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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的题目，我也有点担心，因为现在像这样在概念上踱来踱去，是否还是一个有意思的事情？百十来年的倾向就是，在做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时，就是希望做得硬。硬有它好的一面，但是也有可能我们会说有点僵硬，好像概念是确定的，方法是确定的，然后就是产生数据、得到结论这么一套做法。这跟以前的做法是不一样的，以前的做法是天然的，像法学、经济学这些都跟哲学联系得非常紧密。比如亚当·斯密，你说他是哲学家也好、经济学家也好，再如韦伯，你说他是社会学家、法学家、哲学家都可以。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这个转变的内容不是今天要说的。
今天主要就是想谈谈“实践”的概念。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论理的时候经常用到“实践”这个词，如“实践检验真理”“理论指导实践”等。只要是喜欢论理的人，你读书甚至写东西可能都会用到这些词，但是，我们在论理中这样使用“实践”这个词，这样来想“实践”这件事，基本上——我可能说得比较重——已经误入歧途，然后会得出很多混乱的结果。
比较简单的如“中国革命据说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指导的”，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发现当时共产党的领袖基本上都不太懂马克思主义是怎么回事（我没有批评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套理论到现在可能主要是学院里面在研究，当然就更不用说共产党的那些基层、中层的革命干部了，他们可能连马克思的书都没读过一行。在什么意义上理论能够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这是一个政治学的大问题。但是，像“理论指导实践”这些话，只要你稍微想一想，就会觉得很奇怪。
再比如“实践检验真理”。物理学家争论“黑洞是否存在”、“是不是有能量从黑洞中溢出”、“宇宙爆炸三分钟之后，宇宙的温度大概是11℃”，所有这些东西有真有假，你叫它真理也罢或者什么也罢，但是，你怎么可能用实践去检验呢？这跟实践好像没关系，但跟实验有点关系。实验和实践，显然不是一回事。实际上如果深入地说，实验和实践是两个相当对立的观念。我只是想说明平常我们在论理中使用“实践”这个词，有不少耳熟能详的命题，这些命题的意义都是高度可疑的——如果不说它们是错的话。
整个人生就是一场实践
人类活动大致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就是单纯“取效”的活动。我指的就是糊火柴盒、扛麻袋、挖沟，等等。这些活动没有人喜欢，只是用这件事来挣钱或者生活，目的单一。另外一类活动就是像象棋那样的游戏。跟“取效”的活动相反，它的目的本身一点都不重要，它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活动设的，是内置的目的。有时候你能问一个人“为什么挖沟”，但是你不能问一个街头的人“为什么下棋”。
我想说的是：人类的活动基本上介于游戏和单纯“取效”之间，即实践活动。我们探讨实践的特点、实践的本质结构，对于我们理解人类生活、人类活动有着最根本的意义。
我想稍微讲一讲行医这项实践。首先，行医是偏于取效的，而不是纯粹取效的。那么行医为什么不是一个纯粹取效的活动？医生不就是治病救人吗？实际上疗效只是它的考核指标之一，虽然是核心的指标。我现在讲的行医，不是现代医院里面的行医，显然以前的郎中是一个更好的实践者的形象。一个郎中在评价自己工作的时候，他首先自己就提不出那么多明确的指标。比如，一个病该花多少钱治？一个病这么治比较冒险，但是治愈的可能性大一点，那么治比较保守，但是治愈的可能性小一点，但是你能够有多少把握，你也没有统计数。所以他在下手治病用什么药的时候，他主要是依赖于一个传统。简单地说，就是他的前任或师傅怎么做的，他就怎么做，大致如此。当然他也可以修改，但是在他从业的大部分时间中，他主要是依据于一个传统。
一般来说，实践活动不是受智性理想引导的，它基本上只受“示范”的引导。比如我们学画画跟当海员是一样的，你跟着学就是了，自古以来到19世纪都是这样。如果我们把共产主义革命看成是一种实践活动的话，虽然它好像是从理论开始，陈独秀、瞿秋白等人去读马克思的书，然后读了之后就转化成中国革命。但对参加革命的人来说，他既不读马克思的书，也不读瞿秋白的书，他们主要是看瞿秋白、陈独秀这些人在干什么。因此，任何一种理想，从来都是体现在不同的“示范者”的身上，然后每个人都是主要去追随一个“示范”。比如追随了列宁或者斯大林，追随了陈独秀或者毛泽东，或者雷锋，或者切·格瓦拉，或者其他人，虽然都是共产主义理想，但是你追随的那个“示范者”将决定你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共产主义革命者。是列宁式的，还是斯大林式的，还是切·格瓦拉式的，那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
包括我们现在说的民主，我不认为研究民主理论这事没意思，假设中国真有一天已经走上民主道路了，但走上什么民主道路跟研究民主理论几乎没有关系——我說得是相当相当绝对了。实际上，我们谈论民主的时候，好像是在谈论一些民主理想，其实没有人在谈论民主理想，除了真正在书本上研究的。因为民主制本身就有好多种“示范”，至少一百种吧。因此，你谈民主，你谈的就不是雅典的民主，你谈的就不是菲律宾的民主，你脑子里想的明明确确就是美国的民主，或者法国的民主。就是说，只有“示范”在我们的实践活动中会起作用，理论不相干。我说得很肯定，但是我又没有时间或者没有能力去把这个讲清楚，我把这个观点抛出来以供批判。
亚里士多德说过，“良好的实践本身就是目的”，“只有目的寓于其中的活动才是实践”，如果我们愿意走得再远一点、再极端一点，我们最后会说整个人生就是一场实践。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从实践中所能获得的最深的内在利益，简单地说，就是它赋予你生命的意义。这个和我们去做壮工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一个目的是外在于这种活动的这类活动中，我们没有办法从这种活动本身去获得利益。而实践不一样，所有的实践活动都有这个特点——它都能够让你热爱到它就是你的生命的主要内容。反过来说，生命本身我们可以看作一场整体的实践。亚里士多德说，“好生活就是已经好好生活了，幸福就是已经幸福了。”你会看到，最深的报酬是：你热爱你的行业、热爱你的生活，然后这种热爱本身让你有机会去投身于它，这就已经报答你了，就已经给了你生活的意义。 医生的美德和战士的美德是不一样的
我关于实践的講法基本上走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路子。毫无疑问，任何一个人讲实践都应该走亚里士多德的路子，因为实践基本上就是亚里士多德开创的，而且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或者古希腊的思想都是深不可测，永远都不能脱离的，脱离了肯定就会讲错。然后，我的很多内容来自麦金太尔在上世纪80年代出的一本书——《After Virtue》（《追寻美德》，又译为《美德之后》），他讲实践的概念讲得比较丰富。
麦金太尔实践概念的一个基本目的是什么？他的基本志趣是什么？他的一个基本志趣就是他反对普遍主义的道德理论。普遍主义的道德理论可以说是统治了我们近代的伦理和道德思想。由于它统治了一般的思想界，它也就渗透到了每一个好反思的人的脑子里。人做事时他不得不跟着事走，但反思的时候，他往往就跟着观念走了。
近代有两大道德理论、两大系统：一个系统是功利主义的理论，另外一大系统是跟它相对立的康德主义的理论。这两套理论都是普遍主义的理论，康德的绝对命令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普遍主义。功利主义理论也是普遍主义，因为利益是被普遍化的，不是你的利益和他的利益，它就是利益。所以经济学基本上是依赖于功利主义的理论发展起来的，你稍微想想它背后的所谓哲学假设，每一项活动都是为了取得一个利益，而这个利益本身是抽象的，或者说是普遍的，对你是利益、对他也是利益。你可能会说：“唉，你对经济学的理解太肤浅了。”但是，毕竟经济学或者功利主义一般的利益概念是一个普遍主义的概念。虽然经济学现在完全是一个帝国主义形态，但是对人类活动的解释变得越来越不充分、越来越差——至少我大致愿意这么说。
麦金太尔的实践观念跟普遍主义的观念是相当不同的，实际是针对这些观念而发。他个人就很反对康德主义的“美德是一种普遍”，即：对所有人，对在所有地方、所有时间，美德之谓美德，都是一样的。他认为，美德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于不同的实践活动来说，我们需要不同的美德。这点我下面举的例子反而跟麦金太尔不完全一样。
比如讲个人的“勇气”，对于冷兵器时代的作战，那是一种最基本的美德，所以“勇敢”这个概念在一切原始名著中，包括《赛德克·巴莱》，它显然被认为是一个男人的顶尖的品德。因为这种品德是那种生活、那种实践传统缺之不可的，而且技能的训练本身也是跟这种品德连在一起的，你没有这种品德就不会有这种技术，就没有这种生存。你说“这个战士是勇敢的”，我们马上就能知道他在干些什么。
反过来，如果我说“这个医生是勇敢的”，我们都不太知道大致是指什么事。但是，如果你说“这个医生很冷漠”，我们可能就特别清楚。换句话说，一个医生需要有一种同情心，或慈悲心肠，这个同情心当然不见得是一种妇人之仁，实际上他需要的是跟同情心相配的一个东西。医生的美德和战士的美德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正好相反。
所有实践传统都在衰落之中
在我们小时候，有一种叫作“理想主义”的东西，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一种理想，并按照理想去选择自己的工作。但是，我想说这是一个无所谓的事，按照理想去生活不是一件多么不得了、多么高尚的事。
在过去，很少有一个郎中是出于理想主义的目标去做郎中的，最简单的是他爸就是郎中，他们家都是郎中，现在他也要养活一个家。你想，最简单的、最现成的办法是什么呢？当然是“子承父业”了。但是，这样当郎中跟我现在把致富的职业都摆一遍之后，发现学医是最挣钱的，我就去学医，是不一样的。听着差不多，都是为了挣生活，但这就是实践和技术的区别（我马上会讲到这一点）。
当一个年轻人学他父亲也好、学他师傅也好，他在学习从医的时候，是连着从医的利益，即把它作为一个养家糊口的本事，把从医的技术以及从医的德性这些东西一揽子学习下来，他是进入了一个传统。那么这个德性主要是在传统中，而不是在理想中。
刚才我讲的亚里士多德和麦金太尔是不同的。亚里士多德是站在整个所谓世界文明史的开端，就是文字开始统治世界的时候。你想荷马一开始都没有文字，文字差不多就是从那些悲剧作家、从柏拉图开始的。而麦金太尔差不多是站在整个2000多年文明史的末端。在这点上，我觉得由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悲剧诗人所开创的，以及由孔子、墨子、庄子这些人在中国所开创的整个历史到现在是进入了尾声，也许都已经过了尾声了，这个我们很难确切判断。
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行医、政治、教育等这些实践传统是一个一个在形成之中。而在麦金太尔的时代，即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实践传统都在瓦解之中，也许有些人会说“都已经瓦解完了”。海德格尔是这么说的：教育已经是一个过去式，以后没有教育。那么政治呢？太多的人知道，政治已经是过去式了。以后有没有，我不知道，反正眼下是没有了。我们国家都办得跟托拉斯似的，国家就是一个联合体，一个集团公司。艺术呢？当然太多的人知道，艺术的事早已过去了。所有实践传统都在衰落之中，这是一个大事，要想很多，但是我在这儿不能展开，我只说跟我特别有关系的两点：
第一点，实践的衰落明显地跟技术的发展相关联。凡是我们能够拿技术取代品德的地方，实践传统自然就衰落。因为在一个实践的传统中，我们是通过一个品德、技巧和人格的联合体获取优胜。而在一个技术大规模发生作用的地方，技术就已经获得优胜了。“德”本来是跟人和事连在一起的，是在一个人做的事里头，但现在由于我们尽可能地技术化地处理这个事，就把“德”越来越变成个人的品德，跟他做事没关系。就是说，品德和技巧的联合体就会转变成一种博物馆式的、被欣赏的东西，而那东西仍然很好，尤其这个社会正风越来越少了，我们会很欣赏这个东西，但是它不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起作用。实际的生活中起作用的就是那种技术性的东西，比较典型的如医疗，自从生理学、生物学、X光、化学、基因学说等发展起来之后，治疗这件事情就大规模的技术化了。
大规模技术化就导致了传统医疗实践传统的衰落。衰落是不可挽回的，因为“疗效”，这个在医疗的诸多目的之中的核心目的，其技术性的东西将达到特别高的程度。但是，医疗并没有一个单一的目的，即只是为了治好这个病，医疗总是跟花费连在一起的。在我们传统的医学中，一个郎中考虑你花多少钱可能一点都不会亚于考虑你的病能不能治好。他要是让你倾家荡产，然后把你的脚气治好了，那么这就不是一个有良好疗效的例子。有一个大夫（现在的医生，好像还挺有名的）说：“10%的病我们知道是什么病，我们能够治，80%的病我们能够猜测，然后我们可以试着提供帮助，但100%的病我们能够提供安慰。”这就看到行医的另外一面，就是我刚才所讲的“慈悲心肠”“同情心”等人性上的态度。现在大医院都慢慢把这东西隔离开来了，如果以后恢复了社区医院或者什么，你就会知道对病人的理解、给病人讲清楚他得的是什么病（讲清楚，也不是说100%地把病的真相告诉你，只是适当地谈论），这些都构成了一个行医者的工作的一部分，也构成了行医的目的的一部分。
另外一点，技术会把它所能达到的目的夸大成为这个行当本来要达到的目的。狭义的“疗效”本来是医疗的目的之一，而且是其中比较重要的目的。但是，恰恰由于技术管不了别的，技术只能管这件事，在我们的技术社会就令这件事格外突出，以至于好像我们去医院就是为了获得狭义的“疗效”。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像老年人生病在多大程度上我们想要把他治好？一个老年人和一个年轻人的治疗目的当然是不一样的。一个年轻人有病当然要把他治好，因为他还要活一辈子，一个老年人可能只有五年可活了，他要的是最后几年过得别那么折腾，而这些考虑都逐步地退让给技术目标。为什么呢？因为技术在统治世界，而且技术制定自己的目标。本来每个实践活动都有其自己的传统目标，技术的侵入就把这些实践一一瓦解，并且用它这个技术所能达到的目标来取代所有的实践行业的目标。我可能在夸大其词，但是，如果说这有一种倾向，我觉得应该是比较明显的。
最后一点，假设实践传统是在瓦解，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反复地思考这个已经成为过去的，或者行将成为过去的东西？在这件事情上，我只能找到海德格尔来作为同伴，因为海德格尔说：任何一件重要的事情，它的本质都是在它消亡的时候呈现出来的。而任何一种将来如果要有意义，都依赖于我们对于过去知识的本质的思考。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本文是作者在“洪范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有删改
今天主要就是想谈谈“实践”的概念。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论理的时候经常用到“实践”这个词，如“实践检验真理”“理论指导实践”等。只要是喜欢论理的人，你读书甚至写东西可能都会用到这些词，但是，我们在论理中这样使用“实践”这个词，这样来想“实践”这件事，基本上——我可能说得比较重——已经误入歧途，然后会得出很多混乱的结果。
比较简单的如“中国革命据说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指导的”，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发现当时共产党的领袖基本上都不太懂马克思主义是怎么回事（我没有批评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套理论到现在可能主要是学院里面在研究，当然就更不用说共产党的那些基层、中层的革命干部了，他们可能连马克思的书都没读过一行。在什么意义上理论能够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这是一个政治学的大问题。但是，像“理论指导实践”这些话，只要你稍微想一想，就会觉得很奇怪。
再比如“实践检验真理”。物理学家争论“黑洞是否存在”、“是不是有能量从黑洞中溢出”、“宇宙爆炸三分钟之后，宇宙的温度大概是11℃”，所有这些东西有真有假，你叫它真理也罢或者什么也罢，但是，你怎么可能用实践去检验呢？这跟实践好像没关系，但跟实验有点关系。实验和实践，显然不是一回事。实际上如果深入地说，实验和实践是两个相当对立的观念。我只是想说明平常我们在论理中使用“实践”这个词，有不少耳熟能详的命题，这些命题的意义都是高度可疑的——如果不说它们是错的话。
整个人生就是一场实践
人类活动大致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就是单纯“取效”的活动。我指的就是糊火柴盒、扛麻袋、挖沟，等等。这些活动没有人喜欢，只是用这件事来挣钱或者生活，目的单一。另外一类活动就是像象棋那样的游戏。跟“取效”的活动相反，它的目的本身一点都不重要，它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活动设的，是内置的目的。有时候你能问一个人“为什么挖沟”，但是你不能问一个街头的人“为什么下棋”。
我想说的是：人类的活动基本上介于游戏和单纯“取效”之间，即实践活动。我们探讨实践的特点、实践的本质结构，对于我们理解人类生活、人类活动有着最根本的意义。
我想稍微讲一讲行医这项实践。首先，行医是偏于取效的，而不是纯粹取效的。那么行医为什么不是一个纯粹取效的活动？医生不就是治病救人吗？实际上疗效只是它的考核指标之一，虽然是核心的指标。我现在讲的行医，不是现代医院里面的行医，显然以前的郎中是一个更好的实践者的形象。一个郎中在评价自己工作的时候，他首先自己就提不出那么多明确的指标。比如，一个病该花多少钱治？一个病这么治比较冒险，但是治愈的可能性大一点，那么治比较保守，但是治愈的可能性小一点，但是你能够有多少把握，你也没有统计数。所以他在下手治病用什么药的时候，他主要是依赖于一个传统。简单地说，就是他的前任或师傅怎么做的，他就怎么做，大致如此。当然他也可以修改，但是在他从业的大部分时间中，他主要是依据于一个传统。
一般来说，实践活动不是受智性理想引导的，它基本上只受“示范”的引导。比如我们学画画跟当海员是一样的，你跟着学就是了，自古以来到19世纪都是这样。如果我们把共产主义革命看成是一种实践活动的话，虽然它好像是从理论开始，陈独秀、瞿秋白等人去读马克思的书，然后读了之后就转化成中国革命。但对参加革命的人来说，他既不读马克思的书，也不读瞿秋白的书，他们主要是看瞿秋白、陈独秀这些人在干什么。因此，任何一种理想，从来都是体现在不同的“示范者”的身上，然后每个人都是主要去追随一个“示范”。比如追随了列宁或者斯大林，追随了陈独秀或者毛泽东，或者雷锋，或者切·格瓦拉，或者其他人，虽然都是共产主义理想，但是你追随的那个“示范者”将决定你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共产主义革命者。是列宁式的，还是斯大林式的，还是切·格瓦拉式的，那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
包括我们现在说的民主，我不认为研究民主理论这事没意思，假设中国真有一天已经走上民主道路了，但走上什么民主道路跟研究民主理论几乎没有关系——我說得是相当相当绝对了。实际上，我们谈论民主的时候，好像是在谈论一些民主理想，其实没有人在谈论民主理想，除了真正在书本上研究的。因为民主制本身就有好多种“示范”，至少一百种吧。因此，你谈民主，你谈的就不是雅典的民主，你谈的就不是菲律宾的民主，你脑子里想的明明确确就是美国的民主，或者法国的民主。就是说，只有“示范”在我们的实践活动中会起作用，理论不相干。我说得很肯定，但是我又没有时间或者没有能力去把这个讲清楚，我把这个观点抛出来以供批判。
亚里士多德说过，“良好的实践本身就是目的”，“只有目的寓于其中的活动才是实践”，如果我们愿意走得再远一点、再极端一点，我们最后会说整个人生就是一场实践。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从实践中所能获得的最深的内在利益，简单地说，就是它赋予你生命的意义。这个和我们去做壮工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一个目的是外在于这种活动的这类活动中，我们没有办法从这种活动本身去获得利益。而实践不一样，所有的实践活动都有这个特点——它都能够让你热爱到它就是你的生命的主要内容。反过来说，生命本身我们可以看作一场整体的实践。亚里士多德说，“好生活就是已经好好生活了，幸福就是已经幸福了。”你会看到，最深的报酬是：你热爱你的行业、热爱你的生活，然后这种热爱本身让你有机会去投身于它，这就已经报答你了，就已经给了你生活的意义。 医生的美德和战士的美德是不一样的
我关于实践的講法基本上走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路子。毫无疑问，任何一个人讲实践都应该走亚里士多德的路子，因为实践基本上就是亚里士多德开创的，而且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或者古希腊的思想都是深不可测，永远都不能脱离的，脱离了肯定就会讲错。然后，我的很多内容来自麦金太尔在上世纪80年代出的一本书——《After Virtue》（《追寻美德》，又译为《美德之后》），他讲实践的概念讲得比较丰富。
麦金太尔实践概念的一个基本目的是什么？他的基本志趣是什么？他的一个基本志趣就是他反对普遍主义的道德理论。普遍主义的道德理论可以说是统治了我们近代的伦理和道德思想。由于它统治了一般的思想界，它也就渗透到了每一个好反思的人的脑子里。人做事时他不得不跟着事走，但反思的时候，他往往就跟着观念走了。
近代有两大道德理论、两大系统：一个系统是功利主义的理论，另外一大系统是跟它相对立的康德主义的理论。这两套理论都是普遍主义的理论，康德的绝对命令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普遍主义。功利主义理论也是普遍主义，因为利益是被普遍化的，不是你的利益和他的利益，它就是利益。所以经济学基本上是依赖于功利主义的理论发展起来的，你稍微想想它背后的所谓哲学假设，每一项活动都是为了取得一个利益，而这个利益本身是抽象的，或者说是普遍的，对你是利益、对他也是利益。你可能会说：“唉，你对经济学的理解太肤浅了。”但是，毕竟经济学或者功利主义一般的利益概念是一个普遍主义的概念。虽然经济学现在完全是一个帝国主义形态，但是对人类活动的解释变得越来越不充分、越来越差——至少我大致愿意这么说。
麦金太尔的实践观念跟普遍主义的观念是相当不同的，实际是针对这些观念而发。他个人就很反对康德主义的“美德是一种普遍”，即：对所有人，对在所有地方、所有时间，美德之谓美德，都是一样的。他认为，美德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于不同的实践活动来说，我们需要不同的美德。这点我下面举的例子反而跟麦金太尔不完全一样。
比如讲个人的“勇气”，对于冷兵器时代的作战，那是一种最基本的美德，所以“勇敢”这个概念在一切原始名著中，包括《赛德克·巴莱》，它显然被认为是一个男人的顶尖的品德。因为这种品德是那种生活、那种实践传统缺之不可的，而且技能的训练本身也是跟这种品德连在一起的，你没有这种品德就不会有这种技术，就没有这种生存。你说“这个战士是勇敢的”，我们马上就能知道他在干些什么。
反过来，如果我说“这个医生是勇敢的”，我们都不太知道大致是指什么事。但是，如果你说“这个医生很冷漠”，我们可能就特别清楚。换句话说，一个医生需要有一种同情心，或慈悲心肠，这个同情心当然不见得是一种妇人之仁，实际上他需要的是跟同情心相配的一个东西。医生的美德和战士的美德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正好相反。
所有实践传统都在衰落之中
在我们小时候，有一种叫作“理想主义”的东西，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一种理想，并按照理想去选择自己的工作。但是，我想说这是一个无所谓的事，按照理想去生活不是一件多么不得了、多么高尚的事。
在过去，很少有一个郎中是出于理想主义的目标去做郎中的，最简单的是他爸就是郎中，他们家都是郎中，现在他也要养活一个家。你想，最简单的、最现成的办法是什么呢？当然是“子承父业”了。但是，这样当郎中跟我现在把致富的职业都摆一遍之后，发现学医是最挣钱的，我就去学医，是不一样的。听着差不多，都是为了挣生活，但这就是实践和技术的区别（我马上会讲到这一点）。
当一个年轻人学他父亲也好、学他师傅也好，他在学习从医的时候，是连着从医的利益，即把它作为一个养家糊口的本事，把从医的技术以及从医的德性这些东西一揽子学习下来，他是进入了一个传统。那么这个德性主要是在传统中，而不是在理想中。
刚才我讲的亚里士多德和麦金太尔是不同的。亚里士多德是站在整个所谓世界文明史的开端，就是文字开始统治世界的时候。你想荷马一开始都没有文字，文字差不多就是从那些悲剧作家、从柏拉图开始的。而麦金太尔差不多是站在整个2000多年文明史的末端。在这点上，我觉得由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悲剧诗人所开创的，以及由孔子、墨子、庄子这些人在中国所开创的整个历史到现在是进入了尾声，也许都已经过了尾声了，这个我们很难确切判断。
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行医、政治、教育等这些实践传统是一个一个在形成之中。而在麦金太尔的时代，即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实践传统都在瓦解之中，也许有些人会说“都已经瓦解完了”。海德格尔是这么说的：教育已经是一个过去式，以后没有教育。那么政治呢？太多的人知道，政治已经是过去式了。以后有没有，我不知道，反正眼下是没有了。我们国家都办得跟托拉斯似的，国家就是一个联合体，一个集团公司。艺术呢？当然太多的人知道，艺术的事早已过去了。所有实践传统都在衰落之中，这是一个大事，要想很多，但是我在这儿不能展开，我只说跟我特别有关系的两点：
第一点，实践的衰落明显地跟技术的发展相关联。凡是我们能够拿技术取代品德的地方，实践传统自然就衰落。因为在一个实践的传统中，我们是通过一个品德、技巧和人格的联合体获取优胜。而在一个技术大规模发生作用的地方，技术就已经获得优胜了。“德”本来是跟人和事连在一起的，是在一个人做的事里头，但现在由于我们尽可能地技术化地处理这个事，就把“德”越来越变成个人的品德，跟他做事没关系。就是说，品德和技巧的联合体就会转变成一种博物馆式的、被欣赏的东西，而那东西仍然很好，尤其这个社会正风越来越少了，我们会很欣赏这个东西，但是它不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起作用。实际的生活中起作用的就是那种技术性的东西，比较典型的如医疗，自从生理学、生物学、X光、化学、基因学说等发展起来之后，治疗这件事情就大规模的技术化了。
大规模技术化就导致了传统医疗实践传统的衰落。衰落是不可挽回的，因为“疗效”，这个在医疗的诸多目的之中的核心目的，其技术性的东西将达到特别高的程度。但是，医疗并没有一个单一的目的，即只是为了治好这个病，医疗总是跟花费连在一起的。在我们传统的医学中，一个郎中考虑你花多少钱可能一点都不会亚于考虑你的病能不能治好。他要是让你倾家荡产，然后把你的脚气治好了，那么这就不是一个有良好疗效的例子。有一个大夫（现在的医生，好像还挺有名的）说：“10%的病我们知道是什么病，我们能够治，80%的病我们能够猜测，然后我们可以试着提供帮助，但100%的病我们能够提供安慰。”这就看到行医的另外一面，就是我刚才所讲的“慈悲心肠”“同情心”等人性上的态度。现在大医院都慢慢把这东西隔离开来了，如果以后恢复了社区医院或者什么，你就会知道对病人的理解、给病人讲清楚他得的是什么病（讲清楚，也不是说100%地把病的真相告诉你，只是适当地谈论），这些都构成了一个行医者的工作的一部分，也构成了行医的目的的一部分。
另外一点，技术会把它所能达到的目的夸大成为这个行当本来要达到的目的。狭义的“疗效”本来是医疗的目的之一，而且是其中比较重要的目的。但是，恰恰由于技术管不了别的，技术只能管这件事，在我们的技术社会就令这件事格外突出，以至于好像我们去医院就是为了获得狭义的“疗效”。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像老年人生病在多大程度上我们想要把他治好？一个老年人和一个年轻人的治疗目的当然是不一样的。一个年轻人有病当然要把他治好，因为他还要活一辈子，一个老年人可能只有五年可活了，他要的是最后几年过得别那么折腾，而这些考虑都逐步地退让给技术目标。为什么呢？因为技术在统治世界，而且技术制定自己的目标。本来每个实践活动都有其自己的传统目标，技术的侵入就把这些实践一一瓦解，并且用它这个技术所能达到的目标来取代所有的实践行业的目标。我可能在夸大其词，但是，如果说这有一种倾向，我觉得应该是比较明显的。
最后一点，假设实践传统是在瓦解，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反复地思考这个已经成为过去的，或者行将成为过去的东西？在这件事情上，我只能找到海德格尔来作为同伴，因为海德格尔说：任何一件重要的事情，它的本质都是在它消亡的时候呈现出来的。而任何一种将来如果要有意义，都依赖于我们对于过去知识的本质的思考。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本文是作者在“洪范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