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人一辈子并没有小沈阳说得那么短暂,眼睛一闭不睁一辈子就过去了。我差不多过了半辈子,学说话时间也可久了,但至今都没学会。
　　我生下来就开始学说话了,咿咿呀呀吱哇乱叫,除了母亲能听懂那种“天籁之音”,别的人要想明白恐怕很难。因为那时想表达的,除了要吃要喝就是要拉要撒,不需要复杂的语言。
　　我在重庆一个遥远的小山村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那里民风相当淳朴,乡土味很浓。对一些粗话,我很快学会了,说得也很溜,现在有时说话不小心也会溜出来。上学后,老师也说这些话。那时,压根儿没想到有一天会走出大山,只要会说就行了,还能和乡亲们打成一片。
　　上大学后,从农村来到城市,突然觉得自己似乎是从远离文明的地方来的一样,被城市包围了。虽然大多都是老乡,但同学们说的话咋比我说的话顺耳多了?原来,他们不少来自于城市,文化程度要比我高出许多,于是便开始学城里人说话。慢慢地,乡村语言少了,书面语言在增加。
　　研究生毕业到北京求职,被某科学院看中。单位人事处长一个电话打到宿舍,我屁颠儿屁颠儿跑去接电话。一边跑一边琢磨,对方可是北京的,那得说普通话。从小学到中学,老师都没有正儿八经地教我说过普通话,即使到了大学,老师大多也是用四川话上课,我基本不会普通话。咋整?憋一下吧!拿起电话就听见对方说的是普通话,我也开始讲“普通话”,但对方总说听不懂我说的是什么。时值隆冬,我急得却是满头大汗。最后,人事处长明白我不会讲普通话,告诉我她也是四川人,让我就讲四川话好了。谁知我一着急四川话也不会讲了!心想这下子完蛋了,干脆就挂掉了电话。
　　来北京工作后,刚开始语言障碍相当的严重。我听得懂别人说话,但别人总说我讲的是“外语”。后来不少好心的同事就教我说普通话,尤其是我的一个办公室的女同事,相当热心。孰料她也不是地道的北京人,而是湖南来的,她的普通话湘音很重,以至于如今我说话别人还以为我是湖南人。
　　后来,我发觉我最大的问题还不是不会说普通话。我从小养成的诚实的本色,让我在工作中屡屡受挫,因为我爱实话实说,不少领导不喜欢,但也没人教我要怎么说话才合适,好长时间我很是郁闷。
　　因为我工作还算勤奋努力,领导在爱恨交加中犹犹豫豫地把我提拔了。提干后,一位当官的朋友把我叫去给我上课,他说我不会说普通话,有时更是不会说话。他一边学我说话的样子一边批评我,别人说话是用喉舌发音,有底气,有力量,而我说话是用舌尖儿嘴皮儿在说,让听者感觉不到分量,感受不到尊重。他还语重心长地低声耳语,要我从头开始,学会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我觉得朋友言之有理,打那以后,我也开始装模作样地学说官话,打官腔,但至今都不习惯。于是,我经常很无奈。看来,这学说话,说好话,可是一辈子的事。
　　(李淑珍摘自2009年12月27日
　　《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