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雷唱火了《成都》，却被不少成都人嚷嚷着唱错了这座城。无论如何，伴随着各个选秀和比赛节目，我们再次关注到这样一种音乐：新民谣。
　　这个词是盲人歌手周云蓬创立的，新民谣有过去校园民谣冲淡的感觉，却又少不了摇滚乐中的愤怒和呐喊。中国摇滚乐和校园民谣这两股势力都已经死在了急功近利、追求形式怪异却不求哲思的致命缺陷上。做新民谣的歌手们出自底层却具有人文关怀的精神，在城市里酝酿出具有独立意识的文化空间是新民谣最大的群众资本。
　　赵照与赵雷
　　1979年出生的赵照是当时后海一帮年轻北漂中辈分最老的歌手之一。在来到后海之前，赵照有着标准的“北漂”故事，在三里屯酒吧街卖唱，在琉璃厂的琴行打工，被房东四处驱赶，被警察突袭检查暂住证。因为出来闯得早，他迅速在后海成为最有威望和资历的歌手。新歌手来到后海都会先找他，他为他们推荐驻唱酒吧，这样认识了很多当时还未成名的歌手。
　　赵照就是在那个时期认识的赵雷。赵雷刚到后海唱歌的时候才17岁，两人住得很近，所以也经常一起玩，后来赵照成了赵雷的师父，教赵雷吹口琴。彼时的后海留存着民谣的概念，尽管酒吧歌手们的歌曲选择五花八门，古今中外、大陆港台，从70年代的歌一直唱到2000年，但大家都是一把吉他的弹唱，至多再配一把口琴。
　　赵照告诉赵雷：“民谣要像说话一样唱歌，这样才够真诚。唱歌不是体育比赛，可以更高更快更强，也可以更低更慢更弱，这就是艺术的魅力。最重要的不是方法，而是语气。”
　　2007年迷笛音乐节开始专门设立民谣舞台，周云蓬曾经在一次讲演中回忆：“过去民谣只是小菜，饭前甜点。一个大音乐节，比如说痛仰乐队唱完歌了，草地上会有民谣歌手拿个手鼓在那唱唱歌。”2007年，赵已然、小河（何国峰）、周云蓬、李志、万晓利、低苦艾、苏阳都参加了迷笛音乐节，周云蓬还随身带了50张《中国孩子》的专辑，到了现场一下子便卖光了。
　　这时候赵照已经出了两张专辑，一次全国巡演，还是不火。但其实赵照对一首民谣是否可能流行化有着敏锐的直觉。“歌曲分很多种，有些歌曲是通感的，有共性的，有的歌曲就是个人化的。”
　　最初为徒弟赵雷制作第一张专辑时，当赵照听到赵雷的《南方姑娘》时，他很清楚这首歌一定会火。“它有着普遍性，北京以南的姑娘，听了之后都会觉得自己是南方姑娘，它有着广泛的共鸣。”赵照特别认真地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去修改这首歌的编曲，把它做到最好。“这首歌很有希望。”赵照对赵雷说。
　　2010年，赵雷参加了电视音乐选秀节目“快乐男声”。那时赵照并不认同，他觉得选秀节目简直是一种侮辱，如果上了选秀就相当于被招安了。“选秀节目完全是个对立的阵营，这么恶俗的东西，我怎么能跟他们站在一起？”2013年左立在“快乐男声”上翻唱了《南方姑娘》后，如赵照曾经预见的一样，《南方姑娘》火了，赵雷也真正被大家所熟知。
　　从2010年的《南方姑娘》，到2012年的《董小姐》，2014年的《当你老了》，2015年的《南山南》，一首接一首的民谣随着选秀节目进入了大众的视野，紧跟着它们的原唱者们也随之提升了各自的知名度和身价，越来越多的民谣歌手也由此开始为人所知。
　　此时，参加了“中国好歌曲”之后赵照的生活没有本质上的变化，只是多了些人找他写歌作曲，多了些商演的机会。和其他几个因选秀直接或间接走红的民谣歌手相比，他的身价没他们高，“粉丝”也没他们多。宋冬野开了百城巡演，马頔在舞台上挑个眉毛，底下的女孩们就能兴奋地尖叫起来。
　　好妹妹乐队、李志、宋冬野等民谣歌手的身价基本都翻了2至3倍。而除了拔尖的这三组民谣音乐人外，马頔、陈粒、赵雷、马条的身价也均超过10万元。
　　即便如此，赵照决定不再参加音乐选秀节目。“选秀节目凸显了民谣歌曲中的通感元素，个人化的歌曲会更容易被淘汰。”
　　对于想进入民谣这个行业的年轻歌手，选秀成了唯一的通道，还有一些人甚至不需要写歌了，只要翻唱其他人的歌曲，也能一下子火起来。赵照觉得这对于作词作曲的人来说，是一个特别沉重的打击。“那些翻唱的人只需要唱好歌，表演得好就行了，但真正的音乐人并不是这样的。”
　　乌托有个帮：我们终将抵达
　　当民谣上了电视，会不会变味？等着赵雷在《歌手》上唱《成都》的人，在等他给出答案。
　　正如一首歌的名字所说，the show must go on，歌者选择着不同的舞台，听者仍在以不同的方式追随。在这个年代我们更容易见证小众文化走进大众视野，而文艺青年们也不必惘然。
　　因为你看，镁光灯下还是那个赵雷，安静地弹唱，眼神里有光。
　　其实早在2014年底，赵雷已经在民谣圈掀起一阵风浪，那时他的歌迷开始喊出这样的口号：赵雷不红，天理难容……
　　1999年，有一部名为《美丽新世界》的电影，影片里有一个由伍佰扮演的流浪歌手，他每天背着吉他在人来人往的上海地下通道唱歌，“只要忘记曾经，你就能自由。有一个美丽的新世界，它在远方等我，那里有天真的孩子，还有姑娘的酒窝”。
　　那时还只是中学生的赵雷，并没有那么多的曾经可以忘却，也不知道何为自由，只是单纯地幻想着自己也能像电影里的伍佰那样，帅气地在地下通道唱歌。
　　“地下道的声场特别好，在里面唱歌会上瘾。当时也没想着赚钱，就是为了玩儿，我们唱完就拿着钱去吃羊肉串了。”对于赵雷来说，实现这个小梦想似乎不费什么力气。
　　高三下半年，赵雷把自己的小舞台从地下通道转到了后海的酒吧，一个晚上80元，对于处在青春期的孩子来说，算是有了稳定的收入。只是，鸟儿是关不住的。在北京生活久了，赵雷决定去拉萨寻找“不一样”的生活。
　　在拉萨的日子自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那时候的日子挺拮据的，经常吃泡面，吃不起肉，也煮不熟，而且拉萨的菜因为不容易耕种，所以也比我们这边贵很多。最后没有钱了，就每天蘸着盐吃土豆，光着屁股在院子里晒太阳。”
　　后来，赵雷又去丽江开了一间酒吧，每天继续和朋友们一起唱唱歌，晒晒太阳，过着信马由缰、乌托邦式的自在生活。
　　《吉姆餐厅》里有首歌叫《我们的时光》，这是赵雷和四个兄弟头顶着烈日，用五辆国产摩托车碾出来的。
　　2012年，赵雷和浩子、小猛、冠奇、旭东五个音乐人做了一次“十个轮子上的民谣之路”的全国巡演。从成都出发，一路向东到深圳，十个笃定向前的轮子，十五座城市，以及三十个不顾一切的日与夜，五个男人用疯狂记录下青春，用音乐雕刻下时光。
　　只是赵雷的生活在外人看来，总是那么不合乎逻辑、不可预测，比如他后来参加了快乐男声的比赛，很多人都奇怪他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和他格格不入的平臺，他的回答依旧简单：“当时我在长沙开专场，知道有这个比赛，就想去玩儿一下，就去了。”
　　而在快男那样的舞台上，他就是最特别的那一个，他自信满满的对在场的观众说，“我要掀起民谣的新浪潮”。而那句话，是他上场前临时想出来的。
　　《我是歌手》之后，有人喜忧参半，希望他的歌红遍大街小巷，又想他永远是独享的宝藏。
　　他喜欢打拳击，也喜欢用拳击来比喻理想。“理想就像打斗，打赢了，你就实现理想了，所有的理想都是在拼”。就像他在《理想》这首歌里唱的：“理想永远都年轻，你让我倔强地反抗着命运，你让我变得苍白，却依然天真地相信花儿会再次地盛开”；
　　他说他现在不喜欢谈理想，只是他做了别人不敢做的事，坚持了别人难以继续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