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英雄，如何打动今天的观众？”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晓东针对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述提出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问题。这不仅呈现出当代红色经典教育所面临的时代语境转变带来的接受新困境，而且表达出了当代红色历史题材所面临的新时代读者、新时代语境、多媒介文化等因素构建的创作新困境。面对教学书、课堂上、纪念馆里一次次传递、表达和建构的耳熟能详的红色革命历史文化，当下的红色革命题材的传播、接受与创作面临着如何出新、如何突围的巨大难题和困境。
　　 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看到一些本来有着很高意义和价值的红色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被立项为重要作品扶持、被寄予厚望，但是最终却因为观念陈旧、内容了无新意、叙述手法庸常、人物没有鲜明性格而泛泛为一般作品，或束之高阁，或无人问津，没有进入读者接受环节就已经陷入了窘境之中。因此，对于吴晓东教授提出的问题，无论是从红色革命历史教育角度，还是从红色革命题材创作而言，我们都应该给予高度重视，都应该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只有在强烈的危机意识下，我们的作家才真正自觉地去寻找红色革命题材当下创作的新路，以一种突围、创新的探索意识，汲取歷史经验和智慧，去创作属于新时代的、具有与当代文化对话意味的新红色经典文学。而这种具有新时代文化气息、接时代地气的新红色经典将从根本上有助于新时代红色革命历史教育的有效实施。
　　 事实上，我们在红色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可以欣慰的是，时至今日，我们依然有一些跨越时空、经过岁月考验的“红色经典”。柳青的《创业史》在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依然是当代文学作家和研究者所谈论的热点。尤其是21新世纪以来，柳青及其《创业史》正被研究者从各个不同方面进行着分析和探寻，乃至构成一种“春风到处说柳青”的独特文学史现象。2015年笔者在北京大学访学期间，在校园里漫步时，抬头猛然看到一张让我感到惊喜的海报：梁斌的《红旗谱》被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改编为话剧，即将在北京大学礼堂隆重演出。此外，河北省话剧院、南开大学学生话剧团等都曾改编、演出过《红旗谱》。而海报中的朱老忠形象高大、夺人魂魄、光彩照人，这就是文学作品的经典魅力，穿越时空依然与当代人进行精神对话。柳青《创业史》和梁斌的《红旗谱》这些红色经典为何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事实上，无论是柳青，还是作家梁斌，他们都为各自的文学经典创作积蓄了充足的生活经验和深厚的生命体验。柳青为写《创业史》，从大都市来到农村，一住就是14年，早已经与农村、农民、乡土生活融为一体;经历过“五卅惨案”、反“割头税”和高蠡暴动等惊心动魄的革命斗争，梁斌在革命胜利之后，把在心中酝酿、积累了十多年的“红色故事”书写出来，成就了《红旗谱》这部经典。无比丰富、深邃的生活永远是作家创作的鲜活源头。正是基于深厚的生活积淀，柳青和梁斌的红色革命题材作品才有着活色鲜香的生命气息、地域气息、民俗文化气息，描绘出了一个地域的、时代的、一群有着独特鲜明性格和深厚精神意蕴的典型人物形象所构成的立体历史画卷，即勃兰兑斯所言的“心灵史”意义和价值。和《创业史》《红旗谱》一样，杨沫的《青春之歌》、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曲波的《林海雪原》、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冯德英的《山菊花》、郭澄清的《大刀记》等红色经典，都以其“心灵化石”般的记录历史和抒发时代情感的巨大价值而一再震撼阅读者和研究者，构成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启发当代中国民众思考历史、现实、理想和未来。
　　 “十七年文学”中的红色经典创作经验给我们很多启发，但是对于当代中国作家来说，这些经验与他们的生活存在着较大的距离。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当代中国作家没有亲身体验和经历红色革命斗争历史。因此，今天的作家进行红色题材创作面临的困境就在于，如何感受和体验“昨天的故事”？如何进入“历史之河”？昨天的历史故事，今天又该如何重新讲述？如何有效进入新时代读者的心灵之中？实际上， 对于这个时代难题，新时期以来的中国作家做出了新的尝试和审美思考。“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正如小说里对高密东北乡的复杂、多样、魔幻般描绘一样，莫言的《红高粱》塑造了一群“杀人越货、精忠报国，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的民间野性草莽英雄，极大扩展和丰富了以往革命历史叙述的单一维度，呈现出历史多元化、整体化、深度化的新经典探寻。高密东北乡的民间草莽英雄为抗日流淌的鲜血染红了那在风中摇荡的殷红高粱。
　　 与莫言同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的军旅作家苗长水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是佳作迭出，引起一片喝彩声。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宋遂良、吴义勤、李运抟、罗岗等人都对苗长水的红色革命历史题材新创作给予高度评价。雷达说：“他的创作是当前文学中的一个奇迹，一个几乎不可能出现的奇迹。他居然在对于当代读者已经普遍丧失吸引力的题材、人物和情节模式中，在一片旧的土壤上，营造出葱绿的、生机盎然的审美新地，发现了我们己非常熟悉且已失却兴趣的人物身上新的精神底蕴。这些作品的外观是那样地旧，但它们包含的情感又是那样地新鲜和温热。”苗长水在大家耳熟能详的红色革命历史题材中书写出了异样的、新质的东西，“旧酒”酿出了“新味”。在《非凡的大姨》中，苗长水打破了以往的单线、宏大的集体叙事，而是采取李兰芳本人和前哨联络员的双线、个体化叙事，刻画出一个钢铁女战士“李兰芳”的“侠情柔骨”，以及那个前哨联络员对历史的清晰的、深刻的文化自觉和独特认知。以往的红色革命英雄叙事是大理石般无比坚硬的、无名的、集体属性的，而这个联络员之所以到处刻下“李兰芳”的名字，就是想告诉后人，那些送了丈夫送儿郎、最后一口粮食做军粮、在冰水中长时间用柔弱肩膀扛起门板为部队架桥的沂蒙山女性，是有名字的，是那个叫“李兰芳”的女性组织起来的娘子军。正是这样无比熟悉的红色革命题材，在苗长水的《非凡的大姨》那里赋予了新的灵魂，注入了无比温热、无比细腻的生命之气，昔日暗淡的、褪色、熟稔的革命历史焕发出熠熠的精神光泽。 　　 新世纪以来，同样来自军旅的徐贵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历史的天空》塑造了一個从农民到将军的梁大牙英雄形象，一步步展现他艰辛的、自我蜕变的精神成长史;而且在长跨度的革命叙事中，呈现革命内部的不同声音及其多样性，描绘出革命“历史的天空”的迷人瑰丽。2019年，徐怀中的《牵风记》获得茅盾文学奖。小说删繁就简，以洗练简洁的语言塑造了与梁大牙性格截然相反、出身和成长经历迥异的儒雅高级将领齐竞。有意味的是梁大牙和齐竞都是无比的纯洁和忠诚，吟唱出了21世纪红色革命文学“新曲”，对革命、战争、人性、美有了新的思考和书写。
　　 不仅文学创作如此，当代影视剧方面在审美理念、创作手法和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也有新突破。《亮剑》无疑是当代最受观众欢迎的、最生动的、最富有个性化品格和鲜明饱满人物形象的电视剧。剧中的主角李云龙，饰演对手戏的楚云飞，乃至里面的一些次要人物形象如和尚等人，都让观众惊喜不已。毫无疑问，这是红色革命历史题材在新世纪文化语境中的一个飞跃，极大拓展和丰富了红色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但是我们也不讳言，当代红色革命影视剧也出现了如“手撕鬼子”等滑稽、戏谑、搞笑的“抗日神剧”，而在一定程度上亵渎和扭曲了红色革命历史文化。
　　 总之，历史的硝烟已经散去，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我们无法重新亲历那些革命历史。但是，我们要有历史危机意识，要不断探索和创新“还原历史”、“进入历史”、“复现历史”的途径、方法和理念。百年来中国人民经历了无数次屈辱的战争，从一次次屈辱中奋起反抗，直至抗日战争的胜利，我们才逐渐实现了建立新的“站起来的”民族国家;之后的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等等，我们民族在一次次的浴火涅槃中重生、崛起和壮大。从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到延安文学的赵树理、孙犁的写作，到包含十七年文学的当代红色经典写作，百年中国文学已经有了深厚的革命历史题材写作的丰富积淀和多元探索。时至今日，中国革命战争历史题材小说创作，已经经历了数个时期的变迁，经历几代人的积累，应该到了进行深刻历史反思、总结的时候了，已经到了出大部头、出《战争与和平》和《静静的顿河》这样的革命经典的时候了。而绝不应该是对前人的简单模仿，绝不应该是陈陈相因，裹足不前，绝不应该是简单地跟风、追风，而应该是怀着深刻的危机意识，如同司马迁一样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记忆民族历史、传承革命精神、铸就文学经典的理念，创作出属于中华民族的、也属于世界的红色革命文学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