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写能力”(literacy)是传播史中经常会被讨论的一个话题。读书写字这种行为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识字,在现代的语境下,意味着一个人有沟通能力,或是能够在一个有文化的社会中理解和交流意见和看法,从而参与到这个社会之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读写能力”是这么定义的:“读写能力意味着能够识别、理解、解释、创造、交流、计算和使用与不同情形相关的印刷或手写材料的能力。读写能力包含了一个连续性的学习过程,这种学习使得个人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发展自己的知识和潜力,充分参与到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当中。”
　　我们是在很小的时候开始学习阅读和写作的,所以我们常常忘记阅读和写作其实需要相当复杂的技巧,需要多年学习和背诵。即使在文明程度最高的社会中,有文化的成人比例也从未达到过100%。2000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发现文盲率为6.72%,意味着有8500多万人是文盲。另据统计,多达7200万美国成年人是“功能性文盲”, 即不能阅读招聘启事,不理解汽车时刻表,不能填写工作申请表。即使在有文化的人当中,也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具有高水平的阅读和写作技能。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文字曾经长期是一种特权。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写到:“因为文字是特权者的东西,所以就有了尊严性,并且有了神秘性。中国的字,到现在还很尊严,我们在墙壁上就常看见挂着‘敬惜字纸’的篓子。”在这里,鲁迅说的是一个相沿既久、流传甚广的习俗。中国古人对于文字纸张的爱惜程度,是现代人所无法理解的。我们这样的人也许看不出文字有何神奇,但我们的人类学家知道,对于一个只有口头语言的民族,文字会显得多么奇特而富有魔力。
　　对文字书写的崇拜不独中国有。古典学者埃里克·哈夫洛克认为,希腊字母的简易性对希腊书写文化的大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发展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石。按此论见,是字母书写使思维超越荷马时代“口头心智”的局限性,形成逻辑、哲学和科学,柏拉图即是这种转型的第一个伟大的产物。
　　哈夫洛克还认为,大概就在柏拉图出生的那个年代,或者稍早一点,古希腊文化出现了“大分野”。这种“大分野”表现为口承社会与书写社会相隔离,口承社会主要依赖于韵律的、叙述的文学来满足其文化知识的需求;而后来的书写社会则依赖于散文,并将散文视为传达严肃反思、研究和记录的载体。柏拉图的散文是开始放弃口头规则的一个重要表征,由此思维方式出现了决定的转折。后来,印刷术的发明,书写一方面成为扩大哲学、科学反思的工具,另一方面促进了欧洲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并对其他社会产生了日益增长的影响。
　　在西方文明的另一个伟大源头——希伯来文化中,文字书写也占有崇高的地位。摩西有名的十诫当中,第二诫就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出埃及记》第20章第4节)。”这一诫的重要性仅次于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对此,著名的媒介学者波兹曼在《娱乐致死》一书中阐释说:“为什么上帝要做这样的规定?我们可以冒险做一猜测:那些已经习惯于用图画、雕塑或其他具体形象表达思想的人,会发现他们无法像原来一样去膜拜一个抽象的神。犹太人的上帝存在于文字中,或者通过文字而存在,这需要人们进行最精妙的抽象思考。运用图像是亵渎神碉的表现。”
　　波兹曼认为印刷品对人类非常重要。他说,印刷品有效地创造出我们的现代个体(individuality)观念;而且,正是这种“被强化的自我感”导致了“童年的绽放”。印刷品要求读者必须先花一段时间训练其读写能力,随后就有了学校的发明,来控制儿童的“旺盛精力”,并培养他们“安静、静止、沉思,以及对于身体功能的精确调节”。波兹曼对印刷媒体的这种看法其实追寻了因尼斯与麦克卢汉的看法,他们都认为印刷品在本质上是象征性与直线式的,因而能够培养抽象与逻辑思维能力。
　　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写道:“我们与成年联结在一起的所有特征,几乎都是(或曾经是)由一个完全具有读写文化的要求所产生或扩展而成的。这些特征包括一种自我克制的能力、一种对被延迟满足的容忍、一种能进行概念式与序列式的复杂思考能力、对于历史连续性与未来的专注、对于理性与等级制度的高度评价。”在这里,读写能力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神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