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16岁，体重39公斤。路易斯安那州拉斐特市6月的天气格外闷热。我父亲想让我在暑假找份活儿干。他的一位朋友是建筑商,于是我就成了这位建筑商手下工人的帮手,报酬是每小时75美分。
　　我一点儿也不想工作。我想和朋友们驱车兜风或者与他们一起站在超市门口谈笑、搜寻女孩子。但是我不能违背父亲的旨意。父亲肩宽背阔，脸色红润，我不敢惹他生气，不敢看他因生气而瞪圆的蓝眼睛和逐渐变红的脸孔。
　　父亲在家里通常很安静。他突然发声的大嗓门总是将我吓个半死。他从不嚷嚷起来没完，最多只吼几句简单的话，这足以令我魂飞魄散。我对他的爱之中居然包括这种恐惧。
　　第一天上班是父亲开车送我去的。一路上我紧张、害怕、委屈，一点儿自信也没有。
　　父亲把我带到工头面前，对工头说：“让他成为真正的男子汉。”然后就离开了。
　　我站在那里一声不响，等着工头派我去给一位好心肠的木匠帮忙。可是，工头却递给我一把镐和一把锹，让我到一个壕沟里。壕沟足有1米深，用来做酒店的地基。沟里膀大腰圆的工人们正挥舞着镐和锹。两个工人给我让出一个空位，我跳了下去。
　　在烈日下的最初几个小时我只知道机械地举起镐，抡下去，再举起，再抡下，直到泥土松软了，再把锹插进土里，将土扬到沟外。
　　我根本没力气干这种活，我的背、我的腿、我的胳膊、我的肩膀都在颤抖。我唯一的希望是工作赶快结束。
　　干了三四个小时之后我感到恶心。中午，一声哨响，所有人都停止了工作，走向阴凉处。一个人对我说，到吃饭时间了。
　　我看着自己带的午餐，胃里的东西开始往上涌。我赶紧走到工具棚的一角，开始呕吐。胃倒空后我走回阴凉处，躺了下去。有人说：“你得吃点儿东西。”
　　“我不吃了。”说完，我闭上眼睛睡了。13时，一声哨响，我醒了，一个人问我：“你还好吧？”
　　我点点头，如果开口，可能会控制不住哭起来。
　　我们回到壕沟里。我拿起锹，将身边的松土扬出壕沟，然后抡起镐。我还是头晕，感到胸闷乏力。
　　这样干了40分钟左右，我听到父亲的声音。我抬头看着他，他一定是来带我回家的，他原谅了我的无能吧？可是我想错了，他说：“走，我们去买顶新帽子。”
　　工地的所有人都戴着帽子，有草帽有棒球帽。
　　在车里，父亲用略带骄傲的柔和语气对我说：“听工头说你吐了，没吃饭，还不肯告诉他。”
　　“没什么。”我羞愧地瞅着窗外的马路，使他相信我是个勇敢的人。
　　接下来是一路沉默，到了市里，他把我带到一家杂货店。杂货店里有空调，还有餐桌，他递给我一瓶汽水，让我自己点三明治。
　　之后我们穿过大街走进一家超市，父亲为我选了一顶软木遮阳帽。回到工地后，一位伙计说：“帽子真不错。”我跳进壕沟里，我身边的人说：“现在你没事儿了？”他说得对，我的确没事儿了。不知为什么，同样的细胳膊瘦腿削肩膀，我却感到不那么难以忍受了。
　　17时，收工哨声响了。我登上公共汽车回家，臂上、手上、脸上、脖子上、衣服上，浑身上下满是尘土。
　　父亲已经将我的事告诉了妈妈和姐姐，我一踏进家门她们就满怀敬意地上前欢迎我，她们很担心，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我很好，我不能实话实说。与其坦白不想再去那个鬼地方了，不如干脆承认自己无能，不仅体力方面差劲儿，连男子汉的起码工作都干不了。
　　第二天一早，带上帽子和午餐，我踏上了开往工地的汽车。我又跳进壕沟里，这回我一点儿也没恶心。中午在阴凉处吃过午饭后，工作又开始了。我一直干到傍晚才收工。到家后我还是说我很好。
　　工地上的活儿实在太累人了，但是经过第一个上午，我已经能承受一切了。地基挖好以后，我又被派到另一个工地，帮助建童子军食堂。我具体的工作是协助挖化粪池。黏土太硬了，工头不断地用水管浇土，我们还是挖得很吃力。后来我居然可以扛着30公斤重的水泥袋子行走了。到夏季结束时我的体重增加了8公斤。
　　实际上第一天父亲到工地看我时很想把我带回家,但他知道自己不可以那样做。如果那样的话,我肯定会整天在家里喊着要成为某某名人,成为男人中的男人,就这样空喊一个暑假。为了让我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父亲把我带到工地上,还给我买了一顶帽子。
　　（摘自《品味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