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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自媒体发展迅速的当今时代，越来越多的新闻事件呈现出“后真相”的特点，理性思维一次又一次被冲击，情感越过事实成为事件主导因素。2018年“重庆公交坠江”事件后所呈现出的极端、蛮横的道德审判以及舆论失焦等问题，使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的舆论传播与引导面临着严峻考验。如何突破“后真相时代”网络舆论困境，实现社会良性舆论互动，成为媒体和社会大众越来越关注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在讨论“后真相时代”网络舆论特点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加强新闻专业主义、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提高公民网络素养等策略，来增强舆论引导力，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
关键词：“后真相时代”;网络舆论;非理性表达;“重庆公交坠江”事件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1）05-0067-03
2004年，美国传播学者拉尔夫·凯伊斯提出了“后真相时代”（Post-truth）的概念，认为人类不只是拥有真相和谎言，还有一大堆模棱两可的说辞，既不能算作真相，又不能归为谎言[1]。2010年，罗伯茨提出“后真相政治”（Post-truth politics）一词，把它看作是一种新的政治文化，认为“媒体报道、公众舆论与政策讨论完全脱钩”[2]。2016年“后真相”这一词汇跳出了政治学概念范畴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下的突出特征，即为“真相”变得不再重要或者处于次要位置，“客观事实在形成舆论方面影响较小，而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会产生更大的影响”的情形[3]。
新媒体时代，“人人拥有麦克风”，传播过程中信息“噪音”也不断增加，使得原本事实真相逐渐褪色甚至不再重要，更重要的则是在事件发展过程当中大众情绪的释放与宣泄，以及由此渐渐形成的社会舆论。这些重要因素成为了引导事件发展的“方向盘”，人们不再关注事件结果在何“目的地”，而是把目光放在了事件本身的发展趋势是否会与人们内心对事件发展的期待所接轨。2018年10月28日“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后的舆论发酵过程和对社会大众价值观的冲击，引发了学界、业界的极大关注。本文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探讨“后真相时代”网络舆论的引导策略，试图探索提高社会现代化治理、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一、“重庆公交坠江”事件始末及其“后真
相”的呈现 2018年10月28日，一辆载有数十人的重庆公交车由江南新区往北滨路行驶，当车行驶至万州长江二桥桥上时，与邝某某驾驶的由城区往江南新区行驶的小型轿车（车内只有驾驶人）相撞，造成公交车失控冲破护栏坠入长江，邝某某驾驶的小型轿车辆受损、驾驶人受伤的交通事故。事件发生后网络舆论迅速发酵，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以对邝某某所代表的“女司机”一类人以及邝某某本人的暴力讨伐为主要目的的谩骂声不绝于耳，网络舆论倾倒势地倒向了对小轿车司机个人的否定当中。在一系列的调查之后最终确认，事故是由于公交车上一名女乘客与司机的肢体冲突导致公交车方向盘不受控制，而后在与小轿车相撞后公交车最终坠入江中。在此事件之中，传统媒体、自媒体的报道与网络对邝某某所代表的女性的固定成见三者相互交织，形成了“后真相时代”的舆论生态现象。
自媒体技术呈现井喷式发展，公众的非理性化需求成为当代社会所深刻折射出的技术副产品。我们不能绝对的说，社会大众缺少独立判断的能力，但当对一类人群的固定成见系统确定之后，群体的注意力就会受到支持这一系统的事实所吸引，而对于和它相抵的事实则会视而不见。“后真相时代”下，事件本身事实的重要性远没有情绪宣泄来的过瘾，人们第一时间会不断寻求各类碎片化信息来满足自身好奇心的需要。在“重庆公交坠江”事件中，正是因为人们对于“女司機”固有的刻板印象根深蒂固，当这一固定成见系统已经在大众心中变得“心照不宣”时，一个偶然契机就可以让受众变得看起来具有相同的道德与价值观，这种假象则会使得事件的发展短时间内变得不可调控。对于逝去的公交乘客们的生命，大众选择第一时间抢占道德的至高点进行看似高尚的声讨，而忽略了最重要的事实因素，极端、冲动、偏执与专横的情绪埋葬了所有的怀疑精神与批判态度。
二、 “后真相时代”的网络舆论特点
（一）非理性判断跃然于理智之上
面对一则事件，人类在大部分情况下的指控都是无意识的，但这种无意识与人类理性思维中存在已久的情感几乎对等，而由于新技术的加持，各类自媒体、短视频以及新闻报道使得真假信息应接不暇，公民的素质差异，对传送信息的理解力也各不相同。以往大众所公认的、具有高素质、权威型的“意见领袖”逐渐下放，慢慢演变成为网络的“新意见领袖”。这些新技术所赋予新身份的舆论领导者不再是具有权威信息或者真实存在于某一个人的圈层中，这种状态最终则演变成了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拟崇拜”。在这种“虚拟崇拜”以及集体化的影响下，理性思维退居二线，主观判断变得越来越模糊。
（二）受众的刻板偏见短时间内极易引起
舆论爆炸 “刻板偏见”是指人们对某一类人或事物产生的比较固定、概括而笼统的看法，它会让我们在认知某个群体时忽视个体的差异，对个体做出不够客观的评价。“后真相时代”下的网络群体极化现象与受众的刻板偏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即使是错漏百出的一个谣言，只要切合网民的刻板印象，便能引起舆论爆炸[4]。
在“重庆公交坠江”事件中，最初的报道只是两车相撞，正是由于人们对于“女司机”长久以来的刻板偏见，在事件开始就先入为主地认为此次事故的发生是由于“女司机”驾驶不当，大众舆论把这次事故的遭遇当成众多交通事故的一个典型缩影，所以事件一经爆出，舆论的压力迅速倒向小轿车司机邝某某，以致于最后把轿车司机家属当做了不满情绪的宣泄口。
在新闻快餐时代，受众对于新闻标题的关注远大于新闻本身，有些自媒体一味地追求流量先行，不惜在新闻标题上大下功夫，用带有情感色彩的新闻框架来报道事件，不断煽动受众情绪，强制性引导受众思维发展，长久以往，当社会危机一旦爆发，观念便走在了理性之前。 （三）舆论主体的转变使得舆论更具有突
发性与动态性 “后真相时代”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呈现出了一种多元、可变的舆论生态环境，并且依靠时间上的优势打破了传统媒体对于议题的设置与把关，“把关人”变得愈加复杂。
当代社会信息的传播不再依赖以往的媒介基础与环境，越来越多的受众成为了传播者，受众在接受信息的同时，也在“加工”新的信息，这最终就导致信息的准确性和精确度越来越差，而舆论的主体则从事件本身转移到与事件相关联的次要事务上。舆论热点更迭频发，舆论主体不断转换，而舆论的话语权却往往在普通民众手中，传统媒体很难突破信息桎梏赢得发言权利。
三、“后真相时代”网络舆论的引导策略
（一）受众应打破“拟像世界”桎梏，媒体
应摒弃标签化报道在“后真相时代”，大多数人对于社会的认知是在媒介按照自己的意图创造出来的虚拟环境中取得的。人们对名牌的青睐，对山寨的厌恶，使得媒介在一定（它所能够操控的）范围里描绘了一个虚实结合的社会假象。媒介对新闻事件标签化、象征化的报道使得人们偏听偏信。在“后真相时代”，人们应打破媒介所创造的“拟像世界”，以公正、理智的态度对待事件以及事件中的人物，拒绝以道德为挡箭牌。同时媒体应发挥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对新闻的报道要提供可靠、准确的消息来源与数据，以清晰明确的语言传达信息。
（二）“后真相”語境下坚守新闻专业主义
真相的探寻往往是一个艰辛的过程，而信息的传播不仅是把现象进行传播，深层次的要求则是需要我们把最重要、最关键的信息进行传达。
新闻最基本的要求是及时，最重要的要求则是真实，坚持核实原则，真实为王。而恰恰“后真相”的典型特征则是情绪传播大于事实传播。在信息的传播中，信息本身的重要性让位于情绪的宣泄，真相的传播往往滞后于情绪的表达。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以新闻真实性为工作原则，在事件的报道及传播过程中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准确地传达事实本身。完善深度报道与连续报道的方式方法，以第三人称的角度全方位地表达新闻的5W要素，全面呈现出事实本身应该具有的原貌。
传统媒体在坚守自身信息传递原则的同时，不断提高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公信力与权威度，在追求事件真相的同时要多方斟酌，力求把最客观真实的信息第一时间传递给社会大众。自媒体要坚持“内容为王”的原则，要明确最终被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内容一定是具有高水准、内涵化的信息。因此，在信息传递中自媒体平台要做到把信息真实准确地转达给受众，不做情绪的渲染者与发泄者，坚决恪守新闻专业主义原则，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为社会秩序的良好发展贡献力量。
（三）加强网络空间治理与舆情监测，创
建和谐网络环境网络舆情监测是指在互联网大环境下，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智能信息化采集技术等对海量信息进行分类处理，对带有可能引发舆情的敏感因素以及虚假信息及时抓取并上报。通过这样的监测方式做好舆情的引导以及疏通工作，为重大社会危机的出现做好应急预案。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做好舆论引导工作，一定要把握好时、度、效”。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当今社会，网络舆情监测也应该不断变革理念，创新手段，使之不断成为杜绝虚假信息以及次生舆情发生的重要手段。当前我国所采用的监测手段大多依赖某一单一软件，或者采用“人工爬虫”的方式对信息进行实时监控，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网络环境与扩散化的信息裂变，这样的监测方式越来越显现出它的缺陷，如抓取信息不及时、对于动态视频的画面无法做好全面准确的监测等。因此，高层次的舆情监控人才以及更加可靠、智能化、信息化的舆情监控体系是当下有效引导舆情、平息舆论的重要技术利剑。
（四）加强公民网络素养，提升信息辨别
水平 “信我”时代到“秀我”时代的转变，从某个层面上看意味着信息时代的权力变更。当代社会的把关人不仅是专业的新闻记者和媒体，更多地也存在于普通公民中，这就要求民众在对待问题时要保持批判的态度和精神，学会区分真相与假象。
一旦有重大危机出现，受众往往选择第一时间表达态度或者观点，而对事件脉络则无法达到全面认知。因此，在重大社会议题面前，受众要做到理性参与，事件发生时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与理性的判断。在了解事件信息的前提下，客观公正地发表言论，避免过激言语。
其次，要提升自身对于信息的辨别能力。尤其在新媒体环境下，网络信息复杂多变，受众要对这种媒体环境有一个前提式的认知，对于网络环境的快速变化要有自己的判断，不要让自媒体或任何意见领袖随意影响自身对于信息的判断与理解。
四、结语
在“后真相时代”，需要政府机构守好信息舆论的主战场，传统媒体协同作战，自媒体及新媒体隐形协作。只有统筹好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关系，在新技术的革命冲击下，才能理性面对突发的社会重大议题，最终使得网络舆情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余沐芩.后真相时代下舆论特点及引导策略——以“江歌案”为例[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8（5）：106-110.
[2]李金梅.探析后真相时代的特征及其原因[J].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学报，2018（2）：73-76.
[3]胡泳.后真相与政治的未来[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24（4）：5-13+126.
[4]周卫忠，简梦芝.浅析“后真相”时代下网络群体极化现象——以“榆林产妇坠楼”事件为例[J].今传媒，2018，26（5）：49-50.
[责任编辑：武典]
关键词：“后真相时代”;网络舆论;非理性表达;“重庆公交坠江”事件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1）05-0067-03
2004年，美国传播学者拉尔夫·凯伊斯提出了“后真相时代”（Post-truth）的概念，认为人类不只是拥有真相和谎言，还有一大堆模棱两可的说辞，既不能算作真相，又不能归为谎言[1]。2010年，罗伯茨提出“后真相政治”（Post-truth politics）一词，把它看作是一种新的政治文化，认为“媒体报道、公众舆论与政策讨论完全脱钩”[2]。2016年“后真相”这一词汇跳出了政治学概念范畴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下的突出特征，即为“真相”变得不再重要或者处于次要位置，“客观事实在形成舆论方面影响较小，而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会产生更大的影响”的情形[3]。
新媒体时代，“人人拥有麦克风”，传播过程中信息“噪音”也不断增加，使得原本事实真相逐渐褪色甚至不再重要，更重要的则是在事件发展过程当中大众情绪的释放与宣泄，以及由此渐渐形成的社会舆论。这些重要因素成为了引导事件发展的“方向盘”，人们不再关注事件结果在何“目的地”，而是把目光放在了事件本身的发展趋势是否会与人们内心对事件发展的期待所接轨。2018年10月28日“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后的舆论发酵过程和对社会大众价值观的冲击，引发了学界、业界的极大关注。本文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探讨“后真相时代”网络舆论的引导策略，试图探索提高社会现代化治理、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一、“重庆公交坠江”事件始末及其“后真
相”的呈现 2018年10月28日，一辆载有数十人的重庆公交车由江南新区往北滨路行驶，当车行驶至万州长江二桥桥上时，与邝某某驾驶的由城区往江南新区行驶的小型轿车（车内只有驾驶人）相撞，造成公交车失控冲破护栏坠入长江，邝某某驾驶的小型轿车辆受损、驾驶人受伤的交通事故。事件发生后网络舆论迅速发酵，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以对邝某某所代表的“女司机”一类人以及邝某某本人的暴力讨伐为主要目的的谩骂声不绝于耳，网络舆论倾倒势地倒向了对小轿车司机个人的否定当中。在一系列的调查之后最终确认，事故是由于公交车上一名女乘客与司机的肢体冲突导致公交车方向盘不受控制，而后在与小轿车相撞后公交车最终坠入江中。在此事件之中，传统媒体、自媒体的报道与网络对邝某某所代表的女性的固定成见三者相互交织，形成了“后真相时代”的舆论生态现象。
自媒体技术呈现井喷式发展，公众的非理性化需求成为当代社会所深刻折射出的技术副产品。我们不能绝对的说，社会大众缺少独立判断的能力，但当对一类人群的固定成见系统确定之后，群体的注意力就会受到支持这一系统的事实所吸引，而对于和它相抵的事实则会视而不见。“后真相时代”下，事件本身事实的重要性远没有情绪宣泄来的过瘾，人们第一时间会不断寻求各类碎片化信息来满足自身好奇心的需要。在“重庆公交坠江”事件中，正是因为人们对于“女司機”固有的刻板印象根深蒂固，当这一固定成见系统已经在大众心中变得“心照不宣”时，一个偶然契机就可以让受众变得看起来具有相同的道德与价值观，这种假象则会使得事件的发展短时间内变得不可调控。对于逝去的公交乘客们的生命，大众选择第一时间抢占道德的至高点进行看似高尚的声讨，而忽略了最重要的事实因素，极端、冲动、偏执与专横的情绪埋葬了所有的怀疑精神与批判态度。
二、 “后真相时代”的网络舆论特点
（一）非理性判断跃然于理智之上
面对一则事件，人类在大部分情况下的指控都是无意识的，但这种无意识与人类理性思维中存在已久的情感几乎对等，而由于新技术的加持，各类自媒体、短视频以及新闻报道使得真假信息应接不暇，公民的素质差异，对传送信息的理解力也各不相同。以往大众所公认的、具有高素质、权威型的“意见领袖”逐渐下放，慢慢演变成为网络的“新意见领袖”。这些新技术所赋予新身份的舆论领导者不再是具有权威信息或者真实存在于某一个人的圈层中，这种状态最终则演变成了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拟崇拜”。在这种“虚拟崇拜”以及集体化的影响下，理性思维退居二线，主观判断变得越来越模糊。
（二）受众的刻板偏见短时间内极易引起
舆论爆炸 “刻板偏见”是指人们对某一类人或事物产生的比较固定、概括而笼统的看法，它会让我们在认知某个群体时忽视个体的差异，对个体做出不够客观的评价。“后真相时代”下的网络群体极化现象与受众的刻板偏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即使是错漏百出的一个谣言，只要切合网民的刻板印象，便能引起舆论爆炸[4]。
在“重庆公交坠江”事件中，最初的报道只是两车相撞，正是由于人们对于“女司机”长久以来的刻板偏见，在事件开始就先入为主地认为此次事故的发生是由于“女司机”驾驶不当，大众舆论把这次事故的遭遇当成众多交通事故的一个典型缩影，所以事件一经爆出，舆论的压力迅速倒向小轿车司机邝某某，以致于最后把轿车司机家属当做了不满情绪的宣泄口。
在新闻快餐时代，受众对于新闻标题的关注远大于新闻本身，有些自媒体一味地追求流量先行，不惜在新闻标题上大下功夫，用带有情感色彩的新闻框架来报道事件，不断煽动受众情绪，强制性引导受众思维发展，长久以往，当社会危机一旦爆发，观念便走在了理性之前。 （三）舆论主体的转变使得舆论更具有突
发性与动态性 “后真相时代”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呈现出了一种多元、可变的舆论生态环境，并且依靠时间上的优势打破了传统媒体对于议题的设置与把关，“把关人”变得愈加复杂。
当代社会信息的传播不再依赖以往的媒介基础与环境，越来越多的受众成为了传播者，受众在接受信息的同时，也在“加工”新的信息，这最终就导致信息的准确性和精确度越来越差，而舆论的主体则从事件本身转移到与事件相关联的次要事务上。舆论热点更迭频发，舆论主体不断转换，而舆论的话语权却往往在普通民众手中，传统媒体很难突破信息桎梏赢得发言权利。
三、“后真相时代”网络舆论的引导策略
（一）受众应打破“拟像世界”桎梏，媒体
应摒弃标签化报道在“后真相时代”，大多数人对于社会的认知是在媒介按照自己的意图创造出来的虚拟环境中取得的。人们对名牌的青睐，对山寨的厌恶，使得媒介在一定（它所能够操控的）范围里描绘了一个虚实结合的社会假象。媒介对新闻事件标签化、象征化的报道使得人们偏听偏信。在“后真相时代”，人们应打破媒介所创造的“拟像世界”，以公正、理智的态度对待事件以及事件中的人物，拒绝以道德为挡箭牌。同时媒体应发挥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对新闻的报道要提供可靠、准确的消息来源与数据，以清晰明确的语言传达信息。
（二）“后真相”語境下坚守新闻专业主义
真相的探寻往往是一个艰辛的过程，而信息的传播不仅是把现象进行传播，深层次的要求则是需要我们把最重要、最关键的信息进行传达。
新闻最基本的要求是及时，最重要的要求则是真实，坚持核实原则，真实为王。而恰恰“后真相”的典型特征则是情绪传播大于事实传播。在信息的传播中，信息本身的重要性让位于情绪的宣泄，真相的传播往往滞后于情绪的表达。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以新闻真实性为工作原则，在事件的报道及传播过程中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准确地传达事实本身。完善深度报道与连续报道的方式方法，以第三人称的角度全方位地表达新闻的5W要素，全面呈现出事实本身应该具有的原貌。
传统媒体在坚守自身信息传递原则的同时，不断提高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公信力与权威度，在追求事件真相的同时要多方斟酌，力求把最客观真实的信息第一时间传递给社会大众。自媒体要坚持“内容为王”的原则，要明确最终被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内容一定是具有高水准、内涵化的信息。因此，在信息传递中自媒体平台要做到把信息真实准确地转达给受众，不做情绪的渲染者与发泄者，坚决恪守新闻专业主义原则，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为社会秩序的良好发展贡献力量。
（三）加强网络空间治理与舆情监测，创
建和谐网络环境网络舆情监测是指在互联网大环境下，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智能信息化采集技术等对海量信息进行分类处理，对带有可能引发舆情的敏感因素以及虚假信息及时抓取并上报。通过这样的监测方式做好舆情的引导以及疏通工作，为重大社会危机的出现做好应急预案。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做好舆论引导工作，一定要把握好时、度、效”。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当今社会，网络舆情监测也应该不断变革理念，创新手段，使之不断成为杜绝虚假信息以及次生舆情发生的重要手段。当前我国所采用的监测手段大多依赖某一单一软件，或者采用“人工爬虫”的方式对信息进行实时监控，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网络环境与扩散化的信息裂变，这样的监测方式越来越显现出它的缺陷，如抓取信息不及时、对于动态视频的画面无法做好全面准确的监测等。因此，高层次的舆情监控人才以及更加可靠、智能化、信息化的舆情监控体系是当下有效引导舆情、平息舆论的重要技术利剑。
（四）加强公民网络素养，提升信息辨别
水平 “信我”时代到“秀我”时代的转变，从某个层面上看意味着信息时代的权力变更。当代社会的把关人不仅是专业的新闻记者和媒体，更多地也存在于普通公民中，这就要求民众在对待问题时要保持批判的态度和精神，学会区分真相与假象。
一旦有重大危机出现，受众往往选择第一时间表达态度或者观点，而对事件脉络则无法达到全面认知。因此，在重大社会议题面前，受众要做到理性参与，事件发生时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与理性的判断。在了解事件信息的前提下，客观公正地发表言论，避免过激言语。
其次，要提升自身对于信息的辨别能力。尤其在新媒体环境下，网络信息复杂多变，受众要对这种媒体环境有一个前提式的认知，对于网络环境的快速变化要有自己的判断，不要让自媒体或任何意见领袖随意影响自身对于信息的判断与理解。
四、结语
在“后真相时代”，需要政府机构守好信息舆论的主战场，传统媒体协同作战，自媒体及新媒体隐形协作。只有统筹好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关系，在新技术的革命冲击下，才能理性面对突发的社会重大议题，最终使得网络舆情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余沐芩.后真相时代下舆论特点及引导策略——以“江歌案”为例[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8（5）：106-110.
[2]李金梅.探析后真相时代的特征及其原因[J].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学报，2018（2）：73-76.
[3]胡泳.后真相与政治的未来[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24（4）：5-13+126.
[4]周卫忠，简梦芝.浅析“后真相”时代下网络群体极化现象——以“榆林产妇坠楼”事件为例[J].今传媒，2018，26（5）：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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