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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走廊是指一定的民族群体长期沿着一定的自然环境，如河流或山脉，向外迁徙或流动的路线。
这个概念是由费孝通先生首先提出来的，也是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思想中的组成部分。
作为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民族交往融合通道区、连接不同民族的经济文化纽带，民族走廊对促进民族之间文明互动、文化交融和社会发展，增进国家认同和民族聚集力，增强中外经济文化互动交流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费孝通提出了中华民族聚导地是由六大板块和三大走廊（西北民族走廊、藏彝民族走廊、南岭民族走廊）构成的。
六大板块是北部草原区、东北高山森林区、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沿海区、中原区。而三大走廊则是六大板块的联结。
在费孝通看来，板块上的民族构成是相对稳定的，而民族走廊上的民族构成则具有相对的流动性，是“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研究民族走廊是打开中国民族之间关系的钥匙，是理解历史上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一条重要线索。
对历史上形成的三个民族走廊格局的形成过程、发展做出考察，有助于理解当今中国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现象。
三大民族走廊
藏彝民族走廊主要指今四川、云南、西藏三省（区）毗邻地区由一系列北南走向的山系与河流所构成的高山峡谷区域，亦即地理学上的横断山脉地区。
在这片区域中，现今居住着藏缅语族中的藏、彝、羌、傈僳、白、纳西、普米、独龙、怒、哈尼、景颇、拉祜等民族，而以藏缅语族的藏语支和彝语支的民族居多，故从民族学而言，称之为“藏彝走廊”。
西北民族走廊在费孝通看来是指从甘肃沿丝绸之路到新疆，秦永章等研究者又进一步指出，西北民族走廊还应包括与丝绸之路主干道呈“丁”字型的陇西走廊。
在这条走廊里，分布着土、撒拉、东乡、保安、裕固等民族。
他们与汉、藏、蒙古、回等民族散居在一起。西北民族走廊在宗教信仰上有藏传佛教、伊斯兰教、汉传佛教、道教等； 语言上有藏语、蒙古语、突厥语等，有的民族讲两种语言的情况也存在。
在南岭民族走廊生活的人不仅指今天生活在黔、桂、湘、粤、赣等交界处的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中壮傣语支的壮族、布依族，侗水语支的侗、水、仫佬、毛南等民族，苗瑶语族中的瑶、苗、畲等民族，而且还包括历史上由这条走廊南下、北上或东进的汉族、回族、彝族、仡佬族、满族等。
三大民族走廊的形成与发展
▲南岭民族走廊民族概况示意图
无论是南北走向还是东西走向的民族走廊，都有突出的走廊性质。
这种多民族共存的走廊特征，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基于自然的差别，因受制于地理、气候条件的影响，青藏高原、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和塔里木盆地承载了不同民族不同的生计方式，如农耕、游牧、半农半牧等，而西北民族走廊作为这几个板块的联结，起着沟通不同生计方式的作用，不同的生计方式需要交流与沟通，有着互补的性质，丝绸之路就具有这种互补沟通的鲜明作用，来自中原地区的丝绸、瓷器、青铜器，来自草原上的优质马匹，来自祁连山麓、昆仑山的玉石，来自中亚地方的香料等互通贸易，这是有着不同生计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自然需求。
有的是基于政府的有意或无意的推动。
如中原政权为抗击一些游牧部落的袭扰，或者为了扩充地盘，西汉时期在河西走廊上设置了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四个郡，并迁入汉族充实这些边塞设置。
而民族建立的政权在其强大时也会移民和迁徙其族人，以扩充实力，如汉代的匈奴推进到祁连山以北，唐代的吐蕃从南面推進到陇右、河西、安西四镇，元代、明代的蒙古从北方草原直接进入西域，同时深入到青藏高原。
在多重原因的推动下，民族走廊上各民族间形成了多样的、并存的民族文化。
这些民族文化有的具有鲜明的特性，如西北民族走廊上的伊斯兰教文化与藏传佛教文化，又如藏彝走廊上不同的民族语言，再如南岭民族走廊多样的社会组织形态。
同时，民族走廊上的民族又共享一些文化特征与生活习惯。
如西北民族走廊上的一些地方共享“花儿”演唱，又如这条走廊上多个民族共有伊斯兰教信仰，再如南岭民族走廊上畲族和部分瑶族共享的瓠传说和民族迁徙的神话故事等。
在一些民族相邻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民族文化身份模糊的现象。
这正是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结果。
民族走廊对于当今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启示
▲西北民族走廊区域示意图
首先，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一个自然的和历史的过程，要尊重民族发展的规律。
这里的“自然的过程”，既指这个过程的必然性，亦指自然的地理地貌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较大的影响。
对于“民族走廊”的“走廊”理解中，学界尚有不同的见解，有的学者强调民族走廊的地理特征；而有的学者对地理特征的强调稍显弱化和模糊化，同时强调文明中心以及政治经略与开发对于民族走廊形成的影响。
无论学者的倾向是强化还是弱化民族走廊的地理特征，特定的地理都是民族走廊研究中不可回避的方面。
山脉走向与江河冲刷、切割所形成的天然通道是不同民族生活于其间并且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提。
当今社会，在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的背景下，中国各民族成员的流动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频繁和常见，甚至成为今天的“新常态”。
地理环境对民族关系仍然起到一定的影响。
与民族走廊形成过程中民族的迁徙、变动不同，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少数民族人口大规模向东部和内地流动，内地人口向民族地区及不同民族之间大规模流动。
正如历史上民族走廊形成过程中的自然性和历史性一样，今日的民族的双向流动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关门主义”的态度及措施当然不可取。 这里的“历史的过程”，是指民族走廊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初始可以追溯到非常久远的新石器时代。
唐宋时期是民族走廊构造活跃、活动频繁的时代。
民族走廊上特殊的地形使得不同的民族既可以“依山水之便”又可以“据山水之险”，“依山水之便”即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中迁徙流动，“据山水之险”使得不同民族的文化在民族走廊上得以积淀和保存。
这个历史过程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是历史决定性与主体选择性、统一性与多样性、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
其次，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行政的推动，也有民间的自发，政府要有所为，而又有所不为。
民族走廊上民族间的交往和互动的动力源是多方面的。
民族走廊上的民族因为各种原因所引起的人口的流动与迁徙变动，民族构成相对较为频繁，因此，民族走廊多具有通道的性质，不同文化与特质的人类群体经常从民族走廊通过，这就了历史上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民族走廊上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也基于不同民族间的自然差异。
民族走廊所处的地区一般为山地类型，但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高山，这些走廊涵盖地区内有河谷、平地、台地、群山，这样的地型可以承载不同的生计方式。
比如藏彝走廊，无论是游牧的蒙古族，还是高原农牧业的藏族，抑或是山地耕作的彝族，都可以在同一个民族走廊区域内生存，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同决定了不同民族间必须有交往与交流，由此产生了藏彝走廊上的茶马互市、西北民族走廊上的丝绸之路等。
当然，在这些交往与交流中，中央王朝也会起一些助推作用，比如丝绸之路开辟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荡的社会形势与激烈的民族矛盾下，西域商人止步于河西走廊，隋朝完成对全国的统一后，隋炀帝于公元609年，西征侵扰河西走廊的吐谷浑并在张掖举行了外交与商贸盟会，连接中原与西方世界的丝绸之路再度畅通。
尽管民族走廊多因其远离当时政治和文化的中心而为“化外之地”，或为“徼外之地”，但在长期的发展中，中央王朝还是使民族走廊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再者，民族走廊上的和而不同、交而不融、且交且融等民族现象说明民族间的差别和多样是客观的和长期的存在，要包容多样，尊重差异。
我国的民族分布格局是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散居。
这种“插花式”的分布格局在三个民族走廊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比如藏彝民族走廊上就居住着藏族、彝族、羌族、拉祜族、白族、纳西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民族；西北民族走廊上则世居着汉族、藏族、回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裕固族等民族；南岭民族走廊上则居住着苗族、瑶族、侗族、壮族、汉族等民族。
民族走廊上的民族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与历史条件下保存了多样的文化特征，比如藏彝民族走廊上多样的语言，西北民族走廊上差异鲜明的宗教文化，南岭民族走廊上多样的风俗习惯、社会组织形态等。
这种多样性的文化特点在几千年的交往中形成和发展，这些差别和多样是一种客观性的存在，也具有长期的特征。
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大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交错散居、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互相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
所以，忽视、取消民族存在等办法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
民族走廊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也同样说明了这个问题。
民族走廊在中国历史几千年的发展中，经过各民族间各种形式的交流和接触，形成了和而不同、有和有同、交而不融、且交且融但又其乐融融的状态。
各民族在相处中基本上能做到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和谐状态。
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而不是要消灭这些差别和多样性，否则就脱离了实际，造成严重后果。
著名民族学者潘光旦指出：“我们祖国的历史是一部许多不同民族相互、交流、融合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从没有间断过地进行着，发展着。”
在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化、现代化的今天，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前所未有地深入，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顺应这个趋势是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要求，同时，也要明白，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也是一个长期的、自然的过程，要尊重民族发展的规律，从历史上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汲取對当今有益的启示。
这也是研究民族走廊的价值所在。
图文来源：中国民族报
这个概念是由费孝通先生首先提出来的，也是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思想中的组成部分。
作为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民族交往融合通道区、连接不同民族的经济文化纽带，民族走廊对促进民族之间文明互动、文化交融和社会发展，增进国家认同和民族聚集力，增强中外经济文化互动交流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费孝通提出了中华民族聚导地是由六大板块和三大走廊（西北民族走廊、藏彝民族走廊、南岭民族走廊）构成的。
六大板块是北部草原区、东北高山森林区、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沿海区、中原区。而三大走廊则是六大板块的联结。
在费孝通看来，板块上的民族构成是相对稳定的，而民族走廊上的民族构成则具有相对的流动性，是“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研究民族走廊是打开中国民族之间关系的钥匙，是理解历史上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一条重要线索。
对历史上形成的三个民族走廊格局的形成过程、发展做出考察，有助于理解当今中国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现象。
三大民族走廊
藏彝民族走廊主要指今四川、云南、西藏三省（区）毗邻地区由一系列北南走向的山系与河流所构成的高山峡谷区域，亦即地理学上的横断山脉地区。
在这片区域中，现今居住着藏缅语族中的藏、彝、羌、傈僳、白、纳西、普米、独龙、怒、哈尼、景颇、拉祜等民族，而以藏缅语族的藏语支和彝语支的民族居多，故从民族学而言，称之为“藏彝走廊”。
西北民族走廊在费孝通看来是指从甘肃沿丝绸之路到新疆，秦永章等研究者又进一步指出，西北民族走廊还应包括与丝绸之路主干道呈“丁”字型的陇西走廊。
在这条走廊里，分布着土、撒拉、东乡、保安、裕固等民族。
他们与汉、藏、蒙古、回等民族散居在一起。西北民族走廊在宗教信仰上有藏传佛教、伊斯兰教、汉传佛教、道教等； 语言上有藏语、蒙古语、突厥语等，有的民族讲两种语言的情况也存在。
在南岭民族走廊生活的人不仅指今天生活在黔、桂、湘、粤、赣等交界处的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中壮傣语支的壮族、布依族，侗水语支的侗、水、仫佬、毛南等民族，苗瑶语族中的瑶、苗、畲等民族，而且还包括历史上由这条走廊南下、北上或东进的汉族、回族、彝族、仡佬族、满族等。
三大民族走廊的形成与发展
▲南岭民族走廊民族概况示意图
无论是南北走向还是东西走向的民族走廊，都有突出的走廊性质。
这种多民族共存的走廊特征，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基于自然的差别，因受制于地理、气候条件的影响，青藏高原、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和塔里木盆地承载了不同民族不同的生计方式，如农耕、游牧、半农半牧等，而西北民族走廊作为这几个板块的联结，起着沟通不同生计方式的作用，不同的生计方式需要交流与沟通，有着互补的性质，丝绸之路就具有这种互补沟通的鲜明作用，来自中原地区的丝绸、瓷器、青铜器，来自草原上的优质马匹，来自祁连山麓、昆仑山的玉石，来自中亚地方的香料等互通贸易，这是有着不同生计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自然需求。
有的是基于政府的有意或无意的推动。
如中原政权为抗击一些游牧部落的袭扰，或者为了扩充地盘，西汉时期在河西走廊上设置了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四个郡，并迁入汉族充实这些边塞设置。
而民族建立的政权在其强大时也会移民和迁徙其族人，以扩充实力，如汉代的匈奴推进到祁连山以北，唐代的吐蕃从南面推進到陇右、河西、安西四镇，元代、明代的蒙古从北方草原直接进入西域，同时深入到青藏高原。
在多重原因的推动下，民族走廊上各民族间形成了多样的、并存的民族文化。
这些民族文化有的具有鲜明的特性，如西北民族走廊上的伊斯兰教文化与藏传佛教文化，又如藏彝走廊上不同的民族语言，再如南岭民族走廊多样的社会组织形态。
同时，民族走廊上的民族又共享一些文化特征与生活习惯。
如西北民族走廊上的一些地方共享“花儿”演唱，又如这条走廊上多个民族共有伊斯兰教信仰，再如南岭民族走廊上畲族和部分瑶族共享的瓠传说和民族迁徙的神话故事等。
在一些民族相邻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民族文化身份模糊的现象。
这正是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结果。
民族走廊对于当今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启示
▲西北民族走廊区域示意图
首先，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一个自然的和历史的过程，要尊重民族发展的规律。
这里的“自然的过程”，既指这个过程的必然性，亦指自然的地理地貌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较大的影响。
对于“民族走廊”的“走廊”理解中，学界尚有不同的见解，有的学者强调民族走廊的地理特征；而有的学者对地理特征的强调稍显弱化和模糊化，同时强调文明中心以及政治经略与开发对于民族走廊形成的影响。
无论学者的倾向是强化还是弱化民族走廊的地理特征，特定的地理都是民族走廊研究中不可回避的方面。
山脉走向与江河冲刷、切割所形成的天然通道是不同民族生活于其间并且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提。
当今社会，在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的背景下，中国各民族成员的流动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频繁和常见，甚至成为今天的“新常态”。
地理环境对民族关系仍然起到一定的影响。
与民族走廊形成过程中民族的迁徙、变动不同，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少数民族人口大规模向东部和内地流动，内地人口向民族地区及不同民族之间大规模流动。
正如历史上民族走廊形成过程中的自然性和历史性一样，今日的民族的双向流动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关门主义”的态度及措施当然不可取。 这里的“历史的过程”，是指民族走廊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初始可以追溯到非常久远的新石器时代。
唐宋时期是民族走廊构造活跃、活动频繁的时代。
民族走廊上特殊的地形使得不同的民族既可以“依山水之便”又可以“据山水之险”，“依山水之便”即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中迁徙流动，“据山水之险”使得不同民族的文化在民族走廊上得以积淀和保存。
这个历史过程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是历史决定性与主体选择性、统一性与多样性、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
其次，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行政的推动，也有民间的自发，政府要有所为，而又有所不为。
民族走廊上民族间的交往和互动的动力源是多方面的。
民族走廊上的民族因为各种原因所引起的人口的流动与迁徙变动，民族构成相对较为频繁，因此，民族走廊多具有通道的性质，不同文化与特质的人类群体经常从民族走廊通过，这就了历史上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民族走廊上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也基于不同民族间的自然差异。
民族走廊所处的地区一般为山地类型，但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高山，这些走廊涵盖地区内有河谷、平地、台地、群山，这样的地型可以承载不同的生计方式。
比如藏彝走廊，无论是游牧的蒙古族，还是高原农牧业的藏族，抑或是山地耕作的彝族，都可以在同一个民族走廊区域内生存，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同决定了不同民族间必须有交往与交流，由此产生了藏彝走廊上的茶马互市、西北民族走廊上的丝绸之路等。
当然，在这些交往与交流中，中央王朝也会起一些助推作用，比如丝绸之路开辟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荡的社会形势与激烈的民族矛盾下，西域商人止步于河西走廊，隋朝完成对全国的统一后，隋炀帝于公元609年，西征侵扰河西走廊的吐谷浑并在张掖举行了外交与商贸盟会，连接中原与西方世界的丝绸之路再度畅通。
尽管民族走廊多因其远离当时政治和文化的中心而为“化外之地”，或为“徼外之地”，但在长期的发展中，中央王朝还是使民族走廊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再者，民族走廊上的和而不同、交而不融、且交且融等民族现象说明民族间的差别和多样是客观的和长期的存在，要包容多样，尊重差异。
我国的民族分布格局是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散居。
这种“插花式”的分布格局在三个民族走廊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比如藏彝民族走廊上就居住着藏族、彝族、羌族、拉祜族、白族、纳西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民族；西北民族走廊上则世居着汉族、藏族、回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裕固族等民族；南岭民族走廊上则居住着苗族、瑶族、侗族、壮族、汉族等民族。
民族走廊上的民族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与历史条件下保存了多样的文化特征，比如藏彝民族走廊上多样的语言，西北民族走廊上差异鲜明的宗教文化，南岭民族走廊上多样的风俗习惯、社会组织形态等。
这种多样性的文化特点在几千年的交往中形成和发展，这些差别和多样是一种客观性的存在，也具有长期的特征。
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大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交错散居、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互相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
所以，忽视、取消民族存在等办法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
民族走廊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也同样说明了这个问题。
民族走廊在中国历史几千年的发展中，经过各民族间各种形式的交流和接触，形成了和而不同、有和有同、交而不融、且交且融但又其乐融融的状态。
各民族在相处中基本上能做到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和谐状态。
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而不是要消灭这些差别和多样性，否则就脱离了实际，造成严重后果。
著名民族学者潘光旦指出：“我们祖国的历史是一部许多不同民族相互、交流、融合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从没有间断过地进行着，发展着。”
在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化、现代化的今天，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前所未有地深入，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顺应这个趋势是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要求，同时，也要明白，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也是一个长期的、自然的过程，要尊重民族发展的规律，从历史上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汲取對当今有益的启示。
这也是研究民族走廊的价值所在。
图文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