不得不承认赵老的发火是有道理的。“为百姓分忧，与百姓同乐”，处处与平民，亦即与“寻常百姓”站在一起，为他们说话；民忧亦忧，民喜亦喜，正是赵老平民思想的表现，两个“百姓”重叠，恰恰是加重了语气。
就在复刊那一天赵老署名林放的“未晚谈”也和读者重新见面了。思想的解放，深刻的反思，为民分忧，与民同乐，使得他的杂文在生命的最后10年攀登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峰，“林放文章老更成”，在读者中好评如潮，雅俗共赏，妇孺皆知。赵老的“未晚谈”，接触的社会生活面很广，国内的、国际的、党内的、百姓的、知识分子的。他列举的社会现象，老百姓都是真切感受到的，但经过赵老的评说，会有一种顿悟的感觉，眼界大开，豁然开朗。“未晚谈”的头花，起先是一只猫头鹰，后来是牛，这是赵老最喜欢的两种动物，其寓意不言自明。漫画家丁聪曾这样说：“他的形象跟‘未晚談’那个标志（头花）太一致了。他以牛为标志，本身的的确确是条牛。平常不多说，要说话就表里一致，心口如一，决不花言巧语，不哗众取宠，也不抢镜头。他的‘未晚谈’谈得多好啊！都是在跟读者平等地谈话。”
赵老重视读者的意见，主张“报上要多一点读者的声音”。他说的“读者的声音”，是指读者的批评或商榷意见。
1982年3月5日，赵老在“未晚谈”专栏写了篇《武戏不妨文唱》，对电视连续剧《武松》中一些打斗叫喊提出异议。文章发表后，读者反响强烈，有赞同的，也有不少反对的。赵老拿来一封反对他观点的读者来信，要“夜光杯”刊登一下。他还要求我们把有代表性的反对意见挑出来，编成一组发表。我们遵嘱选了5篇文章，如《武戏何妨武唱》《“叫”也是一种流派》等，并用“与林放同志商榷”作主标题。这组文章刊出后，读者都敬佩趙老的气度，赵老自己也非常满意。后来“夜光杯”辟设了一个“读者·作者·编者”专栏，主要用来刊登读者对报上文章所提出的不同意见。
赵老在近60年的新闻生涯里，撰写脍炙人口、振聋发聩的小言论、杂文难以计数，直到以八十又三的高龄，在新闻岗位上倒下。“手不停椽至去时”。他是中国报人的楷模。
中国当代杰出的报人、《新民晚报》老社长赵超构先生辞世已经25年了，但人们仍然怀念着他，已成绝响的“未晚谈”更是存活在读者的心中。
赵超构（1910.5-1992.2），原名景熹，笔名林放，1910年5月4日出生于浙江省文成县龙川村。青年时期参加过当地爱国学生运动，高中未毕业被迫退学。后考入上海的中国公学大学部政经系。1934年毕业后进入南京《朝报》当编辑，从此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赵超构后来回忆道：“《朝报》是一张刚创刊的商业性报纸，工作很紧张，我一个人编国际版，每天还要交一篇评论。夜里7点钟去上班，做到凌晨3点下班。中午又爬起来写稿。那时候没有‘大锅饭’，逼得人要勤快。”他很喜欢韬奋的文章，就学着走韬奋的路子，一日一篇，长此下去，写作成了他生命的组成部分，一天不写，就好像日子白过了。
抗日战争期间，赵超构积极参加新闻界、文化界救亡运动。1938年在重庆受聘于陈铭德、邓季惺创办的《新民报》。从此，他的命运和《新民报》紧紧联系在一起。
1944年春，赵超构作为《新民报》特派员，参加中外记者访问团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和款待。他回重庆后，在《新民报》发表长篇通讯《延安一月》，共10余万言，于次年出版单行本。此书客观公正地反映了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得到大后方广大读者的好评，周恩来曾不止一次称赞过《延安一月》，把它比作斯诺的《西行漫记》。毛泽东说：“我看过《延安一月》，能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赵超构从此成为毛泽东的一位党外朋友。
抗战胜利后，《新民报》获得较大发展，设有上海、南京、北平、重庆、成都5个分社8张日晚报。赵超构先后被聘为副总主笔、总主笔，并和邓季惺一起到上海，主持于1946年创刊的上海《新民报》（晚刊）工作，兼任总编辑。这注定了他和上海结下不解之缘。
余生也晚，我首次见到赵老（当时老新民报人都叫他“老将”，我是孙辈，自然要用尊称），是在1981年6月。我经过考试进入《新民晚报》，参加复刊筹备工作，从而亲身感受到他心系寻常百姓家的崇高境界。
记得复刊前夕赵老给报社全体人员作报告，阐述“我们应当怎样办晚报”。那天我负责记录，所以早早地到了会场，挑了靠前的座位。赵老那天的情绪很高，讲话深入浅出，谈笑风生，亲切感人。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晚报办给谁看的那段话。他说：“晚报决不是专办给领导同志看的，也不是专办给某些方面的专业干部看的，而是办给广大的群众看的，是办给千家万户看的。”赵老的这一办报思想，到复刊时，就概括为一句形象的话：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1982年元旦晚报复刊的那天，赵老发了平生难得的一次火，原因也和“百姓”二字有关。在复刊号上，赵老亲自执笔，写了《复刊的话》，在文中提出了《新民晚报》的宗旨“要做穿梭飞行寻常百姓家的燕子”，将努力做到这样的报风“千言只作卑之论，力戒浮夸，少说大话，实事求是，不唱高调，发表一些常识的、切实的、平凡的报道和论说”。它将“为百姓分忧，与百姓同乐，跟千家万户同结善缘”。在即将付印时，副总编辑张林岚觉得前后两个“百姓”有重复的感觉，便改为“为国家分忧，与百姓同乐”。谁知赵老参加完市里活动后回到报社，看到已经印出来的报纸，发火了，严厉地责问：“这两个字是谁改的，你有什么权力乱改我的稿子？”与赵老共事几十年的张林岚，还从未见他发过这么大的火。但他不得不承认赵老的发火是有道理的。“为百姓分忧，与百姓同乐”，处处与平民，亦即与“寻常百姓”站在一起，为他们说话；民忧亦忧，民喜亦喜，正是赵老平民思想的表现，两个“百姓”重叠，恰恰是加重了语气。
就在复刊那一天赵老署名林放的“未晚谈”也和读者重新见面了。思想的解放，深刻的反思，为民分忧，与民同乐，使得他的杂文在生命的最后10年攀登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峰，“林放文章老更成”，在读者中好评如潮，雅俗共赏，妇孺皆知。赵老的“未晚谈”，接触的社会生活面很广，国内的、国际的、党内的、百姓的、知识分子的。他列举的社会现象，老百姓都是真切感受到的，但经过赵老的评说，会有一种顿悟的感觉，眼界大开，豁然开朗。“未晚谈”的头花，起先是一只猫头鹰，后来是牛，这是赵老最喜欢的两种动物，其寓意不言自明。漫画家丁聪曾这样说：“他的形象跟‘未晚談’那个标志（头花）太一致了。他以牛为标志，本身的的确确是条牛。平常不多说，要说话就表里一致，心口如一，决不花言巧语，不哗众取宠，也不抢镜头。他的‘未晚谈’谈得多好啊！都是在跟读者平等地谈话。”
赵老重视读者的意见，主张“报上要多一点读者的声音”。他说的“读者的声音”，是指读者的批评或商榷意见。
1982年3月5日，赵老在“未晚谈”专栏写了篇《武戏不妨文唱》，对电视连续剧《武松》中一些打斗叫喊提出异议。文章发表后，读者反响强烈，有赞同的，也有不少反对的。赵老拿来一封反对他观点的读者来信，要“夜光杯”刊登一下。他还要求我们把有代表性的反对意见挑出来，编成一组发表。我们遵嘱选了5篇文章，如《武戏何妨武唱》《“叫”也是一种流派》等，并用“与林放同志商榷”作主标题。这组文章刊出后，读者都敬佩趙老的气度，赵老自己也非常满意。后来“夜光杯”辟设了一个“读者·作者·编者”专栏，主要用来刊登读者对报上文章所提出的不同意见。
赵老在近60年的新闻生涯里，撰写脍炙人口、振聋发聩的小言论、杂文难以计数，直到以八十又三的高龄，在新闻岗位上倒下。“手不停椽至去时”。他是中国报人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