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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片《山楂树之恋》投资7000万人民币,7000万可以拍出一部《风声》那样众星云集的商业电影了。张艺谋说:“我不排除是因为我所谓的品牌吸引了7000万投资。”
尽管有诸多争议,张艺谋有一项成功无可争辩——他把“张艺谋”三个字塑造为一个值得资本信任的品牌。
制片人张伟平把《山楂树之恋》500人的摄制组定义为“电影界的空军一号”。他说:“文艺片不一定是小制作,文艺片不一定就是仨瓜俩枣就能拍的。”
十年前拍的《英雄》,投资高达2.5亿元。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是,为了节省开销,张艺谋亲自跑去跟老乡谈金黄树叶的价钱,愣是从40元一袋砍到了35元。正因如此,张艺谋在张伟平心目中树立起了可以信赖的形象。
曾经失败的文艺片
15年前,张艺谋也曾被资本市场抛弃过。
在1995年和巩俐拍完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之后,巩俐突然提出分手,并很快和新加坡商人黄和祥结婚。多年来,张艺谋所致力打造的品牌是巩俐,巩俐离开了,票房焦点自然消失。此时,海外投资商对张艺谋的新片《有话好好说》失去了信心,投资从2600万下降到1000万。张艺谋不得已断然解除合作协议。
房地产商张伟平的出现完全是为朋友“两肋插刀”,此前,他和张艺谋认识六年,两人之间从未“谈过电影,只是吃喝玩乐,聊天郊游”。在某次饭局中,张伟平看到张艺谋为新戏资金所扰,于是停掉一个房地产项目,将2600万元现金划到了《有话好好说》的名下。张伟平本以为借助张艺谋的名气,《有话好好说》可以一炮而红,结果赔了1800万元。
经历了这次失败,张伟平开始帮张艺谋重新定位。他告诉张艺谋:“你之前的品牌就是巩俐,你只是个幕后工作者。”
1996年,张伟平投资1000万元注册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张艺谋任艺术总监。同年,公司宣布一年同时投拍两部由张艺谋执导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
谈及当年的决定,张伟平回忆:“一年投拍两部电影,这在张艺谋过去的经历里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我建议一个明星都没有,这其间所传递的信息很明确,我是打造导演品牌,不是做明星品牌。只有张艺谋这个品牌树立起来,作品才能赢得市场和观众。”
之后,两部投资2000万上下的文艺片《我的父亲母亲》、《一个都不能少》在国内外引起巨大轰动,新画面公司也因此收回了《有话好好说》亏掉的资金。更为重要的是,两部片子让张艺谋的商业品牌得以奠定。
但当年,张艺谋对电影的商业属性还没有形成清醒的认知,他的创作动机似乎还停留在《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时期。拍完《我的父亲母亲》时,他说:“每拍完一部电影,我都有坚定的想法,要参加电影节。我拍的电影都是文艺片,不是完全的商业电影,电影节是文艺片最大的展台。”
2000年,张艺谋和张伟平合作了第四部电影《幸福时光》。这部当年投资“高达”180万美元的文艺片票房惨败。事后,张伟平总结原因是“既不商业,也不文艺”。
经历了这次失败,张艺谋似乎也觉察到了电影市场风向的转变,他点评这四部文艺片“毫无商业价值”。
《英雄》时代
很多人都会把2003年张艺谋的《英雄》誉为“中国电影的分水岭”,此前,中国电影正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低潮,在好莱坞大片的冲击下,国产电影票房急速萎缩。除去冯小刚的贺岁片,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卖座电影。
用一组数据表明《英雄》的意义最为恰当:投资高达2.5亿,为中国影史最高;1000万的电影营销宣传,可谓前所未有大手笔;240万美元的贴片电影广告,是国产电影的首次尝试;约14亿的海内外票房在此后十年间无人打破;更为重要的是,《英雄》在国内市场首次打败进口大片。
2003年,全国电影票房是10亿元人民币,国产影片占5亿元,其中张艺谋的《英雄》达到了2.5亿元,相当于当年其他九十多部国产影片票房的总和。
张艺谋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当年老板问我,有一部新片,是古装的,你要不要李连杰、梁朝伟,再加上张曼玉。我吓死了,这些明星太贵了,更别提集合起来了。但老板说,这种类型海外一定卖。我想了想说,那就要吧!”
张艺谋对“中国大片时代”的来临也有些始料未及。《英雄》上映时,张伟平跟他估算票房能达到1个亿,张艺谋目瞪口呆,说李安的《卧虎藏龙》才一千多万,咱两千多万就行了吧。《英雄》在人民大会堂拍卖音像版权时,底价定的是100万。张艺谋在场下怕100万底价太高,到时候会流拍,于是建议定80万。当最终音像版权以1780万拍出后,他“震惊”了。
事后,张艺谋承认:“当年我想票房达到8000万就不错了,2.5亿根本没敢想。今天回头看《英雄》,不管承认不承认,它都是中国大片的一个开端,是票房大卖的一个标志。可是我当年做这个是无意识的,后来也带来我拍这种商业电影的争论。”
《英雄》对国产电影更为重要的意义是,打开了华语电影在北美票房的销路。《英雄》第一次出击北美时,好莱坞对张艺谋并没有信心。在海外发行方式上,新画面不得不“忍辱负重”,接受北美发行公司一手买断的方式。所以最后海外高票房带来的高利润和新画面一点关系也没有。《英雄》在北美上映前,美国片商将之雪藏很久。之后,在海报上打出“昆汀•塔伦蒂诺推荐”的字样,让美国人误以为是昆汀的新片。美国观众进影院后发现不是,接着发现张艺谋拍的片子也不错,这才打开局面。
作为当年唯一打入北美圣诞档的电影,《英雄》效应折射到国内是让国人重新唤起了对国产电影的热情。对普通观者而言,他们并不关心美国一周就能有7部电影有亿元收入,他们只在乎“中国电影真正在好莱坞站住了脚”。
《英雄》开启的中国大片时代让民间资本蜂拥而至,也为电影行业勾画出了一个暴利的想象。《英雄》筹拍期间,“新画面”除了银行借款还有大量海外融资,靠的是张艺谋的声誉。这之后,国际资本不期而至,投资人开始主动找上门来。
而《英雄》对张艺谋的影响也具有“颠覆性”意义,他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电影产业化所带来的冲击。在2001年《英雄》立项时,北美投资方就请来国际著名的保险机构审核,得到保证后,以预售权的方式买下了《英雄》在北美的版权,保证了影片拍摄时的资金。在《英雄》的拷贝送到北美前,美国片商觉得一小时五十分钟的长度太长,要求剪下20分钟。张艺谋几经挣扎听从了建议。他解释说:“虽然艺术家要坚持个性,但不理他们是不行的,如果这部电影赔本,老板破产,我就没有第二次拍电影的机会了。”
与此同时,《英雄》为张艺谋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政策空间,用制片人张伟平的话说“这部电影给了我们话语权”。
2003年,因为《英雄》的票房大卖,第九届“华表奖”较往年对评奖章程进行了较大改革,首次将影片获得的市场回报纳入参评条件,即:总成本与票房总收入持平;票房总收入达到500万元人民币,或票房总收入达到300万元人民币且电视播出收视达2200万人次,才有资格参加评奖。
大片的疲态
张艺谋从不否认自己是幸运的。他跟记者提及最多的一个词是“大时代”。
出道伊始前十年,他拍摄了一系列带有探索性的电影,在国际影坛为一代中国电影人开创了一个多样性的空间,在创作生涯遇到瓶颈时,他又正好经历着中国社会向商品经济急剧转变,开放的态度和资本的进入让中国电影走向了产业化的道路。
此时,时代给张艺谋提供了一个新命题:如何从拿电影大奖到手软的艺术片导演转型为一个成功的商业片导演?
2004年的《十面埋伏》和2006年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再次重演了《英雄》“大明星、大投资、大宣传、高回报”的大片模式。尤其是后者,吸引了渣打银行这样的资本巨鳄加入到电影投资人的队伍。此后,房地商、VC等热钱相继涌入电影领域。
曾投资拍摄《十面埋伏》的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说:“中影集团每年能够提供2.5亿-3亿元的资金,但这些资金都带着一个神圣的使命——赚钱。每一个资本的毛孔中间都充满了赢利的渴望。”
虽然两部大片在商业上都取得了成功,但张艺谋本人却遭遇了“故事苍白、不伦不类、才华殆尽”等负面评价。
面对批评,张艺谋倒十分坦然,他已经可以直面电影所附带的赤裸裸的商业目的。他曾说:“拍这三部古装大片,不是搞艺术创作,是想探索武侠或者动作电影,去拍能够营造票房效果的电影,所以它没有那么高的艺术追求。一开始拍电影我是拿自己当艺术家,当思想家,经历了商品时代后,我发现自己兼具许多东西,比如艺术性、社会性和商业性。”
张伟平曾说过一句话:中国电影只有靠大片把炕烧热了,才能给中小投资的电影和艺术电影换来生存空间。曾一度,这句话饱受诟病,但现在看来,张艺谋一系列的大制作对中国电影产业的确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在商业路上越走越远的张艺谋是否丧失了自己的创作情怀?在拍摄完《十面埋伏》后,张艺谋曾拍过一部文艺片叫《千里走单骑》。这部电影按照张伟平的说法,是纯粹满足张艺谋和高仓健的约定,感性支持多过理性投资。
影片上映后,张伟平耗巨资在云南为《千里走单骑》举办首映庆典。正当外界拭目以待张伟平如何将商业片的营销策略成功移植到文艺片时,《千里走单骑》最终票房只有3000多万,亏了四五百万。这也间接促成了日后《满城尽带黄金甲》高达3.5亿元的投资。
在拍完《满城尽带黄金甲》后,张艺谋在艺术和商业,国内票房和海外市场的权衡中,曾谈及这样一个观点:“国际市场只能接受中国电影古装动作这一种类型,我们自己的市场容量有限,一个投资3亿多元的大片,国内市场要七八亿元才能收回,怎么可能。所以目前只能用这种国际市场认可的类型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这样才能收回投资,保证中国电影市场有一个良性的循环。”
恰好此时,为了执导奥运开幕式,张艺谋暂时放下了电影工作。
资本裹胁下的从容
在成功导演了奥运开幕式后,张艺谋的个人声誉达到顶峰。有某品牌评估机构估算:张艺谋的个人品牌价值已经达到2亿美元。
“有吗?”坐在《中国周刊》记者面前,张艺谋显然对这个问题早有准备,他半开玩笑说:“我没看到2亿美元在哪啊?”
2009年,三年没有拍电影的张艺谋拿出新片《三枪拍案惊奇》(以下简称《三枪》),这部投资只有8000万的喜剧,没有一个国际明星加盟,但却获得了2.5亿元的票房。好莱坞买下《三枪》时,告诉张伟平,就是看中了张艺谋奥运会后的品牌价值。
《三枪》上映后的恶评如潮,这些批评几乎是张艺谋从影生涯中所遭受的最严厉的一波。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部电影背后的逻辑链。奥运会结束后,张艺谋拿着《三枪》和《山楂树之恋》两个本子跟张伟平商量。张伟平觉得拍《山楂树之恋》没什么挑战了,应该干点风险大的事情,于是说服张艺谋拍《三枪》,并力推当年火遍大江南北的小沈阳做主演。
最终,《三枪》也以两倍的回报率让沉寂三年的新画面重新杀回电影江湖,从投资回报率上衡量,这部电影也是张艺谋最赚钱的一部作品。难怪有媒体戏言:“张艺谋用《三枪》为张伟平还债。”
时隔一年,张艺谋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三枪》之于我的经验是拍一部喜剧很难,你不要看是小沈阳、赵本山,搞笑不好拍。尤其是观众又想让搞笑有所谓的意义和深刻。这就更难的,我个人的体会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但这依旧无损于张艺谋在投资人心中的地位。
曾和张艺谋合作过的一位投资人点评他:“张艺谋品牌易于结合资本的重要原因有二,首先是其有着丰富的资本对接渠道;其次,‘、牛、不配合、要价高、出尔反尔’这些毛病,张艺谋一点也没有。”
的确,作为中国最知名的导演,他的性格,与这个民族长久以来所倡导的个性非常契合。在执导过奥运开幕式后,张艺谋曾感叹:“个人艺术上的坚持,常常要让位给更大的目标。”
在中国电影大投资的背景下,张艺谋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劳模”,他用异常明确的口吻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我不知道别人的商业标准,我的商业标准就是不让投资人赔钱。导演并不能永远认为艺术第一,商业无用。现在,我很不喜欢有些人说这意味着导演要牺牲艺术,要捶胸顿足的堕落下去,这不能划等号,我们要学会适者生存,要调整好心态。西方很多导演都走过这样的路,他们仍旧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保持自己的特色,保持艺术才华。我觉得,我也一点问题都没有。”
相比《三枪》,《山楂树之恋》显然是张艺谋更为喜欢的题材,当初,他拿到剧本时,瞬间就被结尾感动了。按照张伟平和张艺谋的合作模式,这部电影无疑又是张伟平在帮助张艺谋圆一个艺术梦。在影片上映前,张伟平曾放言:“我要赌一把国产文艺片市场。”
其实,这五年中国电影市场已今非昔比。从前张艺谋缔造的中国大片在海外市场的票房连年萎缩,而国产电影票房却井喷式增长。2009年中国电影增长率是40%,全国电影票房是62亿,国产影片超过票房总额的55%,占据主导型优势。
张艺谋的新作《山楂树之恋》明显直指国内市场,因为西方人很难理解“这个欲望被无限禁锢时代下的爱情”。电影上映前,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可•穆勒看过样片后,极力邀请张艺谋把首映礼放在第66界威尼斯电影节上。张艺谋思量再三,还是把首映放在中国。他解释说:“中国市场越来越重要,在过去二十年前,电影节是导演的唯一出路,但现在中国国内票房是首要考量。”
张艺谋对《中国周刊》记者说:“国内电影市场的前景太好了,很多导演的眼光都从国际转到国内。中国电影这个大炕,还在烧。现在看来,中国年轻观众对国产电影的持续热情很重要。中国电影市场,现在恐怕是唯一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能在本土电影票房市场上占有份额的一个例外,坦率说,欧洲已经被好莱坞殖民化了。”
张艺谋的新作《山楂树之恋》即将在国庆档期上映。这一期间,他将遭遇一场竞争异常的战争:前有华谊投资的亿元大片《狄仁杰之通天陷阱》,后有打着中国首部西部片旗号的《西风烈》。在首映礼上,《山楂树之恋》没有请任何大明星,最大的亮点是放映了一个短片叫《百变张艺谋》。导演张艺谋仍是电影的最大卖点。
在媒体发布会上曾出现了尴尬的一幕,一个记者接连追问了张艺谋两遍:“冯小刚是一个喜欢预测票房的导演,他的《唐山大地震》最终票房过六亿,创造了国产电影之最,你是如何预测《山楂树之恋》的票房?”
张艺谋淡淡地说:“我不预测票房。”
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专访时,他解释:“我从来不预测票房。我未卜先知又能如何呢?说明什么呢?其实没有任何意义。票房不是唯一的标准,中国人不会愚蠢到这个程度。只是社会发展到今天,导演的创作和票房密切相关,它意味着导演是否有第二次机会,意味着导演是否能在这个江湖上有立足之地,意味着导演能否给自己塑造一个良性空间。这都是直接利益。在现阶段,大家更愿意津津乐道票房收入,也正常,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步骤。中国的电影屏幕现在只有5000块,等到有一万五千块时,可能是五年后,八年后,到时,一部电影票房很容易就达到15亿、20亿。所以,现在的数字都是过眼云烟。没有意义。我尽量不想让自己成为数字的奴隶,也不会拿这些阶段性的数字作为一个功劳簿,更不会作为一个自满的因素,让它成为某种考量的刚性标准。我拍电影还是那条原则,不要让投资人亏本,我的电影只要在个人对投资人负责的基础上,在商业回报上有良性循环就可以了。”
经历过中国电影圈的起起落落,张艺谋用过去的成绩为自己换来了相对宽松的创作空间和充足的资本支持,面对批评质疑,他格外坦然从容。
“我知道《三枪》后会有批评,现在拍电影就要面对这样的考量。对我来讲,我自己清醒就够了。”张艺谋告诉记者,“我不会范进中举,也不会困惑自己没有出路。实际上,《三枪》也罢,《山楂树之恋》也罢,只是一个导演去接触不同的类型。”
张艺谋的下一部电影叫《金陵十三钗》,又是一部投资规模过亿的大片。据他本人透露,南京的景已经搭建好了,男一号是一位好莱坞的一线男星。
从一部毫无商业价值的《有话好好说》到接连三部开创中国大片时代的古装巨作,从投资7000万的文艺片《山楂树之恋》,再到即将回归的大片模式,张艺谋说:“这一切并不是刻意为之,我在创作生涯上没有战略性部署,只是看剧本,喜欢一个剧本就拍。剧本是要呈现什么规模,就投资多少。”
这一两年,张艺谋和朋友聊天,感受最深的是“电影这行业就像前几年的房地产,谁都不缺钱,都是钱在找人”。他跟《中国周刊》记者感叹:“好像现在导演都不缺钱了。谁有一个想法,过半年都开始拍了。我经常想,这个电影能卖钱吗?一年700部电影观众能看过来吗?(这些电影)都跑哪去了?所以现在投资人真是前赴后继的投资。这个时代,是导演的大好机会。现在我接触到的状况是,导演不缺钱,缺剧本,缺演员。其实这种形势是短暂的,如果创作队伍不争气,没有好导演涌现,这个过程很快就过去了。”
尽管有诸多争议,张艺谋有一项成功无可争辩——他把“张艺谋”三个字塑造为一个值得资本信任的品牌。
制片人张伟平把《山楂树之恋》500人的摄制组定义为“电影界的空军一号”。他说:“文艺片不一定是小制作,文艺片不一定就是仨瓜俩枣就能拍的。”
十年前拍的《英雄》,投资高达2.5亿元。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是,为了节省开销,张艺谋亲自跑去跟老乡谈金黄树叶的价钱,愣是从40元一袋砍到了35元。正因如此,张艺谋在张伟平心目中树立起了可以信赖的形象。
曾经失败的文艺片
15年前,张艺谋也曾被资本市场抛弃过。
在1995年和巩俐拍完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之后,巩俐突然提出分手,并很快和新加坡商人黄和祥结婚。多年来,张艺谋所致力打造的品牌是巩俐,巩俐离开了,票房焦点自然消失。此时,海外投资商对张艺谋的新片《有话好好说》失去了信心,投资从2600万下降到1000万。张艺谋不得已断然解除合作协议。
房地产商张伟平的出现完全是为朋友“两肋插刀”,此前,他和张艺谋认识六年,两人之间从未“谈过电影,只是吃喝玩乐,聊天郊游”。在某次饭局中,张伟平看到张艺谋为新戏资金所扰,于是停掉一个房地产项目,将2600万元现金划到了《有话好好说》的名下。张伟平本以为借助张艺谋的名气,《有话好好说》可以一炮而红,结果赔了1800万元。
经历了这次失败,张伟平开始帮张艺谋重新定位。他告诉张艺谋:“你之前的品牌就是巩俐,你只是个幕后工作者。”
1996年,张伟平投资1000万元注册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张艺谋任艺术总监。同年,公司宣布一年同时投拍两部由张艺谋执导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
谈及当年的决定,张伟平回忆:“一年投拍两部电影,这在张艺谋过去的经历里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我建议一个明星都没有,这其间所传递的信息很明确,我是打造导演品牌,不是做明星品牌。只有张艺谋这个品牌树立起来,作品才能赢得市场和观众。”
之后,两部投资2000万上下的文艺片《我的父亲母亲》、《一个都不能少》在国内外引起巨大轰动,新画面公司也因此收回了《有话好好说》亏掉的资金。更为重要的是,两部片子让张艺谋的商业品牌得以奠定。
但当年,张艺谋对电影的商业属性还没有形成清醒的认知,他的创作动机似乎还停留在《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时期。拍完《我的父亲母亲》时,他说:“每拍完一部电影,我都有坚定的想法,要参加电影节。我拍的电影都是文艺片,不是完全的商业电影,电影节是文艺片最大的展台。”
2000年,张艺谋和张伟平合作了第四部电影《幸福时光》。这部当年投资“高达”180万美元的文艺片票房惨败。事后,张伟平总结原因是“既不商业,也不文艺”。
经历了这次失败,张艺谋似乎也觉察到了电影市场风向的转变,他点评这四部文艺片“毫无商业价值”。
《英雄》时代
很多人都会把2003年张艺谋的《英雄》誉为“中国电影的分水岭”,此前,中国电影正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低潮,在好莱坞大片的冲击下,国产电影票房急速萎缩。除去冯小刚的贺岁片,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卖座电影。
用一组数据表明《英雄》的意义最为恰当:投资高达2.5亿,为中国影史最高;1000万的电影营销宣传,可谓前所未有大手笔;240万美元的贴片电影广告,是国产电影的首次尝试;约14亿的海内外票房在此后十年间无人打破;更为重要的是,《英雄》在国内市场首次打败进口大片。
2003年,全国电影票房是10亿元人民币,国产影片占5亿元,其中张艺谋的《英雄》达到了2.5亿元,相当于当年其他九十多部国产影片票房的总和。
张艺谋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当年老板问我,有一部新片,是古装的,你要不要李连杰、梁朝伟,再加上张曼玉。我吓死了,这些明星太贵了,更别提集合起来了。但老板说,这种类型海外一定卖。我想了想说,那就要吧!”
张艺谋对“中国大片时代”的来临也有些始料未及。《英雄》上映时,张伟平跟他估算票房能达到1个亿,张艺谋目瞪口呆,说李安的《卧虎藏龙》才一千多万,咱两千多万就行了吧。《英雄》在人民大会堂拍卖音像版权时,底价定的是100万。张艺谋在场下怕100万底价太高,到时候会流拍,于是建议定80万。当最终音像版权以1780万拍出后,他“震惊”了。
事后,张艺谋承认:“当年我想票房达到8000万就不错了,2.5亿根本没敢想。今天回头看《英雄》,不管承认不承认,它都是中国大片的一个开端,是票房大卖的一个标志。可是我当年做这个是无意识的,后来也带来我拍这种商业电影的争论。”
《英雄》对国产电影更为重要的意义是,打开了华语电影在北美票房的销路。《英雄》第一次出击北美时,好莱坞对张艺谋并没有信心。在海外发行方式上,新画面不得不“忍辱负重”,接受北美发行公司一手买断的方式。所以最后海外高票房带来的高利润和新画面一点关系也没有。《英雄》在北美上映前,美国片商将之雪藏很久。之后,在海报上打出“昆汀•塔伦蒂诺推荐”的字样,让美国人误以为是昆汀的新片。美国观众进影院后发现不是,接着发现张艺谋拍的片子也不错,这才打开局面。
作为当年唯一打入北美圣诞档的电影,《英雄》效应折射到国内是让国人重新唤起了对国产电影的热情。对普通观者而言,他们并不关心美国一周就能有7部电影有亿元收入,他们只在乎“中国电影真正在好莱坞站住了脚”。
《英雄》开启的中国大片时代让民间资本蜂拥而至,也为电影行业勾画出了一个暴利的想象。《英雄》筹拍期间,“新画面”除了银行借款还有大量海外融资,靠的是张艺谋的声誉。这之后,国际资本不期而至,投资人开始主动找上门来。
而《英雄》对张艺谋的影响也具有“颠覆性”意义,他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电影产业化所带来的冲击。在2001年《英雄》立项时,北美投资方就请来国际著名的保险机构审核,得到保证后,以预售权的方式买下了《英雄》在北美的版权,保证了影片拍摄时的资金。在《英雄》的拷贝送到北美前,美国片商觉得一小时五十分钟的长度太长,要求剪下20分钟。张艺谋几经挣扎听从了建议。他解释说:“虽然艺术家要坚持个性,但不理他们是不行的,如果这部电影赔本,老板破产,我就没有第二次拍电影的机会了。”
与此同时,《英雄》为张艺谋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政策空间,用制片人张伟平的话说“这部电影给了我们话语权”。
2003年,因为《英雄》的票房大卖,第九届“华表奖”较往年对评奖章程进行了较大改革,首次将影片获得的市场回报纳入参评条件,即:总成本与票房总收入持平;票房总收入达到500万元人民币,或票房总收入达到300万元人民币且电视播出收视达2200万人次,才有资格参加评奖。
大片的疲态
张艺谋从不否认自己是幸运的。他跟记者提及最多的一个词是“大时代”。
出道伊始前十年,他拍摄了一系列带有探索性的电影,在国际影坛为一代中国电影人开创了一个多样性的空间,在创作生涯遇到瓶颈时,他又正好经历着中国社会向商品经济急剧转变,开放的态度和资本的进入让中国电影走向了产业化的道路。
此时,时代给张艺谋提供了一个新命题:如何从拿电影大奖到手软的艺术片导演转型为一个成功的商业片导演?
2004年的《十面埋伏》和2006年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再次重演了《英雄》“大明星、大投资、大宣传、高回报”的大片模式。尤其是后者,吸引了渣打银行这样的资本巨鳄加入到电影投资人的队伍。此后,房地商、VC等热钱相继涌入电影领域。
曾投资拍摄《十面埋伏》的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说:“中影集团每年能够提供2.5亿-3亿元的资金,但这些资金都带着一个神圣的使命——赚钱。每一个资本的毛孔中间都充满了赢利的渴望。”
虽然两部大片在商业上都取得了成功,但张艺谋本人却遭遇了“故事苍白、不伦不类、才华殆尽”等负面评价。
面对批评,张艺谋倒十分坦然,他已经可以直面电影所附带的赤裸裸的商业目的。他曾说:“拍这三部古装大片,不是搞艺术创作,是想探索武侠或者动作电影,去拍能够营造票房效果的电影,所以它没有那么高的艺术追求。一开始拍电影我是拿自己当艺术家,当思想家,经历了商品时代后,我发现自己兼具许多东西,比如艺术性、社会性和商业性。”
张伟平曾说过一句话:中国电影只有靠大片把炕烧热了,才能给中小投资的电影和艺术电影换来生存空间。曾一度,这句话饱受诟病,但现在看来,张艺谋一系列的大制作对中国电影产业的确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在商业路上越走越远的张艺谋是否丧失了自己的创作情怀?在拍摄完《十面埋伏》后,张艺谋曾拍过一部文艺片叫《千里走单骑》。这部电影按照张伟平的说法,是纯粹满足张艺谋和高仓健的约定,感性支持多过理性投资。
影片上映后,张伟平耗巨资在云南为《千里走单骑》举办首映庆典。正当外界拭目以待张伟平如何将商业片的营销策略成功移植到文艺片时,《千里走单骑》最终票房只有3000多万,亏了四五百万。这也间接促成了日后《满城尽带黄金甲》高达3.5亿元的投资。
在拍完《满城尽带黄金甲》后,张艺谋在艺术和商业,国内票房和海外市场的权衡中,曾谈及这样一个观点:“国际市场只能接受中国电影古装动作这一种类型,我们自己的市场容量有限,一个投资3亿多元的大片,国内市场要七八亿元才能收回,怎么可能。所以目前只能用这种国际市场认可的类型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这样才能收回投资,保证中国电影市场有一个良性的循环。”
恰好此时,为了执导奥运开幕式,张艺谋暂时放下了电影工作。
资本裹胁下的从容
在成功导演了奥运开幕式后,张艺谋的个人声誉达到顶峰。有某品牌评估机构估算:张艺谋的个人品牌价值已经达到2亿美元。
“有吗?”坐在《中国周刊》记者面前,张艺谋显然对这个问题早有准备,他半开玩笑说:“我没看到2亿美元在哪啊?”
2009年,三年没有拍电影的张艺谋拿出新片《三枪拍案惊奇》(以下简称《三枪》),这部投资只有8000万的喜剧,没有一个国际明星加盟,但却获得了2.5亿元的票房。好莱坞买下《三枪》时,告诉张伟平,就是看中了张艺谋奥运会后的品牌价值。
《三枪》上映后的恶评如潮,这些批评几乎是张艺谋从影生涯中所遭受的最严厉的一波。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部电影背后的逻辑链。奥运会结束后,张艺谋拿着《三枪》和《山楂树之恋》两个本子跟张伟平商量。张伟平觉得拍《山楂树之恋》没什么挑战了,应该干点风险大的事情,于是说服张艺谋拍《三枪》,并力推当年火遍大江南北的小沈阳做主演。
最终,《三枪》也以两倍的回报率让沉寂三年的新画面重新杀回电影江湖,从投资回报率上衡量,这部电影也是张艺谋最赚钱的一部作品。难怪有媒体戏言:“张艺谋用《三枪》为张伟平还债。”
时隔一年,张艺谋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三枪》之于我的经验是拍一部喜剧很难,你不要看是小沈阳、赵本山,搞笑不好拍。尤其是观众又想让搞笑有所谓的意义和深刻。这就更难的,我个人的体会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但这依旧无损于张艺谋在投资人心中的地位。
曾和张艺谋合作过的一位投资人点评他:“张艺谋品牌易于结合资本的重要原因有二,首先是其有着丰富的资本对接渠道;其次,‘、牛、不配合、要价高、出尔反尔’这些毛病,张艺谋一点也没有。”
的确,作为中国最知名的导演,他的性格,与这个民族长久以来所倡导的个性非常契合。在执导过奥运开幕式后,张艺谋曾感叹:“个人艺术上的坚持,常常要让位给更大的目标。”
在中国电影大投资的背景下,张艺谋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劳模”,他用异常明确的口吻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我不知道别人的商业标准,我的商业标准就是不让投资人赔钱。导演并不能永远认为艺术第一,商业无用。现在,我很不喜欢有些人说这意味着导演要牺牲艺术,要捶胸顿足的堕落下去,这不能划等号,我们要学会适者生存,要调整好心态。西方很多导演都走过这样的路,他们仍旧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保持自己的特色,保持艺术才华。我觉得,我也一点问题都没有。”
相比《三枪》,《山楂树之恋》显然是张艺谋更为喜欢的题材,当初,他拿到剧本时,瞬间就被结尾感动了。按照张伟平和张艺谋的合作模式,这部电影无疑又是张伟平在帮助张艺谋圆一个艺术梦。在影片上映前,张伟平曾放言:“我要赌一把国产文艺片市场。”
其实,这五年中国电影市场已今非昔比。从前张艺谋缔造的中国大片在海外市场的票房连年萎缩,而国产电影票房却井喷式增长。2009年中国电影增长率是40%,全国电影票房是62亿,国产影片超过票房总额的55%,占据主导型优势。
张艺谋的新作《山楂树之恋》明显直指国内市场,因为西方人很难理解“这个欲望被无限禁锢时代下的爱情”。电影上映前,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可•穆勒看过样片后,极力邀请张艺谋把首映礼放在第66界威尼斯电影节上。张艺谋思量再三,还是把首映放在中国。他解释说:“中国市场越来越重要,在过去二十年前,电影节是导演的唯一出路,但现在中国国内票房是首要考量。”
张艺谋对《中国周刊》记者说:“国内电影市场的前景太好了,很多导演的眼光都从国际转到国内。中国电影这个大炕,还在烧。现在看来,中国年轻观众对国产电影的持续热情很重要。中国电影市场,现在恐怕是唯一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能在本土电影票房市场上占有份额的一个例外,坦率说,欧洲已经被好莱坞殖民化了。”
张艺谋的新作《山楂树之恋》即将在国庆档期上映。这一期间,他将遭遇一场竞争异常的战争:前有华谊投资的亿元大片《狄仁杰之通天陷阱》,后有打着中国首部西部片旗号的《西风烈》。在首映礼上,《山楂树之恋》没有请任何大明星,最大的亮点是放映了一个短片叫《百变张艺谋》。导演张艺谋仍是电影的最大卖点。
在媒体发布会上曾出现了尴尬的一幕,一个记者接连追问了张艺谋两遍:“冯小刚是一个喜欢预测票房的导演,他的《唐山大地震》最终票房过六亿,创造了国产电影之最,你是如何预测《山楂树之恋》的票房?”
张艺谋淡淡地说:“我不预测票房。”
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专访时,他解释:“我从来不预测票房。我未卜先知又能如何呢?说明什么呢?其实没有任何意义。票房不是唯一的标准,中国人不会愚蠢到这个程度。只是社会发展到今天,导演的创作和票房密切相关,它意味着导演是否有第二次机会,意味着导演是否能在这个江湖上有立足之地,意味着导演能否给自己塑造一个良性空间。这都是直接利益。在现阶段,大家更愿意津津乐道票房收入,也正常,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步骤。中国的电影屏幕现在只有5000块,等到有一万五千块时,可能是五年后,八年后,到时,一部电影票房很容易就达到15亿、20亿。所以,现在的数字都是过眼云烟。没有意义。我尽量不想让自己成为数字的奴隶,也不会拿这些阶段性的数字作为一个功劳簿,更不会作为一个自满的因素,让它成为某种考量的刚性标准。我拍电影还是那条原则,不要让投资人亏本,我的电影只要在个人对投资人负责的基础上,在商业回报上有良性循环就可以了。”
经历过中国电影圈的起起落落,张艺谋用过去的成绩为自己换来了相对宽松的创作空间和充足的资本支持,面对批评质疑,他格外坦然从容。
“我知道《三枪》后会有批评,现在拍电影就要面对这样的考量。对我来讲,我自己清醒就够了。”张艺谋告诉记者,“我不会范进中举,也不会困惑自己没有出路。实际上,《三枪》也罢,《山楂树之恋》也罢,只是一个导演去接触不同的类型。”
张艺谋的下一部电影叫《金陵十三钗》,又是一部投资规模过亿的大片。据他本人透露,南京的景已经搭建好了,男一号是一位好莱坞的一线男星。
从一部毫无商业价值的《有话好好说》到接连三部开创中国大片时代的古装巨作,从投资7000万的文艺片《山楂树之恋》,再到即将回归的大片模式,张艺谋说:“这一切并不是刻意为之,我在创作生涯上没有战略性部署,只是看剧本,喜欢一个剧本就拍。剧本是要呈现什么规模,就投资多少。”
这一两年,张艺谋和朋友聊天,感受最深的是“电影这行业就像前几年的房地产,谁都不缺钱,都是钱在找人”。他跟《中国周刊》记者感叹:“好像现在导演都不缺钱了。谁有一个想法,过半年都开始拍了。我经常想,这个电影能卖钱吗?一年700部电影观众能看过来吗?(这些电影)都跑哪去了?所以现在投资人真是前赴后继的投资。这个时代,是导演的大好机会。现在我接触到的状况是,导演不缺钱,缺剧本,缺演员。其实这种形势是短暂的,如果创作队伍不争气,没有好导演涌现,这个过程很快就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