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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花儿山歌是我国传统音乐的富矿，广泛流传于西北及西南地区的8个民族。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花儿曲令全集》是一部集花儿之大成者，展现出“花儿文化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全书历史资料翔实，曲目选材精当，分类排列方法合理，展现了光彩熠熠的花儿风采，不仅为原生态花儿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重要资源，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从地域文化学角度了解和探讨花儿的机会。
关键词：花儿；曲令全集；花儿文化区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08)02—0010—03
花儿山歌是我国传统音乐的富矿，是珍贵的口头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是一个孤立的歌种，而是有着强烈地域性的音乐文化。它流行于以甘肃、青海、宁夏为中心地区，播及新疆东北部、陕西西部、四川北部、西藏东北部的部分地区；汉、回、东乡、保安、撒拉、土、藏、裕固8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花儿。这些花儿既有着各自的特点，更有着这一广大流行地域的音乐共性和音乐基因，显示出鲜明的地域音乐文化面貌和文化价值。
一、展现“花儿文化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中国花儿曲令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所展示的就是这些光彩熠熠的花儿精品及地域音乐文化的风采。这本收录有360首花儿的《全集》是一部厚重之作，集花儿之大成者。全书历史资料翔实、曲目选材精当、分类排列方法合理，表现出编纂者严谨的科学的治学精神。他们对花儿这朵地域文化奇葩的热爱之情、自豪之情扑面而来，给我以强烈的感染。我要说，编纂者为花儿的传承做了一件好事，大好事。
花儿的地域文化风情及特色，体现的是花儿作为民间音乐重要部分在地域文化中的独特价值。广义来说，地域文化(或称区域文化)这门研究人类文化空间组合的地理人文学科，是以包括音乐在内的文化领域为研究对象的。而地域音乐文化的形成，是由特定地域的地理环境、人们喜爱的音乐语言及音乐行为活动方式所决定的。除了关注其自然地理环境外，还需从特定的旋律、音阶、唱词、演唱风格、民俗活动、文化传播诸方面做综合性的分析研究。
《全集》的编纂出版，为我们提供了—个从地域文化学角度了解和探讨花儿音乐的机会。花儿流行的地区，虽分别隶属于甘、青、宁、新、陕、川、藏7个不同的省级行政区划，但从空中俯瞰，这7个省区花儿流行的地区是连成一片的。各地的花儿音乐在这一广大地域内，形成了地域性的花儿文化。从类似的花儿文化生态环境及相似的音乐特征来说，这一广大地域也可以概称为“花儿文化区”。花儿流传的各省区，虽然在民风习俗、生活习惯、8个民族共用汉语一种语言演唱花儿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在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音乐语言及风格上却存在一定的差别。不同的花儿曲令在各地区、各民族传唱流行时，既存在旋律及音乐结构上的某些共性，又明显的有所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及民族韵昧。即使8个民族均使用汉语西北方言演唱，彼此无需翻译，但有的也常将民族语言的某些词语嵌入。其中，有的是正词用汉语唱、衬词用民族语言唱，这种将两种语言混合在一起演唱的花儿，称为“风搅雪”。有的则是把民族语言混于汉语歌词中，如藏族花儿“尕斯加饼饼泡肉汤，哇麻里搭茶心不孬担”，其中的“尕斯加”和“哇麻里”就是藏语音译词，意为“死面”和“铜锅”。各民族花儿与此类似的情况较为多见，由此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在花儿中保留各地的方言，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保留住了地域文化的特色，可以从一个层面诠释“花儿文化区”的多样性、丰富性。
二、体现地域音乐文化特征的花儿分类
以往，以省(自治区)行政区划来分类花儿的做法，既带来不少分类上的困难，也引起了许多有待探讨的理论问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编纂《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时便遇到了这一问题。当时是按省、自治区行政区划设立地方卷，这样做是为了便于省、自治区组织领导此项工作，无疑是一种现实可行的办法，但却不是最科学的分类法，也存在美中不足之处。实际上，花儿的流布及传播并不是按历代及现行行政区划的疆域进行的，而是跨地区、跨民族流行的。按省级行政区编纂，—是难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二是任何一个省卷都不可能反映花儿的全貌，必须读遍甘、青、宁等省(区)收有花儿的民歌集成卷，才能看到这一多元性共生的花儿音乐的“庐山真面目”。从这个角度看，《全集》将花儿作为一个自成体系的地域文化整体及甘、青、宁诸省(区)共享的音乐资源编纂成集，就避免了多头收编的上述遗憾。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养一方音乐文化。《全集》将花儿区分为河州型花儿和洮岷型花儿两大类，也是依地域的差异给音乐文化带来的差异的实际状况来处理的。传唱河州型花儿的民族最多、流行的地域也最广，遍布甘肃、青海、宁夏及新疆东北部、陕西宝鸡以西、四川北部的若尔盖一带和西藏东北部地区。而洮岷型花儿流传的地区则较小，主要流行于甘肃陇中西南部的康乐、临洮、卓尼、临潭、岷县、渭源等县。这两类子系统的花儿类型，蕴含着各自的地域音乐文化特征。
三、保护“花儿文化区”的原生态
通观《全集》，梳理分类花儿并不是本书的唯一目的，通过清晰呈现河州型花儿的各种地名令、族名令、花名令、人名令、衬名令，洮岷型花儿的蓬花山花儿、二郎山花儿，为广大花儿爱好者提供丰富的花儿资源，才是本书的初衷。
本书中的这些丰富的花儿音乐资源的收集来之不易，它是广大花儿歌手及各族音乐家坚持不懈努力积累的成果。《全集》收编的360首花儿是从多年来收集记录的3000余首花儿中遴选出来的精品之作，是一部跨省区、跨民族、经典性的花儿代表性作品的全集。从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花儿音乐是人类最富于原创性和基础性的音乐文化，是积累最深而开发得较晚的一片沃土。据本书主编、花儿音乐学者王沛考察，早在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循化志》就有一首河州花儿唱词记载，1940年出版有文学集《花儿集》，但花儿音乐曲调的记录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才第一次面世。最早见诸曲谱的是1943年由作曲家王云阶在青海采风时记录的撒拉族歌手哈图玛演唱的《山丹花》。
现代意义上的地域音乐文化研究在我国萌芽则更晚一些。20世纪80年代初，杨匡民先生提出了湖北民歌色彩区的概念，其后，由苗晶、乔建中撰写了《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他们是我国音乐界最早提出按地域文化进行音乐分类的学者。不过，当时他们是采用“近似色彩区”来表述的。所谓“近似色彩区”，就是他们通过分析、比较、归纳，找出了几个地方民歌的一些共同特点和相近似的风格特征，于是用“近似色彩区”将这些民歌划归为同 一类型的分类方法。我感到，从地域文化特征的角度来区分，可以将广大的花儿流行地区称为“花儿文化区”。这既隐含有“近似色彩民歌”的成分，亦具有文化地域划分的意义。“花儿文化区”正是在长期的音乐交流、人地交流的过程中形成的。考察花儿音乐与地理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深化对各地区、各民族花儿与地理空间的认识，了解花儿如何从甘、青、宁花儿中心向新、陕、川、藏周边地区辐射的缘由，也可以了解具有丰富共时性、历时性的花儿音乐的地理变迁，从而深入探讨河州型花儿与洮岷型花儿的异同之处。
特色是花儿音乐之魂，文化是花儿音乐特色之基。对于花儿来说，当前迫在眉睫的大事就是妥善保护“花儿文化区”，保护“花儿文化区”文化的原生态。“原生态”之词是从自然科学界的生态环境借鉴而来的。生态是指影响生物的性态和分布的环境条件，对不同生态特征的生物群落及其地理环境的合理开发、利用，需要对其自然环境进行维持和保护。自从我国开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以来，从事传统音乐研究及保护工作的有识之士，受到自然界保持相对稳定平衡生态的启示，感到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包括花儿在内的民歌等传统音乐也面临着生态失衡的危机，于是纷纷发出了要保护继续传承花儿等原生态民间音乐的呼吁。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甘、青、宁等省(区)也向国家申报将花儿列入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我作为受聘担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全国申报的民间音乐项目的评审工作，深感花儿是亟须抢救和保护的对象。在2006年6月lO日我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榜上有名的花儿会有莲花山花儿会、松鸣岩花儿会、七里寺花儿会、瞿昙寺花儿会、宁夏回族花儿会等8处。保护这些地域文化的原生态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花儿文化区”的广袤山野乡村，花儿不会散失，因为，它已经成为当地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只有在山野乡村这种广阔朴实的环境里，原生态花儿才能得到较好的保留和传承。
花儿为什么总是这样红?因为它有“花儿文化区”的滋润；花儿为什么总是这样鲜?因为它有如这本《全集》编纂者们这样关爱它的护“花”使者。辉煌的音乐文化，只有在尊重这些音乐文化的后辈手里才能继续传承和发扬光大。
为了保护好“花儿文化区”，保护好祖先留下的无价之宝，《全集》编纂者们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经过辛勤耕耘，完成了这本沉甸甸的《中国花儿曲令全集》。为文化、为音乐、为花儿，大家谢谢你们!
责任编辑：陈达波
关键词：花儿；曲令全集；花儿文化区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08)02—0010—03
花儿山歌是我国传统音乐的富矿，是珍贵的口头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是一个孤立的歌种，而是有着强烈地域性的音乐文化。它流行于以甘肃、青海、宁夏为中心地区，播及新疆东北部、陕西西部、四川北部、西藏东北部的部分地区；汉、回、东乡、保安、撒拉、土、藏、裕固8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花儿。这些花儿既有着各自的特点，更有着这一广大流行地域的音乐共性和音乐基因，显示出鲜明的地域音乐文化面貌和文化价值。
一、展现“花儿文化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中国花儿曲令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所展示的就是这些光彩熠熠的花儿精品及地域音乐文化的风采。这本收录有360首花儿的《全集》是一部厚重之作，集花儿之大成者。全书历史资料翔实、曲目选材精当、分类排列方法合理，表现出编纂者严谨的科学的治学精神。他们对花儿这朵地域文化奇葩的热爱之情、自豪之情扑面而来，给我以强烈的感染。我要说，编纂者为花儿的传承做了一件好事，大好事。
花儿的地域文化风情及特色，体现的是花儿作为民间音乐重要部分在地域文化中的独特价值。广义来说，地域文化(或称区域文化)这门研究人类文化空间组合的地理人文学科，是以包括音乐在内的文化领域为研究对象的。而地域音乐文化的形成，是由特定地域的地理环境、人们喜爱的音乐语言及音乐行为活动方式所决定的。除了关注其自然地理环境外，还需从特定的旋律、音阶、唱词、演唱风格、民俗活动、文化传播诸方面做综合性的分析研究。
《全集》的编纂出版，为我们提供了—个从地域文化学角度了解和探讨花儿音乐的机会。花儿流行的地区，虽分别隶属于甘、青、宁、新、陕、川、藏7个不同的省级行政区划，但从空中俯瞰，这7个省区花儿流行的地区是连成一片的。各地的花儿音乐在这一广大地域内，形成了地域性的花儿文化。从类似的花儿文化生态环境及相似的音乐特征来说，这一广大地域也可以概称为“花儿文化区”。花儿流传的各省区，虽然在民风习俗、生活习惯、8个民族共用汉语一种语言演唱花儿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在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音乐语言及风格上却存在一定的差别。不同的花儿曲令在各地区、各民族传唱流行时，既存在旋律及音乐结构上的某些共性，又明显的有所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及民族韵昧。即使8个民族均使用汉语西北方言演唱，彼此无需翻译，但有的也常将民族语言的某些词语嵌入。其中，有的是正词用汉语唱、衬词用民族语言唱，这种将两种语言混合在一起演唱的花儿，称为“风搅雪”。有的则是把民族语言混于汉语歌词中，如藏族花儿“尕斯加饼饼泡肉汤，哇麻里搭茶心不孬担”，其中的“尕斯加”和“哇麻里”就是藏语音译词，意为“死面”和“铜锅”。各民族花儿与此类似的情况较为多见，由此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在花儿中保留各地的方言，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保留住了地域文化的特色，可以从一个层面诠释“花儿文化区”的多样性、丰富性。
二、体现地域音乐文化特征的花儿分类
以往，以省(自治区)行政区划来分类花儿的做法，既带来不少分类上的困难，也引起了许多有待探讨的理论问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编纂《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时便遇到了这一问题。当时是按省、自治区行政区划设立地方卷，这样做是为了便于省、自治区组织领导此项工作，无疑是一种现实可行的办法，但却不是最科学的分类法，也存在美中不足之处。实际上，花儿的流布及传播并不是按历代及现行行政区划的疆域进行的，而是跨地区、跨民族流行的。按省级行政区编纂，—是难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二是任何一个省卷都不可能反映花儿的全貌，必须读遍甘、青、宁等省(区)收有花儿的民歌集成卷，才能看到这一多元性共生的花儿音乐的“庐山真面目”。从这个角度看，《全集》将花儿作为一个自成体系的地域文化整体及甘、青、宁诸省(区)共享的音乐资源编纂成集，就避免了多头收编的上述遗憾。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养一方音乐文化。《全集》将花儿区分为河州型花儿和洮岷型花儿两大类，也是依地域的差异给音乐文化带来的差异的实际状况来处理的。传唱河州型花儿的民族最多、流行的地域也最广，遍布甘肃、青海、宁夏及新疆东北部、陕西宝鸡以西、四川北部的若尔盖一带和西藏东北部地区。而洮岷型花儿流传的地区则较小，主要流行于甘肃陇中西南部的康乐、临洮、卓尼、临潭、岷县、渭源等县。这两类子系统的花儿类型，蕴含着各自的地域音乐文化特征。
三、保护“花儿文化区”的原生态
通观《全集》，梳理分类花儿并不是本书的唯一目的，通过清晰呈现河州型花儿的各种地名令、族名令、花名令、人名令、衬名令，洮岷型花儿的蓬花山花儿、二郎山花儿，为广大花儿爱好者提供丰富的花儿资源，才是本书的初衷。
本书中的这些丰富的花儿音乐资源的收集来之不易，它是广大花儿歌手及各族音乐家坚持不懈努力积累的成果。《全集》收编的360首花儿是从多年来收集记录的3000余首花儿中遴选出来的精品之作，是一部跨省区、跨民族、经典性的花儿代表性作品的全集。从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花儿音乐是人类最富于原创性和基础性的音乐文化，是积累最深而开发得较晚的一片沃土。据本书主编、花儿音乐学者王沛考察，早在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循化志》就有一首河州花儿唱词记载，1940年出版有文学集《花儿集》，但花儿音乐曲调的记录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才第一次面世。最早见诸曲谱的是1943年由作曲家王云阶在青海采风时记录的撒拉族歌手哈图玛演唱的《山丹花》。
现代意义上的地域音乐文化研究在我国萌芽则更晚一些。20世纪80年代初，杨匡民先生提出了湖北民歌色彩区的概念，其后，由苗晶、乔建中撰写了《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他们是我国音乐界最早提出按地域文化进行音乐分类的学者。不过，当时他们是采用“近似色彩区”来表述的。所谓“近似色彩区”，就是他们通过分析、比较、归纳，找出了几个地方民歌的一些共同特点和相近似的风格特征，于是用“近似色彩区”将这些民歌划归为同 一类型的分类方法。我感到，从地域文化特征的角度来区分，可以将广大的花儿流行地区称为“花儿文化区”。这既隐含有“近似色彩民歌”的成分，亦具有文化地域划分的意义。“花儿文化区”正是在长期的音乐交流、人地交流的过程中形成的。考察花儿音乐与地理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深化对各地区、各民族花儿与地理空间的认识，了解花儿如何从甘、青、宁花儿中心向新、陕、川、藏周边地区辐射的缘由，也可以了解具有丰富共时性、历时性的花儿音乐的地理变迁，从而深入探讨河州型花儿与洮岷型花儿的异同之处。
特色是花儿音乐之魂，文化是花儿音乐特色之基。对于花儿来说，当前迫在眉睫的大事就是妥善保护“花儿文化区”，保护“花儿文化区”文化的原生态。“原生态”之词是从自然科学界的生态环境借鉴而来的。生态是指影响生物的性态和分布的环境条件，对不同生态特征的生物群落及其地理环境的合理开发、利用，需要对其自然环境进行维持和保护。自从我国开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以来，从事传统音乐研究及保护工作的有识之士，受到自然界保持相对稳定平衡生态的启示，感到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包括花儿在内的民歌等传统音乐也面临着生态失衡的危机，于是纷纷发出了要保护继续传承花儿等原生态民间音乐的呼吁。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甘、青、宁等省(区)也向国家申报将花儿列入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我作为受聘担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全国申报的民间音乐项目的评审工作，深感花儿是亟须抢救和保护的对象。在2006年6月lO日我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榜上有名的花儿会有莲花山花儿会、松鸣岩花儿会、七里寺花儿会、瞿昙寺花儿会、宁夏回族花儿会等8处。保护这些地域文化的原生态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花儿文化区”的广袤山野乡村，花儿不会散失，因为，它已经成为当地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只有在山野乡村这种广阔朴实的环境里，原生态花儿才能得到较好的保留和传承。
花儿为什么总是这样红?因为它有“花儿文化区”的滋润；花儿为什么总是这样鲜?因为它有如这本《全集》编纂者们这样关爱它的护“花”使者。辉煌的音乐文化，只有在尊重这些音乐文化的后辈手里才能继续传承和发扬光大。
为了保护好“花儿文化区”，保护好祖先留下的无价之宝，《全集》编纂者们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经过辛勤耕耘，完成了这本沉甸甸的《中国花儿曲令全集》。为文化、为音乐、为花儿，大家谢谢你们!
责任编辑：陈达波