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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老的这一办报思想,到复刊时,就概括为一句形象的话:飞入寻常百姓家。
中国当代杰出的报人、《新民晚报》老社长赵超构先生辞世已经25年了,但人们仍然怀念着他,已成绝响的“未晚谈”更是存活在读者的心中。
赵超构(1910.5-1992.2),原名景熹,笔名林放,1910年5月4日出生于浙江省文成县龙川村。青年时期参加过当地爱国学生运动,高中未毕业被迫退学。后考入上海的中国公学大学部政经系。1934年毕业后进入南京《朝报》当编辑,从此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赵超构后来回忆道:“《朝报》是一张刚创刊的商业性报纸,工作很紧张,我一个人编国际版,每天还要交一篇评论。夜里7点钟去上班,做到凌晨3点下班。中午又爬起来写稿。那时候没有‘大锅饭’,逼得人要勤快。”他很喜欢韬奋的文章,就学着走韬奋的路子,一日一篇,长此下去,写作成了他生命的组成部分,一天不写,就好像日子白过了。
抗日战争期间,赵超构积极参加新闻界、文化界救亡运动。1938年在重庆受聘于陈铭德、邓季惺创办的《新民报》。从此,他的命运和《新民报》紧紧联系在一起。
1944年春,赵超构作为《新民报》特派员,参加中外记者访问团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和款待。他回重庆后,在《新民报》发表长篇通讯《延安一月》,共10余万言,于次年出版单行本。此书客观公正地反映了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得到大后方广大读者的好评,周恩来曾不止一次称赞过《延安一月》,把它比作斯诺的《西行漫记》。毛泽东说:“我看过《延安一月》,能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赵超构从此成为毛泽东的一位党外朋友。
抗战胜利后,《新民报》获得较大发展,设有上海、南京、北平、重庆、成都5个分社8张日晚报。赵超构先后被聘为副总主笔、总主笔,并和邓季惺一起到上海,主持于1946年创刊的上海《新民报》(晚刊)工作,兼任总编辑。这注定了他和上海结下不解之缘。
余生也晚,我首次见到赵老(当时老新民报人都叫他“老将”,我是孙辈,自然要用尊称),是在1981年6月。我经过考试进入《新民晚报》,参加复刊筹备工作,从而亲身感受到他心系寻常百姓家的崇高境界。
记得复刊前夕赵老给报社全体人员作报告,阐述“我们应当怎样办晚报”。那天我负责记录,所以早早地到了会场,挑了靠前的座位。赵老那天的情绪很高,讲话深入浅出,谈笑风生,亲切感人。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晚报办给谁看的那段话。他说:“晚报决不是专办给领导同志看的,也不是专办给某些方面的专业干部看的,而是办给广大的群众看的,是办给千家万户看的。”赵老的这一办报思想,到复刊时,就概括为一句形象的话: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1982年元旦晚报复刊的那天,赵老发了平生难得的一次火,原因也和“百姓”二字有关。在复刊号上,赵老亲自执笔,写了《复刊的话》,在文中提出了《新民晚报》的宗旨“要做穿梭飞行寻常百姓家的燕子”,将努力做到这样的报风“千言只作卑之论,力戒浮夸,少说大话,实事求是,不唱高调,发表一些常识的、切实的、平凡的报道和论说”。它将“为百姓分忧,与百姓同乐,跟千家万户同结善缘”。在即将付印时,副总编辑张林岚觉得前后两个“百姓”有重复的感觉,便改为“为国家分忧,与百姓同乐”。谁知赵老参加完市里活动后回到报社,看到已经印出来的报纸,发火了,严厉地责问:“这两个字是谁改的,你有什么权力乱改我的稿子?”与赵老共事几十年的张林岚,还从未见他发过这么大的火。但他不得不承认赵老的发火是有道理的。“为百姓分忧,与百姓同乐”,处处与平民,亦即与“寻常百姓”站在一起,为他们说话;民忧亦忧,民喜亦喜,正是赵老平民思想的表现,两个“百姓”重叠,恰恰是加重了语气。
就在复刊那一天赵老署名林放的“未晚谈”也和读者重新见面了。思想的解放,深刻的反思,为民分忧,与民同乐,使得他的杂文在生命的最后10年攀登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峰,“林放文章老更成”,在读者中好评如潮,雅俗共赏,妇孺皆知。赵老的“未晚谈”,接触的社会生活面很广,国内的、国际的、党内的、百姓的、知识分子的。他列举的社会现象,老百姓都是真切感受到的,但经过赵老的评说,会有一种顿悟的感觉,眼界大开,豁然开朗。“未晚谈”的头花,起先是一只猫头鹰,后来是牛,这是赵老最喜欢的两种动物,其寓意不言自明。漫画家丁聪曾这样说:“他的形象跟‘未晚談’那个标志(头花)太一致了。他以牛为标志,本身的的确确是条牛。平常不多说,要说话就表里一致,心口如一,决不花言巧语,不哗众取宠,也不抢镜头。他的‘未晚谈’谈得多好啊!都是在跟读者平等地谈话。”
赵老重视读者的意见,主张“报上要多一点读者的声音”。他说的“读者的声音”,是指读者的批评或商榷意见。
1982年3月5日,赵老在“未晚谈”专栏写了篇《武戏不妨文唱》,对电视连续剧《武松》中一些打斗叫喊提出异议。文章发表后,读者反响强烈,有赞同的,也有不少反对的。赵老拿来一封反对他观点的读者来信,要“夜光杯”刊登一下。他还要求我们把有代表性的反对意见挑出来,编成一组发表。我们遵嘱选了5篇文章,如《武戏何妨武唱》《“叫”也是一种流派》等,并用“与林放同志商榷”作主标题。这组文章刊出后,读者都敬佩趙老的气度,赵老自己也非常满意。后来“夜光杯”辟设了一个“读者·作者·编者”专栏,主要用来刊登读者对报上文章所提出的不同意见。
赵老在近60年的新闻生涯里,撰写脍炙人口、振聋发聩的小言论、杂文难以计数,直到以八十又三的高龄,在新闻岗位上倒下。“手不停椽至去时”。他是中国报人的楷模。
中国当代杰出的报人、《新民晚报》老社长赵超构先生辞世已经25年了,但人们仍然怀念着他,已成绝响的“未晚谈”更是存活在读者的心中。
赵超构(1910.5-1992.2),原名景熹,笔名林放,1910年5月4日出生于浙江省文成县龙川村。青年时期参加过当地爱国学生运动,高中未毕业被迫退学。后考入上海的中国公学大学部政经系。1934年毕业后进入南京《朝报》当编辑,从此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赵超构后来回忆道:“《朝报》是一张刚创刊的商业性报纸,工作很紧张,我一个人编国际版,每天还要交一篇评论。夜里7点钟去上班,做到凌晨3点下班。中午又爬起来写稿。那时候没有‘大锅饭’,逼得人要勤快。”他很喜欢韬奋的文章,就学着走韬奋的路子,一日一篇,长此下去,写作成了他生命的组成部分,一天不写,就好像日子白过了。
抗日战争期间,赵超构积极参加新闻界、文化界救亡运动。1938年在重庆受聘于陈铭德、邓季惺创办的《新民报》。从此,他的命运和《新民报》紧紧联系在一起。
1944年春,赵超构作为《新民报》特派员,参加中外记者访问团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和款待。他回重庆后,在《新民报》发表长篇通讯《延安一月》,共10余万言,于次年出版单行本。此书客观公正地反映了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得到大后方广大读者的好评,周恩来曾不止一次称赞过《延安一月》,把它比作斯诺的《西行漫记》。毛泽东说:“我看过《延安一月》,能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赵超构从此成为毛泽东的一位党外朋友。
抗战胜利后,《新民报》获得较大发展,设有上海、南京、北平、重庆、成都5个分社8张日晚报。赵超构先后被聘为副总主笔、总主笔,并和邓季惺一起到上海,主持于1946年创刊的上海《新民报》(晚刊)工作,兼任总编辑。这注定了他和上海结下不解之缘。
余生也晚,我首次见到赵老(当时老新民报人都叫他“老将”,我是孙辈,自然要用尊称),是在1981年6月。我经过考试进入《新民晚报》,参加复刊筹备工作,从而亲身感受到他心系寻常百姓家的崇高境界。
记得复刊前夕赵老给报社全体人员作报告,阐述“我们应当怎样办晚报”。那天我负责记录,所以早早地到了会场,挑了靠前的座位。赵老那天的情绪很高,讲话深入浅出,谈笑风生,亲切感人。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晚报办给谁看的那段话。他说:“晚报决不是专办给领导同志看的,也不是专办给某些方面的专业干部看的,而是办给广大的群众看的,是办给千家万户看的。”赵老的这一办报思想,到复刊时,就概括为一句形象的话: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1982年元旦晚报复刊的那天,赵老发了平生难得的一次火,原因也和“百姓”二字有关。在复刊号上,赵老亲自执笔,写了《复刊的话》,在文中提出了《新民晚报》的宗旨“要做穿梭飞行寻常百姓家的燕子”,将努力做到这样的报风“千言只作卑之论,力戒浮夸,少说大话,实事求是,不唱高调,发表一些常识的、切实的、平凡的报道和论说”。它将“为百姓分忧,与百姓同乐,跟千家万户同结善缘”。在即将付印时,副总编辑张林岚觉得前后两个“百姓”有重复的感觉,便改为“为国家分忧,与百姓同乐”。谁知赵老参加完市里活动后回到报社,看到已经印出来的报纸,发火了,严厉地责问:“这两个字是谁改的,你有什么权力乱改我的稿子?”与赵老共事几十年的张林岚,还从未见他发过这么大的火。但他不得不承认赵老的发火是有道理的。“为百姓分忧,与百姓同乐”,处处与平民,亦即与“寻常百姓”站在一起,为他们说话;民忧亦忧,民喜亦喜,正是赵老平民思想的表现,两个“百姓”重叠,恰恰是加重了语气。
![](http://img1.qikan.com/qkimages/xmzk/xmzk201738/xmzk20173807-1-l.jpg)
就在复刊那一天赵老署名林放的“未晚谈”也和读者重新见面了。思想的解放,深刻的反思,为民分忧,与民同乐,使得他的杂文在生命的最后10年攀登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峰,“林放文章老更成”,在读者中好评如潮,雅俗共赏,妇孺皆知。赵老的“未晚谈”,接触的社会生活面很广,国内的、国际的、党内的、百姓的、知识分子的。他列举的社会现象,老百姓都是真切感受到的,但经过赵老的评说,会有一种顿悟的感觉,眼界大开,豁然开朗。“未晚谈”的头花,起先是一只猫头鹰,后来是牛,这是赵老最喜欢的两种动物,其寓意不言自明。漫画家丁聪曾这样说:“他的形象跟‘未晚談’那个标志(头花)太一致了。他以牛为标志,本身的的确确是条牛。平常不多说,要说话就表里一致,心口如一,决不花言巧语,不哗众取宠,也不抢镜头。他的‘未晚谈’谈得多好啊!都是在跟读者平等地谈话。”
赵老重视读者的意见,主张“报上要多一点读者的声音”。他说的“读者的声音”,是指读者的批评或商榷意见。
1982年3月5日,赵老在“未晚谈”专栏写了篇《武戏不妨文唱》,对电视连续剧《武松》中一些打斗叫喊提出异议。文章发表后,读者反响强烈,有赞同的,也有不少反对的。赵老拿来一封反对他观点的读者来信,要“夜光杯”刊登一下。他还要求我们把有代表性的反对意见挑出来,编成一组发表。我们遵嘱选了5篇文章,如《武戏何妨武唱》《“叫”也是一种流派》等,并用“与林放同志商榷”作主标题。这组文章刊出后,读者都敬佩趙老的气度,赵老自己也非常满意。后来“夜光杯”辟设了一个“读者·作者·编者”专栏,主要用来刊登读者对报上文章所提出的不同意见。
赵老在近60年的新闻生涯里,撰写脍炙人口、振聋发聩的小言论、杂文难以计数,直到以八十又三的高龄,在新闻岗位上倒下。“手不停椽至去时”。他是中国报人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