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其中第五十七条是我国刑事诉讼法首次对侦查人员出庭制度进行规定。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直接言词原则以及保障辩护方质证权的应有之意,也是查明事实真相的要求。不仅如此,通过侦查人员出庭的真实经历利于其提高对自己工作的程序性要求,贯彻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增强庭审的对抗性,并逐步推进侦审关系正常化,做到以审判为中心。但是侦查人员出庭制度自在我国确立以来,并未得到完全的贯彻落实,在实践中适用整体数量偏低,情况说明仍然盛行;强制侦查人员出庭实施的可能性也不大;此外,即使是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也存在着作证质量不高,甚至是作伪证的情况。笔者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存在着主客观两重原因。一方面我国审判机关长久以来在裁决案件时形成了依赖案卷的习惯,侦查人员以书面证明材料替代出庭,对双方来说既便捷又高效;其次,在大多数案件中充当侦查机关的公安机关在我国政法体制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针对侦查人员出庭率低的情况基本不可能实施强制出庭措施;而侦查人员又因为缺乏作证技巧,或者由于人类记忆本身的限制而不能高质量的出庭完成作证。另一方面,侦查人员在主观上,特权思想未完全转变,不能正确对待侦审关系,对出庭接受审判机关及辩护方的询问持排斥心理,有时甚至为了维护自身以及侦查机关的利益而不惜作伪证;同时他们也不想因出庭占据过多时间不能完成其他工作而影响自己的业绩考核。对此,笔者也对域外一些国家的侦查人员出庭制度进行了梳理,认为要对这一制度进行完善,需要从实际操作性入手,避免空谈理论。笔者认为,首先应当明确侦查人员出庭的原则和案件范围,不能片面强调一味出庭,造成侦查人员负担过重反而得不到落实;其次应当有意识的加强对侦查人员出庭技巧的锻炼;另外通过明确不履行出庭义务的程序性后果和侦查机关的内部制裁措施来给侦查人员施压,促使其出庭作证。虽然这一制度从建立以来就不断有前人进行研究,但收效并不太好,实践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有待解决。因此笔者结合现有的研究成果形成几点自己的新颖之处。一是笔者并不像以往一样把关注点放在划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不同类型以及对其进行身份定性上,而是以比较细节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着眼于侦查人员就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出庭作证这一研究对象;其次笔者对修改国家赔偿责任的后置原则以及为侦查人员设置权利保障措施并不认同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笔者期望能够通过对侦查人员出庭制度的进一步研究和检视,达到使其真正落到实处,实现我国的程序正义以及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